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烈而混亂：大陸新興智庫「大躍進」

《鳳凰周刊》記者／王衍

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其所面臨的國內外情況複雜多變，中國高層需要更多合理有效政策建議的迫切性，被認為是中國官方加強智庫建設的現實背景。自2013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後，「智庫」（Think Tanks）這個西方舶來品，就漸漸脫離了陌生的神秘感，被大陸媒體廣泛提及並寫入中央文件。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

「去年我們統計的中國智庫大大小小總和有2000家」。作為這波智庫熱的產物，中國網於2013年9月專門開出智庫頻道，進行智庫跟蹤，其負責人張林每天的工作就是搜集和智庫有關的信息，參與智庫舉辦的活動，並逐一拜訪各大智庫。

中國網智庫頻道羅列的官方智庫種類繁多，不僅包括中央文件中提到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行政學院等，還羅列了國務院參事室這樣的中央直屬政策諮詢機構，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浦東幹部學院這樣的幹部培訓機構，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節能協會這樣的行業協會，以及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文化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外交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這種部委內部研究機構。

民間智庫則更加五花八門，包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這樣類似於美國民間智庫的類別，也有零點研究諮詢集團這樣的諮詢公司，新華社望智庫、人民網輿情分析室這樣的媒體智庫，甚至還有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中國金融40人論壇。

不同機構所統計的中國智庫數量也參差不齊。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課題組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13》，中國智庫的數量達426家，位居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而2014年中國網以及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所統計的中國大陸智庫數量則多達2000家左右。

2015年2月，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察哈爾學會主席韓方明曾在《聯合早報》撰文指出，「近兩年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不僅多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關注，智庫這一概念想不火都難。」「於是，便出現了『一哄而上做智庫，爭先恐後趕時髦』的趨勢」，以及某些「看似熱情卻多少帶有些『大躍進』味道的勢頭」。

熱烈而混亂的局面還不止於此，「有時候就一個所長帶兩個研究員，3個人就建一個智庫了。這樣到底算智庫么？」張林在進行智庫統計時確實發現，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智庫正在產生。

在此般瘋長的環境中，長勢最為迅猛的是民間智庫和高校智庫。但究竟有多少，目前並無權威統計。

國觀智庫負責人任力波向《鳳凰周刊》介紹說：「與我們同期成長起來的民間智庫，大概有兩百家。」國觀智庫是一家致力於發展企業政策和公共政策服務的民間智庫，成立於2013年3月，正是在這輪智庫熱潮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這些智庫有的以企業身份註冊，有的在民政部以社會組織身份註冊，有的雖為民間智庫，但還未脫離原來的事業單位。也因如此，目前中國民間智庫的形態和類別複雜多樣：有些雖名為「智庫」，但實則為諮詢公司，有些雖未掛名「智庫」，但卻也向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建議。

這些魚龍混雜的民間智庫以及部分高校智庫之所以發展顯性，是因為相比內斂的官方智庫，他們能更加開放地與媒體接觸和合作。「我覺得目前我們最應該學習國外智庫的，就是如何通過傳播手段擴大影響力。」致力於公共外交的察哈爾學會會長柯銀斌說，據他了解，美國排名第一的布魯金斯學會有1/3的人員和精力致力於發展「影響力」。

在這些機構的研究中，不乏針砭時弊、學術水平可靠的優秀成果，但也有部分媒體人向《鳳凰周刊》抱怨稱，部分民間智庫的活動水平不高，且內容重複，「有些專家就是在這個智庫講完，又把相同的內容在另一個智庫那兒講。」張林則將部分智庫的行為形容為「瘋狂」：「本來我們想逐個跟進這些智庫所舉辦的媒體活動，但是發現根本就跟不過來，每周都有好幾場智庫活動，實在太多了！」

「相比體制內智庫，我們的劣勢無外乎缺乏資金和不被政府重視。」不少民間智庫和高校智庫的負責人向《鳳凰周刊》坦言，「通過提高社會影響力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吸引企業和政府的關注，倒逼其為智庫發展增加馬力。」

相比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靈活多變、風生水起的熱鬧景象，大部分官方智庫顯得相對低調，被形容為「公開而隱秘的群體」。

在中國政府要求未來重點建設的50個高端智庫中，這些神秘而低調的官方智庫則首當其衝。據知情人士透露，首批的10個高端智庫名額已經確定，主要包括官方文件中所提到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家行政學院等。其他的高端智庫接下來每年都會進行評審。

在中國政府大力發展智庫的熱潮中，大部分體制內的智庫獲得了比往年更多的資金支持：例如，中國社科院2015年獲得18億元財政撥款；一些部委內部的智庫機構也增加了財政撥款或人員編製。

體制內智庫謀求升級的路徑之一是「聯合」，以期克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所稱的體制內智庫「分散、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和碎片化研究」等問題。

最近，圍繞一個重大政策聚集多個智庫共同研討的形式開始流行。據公開的媒體報道，今年4月在北京和上海分別舉行了「『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和「中國自由貿易區研究聯合智庫」。

不過部分與會智庫學者認為，這種形式只是剛剛開始，更多的是研究相關課題的智庫代表們歡聚一堂而已，還沒有更多關於整合和優化研究課題的方案。

高校智庫也成為官方力推的內容。此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學校內，早有優秀的高校智庫存在，一般集中在經濟、國情和國際政治領域，例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等，主要以知名學者各自牽頭興辦。

官本位制約智庫獨立性

在不少學者眼中，獨立性是一個智庫安身立命的根本，但這並不容易。「官本位是制約智庫獨立性的主要原因。」隆國強和上海大學智庫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於今在大陸媒體上如此指出。

這一點對於身為事業單位的體制內智庫更深有體會，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坦言：「中美智庫在功能上是一致的，但是路徑不同。如何處理好獨立、科學地為黨中央決策服務，始終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大問題。」

儘管不少體制內學者們正在努力，但是獨立、科學地發揮智庫作用和為中共中央決策建言獻策，要將這個天平稍稍拉平都著實不易。目前最為普遍的現實情況是，「很多體制內智庫已經習慣了為政府出台後的政策做合理化闡釋；而不是提出獨立立場的政策研究成果。」一位了解內情的智庫學者向《鳳凰周刊》透露，這樣的情況尤其發生在以理論研究為主的智庫機構。

「這關乎於頂層設計和整個體制改革，不是一兩個智庫機構可以改革的。」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所所長羅仲偉向《鳳凰周刊》介紹，包括社科院這樣的體制內智庫改革，在此前朱基時代也曾經有過設想，但是阻力重重，效果並不理想。在現階段，諸多學者認為並不會輕易開啟這個龐雜而沉重的閥門。

一份科學、客觀、獨立的政策研究報告誕生，需要高水平的智庫團隊調查撰寫，但這只是第一步。要使它發揮建言獻策作用的另一個關鍵，是它被決策者看到。在中國，智庫政策建議生效的唯一指標是被中國高層看到並做批示。

然而，究竟什麼樣的政策建議會被智庫呈報、通過何種途徑呈報、批示結果如何，這一切過程像中南海一樣，是一個外界無法窺探和被公開的秘密。中國政府在哪些問題上需要智庫的研究和政策建議、又採用了哪些被呈報的政策建議（即內參），外界也不得而知。

即使是很多體制內或半體制內（高校）的智庫研究人員，很多時候也因為不清楚政府需求的方向而感到迷茫。例如，隸屬於中國國安部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是研究水平較高的體制內政策研究型智庫，多位研究員私下都曾表示，在很多新政策提出之前，他們也不清楚為何會產生這樣的新政策，只能被動地對這些新政策內容進行研究擴充。為官方而生，卻與官方溝通困難，這是大多中國智庫需要面對的尷尬現實。

「在政府越來越需要更多智庫意見的時候，應該對研究課題進行公開招標。」面對上下不能互通的現實，柯銀斌對《鳳凰周刊》建議說。

這種市場經濟的操作模式雖也被寫入中央文件的要求，但實現起來仍有困難。

一位了解內情的觀察人士向《鳳凰周刊》介紹說，「中國智庫數量龐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方也摸不清楚哪家智庫研究水平高，值得信賴和依靠。」而聘請國外智庫出謀劃策又有可能被指責為「保密意識太差」，廣東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均有過類似的經歷。

【本文節選自2015年第17期總第546期《大陸新興智庫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