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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人」之死

「壞人」之死作者:童話一九六六年「紅八月」風潮快平息時,我從姐姐那裡得知了黃伯母的死訊,她的死在我意料中。我姐姐所在的中學接受了去黃伯母家抄家的任務,由於是熟人,姐姐就找理由悄悄迴避了。姐姐當時是神氣的紅衛兵,猛一看她酷似大名鼎鼎的宋彬彬。清瘦高挑,戴著樸素的白框眼鏡,穿著發白的軍裝,寬寬的皮帶束腰,烏黑的長辨子變成兩把短刷子在耳後顫顫的。她在文革前就由於黃伯母而與我的媽媽「決裂」了。「紅八月」時她和媽媽已經有一年沒有見面。黃伯母是協和醫院退休的理療科主任,她丈夫曾是國民黨官員,他們都留美歸國,算是我媽媽的朋友。我父母分手時母親一時找不到理想的住所,經黃伯母邀請,就帶著我們做了她的房客。黃伯母的住宅在東單,庭院深深,是座優雅的四合院。她騰出外院四間南房讓我們暫住。我父親一九六五年初從杭州調回北京,得知離婚妻帶孩子在那裡住,頓時勃然大怒。他找到我媽媽,破口大罵,「你這糊塗蟲!和國民黨同流合污,和美帝沆瀣一氣!我不能讓我的孩子住那個齷齪的地方!」父親又找我們談話,痛心疾首說明黃伯母夫婦是怎樣的壞人。我們完全相信父親的話,那個幽深的庭院儘管春天海棠盛開,椿芽滿樹;秋天紅棗掛枝,月桂飄香,可在我的眼裡確實是齷齪的地方,黃伯母夫婦也確實不是好人。他們生活得過於講究,黃伯母的丈夫因「共產黨給的工資太低」而在解放後一直不工作。我看見過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前來收購他家的古畫,他們出了天價而不能成交。我也看見過作為統戰對象的國民黨要員張治中一家來訪,同住一個衚衕只隔幾個門,就那麼幾步路卻還驅車而來。他們家的男賓西服革履,女賓珠光寶氣。那些人談天時,說著說著就變成洋文,你一句我一句得意洋洋。他們不是廊下聽雨,就是庭前賞花,一副吃飽了撐著的模樣。他們管勞動人民的工作叫「車夫」、「廚子」、「傭人」。我和姐姐有自己的名字,黃伯母卻叫我們「Amy」和「Deer」。他們掛耶穌像,過聖誕節,吃飯用刀叉,家裡還有一件歧視黑人的傢具。那是一個托著銀盤子的木製小黑人,喝咖啡時,他們就把小黑人立在跟前,在盤子上放咖啡具。他們家壞人的跡象實在太多了。我和姐姐自視為革命後代,在黃伯母面前行為很檢點,管住自己不對各種洋玩意兒顯出好奇。她唯一的兒子在清華上四年級時死於實驗事故,所以她常常把慈愛轉移,但是我們矜持地與她保持距離。一九六五年初姐姐終於沒有聲明就不再登媽媽家的門了,她當時不到十五歲。她的中學離黃伯母住宅太近,她再不願意在眾目睽睽下走進臭名昭著的院落。母親對姐姐的做法非常傷心,只好通過我了解她的生活情況,小心翼翼地讓我給姐姐送東西。為了看一眼我姐姐,母親常常在米市大街、東長安街一帶的路邊等待姐姐所在的鼓號隊經過。當姐姐敲著綴黃穗子的小鼓精神抖擻地走在隊伍里時,從來不曾想到媽媽的目光正落在她的身上。父親繼續做我的工作,棄暗投明對我有相當的誘惑。但是我可憐多病的媽媽,擔心採取決裂的行動她難以承受,我只是不斷懇求她快搬家。母親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底草率地找到前門外一處條件不好的房子,而她離開黃宅的抉擇恰恰使她在「紅八月」免於一死。「紅八月」里黃伯母那樣的人幾乎必死無疑。當紅衛兵湧進她的宅院時,她攔住他們問「憑的哪條哪款法律」,紅衛兵一下子怒火萬丈,揮著皮帶命令她在廊前下跪。她丈夫乖乖跪下,被她盛怒下踢了一腳,她挺著脖子喊「我是協和醫院戴大紅花退休的醫生,是自食其力的醫生!」紅衛兵一陣暴打把她摁倒在地,她還大喊「你們無法無天」。她是醫生,平日既會保養又懂得鍛煉,雖然六十多歲但身體相當健康,紅衛兵邊斗邊打折騰了小半夜,其實並沒有致命地傷著她。天明時她從住宅里溜了出來,滲血的衣服貼在後背上,她想去大華影院旁的德昌厚食品店照常喝牛奶吃點心,但是剛跨進食品店就被巡邏的紅衛兵發現,追來的紅衛兵也趕到了,他們把她拖了出去。紅衛兵們一面打她一面向過路行人宣傳她是怎樣的壞人,於是過路行人也有上手打的。她就這樣死於米市大街路邊。姐姐向我敘述完壞人之死,我們倆長時間沉默。後來,她忽然說:「紅八月以來我沒有打過人,你相信嗎?」望著她的裝束,我難以正面回答。我只說:「我求你不要打人,我真害怕。」壞人死了。過了沒有半個月,我的與「壞人」勢不兩立的父親脖子上也掛了牌子挨上了斗,再後來他居然身陷囹圄長達七年。他是金洲灣貧苦漁民的兒子,曾經是日本鬼子懸賞捉拿的通緝犯,曾經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階下囚;他曾經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曾經在開國時為破獲李安東、山口隆一的間諜案立功……他是那樣重視他的革命氣節,連妻子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資產階級社會關係」都不能遷就;他是那樣注意教育子女,讓他們立場堅定愛憎分明,時刻明白自己身體里流動著紅色的血液,他怎麼會是壞人呢?(註:黃伯母的實名是黃厚普,當年住宅地址:東單新開路三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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