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最深的絕望，一定出現在十四世紀的歐洲……

從十四世紀中葉一直到十七世紀的三百年中，每一代歐洲人一生中，至少會碰到一次瘟疫爆發。現代挖掘的黑死病時期埋葬屍體的坑洞，發現屍體都是被橫七豎八地雜亂堆在一起，從他們扭曲的面部都可以看出臨死時的憤怒與絕望。

身邊隨時都有人倒斃，他們是自己的熟人、親友、伴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說不定自己哪天就會變成一具屍體，到處都是哭泣和死屍，這是一種怎樣的恐怖與絕望啊！

當時倒斃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其中一部分屍骨變成了人骨教堂的裝飾品。

這些排列成各種圖案的人骨，彷彿有一種奇異的死亡美學……

這種殘酷的絕望，深刻影響了幾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薄伽丘在《十日談》的序言部分中，對黑死病流行期間佛羅倫薩的冷峻無情的描寫，刻畫出滿目鮮血、痛苦、腫脹、死亡與群葬。

在數百年時間裡，死亡和腐朽成為藝術的主題，雕塑家拋棄了傳統墓葬建築中優雅的天使雕像，將衰朽的形象引入紀念雕塑中——腐爛的肉體、森森的骸骨，甚至還有被蛆蟲啃噬的內臟。

在文學作品中，中世紀早期的頌揚騎士與公主美好愛情的作品沒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恐怖的巫術，死亡和黑暗。

如果說當代宅男腐女醞釀出一種喪文化，14-15世紀的歐洲則瀰漫著一種垂死的文化。

宗教作品變成這副鬼樣：

安東尼·凡·戴克，《聖羅莎莉調解的巴勒莫》，1624鼠疫災區

直接描繪黑死病場景的《死亡的勝利》，則更是渲染了黑暗與恐懼：

與薄伽丘同時期的義大利文藝復興詩人、學者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義大利語：FrancescoPetrarca，1304年7月20日—1374年7月19日），在寫給他居住在義大利蒙紐斯修道院的弟弟的信中，描繪了他的恐懼心情。他的弟弟也是那所修道院35個修士中惟一一個瘟疫的倖存者。

信中寫到：

「我的弟弟！我親愛的弟弟！我的弟弟！儘管西塞羅在四百年前就用過這樣的開頭寫信，但是啊，我親愛的弟弟，我還能說什麼呢？我怎樣開頭？我又該在何處轉折？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悲傷，到處都是恐懼。

我親愛的兄弟，我寧願自己從來沒有來到這個世界，或至少讓我在這一可怕的瘟疫來臨之前死去。我們的後世子孫會相信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這一切嗎？沒有天庭的閃電，或是地獄的烈火，沒有戰爭或者任何可見的殺戮，但人們在迅速地死亡。有誰曾經見過或聽過這麼可怕的事情嗎？在任何一部史書中，你曾經讀到過這樣的記載嗎？人們四散逃竄，拋下自己的家園，到處是被遺棄的城市，已經沒有國家的概念，而到處都蔓延著一種恐懼、孤獨和絕望。

哦，是啊，人們還可以高唱祝你幸福。但是我想，只有那些沒有經歷過我們如今所見的這種凄慘狀況的人才會說出這種祝福。而我們後世的子孫們才可能以童話般的語言來敘述我們曾經歷過的一切。啊，是的，我們也許確實應該受這樣的懲罰，也許這種懲罰還應該更為可怕，但是難道我們的祖先就不應該受到這樣的懲罰嗎？但願我們的後代不會被贈予同樣的命運……」

彼特拉克：活著就是一種絕望

黑死病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使得歐洲人歇斯底里地要找出幕後的元兇。

在基督教世界，所有人都將瘟疫造成的恐怖歸結為上帝的憤怒，是人類的罪孽使得上帝降下他的懲罰，「上帝之鞭」的說法四處流行。神職人員組織大型宗教遊行活動。例如其中一次是這樣記載的：「有來自各種地方的約2000人參加了這些遊行，男人女人都有，大多赤足，穿著苦行衣或塗著灰，他們面目悲哀，涕淚縱橫，披頭散髮地行走，並殘酷地鞭打自己直到血流如注。」

然而這些近乎自虐的行為並不能得到上帝的寬恕，反而身上的傷口更加吸引老鼠和跳蚤的光顧，增加了患病的幾率。

哎，真是信教得永生，早死早超生！

既然無法贏得上帝的寬恕，他們又開始瘋狂地尋找其他原因。有些人歸咎於星宿的力量，有人歸結為女巫的巫術，有人歸罪於地震和煙霧，還有人認為是猶太人在水井裡下毒。在伊比利亞半島，則是穆斯林承擔了這個罪名。雖然也有人想到用遷移和隔離的手段控制瘟疫，卻從沒有人注意到真正的元兇是老鼠。

有些人自認為找到了原因，那麼總得做點什麼終止這場災難。

將瘟疫歸結為猶太人的基督徒，開始對猶太人展開大屠殺。

於是，倒霉的猶太人再一次躺槍。

在基督教世界中那些尚為猶太人留有一點生存餘地的地區，在瘟疫威脅之下苦苦支撐的猶太人，還必須面對暴怒的基督徒。在之前的歷史中，猶太人在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已經各種「花式躺槍」，境內的猶太人已經基本絕跡，因此本輪屠殺主要發生在德意志。

在斯特拉斯堡，僅1349年2月就殺死了2000名猶太人，而該地總共有1.6萬猶太人被殺；7月，法蘭克福的猶太人被殺光；8月，美因茨有1.2萬猶太人被活活燒死，科隆地區的猶太定居點被取締，居住的猶太人被消滅。此外還有更多的小型猶太定居點被搗毀。

黑死病在1348-1353年間一共造成了多少歐洲人死亡，無法得到準確的數字，後世一般估計約為2500萬左右，占當時歐洲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伯恩斯等人撰寫的《世界文明史》一書中，認為經過黑死病和戰爭、饑饉等災禍的打擊，西歐的人口在1300年至1450年間至少減少了一半，甚至會達到三分之二。

除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黑死病對經濟的摧殘也是顯而易見的：羊毛和糧食市場遭遇急劇衰退，勞動力匱乏，到處都是無主的荒地，大量村莊被遺棄——直到今天，我們還能在歐洲某些鄉村看到掩映在雜草叢中的村舍廢墟，那就是黑死病當年肆虐的痕迹。

肆虐歐洲長達三百年的黑死病後來是怎麼消失的呢，總結起來，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黑死病的載體——老鼠大批死亡，缺少傳播疾病的渠道。

黑死病傳播有一個特點：每年秋天是它爆發的高峰，因為那時是家鼠的生育季節，鼠蚤也隨之大肆繁殖；在冬天幾乎不發作，原因是嚙齒類動物在那時冬眠，鼠蚤也隨之休息幾個月。

鼠疫不僅對人類致命，對嚙齒類動物常常也是致命的，特別是對歐洲家鼠來說，它們也是第一次接觸這種致命的疾病，還沒有進化出抗體，染病後大量死亡。到了1350年以後，歐洲家鼠的數目銳減，到1351年已近乎絕跡。它們在生態鏈中所佔據的位置被穴居田鼠所取代，而後者不喜群居，密度較小，所以鼠蚤的數目也不至於爆炸性地增長，因此之後的黑死病流行都不如第一次那麼嚴重。

其次，隨著一輪一輪的黑死病，易感染人群大都被淘汰掉了，剩下的是對黑死病抵抗力較強的人群。

這場空前大瘟疫對於歐洲人的基因，起到了優勝劣汰的篩選作用。在當時就發現，有一些人無論怎樣也不會感染黑死病。有一位婦人在一星期內送走了丈夫和6個孩子，自己卻從未發病。村裡的掘墓人親手埋葬了幾百名死者，卻並未受這種致死率100%的疾病影響。在當時，這些不會患病的人有很大的可能被當作元兇殺死，但實際上他們只是單純的具有抵抗力而已。

科學家於1996年分析了瘟疫倖存者後代的DNA，發現約14%的人帶有一個特別的基因變異，稱為CCR5-△32。這個變異可以對免疫機制發生作用，除了對黑死病免疫之外，還能阻止HIV進入免疫細胞，使人能抵抗HIV感染。

直至今日，約十分之一的歐洲人天生對艾滋病具有抵抗力，這可能歸功於，他們的祖先是幾百年前那場著名瘟疫的倖存者。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隨著宗教改革的開展，人們不再聽信教會的蠱惑，養貓減少鼠患、公共衛生條件逐漸改善，隨著醫學的進展認識到了疾病感染和傳播的途徑，並採用相應的手段加以預防。多管齊下，鼠疫就逐漸在歐洲絕跡了。

英國歷史上最後一次黑死病大爆發是1665年。由於劍橋發生了瘟疫學校放假，一個名叫牛頓的劍橋學生回到鄉下住在舅父家裡。在那裡，他愛上了美麗、聰明、好學、富有思想的表妹。表妹也很喜歡這個學識淵博、卓見非凡的名牌大學生表哥。他們常常一起散步，牛頓喜歡即興發表長篇講話，他的講話內容又多是他正在學習和研究的問題。表妹雖聽不太懂，但她還是非常耐心地傾聽，心中對錶哥充滿了崇拜之情。

牛頓對錶妹充滿愛意，但是他生性靦腆，幾次想對她表白，話到嘴邊又咽到肚子里。有一天，他又一次和表妹在舅舅家的蘋果園裡散步，牛頓一邊跟表妹說話，一邊心裡在想著怎麼向表妹表白。突然，一隻蘋果從樹上落下來砸到地上發出的聲音，吸引了牛頓的注意。牛頓霎時陷入了沉思：為什麼這個蘋果會從樹上掉下來，而不是落到天上……

他想得是如此專心，甚至把身邊的表妹都忘記了。後來他回到劍橋大學後，廢寢忘食地沉浸到探索宇宙奧秘中去了，早已忘記了遠方的鄉村，還有一位美麗的少女在苦苦等著他。他的表妹苦候一陣未果，誤以為牛頓對她沒有興趣，便傷心地擇夫另嫁了。

這次沉思斷送了一樁美妙的姻緣（牛頓至死都是單身死宅男），但是卻開創了物理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要飛躍。

1666年，一把大火幾乎把倫敦燒成白地。黑死病的罪魁禍首老鼠基本都葬身火海，因此大瘟疫也就此結束。那個繼承自中世紀的骯髒、混亂的倫敦被清除了，人們可以重建一座嶄新的城市，重建後的倫敦市以石頭房子代替了原有木屋，個人衛生也得到改善，肆虐英國三百年的黑死病自此絕跡。

黑死病雖然對歐洲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但是從另一方面想，這也是一種觸底反彈。黑死病的大流行，對於歐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紀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漢語博大精深，「危機」一詞，道出了「危險與機遇並存」這一人生哲理。黑死病對於歐洲來說是超級危機，對歐洲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破壞，對歐洲進步的推動作用也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說，正是由於黑死病，才將歐洲拖出了中世紀的黑暗泥潭。

黑死病是歐洲走出中世紀黑暗的重要驅動力，是西歐近代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根源。

黑死病在極短的時間內促使價格體系重構，引發了商品經濟熱潮，促使英國毛紡織業發達、古騰堡印刷機出現、導致地理大發現……可以說，西方文明的歷史地位，以及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的樣子，都是因為距今六百五十年前，歐洲爆發的那場黑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