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失敗與李秀成剖因

　　軍事乃政治的延續，戰爭只是政治較量的最後格鬥，而政治較量的基礎又在經濟與文化，比拼的不僅是人力物力，更有綜合調配的管理能力與設計全盤的文化智力。應該說，無論從哪一方面來分析，太平軍最後的軍事失敗都是必然的。

　　一、政治上陳腐惡化

　　1851年金田舉事之初，政治設計上即無新意，「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不過是「均貧富」的老套套，雖能號召饑民於一時，卻無力支撐以長久。

　　太平天國運動早期創始人實為南王馮雲山，最艱苦最基礎長達七年的紫荊山傳教聚眾，均為馮雲山奔走策劃。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核心人物的加入，也是馮的功勞。包括最初的典章制度，亦由馮撰稿擬定。《李秀成自述》內云：「謀立創國者出南山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既有毅力又有能耐，極受信徒尊重，按說馮雲山完全可以自立，他之所以一再「讓賢」於四考秀才不售、「日售賭博」的洪秀全，乃是因為馮根據星相術，認為洪秀全「多異相」、「有王者風」，生辰八字當貴為「九五之尊」，而自己的面相卻不行，再四動員洪秀全參與其事。

　　1853年2月，五十萬太平軍自武昌夾江而下，水師萬艘，風帆蔽江，一路連克九江、安慶、蕪湖、太平，水陸兩師迅速發展，號稱百萬，最後攻佔南京。同年10月，林鳳翔、李開芳所率北伐軍長驅六省，抵達天津近郊，威震京畿，太平軍勢力達到頂點。然後就一路滑坡，不復振作。1856年9月洪楊內訌，成為太平軍的盛衰轉折點。1857年5月，石達開率十餘萬太平軍出走，後果更嚴重，血腥爭權的內訌不僅僅致使楊秀清部下兩萬精兵死得毫無意義，更暴露了太平天國政權的性質，不過「取而代之」更旗換號而已。洪秀全登基後娶八十八妃（遠比清帝多）、乘八十二人大轎（比清帝多一轎夫），「官轎出行軍民避不及當跪道旁」，「大員妻不止，無職之人只娶一妻」〔1〕。李鴻章後來攻下蘇州，驚嘆忠王府「神仙洞窟」。南京的天王府更是建制宏大，盡極奢侈：金碗、金筷、金浴盆、金馬桶、金夜壺，宮吏一千六百餘、宮女千餘……譜兒擺得比清帝清吏還大，革命性與正義性喪失殆盡。

　　政治上，太平軍集團管理層目光短淺，只知軍事之利，不知文化之力。在轄區內，太平軍焚燒文廟、劈孔子牌位，將江寧學宮改為「宰夫衙」——用來宰牛屠狗，「以狗血盡淋孔孟之頭」。對讀書人全無籠絡，蔑視所有傳統文化價值。舉事之初永安時期，參與核心決策的「先生」洪大全，「才識非常」，主張應行仁義、「擄七留三」（擄掠百姓財產控制在百分之七十以內）、爭取未跑官紳歸心助力、不贊成盡殺清軍降兵、不贊成反孔和將經籍投於糞坑。但這位「先生」很快不見容於東王，戴枷被囚，永安突圍時因戴刑具行動艱難，為清兵捕獲殺害。

　　太平軍政權雖也曾舉行鄉試，試題卻均為一些惡俗不堪的諛頌，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平定江南論」、「四海之內有東王」。考試中式比率很高，只要填滿考卷，未被發現什麼出格之處，便都給一不同等第。1854年湖北千餘應考者，錄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慶鄉試，潛山一縣便有八十四人中舉。所謂錄取，不過賞賜一些冠袍衣襖，然後游遊街，事情就算完了。武科尚得「回衙門聽候調用」，文科則哪來哪回，就跟沒考過一樣。有考取者久候無訊，跑去諮詢所服侍的某王，答覆是：「本為祝壽耳。若授職，爾等文人，能作何事?」原來天朝只是要讀書人表示歸順，聽聽歌頌，弘揚弘揚所謂洪氏教條，「本為祝壽」，給一空名，根本就沒有要讀書人參與其事的打算。如此捉弄讀書人，原本有所企盼的民心，自然四裂散去，並且反過來成為太平軍的阻抗力量。

　　尚未奪取全國政權，就這樣踢開了文化人，單極深信軍事武力，自然政權內部辦事效能日益低劣，官僚化腐敗化程度日益加劇。反過來，清廷鎮壓太平軍所倚重的力量，卻是曾、胡、左、李等高級文化官員。缺少了文化的粘合力量，政治上便喪失了向心力，這對強敵在側的太平軍集團來說，確實是致命的。曾國藩號召天下的《討粵匪檄》，主打的也是文化牌——嚴厲聲討太平軍對傳統文化的破壞：「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潘旭瀾先生認為：「這個文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讀書人先後投身到討伐的隊伍，也得到一些精通文墨乃至不識字民眾的同情和支持。」〔2〕

　　在幹部路線上，1856年內訌後，洪秀全曾發誓「永不封王」，然1859年3月13日族弟洪仁玕到南京，19日後即封干王。《李秀成自述》中說：「見其弟至，格外歡天，一時好樂，重愛其弟，到京未滿半月，封為軍師，號干王，降詔天下，要人悉歸其制。封過後，未見一謀。天王再而復思，又見各舊功臣久扶其國，心不忿意……」於是，天王啟禁，遂封陳玉成英王，再封李秀成忠王。

　　太平天國後期有二千七百餘王，之所以將爵位王位狂封濫授，除了使受封者感恩戴德效忠天朝，斷了他們投降清朝的政治後路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由於牢牢記取內訌教訓，謹防權力過於集中於外人，洪秀全利用廣封王爵裂權分治，以達到相互牽制之目的，屬於治術之一種。如封李秀成部將陳坤書為護王，就是為了削弱李秀成兵權，分制其勢。而這在軍事形勢日益危急的特別時期，卻尤其不利於最大限度地調動一切既有力量團結對外。連淮軍將領李鴻章都看出來：「增封多王，以間其黨，而內亂猜忌之萌，愈散漫不可制。」（《復彭雪琴侍郎》）

　　封王封爵過濫，終究是少數人獲利，多數人不服，人心日散，辦事日惰，國勢益衰。昭王黃文英云：「天朝的事，越做越壞。」李秀成總結道：

　　日封日多，封這有功之人，又思那個前勞之不服，故而盡亂封之，不問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有些銀兩者，欲為作樂者，用兩到部，而又保之。無功偷閑之人，各又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戎，人心之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然後封王俱為列王者，因此之來由也。

　　封王原本意在嘉獎功臣，即使受封者死命效忠，斷其政治後路，亦鼓勵未封者踴躍立功。然狂封濫號，適得其反，猶如飲鴆止渴，催亡喚死。如此淺顯的道理，天王洪秀全竟置不顧，可見太平天國難以成事。

　　二、轄地內生產崩潰

　　2003年第1期《社會科學》，周武先生撰文，人口史學專家根據太平天國前後《戶部清冊》所載戶口數，認為1851年至1864年中國人口銳減百分之四十，絕對損失數達一點六億；有學者將戰前人口數據與1911年宣統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認為太平天國戰爭給鄂、皖、贛、浙、蘇五省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至少達五千四百萬，如再考慮到湘、桂、閩、川等其他戰場的人口損失，那麼至少在一億以上，直接造成的過量死亡達七千萬。當然，在這場大悲劇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口死於清軍之手〔3〕。

　　1940年代，蔣夢麟在躲避日機的防空洞里寫就著名的《西潮》，說他童年親耳聽到一位木匠出身加入過太平軍的蔣氏族長，對太平軍搶掠殺戮煮吃人肉之事直認不諱，而且許多次還親身參加。《西潮》中寫道：「太平軍到了村子裡，村中曾經有幾所房子焚毀，留在村子裡的老弱有被活活燒死的。」〔4〕清軍是留頭不留髮，太平軍則是留髮不留頭。《西潮》中記載太平軍攻入某縣城，「許多腦袋連辮子一起落了地」〔5〕。「浙江於潛、昌化兩地，在洪秀全戰亂以後，土地沒有人種。因為太平軍到浙江來，是從於潛、昌化進來的，沿途的農民，被太平軍擄的擄、殺的殺，以致過了好幾十年，人口還是不夠，土地因此也都荒廢了。那時候政府想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就是以田地分配給犯罪的人作為刑罰。譬如一個人犯了罪，縣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罰你領二十畝地去。』這個鄉下人說：『大老爺!求求你開恩，給我領兩畝吧，我不要二十畝啊!』大老爺說：『那麼你拿十畝去!』」〔6〕胡適在《四十自述》中也不經意地帶出皖地農民對「長毛」的恐懼。

　　太平軍還出台了一系列極端化政策：隔離男女（包括夫妻），否則便是犯天條，「斬首不留」；焚古籍毀文物殺士子，掌上無繭者一律處死；不準開肆經商，金陵城裡居然不見店鋪；不得擁有私人財產，違者誅殺；普通軍民嚴禁煙酒、平時不得口角打架，不然便腦袋搬家……戰略上擺出明顯有違常識的姿勢，極端反理性與反文化，生生將天下士子統統驅趕到敵對陣營。

　　1863年（同治二年），曾國藩在《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中寫有：

　　徽、池、寧國等屬，黃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

　　徽州、池州、寧國均為太平軍領地。有清一朝，該地區最大一次人口銳減便是太平軍時期。江南一帶受害尤深。太平天國後期軍紀崩壞，李秀成也承認：「賊（自稱太平軍）不如官兵之處，官兵擄掠者誅，賊專以擄掠為生，失民心矣。」

　　《西潮》中說：「太平軍潰敗以後，南京破壞殆盡，而且始終不曾恢復舊觀。城內的廢墟、麥田、菜圃、果園比蓋了房子的街道還多。街道狹窄，路面高低不平，而且骯髒不堪，電燈昏暗如菜油燈。差個專人送封信往往比打電話還快。」從許多史料上都可以看出，太平軍對南京的破壞是毀滅性的，昔日雕樑畫棟、繁花似錦的六朝金粉勝景不再。

　　三、軍事上一誤再誤

　　1853年攻佔南京後，軍威聲勢大振之時，中途停下來建都享受，而不傾全力北伐清廷，僅遣偏師兩萬餘北上，以求完成「統一大業」，無論政治軍事角度，均為最大錯誤，暴露了太平軍領導層「小富即安」的小農意識。1856年內訌後，西線湘軍於年底攻陷武昌、漢陽；1858年5月19日，湘軍悍將李續賓陷九江，太平軍守將林啟容及一萬七千餘人戰死。東線清軍重建江南大營，1857年攻陷鎮江；1859年進逼雨花台，與江北大營隔江呼應，再圍天京。其後，英王陳玉成破清軍江北大營、奏三河之捷，忠王李秀成掃蕩浙江，二王攜手再破清軍江南大營、合力西征武漢，雖暫時緩和了天京周邊的軍事形勢，但戰略上仍處於各路清軍合圍之中，屏蔽天京的上游重鎮安慶始終難以解圍。1861年9月5日，清軍用地雷轟塌安慶西門城牆，是日城陷，守將葉芸來、吳定彩及將士萬人全部戰死。1862年5月，陳玉成被俘於壽州，6月4日被殺於河南延津。自此，天京上游屏障盡失，門戶洞開。

　　1862年春，湘軍挾攻克安慶之威，順江而下，進圍天京，水師系泊護城河，陸師逼駐西郊雨花台，形成七圍天京的戰略態勢。洪秀全拒絕李秀成等將領避鋒疲師之策，一再嚴令還在松江前線的李秀成撤圍上海，回軍援京。李秀成從松江前線回到蘇州，兩度召開軍事大會，5月11日與聽王陳炳文、慕王譚紹光、納王郜永寬、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及蔡、汪、吉等主將、劉天將等，6月25日再與補王莫仕蔡、襄王劉官芳、奉王古隆賢、堵王黃文金、來王陸順德、首王范汝增等聚議，遵照天王旨意，議定與侍王李世賢、護王陳坤書共十三王合兵，號稱六十萬，於8月20日至10月5日拚死環攻湘軍大營，圖解天京之圍。史書上稱此役為李秀成與曾國荃在南京城外惡戰四十餘日，然未達到戰役目的，曾國荃湘軍大營始終屹立，天京之圍終至不解。

　　從兵法角度，太平軍與洶洶而來的湘軍直接硬碰硬，顯為下策。以李秀成之才略，一望即知。李秀成指出敵人從長江拍岸直下，控制了整條長江，後勤補給便捷輕快，而此時太平軍無水師，難爭水道運輸線，陸途運兵運糧均甚艱難，故在戰略態勢上我勞彼逸，不宜正面爭鋒。為此，李秀成決定將蘇福省（即蘇南）米糧軍火盡量解回天京，以堅城牽制敵軍，待過兩年，敵軍久頓堅城之下，師老力疲兵無鬥志，一戰可平。湘軍將領、鄂撫胡林翼也警告進圍天京的曾國荃：「林翼之愚，謂從此東征之師，處處為堅城堅壘所阻，一年二年來求一戰而不可得也。賊情於近三四年凡遇名將強兵皆以此法制我。彼作活局，作守局，而能使我軍作困局，改為攻局圍局也。積日累月，情見勢絀，彼乃起而乘之，往事可鑒，伏望深思。」早在楚漢相爭之時，李左車告誡韓信：「屯兵城下，情見勢絀。」如湘軍被牽制于堅城之下，太平軍便可以集中主力攻其薄弱之處，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權，即根據自己意願選擇戰場與對手。《孫子兵法》有云：「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偏偏洪秀全急功近利，自作聰明，企圖以一戰而勝萬戰，嚴令李秀成從速率部與湘軍決戰，實乃棄活局而自墮困局，送上門去與湘軍進行他們求之不得的決戰。湘軍遠來，最求速戰；太平軍乃守勢，求在待機，洪秀全不懂兵法瞎指揮，棄長揚短。

　　羅爾綱評曰：李秀成對付曾國荃進犯天京的戰略，甚合孫子兵法，「實為當時最優良的對策，可惜天王不聽，遂使良謀碩算化為灰塵」。確定堅守孤城這一戰略方針後，儘管天京城厚壁堅實難啃咬，然城外曾國荃五萬湘軍倚靠長江水運有吃有喝有養有逸，慢火燉蹄，耐下性子與你打消耗戰，處於絕對的戰略優勢。1864年7月19日，天京久圍糧絕，全城僅剩三萬人，其中守城之兵萬餘人，真正能戰者不過三四千矣。是夜，垣塌城破，終於月沉星殞。雖說蘇州會議後天京仍然撐持了兩年余，然不可逆轉的敗因卻在那時就已栽種下了。與蔣介石當年不顧淮海戰場實際形勢，嚴令杜聿明棄堅城徐州而走，致使三個兵團二十餘萬大軍速遭殲滅一樣，七圍天京終致未解並最後城破旗倒，實為天王洪秀全一人之責。可見，有威無知的「領袖」將手直接伸到前線，取前敵司令而自代，大多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1863年底，天京被圍一年半余，形勢岌岌可危。李秀成勸奏洪秀全：「京城不能保守，曾妖（曾國藩）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無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洪秀全大怒，嚴責李秀成，不得已，李再跪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了。九帥（曾國荃）兵得爾雨花台，絕爾南門之道，門口不能爾行。得爾江東橋，絕爾西門，不能為用出入。得爾七瓮橋，今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絕門。京中人心不固，老小者多，戰兵無有，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婦女者多，食飯者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也。」應該說，這是實事求是的情況彙報。「讓城別走」實為沒有辦法的辦法，乃天京守軍與天朝君臣的唯一出路。

　　此時的洪秀全已不再是舉事初期的一介草民，既不願離開安樂窩，也已失去野戰能力。他神經質地怒斥李秀成：「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其實，勇王洪仁達無知無能，只會貪污不會正經，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根本拿不出什麼應對之策；幼西王蕭有和乃洪秀全外甥，十三歲一孩童，有何能耐?天京被圍整整一年半，城外湘軍蜂擁日夜環攻，城內糧盡援絕人心浮動，天朝危亡在即，如此關頭，作為最高決策者居然還自稱「鐵桶江山」、「萬國獨一真主」，迷信天命蔑視人事一至於此，實可謂不可與之語矣!天國之亡，亦在必然。

　　從心理學角度，洪氏與所有亡國之君實有相通之處，即自我迷信，幻想出現奇蹟——像前幾次天京解圍一樣。不過，這次情況徹底不同了。以前皖、浙在握，各路太平軍活躍其間，隨時可調集增援天京。此時，上游皖省早失，湘軍據有整條長江，五萬圍城湘軍得水運之輕捷，隨時可得糧草彈藥之接濟；下游蘇省亦失，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一一告失，連城外要塞雨花台都被湘軍佔去。浙西侍王李世賢、西北扶王陳得才雖仍領有數十萬太平軍，然因缺糧無法馳援。因此，天京成為名副其實的一座孤城，內無糧草外無援兵，陷入戰略絕境。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天王，這會兒還一個勁自我欺騙，且拒絕唯一出路，天朝眾臣與全城守軍自然只能成為其陪葬。

　　由於斷糧，天京雖城堅壁厚，卻已無兵禦敵。原有十數萬守城之眾，此時僅剩下二三萬人。據李秀成稱，城破之日，守城之兵不過萬餘，能戰之士僅三四千人耳。城破前數月，洪秀全自知奇蹟難現，與其被擒受辱而死，還不如早點自行了斷，多少還能保持一點天王尊嚴，亦可免遭擒後零剮之苦。因此，洪秀全借食「甜露」而自殺，實為真正死因，否則何以病而不治，拒絕服藥呢?1864年6月1日，不過五十歲的洪秀全「駕崩」，此時，距離城破僅四十九天矣，有學者認定洪秀全乃「頑而不固地服毒自殺」。

　　四、李秀成的總結

　　1864年7月3日，拱衛天京的最後要塞地保城失守，湘軍利用這座鐘山第三峰架設大炮百餘尊，日夜轟城。7月19日中午，湘軍用地道炸塌城牆二十餘丈，由缺口蜂擁入城。黃昏時分，天京城陷。三天後，忠王李秀成在方山被兩個農民所執，因爭奪李秀成攜帶財寶發生爭執，縛送清軍曾國荃大營。囚籠中臨終之候，由於曾國藩的史料意識，命他撰寫回憶錄，為這場運動留下了唯一的「親歷者資料」。李秀成於被殺前九天之內寫下聳動海內的《李秀成自述》。其中有關天朝敗因剖析甚值一視：

　　我天國壞者，一是李昭壽起，二是招得張樂行之害，三是廣東招來這幫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變，劉、古、賴三將楊輔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問政事，不嚴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壞由此等之人壞起，後壞民是陳坤書、洪春元之害。陳坤書是我部將，我有十萬眾與他，此人膽志可有，故而交重兵於他，後讒臣見我兵勢甚大，密奏天王加封其重爵，分我之權，故而自尊，不由我用，制其不能，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兩岸其害過之處所，我無不差官前去復安，給糧給種，招民給本兩而救民命。害民燒殺，實此等人害起也。前起義到此，並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實這等人害也。

　　李秀成雖將敗因之由首推李、張諸將及廣東兵的擾民害民，然「主不問政事，不嚴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壞由此等之人壞起……」短短數言，還是道出了太平軍失敗的根本之源，指明根子在上面。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便一直處於清軍的戰略包圍之中，軍事形勢從未根本好轉。就是天京本身也是岌岌可危，十多年裡遭到清軍六度合圍。全倚仗出現了東王、英王、忠王這樣中流砥柱式的將帥，這才六圍六解，數破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尤其後期，軍情日緊國勢日危，本應放手讓英王、忠王從全局出發調度兵馬，將既有軍政能量發揮到最大值。但洪秀全疑心重重，生怕東王故事重演，對資歷很低的李秀成分兵分權，防患於未然。李秀成說是讒臣之奏，這是為洪秀全遮醜，其實是洪秀全自己小雞肚腸。

　　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多次埋怨洪秀全，認為敗因在上：

　　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軍務政務不問，我在天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又被見疑，雲我有通報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當，封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悉到，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此時雖而受逼，我乃粵西之人，路隔千涯，而無門投處，我粵人未能散者實無。入，故而逼從。……我主實因德政未修，故而敗亡。

　　越寫到後來，李秀成氣頭越大，語辭之間也就越無掩藏：

　　六解京圍之後，並非主計，實眾臣愚忠而對天王。這班臣子，本是忠直賢良，不幸未逢明主，屈誤英雄。死去無數之好漢，誤死世民，實出吾主之過，不問賢良而用，信臣不專。我屢啟本力諫，與主力辨世理，萬不從容，故而今日之難。我自小為民不知，涌涌而來，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為了。人無天理，非是人倫，騎在虎背，不得下騎，父母失散，非我之願。……自六解京圍之後，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詔言有天不有人也。……自此六解京圍，亦未降詔勵獎戰臣，並未詔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俱是叫臣認實天情，自然昇平之局。

　　固積今日之患，國破實洪姓之自害此也。

　　國業將亡，天王萬不由人說。我自在天王殿下，與主面辨一切國情之後，天王深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達提理，各處要緊城門要隘之處，概是洪姓發人巡查管掌。我在京並未任合城之事。主任我專，政不能壞。我在京實因我母之念。見國中之勢如斯，外城池概失，日變多端，主不問國中軍民之事，深居宮內，永不出宮門，欲啟奏國中情節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說地，並不以國為事。

　　堡壘的瓦解總是始於內部之分裂。1856年洪楊內訌標誌著太平軍沒落的開始，直到最後洪秀全對李秀成的猜忌。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也提出防止「弱本強末」的政綱，即廣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重臣之權。這樣一個領導班子，又怎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呢?

　　李秀成於《自述》最後部分總結了天朝「十誤」：

　　一、誤國之首，東王令李開芳、林鳳祥掃北敗亡之大誤；二、誤因李開芳、林鳳祥掃北兵敗後，調丞相曾立昌、陳仕保、許十八去救，到臨清州之敗；三、誤因曾立昌等由臨清敗回，未能救李開芳、林鳳祥，封燕王秦日綱復帶兵去救，兵到舒城楊家店敗回；四、誤不應發林紹璋去湘潭，此時林紹璋在湘潭全軍敗盡；五、誤因東王、北王兩家相殺，此是大誤；六、誤翼王與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將合朝好文武將兵帶去，此誤至大。誤主不信外臣，用其長兄次兄為輔，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國而誤；七、誤主不問政事；八、誤封王太多，此之大誤；九、誤國不用賢才；十、誤立政無章。誤國誤命者，因十誤之由而起，而性命無涯。

　　「天朝十誤」基本概括了太平天國重大敗因：北伐失敗、禍起內訌、翼王出走、主不問政、濫封王爵、不用賢才、立政無章等等。但這一切的一切，全由人事而起，即李秀成在《忠王答辭手卷》（回答曾國藩提問）中總結道：「官兵多用讀書人，賊中無讀書人。」王元化先生通過研究也發現：「如今所流傳下來的清方記載，除官書文件外，均出於讀書人之手，而他們所寫的野史或筆記，幾乎毫無例外地對太平軍持反對態度。我以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不能簡單地用士人的反動階級立場來說明的。」〔7〕

　　其實，馬克思對太平軍亦有置評：「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與停滯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8〕

　　人決定事，人員素質決定了辦事質量。領導集團文化層次的整體低下，決定了太平天國不可能成大事。知識是一切的火車頭，這一現代理念在太平天國那裡自然亦得印驗。其興也勃，其亡自然也速。潘旭瀾先生評價洪秀全：「他沒有統一全國，絕非中國的不幸。本質上蒙昧主義，非文化、反人類進步潮流的君權加神權統治，只能對中國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極端嚴重的阻塞。」〔9〕

　　（羅爾綱：《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

　　注釋：

　　〔1〕〔2〕〔9〕潘旭瀾：《太平雜說》，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80、267、285～286頁。 　　〔3〕轉引自《報刊文摘》2003年1月29日，第2版「太平天國時期中國人口銳減」。 　　〔4〕〔5〕〔6〕蔣夢麟：《西潮·新潮》，嶽麓書社2000年版，第19、103、288頁。 　　〔7〕王元化：《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