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治史三書》 一位傳統學人的修養與治學

嚴耕望（左）、錢穆（中）和余英時（右）在一起。

《治史三書》

作者：嚴耕望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6月

《唐代交通圖考》

作者：嚴耕望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3月

嚴耕望對自己畢生追求的史學事業，要求「真實、充實、平實、密實」，他的《唐代交通圖考》，器局之大，功力之深，算得上是這一境界的典範之作。

《治史三書》是嚴耕望以治學心得為基礎，融合陳寅恪、傅斯年、錢穆等幾代史學大家的治史經驗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學方法論著作。錢穆在上個世紀曾勸勉這位弟子，「給青年們一些影響，否則他們都不懂學問應該怎麼做了！」嚴耕望修改舊稿，續撰新作，最終匯成《治史三書》。

書中既有《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的回憶結集，也有自道學史歷程的問答錄。談到治史經驗時，嚴耕望隨時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為後來人留下肯綮的入門指導。他始終致力於成為「一個堅強純凈的學術人」，面對上個世紀的動蕩而紛亂，葆有一位傳統學人的淡泊寧靜。

如果換個角度，這本單行結集出版的《治史三書》，恰恰是他由學問入生命、把全副生命交付學問的三個層次：治史的方法論之書；個人的學術自傳之書；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生命之書。

錢穆曾勸勉弟子嚴耕望，「給青年們一些影響，否則他們都不懂學問應該怎麼做了！」嚴耕望修改舊稿，續撰新作，最終匯成《治史三書》。

在同門余英時看來，「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於追求確實而穩定的知識，對於不易把握的抽象問題則不願涉足。」

治史入門

欲把金針度於人

史學家結合自身經驗，向後學傳授方法時，往往語言通俗，親切而實用。《治史三書》亦是如此。

嚴耕望說，「《治史經驗談》允當內篇，《治史答問》視續篇，都從問題入手，《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作為補篇，改以經歷說法，主輔互證，橫縱結合。」書中不僅包含了史學家應有的志業與修養，以及治史的原則與方法、史學論著的撰述體制、引文格式和注釋安排，還有治史必備知識技能，如目錄學與校勘學等細碎問題。既有嚴耕望幾十年來的研究心得，也涵蓋了史學研究的大小問題。

構建體系上，嚴耕望更傾向研究者「要空蕩蕩地毫無一點預先構想，完全憑一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個體系」，從史料搜羅和研究中，建立起一套看法和理論。這與清代樸學大師戴震的「空所依傍」與西方韋伯的「價值中立」大抵殊途同歸。在治史的觀摩與體悟中，他主張要大量地細讀好著作，體會作者探討問題的線索。例如，被問及「中國通史」入門導讀時，他建議以錢穆《國史大綱》為主，呂思勉幾部斷代史為輔，「前者是近乎『圓而神』的著作，後者是近乎『方以智』的著作」，他認為在這樣一經一緯的準備下，跨入史學之門，將會無往不可。

對於史學家，「專精」和「博通」兩種品質，哪一種更重要？清代時史學界就爭論不休，樸學和漢學兩個流派中尤為明顯，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說「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嚴耕望對此有他獨到的看法。他將其分為「專」、「精」、「博」、「通」四個層次——「專不一定能精，能精則一定有相當的專；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當的博。」嚴耕望提倡從博通出發，達到專精的至臻境界。這種博通，最典型的表現在斷代史的研究中，「研究一個時代或者朝代，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同時，在博通的視閾中，研究大範圍內的小問題，力求專精，才能「產生大而且精的成績」。他認為，初入史學大門，該對「中國幾部大的舊書能徹底地看，基礎以穩固，將來往任何方向發展，皆能得心應手，毫無窒礙」。所謂徹底地看，即從頭到尾的細讀精度，註疏和考證也不可放過。

嚴耕望用《孟子》中的「充實而有光輝」，形容史學論文該達到的水平。這是一種規模恢弘、組織嚴密、且有創穫的境界。他對自己畢生追求的史學事業，要求「真實、充實、平實、密實」，他的《唐代交通圖考》，器局之大，功力之深，算得上是這一境界的典範之作。

學術自傳

追求確實而穩定的知識

在二十世紀中國中古史領域，繼呂思勉、陳垣和陳寅恪等大師後，大陸可舉唐長孺和周一良為代表，台灣無疑嚴耕望是領軍。他沒有留下自傳，雖提及有日記和生活記錄，據聞也未保存下來。但在《治史三書》中，他隨時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除了親歷的人事，也對二十世紀史學家們有評述。可將此書看做他的學術自傳。

在《治史答問》中，他將自己的學史歷程中的重要事件與轉變契機娓然道來，以饗後學。他對歷史的興趣由《三國演義》激發，不過卻進而借字典強讀了《三國志》，而後遠涉其他史書，由此對歷史萌發了初步興趣。高中時，他廣泛閱覽一些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著作，在高中歷史老師李則剛的引導下初知治史門徑。1937年，在七七事變的硝煙中他考取了武漢大學歷史系，開始了系統的歷史學訓練。1941年，錢穆於武漢大學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導論」，成為嚴耕望的老師。錢穆對歷史制度和歷史地理的強調，影響著嚴耕望而後五十年的研究取向。

嚴耕望從小最擅長且最喜愛的算術一科，在同門余英時看來，深刻地影響著他的治史路徑。「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於追求確實而穩定的知識，對於不易把握的抽象問題則不願涉足。」某種角度上，嚴耕望的治史路徑像接近實驗的科學家，追求實證的歷史知識。縱觀一生的治學途轍，他較近於陳垣和呂思勉，稍遠於陳寅恪和錢穆。但他對史學四大家的優點則能兼收並攬。「他的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平實穩健尤似陳垣，有計劃而持之以恆則接武呂思勉。」余英時評價說。

淡泊與寂寞

傳統學人的執念

在很多場合，嚴耕望都不避諱談及清代治學傳統對自己的影響。無論是延續樸學的傳統考證史學，還是治學修身上的「儒道兼收」，在他身上，治學與一生的生命體驗緊密相連。他是一位中國傳統式學人，俗世中，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學問里，則恆定毅勇，有所追求。

確定以中古制度與歷史地理作為終身治學的兩大方向後，他一直勉勵自己，終身保持「有大志，有信心，有計劃」的生命狀態和學術節奏。出身於累世務農之家，他自幼年就對物質享受沒多大奢望，習慣「知足常樂」，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學術工作。「我常反省自己，覺得我非貪人，但對於學術工作卻很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當宏通，如此就不免隨時努力去做」。因這樣的學術志向，如何處理世俗生存、個人修養和治學三者的關係，就成為極其重要的問題。

嚴耕望認為，首要的是健強身體和健康心理。他不止一次扼腕嘆息，「我們這個時代的史學家群推陳寅恪先生為巨擘，以他天分之高，學養之深，語文工具之博備，誠為曠世難得之人才」。但陳寅恪一生未盡其才學。「我想陳寅恪先生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體太差，又是悲觀主義者，自不勝負荷其志願」。

第二個關鍵在於一心力、惜時光。心力和時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學問又是心力時光交織而成，故心力與時光愈能集中，成果愈大，對他這樣的學者來說，人生就是一切都浸潤在學術工作中，成為一個純凈的學術人。淡名利、戒浮躁。對外要開闊胸襟，迎接萬千；對內則當應慎戒執著，免得限於拘泥不化。他為自己擬定的治學原則與處事方法，縱貫了為學的幾十年。

他雖然自謙「才極平庸，尤弱記憶」，但他對學術工作能永恆堅持——「如果要說我對學術工作有一點小成就，主要是靠一個『恆』字訣。」他自述生平除了幼年時代有一段頑童生活之外，自十二三歲開始，就沒有一天離開書本，一心一意做學術研究。嚴耕望在哈佛做訪問學者時，正在撰寫《唐代交通圖考》，他從香港攜帶了無數筆記卡片。這些卡片自他的大學時代起未中斷，有些還寫在抗戰期間的糙紙上。這種記錄方法源自於清代小學傳統，也是他讀書功力的體現。這種日積月累的功夫最能體驗嚴耕望做學問時堅持的「恆德」。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樣將生命獻給學問的，把學問作為人生最終目的的，是一位流落在二十世紀下半期的傳統學人，在動蕩和紛擾的時代，活出了動人風景。

撰文/新京報特約記者 康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