被財富衝垮的明帝國

1644年4月到6月，不可一世的龐然大物-——大明帝國轟然坍塌，紫禁城先後換了三任業主。大明的覆滅原因至今都爭論不已。筆者試圖從世界貿易和經濟的角度重新進行解讀。

商業文明伴隨著人類文明一起產生，中華文明也不例外，殷墟出土的文物，有南海玳瑁、新疆和田玉，顯然這些非本土的物品，只能靠貿易交換得來。

其後漢唐的繁榮，也與絲綢之路貿易有關。即使是孱弱的大宋失掉了陸上絲綢之路，但依靠海上絲綢之路也創造了輝煌，大宋每年過半的財政收入來自商業。至大明帝國，世界貿易走進了嶄新的時代。

現在的我們，有了阿里巴巴、京東等網路商業公司，它們的興旺離不開發達的物流運輸業，或者說是成千上萬的快遞小哥支撐起了網路商業。大明帝國時期的商業也不例外。

水運的發達，帶領大明商業進入了新的時代。水運有其不可比擬的優勢，至今也是最便宜、貨運量最大的物流形式。京杭大運河——大明帝國的黃金水道，為大明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尤其依託該水系的蘇滬杭地區（淘寶包郵區），至今仍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大運河畢竟是國內的物流線，它的貨運量畢竟有限，容量更大的大海頻頻向大明招手，大明統治者們卻蠻橫拒絕了，緊閉著大門。

彼時世界的造船業突飛猛進，跨洲遠航已經不成問題。為了突破阿拉伯世界的貿易壁壘，歐洲人不斷的探索未知世界，1492年（明弘治年間），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之後，達伽馬、麥哲倫等人開闢出多支航線，貫通了世界，把大明帝國也圈進了新的貿易體系中。

至17世紀初，探險者們開拓出了三條連接到中國的貿易通道，一是美洲走太平洋至呂宋再到中國的廣東福建（包括日本至中國的支線）；二是歐洲經馬六甲到廣東（主要是澳門）；三是沙皇俄國開闢的毛皮貿易通道，從歐洲經西伯利亞的恰克圖再走庫倫（烏蘭巴托）至張家口。順著這三條通道，巨量的財富如潮水而至。

（上圖：馬尼拉大帆船，明末時期滿載白銀或絲綢，頻繁往返於美洲與中國。）

16世紀中葉（大明嘉靖年間），日本和美洲儲藏量巨大的銀礦相繼被發現，開採出來的大量的貴金屬形成了巨大的購買力，中國產的絲綢、茶葉、瓷器成了世界商人追逐的商品。

大明帝國最後的50餘年間，往來的商人順著上述三條連接中國的通道完成的貿易，佔了世界貿易總量的1/2強，白銀瘋狂湧入，據測算有3億兩之巨，平均每年600萬兩白銀凈流入。

這個凈流入，真不是個小數目，要知道明帝國後期的年財政收入維持在2千萬兩白銀左右。而且這個流入，並不穩定，經常出現的小衝突以及貿易爭端，會時不時使流入暫停，故而巨量白銀大量湧入，時而斷流，進而造成急劇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對大明帝國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而這600萬兩白銀的貿易順差，最高統治者們並不掌握。自隆慶皇帝實行開放政策後，明帝國僅僅開了個門縫，廣東澳門之外開放了福建月港，其後泉州和漳州相繼開放，而查明帝國的關稅（市舶稅）記錄，這幾地的年關稅總收入僅6萬兩白銀的水平，按照大明20%的商業稅率推算，對應的外貿總額只有30萬兩，那麼其餘的未出現在官方記錄的大量的白銀，只可能從民間走私通道流入了。災難由此而生。

超量的時斷時續湧入的白銀，像驚濤駭浪一樣，衝擊著明帝國舊有的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秩序。明帝國的富商巨賈，其實是江南士紳集團的一部分，從商業渠道流入的白銀，基本入了江南士紳的腰包，農民——尤其是隔海千萬里的中西部小自耕農，被隔離在商業體系之外，成了待宰的羔羊。

惡性的通貨膨脹和緊縮周期來臨時，首先吞噬掉的是他們。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確立了以白銀貨幣代替上繳實物（糧食）和服勞役的賦役制度，當每一次糧食收穫季節，大量產出的糧食迅速貶值，為了繳稅，農民不得不賤賣自己的勞動所得，甚至把口糧賣出換取白銀，而當播種季節來臨，種子需求旺盛，糧價急漲，再加上飛漲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活難以為繼的自耕農們不得不求助於高利貸，抵押土地等資產換種子，顯而易見，破產成了他們唯一的歸宿。

而明後期人口劇增，現代學者估算當時人口已經超過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增長使明帝國不堪重負。而1627年（崇禎剛繼位之年）的旱災成了壓垮明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史載，起於陝西、山西和河南的旱災，最終蔓延至全國時間長達十幾年，平常2兩銀子的1石米飆漲至10兩甚至更貴，人相食！

1629年，餓急了的西北人李自成等人揭竿而起，成了明帝國的掘墓人。最可氣的是，為應付緊張的戰事，某次廷議準備再次增加軍餉的徵收，有大臣提議在富庶的江南地區多加稅，崇禎準備採納，但人數占絕對優勢、出身於江南的大臣們，義正言辭的駁斥這個提議，最終還是回到按土地攤派的徵稅政策老路，那些快要餓死的人哪能再搜刮出一文錢？後果可想而知，越是加稅，叛亂越多。

（上圖：李自成與張獻忠在湖北谷城密會，時李自成部隊幾乎被全殲，受張獻忠幫助東山再起。）

大明的滅亡，直接原因是超量貨幣泛濫引起的連鎖反應，是通貨膨脹導致的經濟和社會的崩潰，根本原因則是最高管理者思想觀念跟不上時代,長期漠視商業和商品經濟造成的惡果。

直接原因有二，首先是農耕文明政權存在的通病——限制商業。

農耕社會的統治者為社會安定必須保證糧食供應充足，他們不約而同的選擇把人力牢牢拴在土地上的政策來保證糧食穩產，而商業人口增加必然使農業人口減少，進而影響糧食產量，造成社會的不安定，因此限制商業，限制商業人口是保證糧食穩產的必要條件。

其次是僵化的價值觀，秦漢以降，中國歷代的統治者秉持外儒內法的策略，如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韓非子則把商人列入五蠹。統治者高舉道統的大旗，把商品經濟和其從業人員釘在了恥辱柱上。作為道統表率的官家人，怎麼能明目張胆的鼓勵商品經濟，豈不讓天下人恥笑？

因此，儒家統治者眼中沒有國際貿易，只有威加海內外，四方朝貢的體制，別人贈與的物品，我們成倍的恩賜回去。

所以，無論是我們北方的游牧民鄰居，還是隔海的日本、琉球等「蕞爾小國」，年年拿著不值錢的貢品，敲開門要求朝貢，依大明慣例，我們成倍的賞賜回去。

朝貢越來越頻繁，財政必然緊張，明帝國決定限制交往，降低頻次，如日本與大明，原本一年一度的朝貢，改為兩年一次，之後有時隔三五年甚至更長，最終爆發爭貢事件（讀者可自行查詢），嘉靖徹底關上了大門，倭寇從此成患。

明帝國對鄭和下西洋，更像是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揚明朝的威德，但一路耀武揚威和饋贈禮物的航行帶來的後果是"支費浩繁，庫藏為虛"，故而永樂帝死後，這種政治航海運動就被永遠的叫停了。

雖然大明政府實行關門政策，限制商貿往來。但民間已經開始了走私等深度交流活動。比如尼古拉·一官（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是貿易商的佼佼者，他在中國、日本、葡萄牙和荷蘭之間長袖善舞，既做貿易又合縱連橫，鼎盛時期有部眾3萬餘人，船隻千餘艘，凜然成為一個割據政權，掌握了台海的過往商船的收稅權。

除了稱霸的鄭芝龍，大明還有大批普通人往東南亞移民，如呂宋（菲律賓）1603年的第一次屠殺華商事件，就有2萬多華人喪命。

還有晉商，山西境內多山地，可耕地少、人口多，不甘於貧困的山西人多出門行商甚至走出國境，他們打通了張家口至庫倫的商貿通道，他們同樣進入東北，生意做得紅紅火火，1618年努爾哈赤攻下撫順，城內僅晉商有60餘戶。

而貿易的交流，又促進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達，江浙的絲綢業發達，很多農戶男耕女織，婦女的紡織收入甚至超過了丈夫的收入，在家庭佔主導地位，至今我們的江浙滬婦女在家庭中都有很高的地位。

又比如按照歐洲餐桌禮俗，禁止舉起湯碗盤喝湯，必須用歐式大湯匙，但是如果在普通的中國湯碗邊緣放一把歐式大湯匙，因為碗邊過高、重心不夠低，無法平衡湯匙手柄的重量，因此需要製造扁平的有很寬的邊沿的瓷盤盛湯，可以順利地放置大湯匙，歐洲的商人把需求告訴了大明的瓷器作坊主，這些作坊大量生產，經遙遠的海上運輸，端上了歐洲人的餐桌；荷蘭鬱金香熱炒之時，景德鎮的瓷器工人就會在瓷器上繪製鬱金香。

而所有的這些交流，大明統治者充耳不聞，他們還是沿著傳統的思路，把財政收入重點放在農業稅上，明中後期的財政收入2千萬兩白銀，商業稅只有3百萬兩，這其中主要還是鹽、茶和運河9個收費站的收入。隨著戰事加劇，財政難以為繼，入不敷出的崇禎找不到財源，只會找窮的叮噹響的農民要錢，實在可笑！

（上圖：寬邊沿的歐式湯盤，在明後期大量生產並在歐洲暢銷。）

站在世界史的角度回顧明亡歷史，更能認識到明帝國的統治者們是多麼的奇葩，他們手握一把好牌，卻打出了最爛的結果。

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是財富大爆炸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明帝國消失了，西班牙開始從巔峰走向沒落，而滿清和大英帝國則國運日隆。當時，明帝國、滿清、西班牙和大英帝國，都面對著幾乎相同的情況，只有明帝國應對最失策，下場也最慘。

我們可以對比同期的滿清與英國的統治者，在世界貿易格局中，他們並沒有佔得先機，反而處於劣勢，可以說並沒有拿到好牌，但他們更加務實，甚至是不擇手段，他們贏得了未來。

女真人長期在白山黑水之間生活，努爾哈赤的祖先屬於建州女真部，在大明和朝鮮邊境，由於自然條件艱苦，土地產出低，他們既漁獵又耕種，還屢屢受到大明和朝鮮地方官盤剝欺壓。雖然他們生存環境險惡，但老天爺也賜予他們寶貴的特產——山參、東珠和毛皮，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的財富大爆炸時代，給了他們紅利。

腰包鼓起來的明朝士紳階層，對東北的奢侈品趨之若鶩。成書於萬曆年間的《金瓶梅》很好的反應當時現實，書中多次提到士紳們身穿貂皮大衣招搖，而好的貂皮大衣值60兩銀子，由於當時沒有人工養殖的貂鼠，西門慶的貂皮大衣只能從東北人那裡採購而來。

另據《明神宗實錄》記載，建州女真的奴兒哈赤先後朝貢了七八次，如第一次「萬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衛女直夷人奴兒哈赤等一百八員進貢到京，宴賞如例。」

這個奴兒哈赤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作為部族首領，他注重貿易，利用明朝的朝貢制度，攫取了大量的財富。建政之後，努爾哈赤向西擴張，爭奪的目標就有邊貿口岸，撫順、開原等城市，皇太極爭奪張家口，也是看中了張家口的貿易口岸地位。重視貿易，為滿洲政權帶來了豐厚的資本，支撐起他們稱雄東北亞的事業。其後他們的勢力逐步擴張至蒙古草原，直至李自成滅掉大明以後，他們把握住了天賜良機，成功入主中原。

（上圖：綴滿東珠的皇冠以及身著東珠朝珠的雍正，東珠極難採集，多為王公貴族所配飾，史載努爾哈赤多次向明政府進貢。）

英格蘭的進步更加突出。伊麗莎白一世與萬曆同時代，與足不出戶的萬曆相比，她更有野心和智慧。她敏銳的意識到世界貿易能改變落後的英格蘭，就不顧一切帶領英格蘭融入世界貿易體系。

英政府的財政實力有限，無法直接派出大體量的商貿船隊出海貿易，她發現了民間資本的力量，創造性的實行授權制，壟斷海外地區的貿易，比如東印度公司，政府收費後授權這家公司壟斷在印度的所有貿易，從貿易中收稅漁利，其他還有摩洛哥公司、幾內亞公司等等，這些公司從事各種各樣（包括奴隸和鴉片）的貿易，給英帝國帶來了豐厚的利潤。

她還開啟了英帝國的海外殖民的探索，英國人的足跡首次踏入美洲。為了保證海外利益，抗衡西班牙的海軍，她大力發展海軍，不惜跟海盜合作（包括投資），於1588年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使英格蘭步入海上強國之列。在她的一系列重商政策驅動下，英格蘭迎來了黃金時代，之後更是率先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成為了日不落帝國。

（上圖：弗朗西斯·德雷克，著名海盜，被伊麗莎白一世授予勛爵，為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立下戰功。）

大明帝國像一棟屹立了200多年的搖搖欲墜的大廈，巨大的財富從天而降，大廈轟然倒塌。筆者行文至此，不禁掩卷嘆息，大明的統治者們很像別里科夫（契科夫小說《裝在套子里的人》的人物），不僅禁錮著自己，還把周圍所有人都禁錮起來，拒絕一切新文明和新事物，最終自取滅亡。

一個佔盡天時地利的王朝，一個有著遼闊海域的帝國，不可避免的滅亡了。明亡近四百年，現今我們站在一個嶄新的時代，更要吸取先人的教訓，不管個人、公司或國家，一味地閉門造車、固步自封，傲慢自大，遲早會被淘汰！

文章來源於有聽讀書投稿，作者：還月樓主；如涉及版權請告知，我們對文中觀點保持中立，僅供參考、交流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