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金：「大學」之名與中國近代大學起源考辨

▲蔡先金

作者：蔡先金，漢族，1965年生，江蘇宿遷人，中共黨員，博士，教授，2004年1月任濟南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山東省古典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山東省國際教育交流協會副會長，山東省高等教育管理科學研究會理事，山東孔子研究會理事，山東省行政管理學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2016年11月1日，任聊城大學黨委委員、黨委副書記、校長。

來源：《高等教育研究》2017年第01期

摘要：古代「大學」概念是對於所有古代高等教育機構及其制度的統稱，並不存在一個冠名為「大學」的實體機構。明代傳教士艾儒略首次將其作為西語「university」的漢語對譯詞，從此「大學」概念就開始具有西方「university」的含義，而「university」卻是東方原來沒有的新事物。晚清時期清政府起初興辦的「大學」，無論冠以何種名稱，都是欲仿照西學體制而建。按照近代「大學(university)」概念去理解，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應該是1895年清廷創辦的北洋大學堂，但也不能忽視1898年舉辦的京師大學堂在近代大學起源期的重要意義。至於教會大學中最早起始於1882年的登州文會館，由於教育主權問題，是不能作為中國近代大學起源來看待的。

關鍵詞：大學起源，中國近代大學，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教會大學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5ZDB065)；山東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點研究項目(15BZBJ11)

在眾多概念中，有的概念屬於關鍵性概念，既包含著歷史性的轉變潛力，又可能是人類思想變革的表徵，所以在我們認識與改變這個世界的過程中這些關鍵性概念就顯得尤為重要。「大學」這個概念就非同一般，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我們對它如此熟悉，幾乎誰都可以談論它，但是當對它進行深入思考與理解的時候卻又覺得有些陌生了，真的就會掉入南斯拉夫學者納伊曼所說的「大學對一切都進行研究而就是不研究它們自己」^[1]的指責中。當本土的「大學」語詞用作西學翻譯用語之後，「大學」概念自身的能指與所指或「名」與「實」之間的關係就出現了偏移，況且中西方所謂「大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同樣會產生歷史性的變化，如此看來，「大學」概念史可謂交織於歷時性與共時性、語言史與事件史之間。美國教育家克拉克·克爾在展望21世紀時認為「高等教育不能迴避歷史」^[2]，因為「未來是由歷史條件預先註定的」^[3]。我們現在研究與梳理大學概念演變與迻譯的過程，既可以說是當下有關大學研究的前提，也可以認為是探討中國近代大學起源的必要條件，因為有意或無意地模糊與混淆概念，就會越發遮蔽與歪曲歷史，進而攪亂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4]為了透徹地理解中國大學的真實來歷及中國大學歷史發展的邏輯，我們很有必要梳理與研究大學概念的演變過程以及中國近代大學起源的問題，因為這是我們理解中國大學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即使這種認識是有一定限度的。馬克斯·韋伯曾說：「唯有通過概念所進行的轉化之後，實在的知識方能出現。換言之，我們已知的真實，乃是通過概念抽象地重新建構起來的真實。，，^[5]筆者不揣譾陋，努力梳理大學概念的演變過程及意義，同時對中國近代大學的起源予以探析，力求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一、「大學」語詞原義及其指向的實體流變

中國古代名學歷來都講究名實互檢與循名責實，我們今天對待大學之名亦應該如此。加拿大學者許美德曾指出：「研究者在採用諸如大學、學院這些概念時，都有一種批判的意識，即這些概念的使用本身隱含著一種在特定環境下的極端利益的文化特徵，如果放棄對普遍性的探討和對形成確切定義的努力，一般的論述可能會導致無以對話的相對主義。」^[6]我們從歷史的角度認識大學概念所包含的具體內容可能更有利於我們對於大學的認識與理解。

從詞源學來說，「大學」一詞古已有之，主要有兩義：一是《禮記》的一個篇名，漢以降，有《大學》單本別行，其開宗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二是指古代的一種教育機構及其制度的統稱。《禮記·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大戴禮·保傅》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在漢語世界裡，以上二義一直並行不悖，不過「篇名」義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列，所以，古人即使大都以此義行世，現也姑且擱置不論。

古文獻中有一個籠統的集合性質的「大學」概念，其所指向的教育機構及其制度到底又是如何演變的呢？這需要我們作一個簡單的歷史性梳理方可明白。夏商周時期，學在官府，《禮記·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大學設置於官府之中，實質上為「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西周已設有較為完備的學校教育制度，大而言之，可分國學與鄉學兩類，而國學又分為大學與小學兩級，這種制度一直延用至晚清。西周天子所設大學有「五學」之稱，即中為辟雍，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南為成均，北為上庠。諸侯設立的稱為泮宮。漢初沒有固定的教育制度，至漢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始在長安設太學，為中央官學、最高學府，可稱之為大學；後地方陸續設立小學或中學性質的學校，聚、鄉分別設置序、庠，縣、道、邑設立校，郡國設學。^[7]太學教師稱博士，學生稱博士弟子或諸生或太學生，高峰時達萬餘人，教學內容主要是「孔子之術，六藝之文」。西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初立國子學，與太學並立，至晉惠帝元年(291年)規定五品官以上子弟許入國子學，六品官以下子弟入太學。隋朝初設國子寺，隋煬帝時改為國子監。唐設「六學二館」，六學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律、書、算，統屬於國子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具有大學性質，律、書、算具有專科性質；二館即門下省的弘文館、東宮崇文館，屬於大學性質的貴胄學校。唐代大學教育發達，外國學生紛至沓來。宋代教育制度仿效唐代，中央設立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屬於大學性質，統歸國子監管轄。明以後不設太學，只有國子監。明朝國子監創於明太祖建都南京之時，建校舍於雞鳴山。永樂十八年(1420年)，明遷都北京，設置京師國子監，於是明代國學有南北兩監之分(亦稱南北兩雍)。清因明之舊制，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學部，國子監遂廢止，正如當年光緒皇帝諭旨所言「國子監即古之成均，本系大學，所有該監事務，著即歸併學部」^[8]。1905年是古代大學制度改變的關鍵之年，科舉制廢止，新學堂興起，結果導致社會整個意識形態的解構與崩塌，乃至幾千年封建王朝制度的終結。世人曾作如此評價：「1905年是新舊中國的分水嶺。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必須把它(科舉廢除——筆者注)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轉折點。」^[9]

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大學」概念只存在於古人的學理層面，反而倒像是一個高度概括的抽象名詞。我們既可以說中國古代存在過一種所謂的本土古代大學教育機構及其制度，後人或可稱為古典的中國大學模式^[10]，也必須承認我們古代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所被冠名為「大學」的具體教育機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們只知有辟雍、泮宮、國子學、國子監、書院等名實俱在的具體教育機構及其制度，此乃毫無疑義。

二、「大學」語詞最初的迻譯及其概念變化

大學概念在歷史上曾經發生了一次變化，一次重要的轉化機遇就是將其用於西語的迻譯，從此大學就真正地具有了世界近現代大學的含義，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概念。最早將「大學」一詞與英文「university」一詞對譯的是明代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義大利人艾儒略(Julius Aleni)，他於天啟癸亥年(1623年)譯著了《職方外紀》和《西學凡》二書，其中《職方外紀卷二·歐邏巴總說》在介紹歐洲學制時說：「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其中「大學」就是對「university」一詞的迻譯。《西學凡》則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大學的教育分科體系，其中艾儒略把「哲學」譯為「理學」、「義理之大學」，《四庫全書提要》在介紹《西學凡》時則云：「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大學。」其實艾儒略介紹的西方教育體系對於當時的中國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11]，但是，中文「大學」一詞卻從此與西方「university」開始對譯了，令「大學」概念產生了語義變化，從此蘊含了西方近代大學教育機構及其制度的含義，遠已超出其原具有的本土之義，儘管其他傳教士後來還用書院等其他中文名詞去對譯「university」，卻沒有得到後世的普遍認可，結果只能是消逝在歷史的塵埃中。

「University」一詞源於拉丁文「universitas」。西方的大學誕生於歐洲中世紀，當時的拉丁語稱其為「universitas」。「universitas」一詞在12至14世紀是一個用得很普遍的詞，意為具有合法地位的團體組織，既可以是一個手工業行會，也可以是一個市政團體，最為接近的含義應該是「行會」，所以「它的確是一個中世紀的概念，並為我們了解為什麼它只能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提供了線索」。^[12]中世紀時主要有兩種學術行會：一種是以波隆尼亞大學模式為基礎的義大利大學，它是世俗的，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由學生聘用並付給薪水，可稱之為「學生的大學」；另一種是巴黎的比較正統的教會大學模式，教師管理學校，可稱之為「先生的大學」。後來「學生的大學」模式衰落了下去，而「先生的大學」模式卻長久不衰。西方「university」概念的內涵同樣是處於不斷地豐富發展過程之中，早已超出了起初的「學術行會」之義，亦大大有別於中國古代的「大學」概念。現在西方人視野中的「university」至少有如下幾個含義：

第一，大學是一筆豐富的歷史遺產。大學確實是歷史的產物，並且形成了影響人類的大學傳統。西方大學史專家海斯汀·拉斯達爾在一個世紀之前對歐洲大學的經典評價就是：歐洲的大學是中世紀人類精神活動的一個偉大遺產。^[13]許美德則認為：「就拿『大學』(university)這個詞來說，在歐洲和北美洲歷史文化發展進程中，已經賦予了它特定的形式和內容，蘊含著它在歐美文化背景下豐富的歷史遺產。但是，對於中國或其他一些東方國家說，『大學這個概念卻有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同的學術機構。」^[14]然而，「大學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會將各種新事物拒之門外；相反，它是時代的表現，是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15]。

第二，大學是一種高等教育機構及其制度。大學既是依據西方學科體系建立起來的學術組織，又是提供教學和研究條件的高等教育機構及其制度，重要的是其根本屬性是「知識的共同體」。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珀金曾指出：「古希臘的哲學學校並不像中世紀的大學。這種不同不在於享受自由程度的不同，而在於結構的上的差異。大學是一個學者團體，具有嚴密的組織、法人的性質、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記。」^[16]但是大學的發展也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

第三，大學是一套富有理念的價值體系。美國高等教育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認為：「大學是由相同的理念或理想，而非行政力量，所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17]大學主要奉行這樣幾項價值原則：一是自主與自治的原則；二是學術自由的原則；三是教與學自由的原則。以上的價值原則是在歐洲中世紀大學出現時就奠定了的，以後只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各個歷史階段重現生機而已，因為這些價值體系已經成為大學一項重要的精神與組織制度遺產。但是，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大學，因為「大學是民族靈魂的反映」^[18]。

第四，大學是一項特殊的國家資產。現在大學完全成為或者非常接近國家的一部分，丹尼爾·貝爾認為，大學是現代社會的「軸心機構」[19]，需要擔負起四項主要職能：傳播高深學問、擴大學問領域、運用其成果為公眾服務、文化傳承創新。所以，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前院長亨利·羅素夫斯基認為，大學「是一項特殊的國家資產」[20]，從某種程度來說，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最終表現為大學與大學之間的競爭。

當然，伴隨著明末清初及晚清第一波、第二波「西學東漸」的浪潮，西方高等教育始被導入中國。在將西方大學向中土介紹方面，傳教士中除了先驅者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西學凡》外，後來還有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Faber)1873年撰寫發表的《德國學校論略》，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1883年發表的《西學考略》，都為在中土傳播西方大學體系起到了應有的作用。艾儒略最初對於大學語詞的迻譯，有其翻譯的首功，但是當時在中土並沒有出現像他所描繪的那樣的大學實體，其大學之名也並沒有得到普遍使用而流行開來，以至於後來最早在中土誕生的大學起初都沒有冠以大學之名，反而湧現出許多其他別稱，如學堂、書院、公學、大學堂、大學校，即使到了晚清，傳教士也沒有使用大學之名。1882年丁韙良在考察七國高等教育基礎上撰寫的《西學考略》中同樣沒有使用大學之名，稱日本東京大學為「太學」，稱美國大學為「書院」，「論格致之學以楊湖金書院(霍普金斯大學——筆者注)為先，論律法之學以哥倫書院(哥倫比亞大學——筆者注)為最，至文藝各學諸臻美備莫如雅禮、哈法兩書院(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筆者注)」[21]。至於大學之名得到普遍使用還是相對較晚的事情了。

實質上，西方的「university」確實與中土的所謂國子學、國子監等教育機構是不同的，這是東西方不同的兩種教育制度體系，實在是不可等同看待。許美德認為：「在中國的傳統中既沒有自治權之說，也不存在學術自由的思想；同時，也沒有一處可以稱得上是大學(university)的高等教育機構。」[22]這一結論既符合歷史事實，又確實是比較中肯的，因為大學本質上就是一種高等教育制度安排，西方大學制度安排肯定不同於中土古代大學制度安排，這是毫無疑義的。當晚清朝廷廢除書院而興辦新式學堂、成立學部而取消國子監的時候，既是官方表明對於原有教育機構及其制度的廢止，又是民間對於新的教育體制的期望，所以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說中國近現代大學制度就是原有古代大學制度的延續或嫁接，即使原有的舊制度對於新事物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當然，當我們用中文「大學」去迻譯西語「university」時，在漢語言世界中「university」無疑就會打上中土的烙印，而中文「大學」也會具有歐西色彩。

三、西方傳教士在中土舉辦教會大學溯源

凡物皆有起源，且值得探究，以至於哲學中有個著名命題就是「你從哪裡來？」回答這一哲學追問也一直是哲學家的使命。西方大學也有一個值得探究與詮釋的起源問題。從大學誕生紀念意義的角度出發，公元1088年作為歐洲第一所世俗大學——波隆尼亞大學的建立時間，從此開始大學的歷史編年。其實，西方大學到底起源於何時？至今仍是一個謎。1888年，義大利為了舉辦規模宏大的大學周年紀念慶典，由著名詩人喬蘇埃·卡爾杜齊領導的一個委員會選定了1088年作為「傳統建校年」，並舉行了波隆尼亞大學800周年紀念慶典，其紀念意義和象徵意義要大於實際意義，所以大學史界稱之為「大學起源神話」。[23]但是，這恰恰肯定了波隆尼亞大學的出現是西方大學誕生時期的關鍵性事件，因為西方大學的產生是人類教育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恩格斯曾說：「因為有了大學，所以一般教育，即使還很壞，卻普及得多了。」[24]歐洲中世紀大學是人類黑暗時代萌生的一朵奇葩，在與教會、王室、世俗的各種頑強的鬥爭中嬌艷地盛開著。大學一旦誕生，就顯示出其卓越的特性，成了「唯一在歷史過程中始終保持其基本模式和社會功能與作用不變的機構」[25]。然而，世界近代第一所大學的「誕生日」竟然是一個「神話傳說」，這就給世人留下了更多想像的空間。中國近代大學起源同樣也是一個略微複雜的問題，而且還存在一些爭議，很值得我們去探究。

從歷史事實來看，在中土這塊土地上最早舉辦西式高等教育的是西方傳教士，其高等教育機構現統稱為教會大學。西方大學這一「舶來品」到底是何時在中土登岸的呢？這應該從古代和近代兩個不同階段來尋源。1571年，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學——聖保祿公學，然後於1594年升格為大學，並以聖保祿學院(俗稱「三巴寺」)為名註冊成立，至1762年按照葡國王唐約瑟的命令被解散，作為大學前後存續了168年。聖保祿學院不僅是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的第一所西式教會大學，而且還是整個遠東地區創辦最早的西式大學之一。也就是說，西式大學在中土出現的實體要比艾儒略迻譯的大學之名要早很多年，只是沒有使用大學來冠名而已。倘若按照現在的歷史分期法，聖保祿學院應該是屬於中國古代教會大學了。

鴉片戰爭之後，國門洞開。近代第一所教會大學，應是山東的登州文會館。1863年，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來到中國，於次年在登州創辦蒙養學堂，招收了6名家境貧寒的學生。當時，因為擔心學生家長迫於社會壓力提前讓學生退學，所以學堂要與他們簽約。1876年該學堂改名為登州文會館，具備了中學水平。1882年，美國紐約長老會總部正式批准登州文會館為大學。至此，中國大地上近代第一所教會大學出現了，並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大地上最好的大學之一，「登州文會館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的眾多『第一』可謂數不勝數——第一套全面、系統的自然科學課程，第一批通行全國的新式教科書，第一個使用阿拉伯數字等西方現代數學符號，第一個引進X射線理論知識，第一個使用發動機、亮起電燈、製造電子鐘，第一個使用白話文教學和寫作，第一個引進西方現代音樂聲學理論，第一首學堂樂歌，第一個發展學生自治組織，……」[26]。1904年，登州文會館正齋遷移濰縣，與英國浸禮會於1884年在青州創辦的廣德書院中的大學班合併，取兩校名的頭一個字，定中文名為「廣文學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1909年，廣文學堂的英文名「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改稱「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17年，正式向中國政府備案，改中文校名為齊魯大學(Cheeloo University)，在英語世界同時啟用「Cheeloo University」作為非正式校名，而其正式名稱仍舊沿用「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24年在中國註冊立案後，學校以「私立齊魯大學」作為校名，加拿大法律頒發的英文文憑上則使用「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University)」[「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齊魯大學)」]的名稱。19世紀中國教會大學還有一些，但是其舉辦時間都比登州文會館要晚，其起初的中文名稱同樣不稱為大學，如金陵大學的前身是1888年美國教會美以美會在南京成立的匯文書院(Nanking University)，嶺南大學的前身是1888年由美國基督教會在廣州創辦的格致書院。由此看來，中國近代第一所教會大學是1882年經美國紐約長老會總部正式批准的登州文會館，1917年始冠以中文「大學」之名，但是在英語世界卻經歷了一個從非正式到正式的過程。

教會大學的起源能否作為中國近代大學起源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教會大學是半殖民地的產物，表現出外國勢力對於中國教育主權的侵犯①；二是教會大學舉辦者與管理者是外國教會和傳教士，而不是中國組織和法人；三是教會大學批准舉辦機關不是中國政府，而是外國機構。如，登州文會館於1882年升格為大學的批准機關是美國紐約長老會總部。聖約翰大學堂於1905年在美國華盛頓取得正式註冊。金陵大學於1911年獲得美國紐約州教育局局長和紐約大學校長簽署的特別許可證，正式同意金陵大學在美國紐約教育局立案，得以享受「泰西凡大學應享之權利」，大學畢業文憑由紐約大學校董會簽發。關於中國教會大學在美國立案，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在1900年中華教育會第六屆會議上曾坦白地承認，「立案後的中國大學便變成為中國土地上的美國附屬學校」。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治外法權原則的擴充。到1917年，英國在華設立高等學校19所，美國設立14所，英美合辦9所，在校生共計9492人。由於教會大學具有「治外法權」，頒發文憑來自國外，清政府允許其自由開設，「亦毋庸立案」，更不會受到中國政府的制約，所以我們不能將教會大學作為中國近代大學的起源來看待，也不能同國人舉辦的近代大學相混淆。

然而，我們還應該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待教會大學的作用。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來看，西方教會學校在華「完成了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為本土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大學提供了示範性的借鑒。[27]教會大學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把西方現代大學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國本土，「給處於危機中的中國傳統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轉變的某種示範與啟迪」[28]，與幾千年來沿襲的官學、書院、科舉等傳統教育模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張百熙在《擬進學堂章程折》中坦言，學堂制度系「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國二千餘年舊制」。[29]總之，近代教會大學儘管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一個篇章，但是我們也不可無視其宗教性質與文化殖民的目的。

四、國人近代舉辦大學溯源

我們經常談到我國近代大學的起源，言下之意就是近代大學與古代大學是有分界的，或者說兩者不是一回事，否則我們就不會去尋求近代大學起源問題，而是拿夏商周時期說事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是清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以及啟民智、廢科舉、興新學之產物，與傳統的所謂大學教育是不同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罔顧事實而言它。

中國近代最早的官辦大學是北洋大學堂，緊接著就是京師大學堂，但都是誕生於風雨飄搖的清王朝晚期。面對強寇環伺的岌岌危局，光緒皇帝祈願能夠出現「中興」之局面，便下詔征「自強」「求治」之策。1895年，盛宣懷邀請中西書院院長美國人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共同草擬了《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上書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希望能奏請光緒皇帝開辦一所「天津中西學堂」。《擬設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也就成了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第一個大學章程，它對大學學制、招生辦法、規模、課程、經費和管理等做出了詳細的規定。盛宣懷籌設的這所學堂，雖名曰「中西學堂」，但其章程中所規定的課程內容均屬「西學」範疇，王文韶索性將其直接改為「西學學堂」，1895年9月30日(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向光緒皇帝上奏摺《津海關道盛宣懷創辦西學學堂稟明立案由》。兩天之後，1895年10月2日(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緒皇帝就在這份奏摺上作出了「該衙門知道，欽此」的硃批，然後又以軍事急件的形式，當日就送返天津。清廷同意開辦的批准日期為1895年10月2日(現在天津大學以其前身西學學堂的批准日10月2日作為校慶紀念日是準確又合理的)，而開辦日期為1895年10月18日(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30]至於該學堂之名，光緒皇帝御批的是西學學堂，此乃毫無疑義。然而，獲得御批之後，政府公告則是名為天津頭等學堂，與當年9月22日王文韶《天津頭等二等學堂批示》文相符合^[31]，時人卻稱之為北洋大學堂。據考證，「1895年11月8日，《直報》上刊登的一篇政府公告出現了『天津設立頭等二等大學堂』的表述。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刊登文章，並標有中文標題『北洋大學堂見聞』，文章結尾對盛宣懷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建起了一所西方式的大學表示了高度讚賞，並用中文再次明確標示了『北洋大學堂』的名稱」^[32]，實質上，1903年天津北洋西學學堂方才正式易名為北洋大學堂。^[33]1899年底，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頭班25名學生完成了四年的學業，經直隸總督考試合格後，成為中國人自己培養出來的第一屆大學本科畢業生。1900年初，當時年僅19歲的王寵惠，從北洋大學堂獲得了繪有蛟龍出海圖樣的「欽字第一號」「考憑」，堪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由中國政府頒發的第一張大學本科畢業文憑。中華民國教育部1912年1月19日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令「所有學堂，一律改為學校」，1912年北洋大學堂更名為北洋大學校，1913年又根據中華民國教育部令改稱國立北洋大學。1913年是中國高等教育機構冠名「大學」之正式開啟年，從此這一作為機構名稱的專有名詞開始行遍神州大地，「大學」之名指向了具體的機構之實，並真正以新的內涵與外延進入了中國概念史，可謂是「舊瓶裝新酒」。「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洋務派的盛宣懷創立的北洋西學學堂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中國政府行使教育主權在自己的國土上創辦的「國批官辦」大學，也可以說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近代大學，毫無疑義。

與北洋大學堂相比，京師大學堂就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國批國辦」的大學。由於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我們還是需要在此回溯其開辦之初的情形。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在第六次上書《應詔統籌全局折》中提出「自京師立大學」，2月15日(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鵬運奏請開辦京師大學堂，光緒皇帝當日詔諭：「京師大學堂，迭經臣工奏請，准其建立，現在亟須開辦，其詳細章程，著軍機大臣會同總理衙門，妥議具奏。」由此看來，按照通例，2月15日應是京師大學堂獲得「准許狀」的建校紀念日。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決定變法，而成立京師大學堂成為唯一寫進這一維新綱領性文獻「天字第一號」的變法項目，明確指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7月3日，總理衙門奏《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學堂章程折》，所奏擬之《京師大學堂章程》為梁啟超代總理衙門參考日本和西方學制起草，該章程明確規定，「各省學堂皆當歸大學堂統轄」，這就使其在充當「各省之表率」的「全國最高學府」角色的同時，還必須身兼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的職能，直到1905年學部成立為止。由此看來，京師大學堂創立之初身兼傳統的太學制度與現代的大學建置的雙重身份1898年8月5日和8月10日義大利和德國公使分別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干涉京師大學堂設置之事。8月26日管學大臣孫家鼐復總理衙門片稱：「查中國開設大學堂，乃中國內政，與通商事體不同，豈能比較一律。德國、意國大臣，似不應干預。，，^[34]由此可見，京師大學堂創辦過程中受到了外國勢力對我國教育主權的干預。12月31日，京師大學堂開學。後與教育行政管理職能分離，獨立成校。1912年5月3日，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大學校校長，嚴復為首任校長；分科大學監督改稱學長。5月24日，「北京大學校之關防」啟用。但是，私人已經稱北京大學校簡為北京大學了，5月15日，蔡元培參加北京大學校開學典禮並發表演說，稱北京大學校為大學，並言「大學為研究高深學問之地」。7月22日，校長嚴復向教育部寫了《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已稱北京大學。由此看來，「北京大學」冠名是由非正式開始的。1913年4月改稱國立北京大學，^②該月《中華教育界》第一卷第四期報道「北京大學第一次畢業」，社會媒體亦稱北京大學。近代教育機構「大學」冠名之初發生了「非正式」這一有趣的歷史現象，外國教會起初將「齊魯大學」作為非正式之名使用，而國辦的「北京大學」起初也是由個人作為非正式之名開始使用的，「大學」之冠名經歷了一個由非正式到正式的過程。

繼北洋西學學堂和京師大學堂興辦之後，清政府於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初宣布實行所謂「新政」，8月頒布「興學詔書」，「著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35]。是年，山東巡撫袁世凱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並獲准，11月16日在濟南濼源書院正式創辦了官立山東大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學堂，成為後來各省舉辦學堂的榜樣。1902年(壬寅年)第一次出現具有學校系統的「新教育」制度，稱為「壬寅學制」，1903年又推出了「癸卯學制」，制訂了「大學堂」「通儒院」作為最高學府。辛亥革命後，1912年10月24日，民國教育部頒布《大學令》，規定了大學教育方針和組織原則，改「高等學堂」為「大學預科」，「通儒院」為「大學院」，1913年當局又公布了《大學規程》，基本仿照西方的大學制度安排。許美德認為：「在這個新學制中所使用的術語也表明了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相互關係。使用『大學院』和『大學堂』這兩個術語，就充分說明了中國是想把西方的現代知識分類法納入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體系之中。」^[36]

五、結語

我們對「大學」概念演變作歷史性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交織於從古至今的歷時性與西方到東方的共時性轉化，這不僅是一個語言史研究的範疇，而且還是一個教育史研究的問題，只有認清了大學概念的前世今生，方才明白圍繞這個概念產生的所有糾纏。古代「大學」概念是對於所有古代高等教育機構及其制度的統稱，並不存在一個冠名為「大學」的實體機構。明代傳教士艾儒略首次將其作為西語「university」的漢語對譯詞，從此「大學」概念就開始具有西方「university」的含義，而「university」卻是東方原來沒有的新事物。所以我們應該在明確了「大學」概念轉化的前提下來探討中國近代大學之起源，此方為正途。晚清時期政府起初興辦的「大學」以及「新政」中推行的所謂「新學」，無論冠以何種名稱，是「大學堂」還是「大學校」，都是欲仿照西學體制而建，無怪胡適在《書院制史略》中說：「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是，就是光緒政變，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37]因此，按照近代「大學」概念去理解，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應該是1895年創辦的北洋大學堂，但是也不能忽視1898年舉辦的京師大學堂在近代大學起源期的重要意義。至於教會大學中最早起始於1882年的登州文會館，由於教育主權問題，是不能作為中國近代大學起源來看待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至此，我們應該是將近代大學起源中的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問題搞明白了，不再是一筆說不清楚的糊塗賬了。當然，最後我們還需要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轉換，「大學」的含義和目的可能會因時而異、因地而異。哈羅德·珀金曾指出，產生於歐洲12世紀的大學這種古老機構，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向世界各地的「移植」，「它依靠改變自己的形式和職能以適應當時當地的社會政治環境，同時通過保持自身的連貫性及使自己名實相符來保持自己的活力」。^[38]因此，在世界高等教育與中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的今天，在誰都談論大學的情形下，我們有權力與義務去詮釋與發展「大學」概念，並看清楚我們國家大學的來時路，然後按照大學辦學規律，辦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境界的大學教育，為世界提供可資借鑒的「中國大學模式」。

注釋：

①教育主權是國家自主處理對內、對外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包括教育立法權、教育行政權、教育司法權和教育發展權四個方面。

②北京大學官網一直認為1912年便使用現大學名，是不確切的，因為1912年冠名為「北京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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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蔡先金(1965—)，男，江蘇宿遷入，聊城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歷史學博士，從事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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