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劉文典

文/帥彥

「……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 」

這是30年代清華學生對教授劉文典的印象。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氣宇軒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確乎是一位有真才實學的教授。其學生回憶說：「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劉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學貫中西，尤精國學。1916年他27歲時，即被聘為北大教授。當時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適、劉半農、劉文典（辛卯）、陳獨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們皆為北大的靈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員的辦公室被戲稱為「卯字型大小」，劉文典即為北大「卯字型大小」教授之一（後轉聘清華大學）。

在北大，劉文典是與辜鴻銘齊名的怪人。他放浪形跡不合流俗，狂傲不羈言談驚世。有學生曾回憶他的穿著說：「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由於字「叔雅」，劉文典自稱「狸豆鳥」。他解釋說，在古漢語中「劉」通「狸」；而「叔」則通「菽」，豆子的意思；「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原來他是在賣弄自己的古漢語知識……

「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

1928年，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校慶，時處安慶的安徽大學學生在看演出的過程中秩序混亂，與當時的女中校長程勉發生衝突，程向上彙報說學生搗亂，請軍警維持秩序，一觸則引發了學潮。蔣介石十分惱怒，遂經教育部下文傳令時仁安徽校長的劉文典親到南京予以說明。自稱「《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的劉文典，對朱自清等教現代文學的人都瞧不上眼，何況是在他眼裡是「一介武夫」的蔣介石，所以對下達的文件用「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尤其對「傳令劉文典」、「蔣委員長召見」等措辭極為不滿。在出發到南京前劉文典曾發牢騷說：「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當時的南開學生劉兆吉在《劉文典先生遺聞軼事數則》中回憶：

「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么？』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一拍桌子，並怒吼：『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為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

後來，經蔡元培等力保，陳立夫從中斡旋，蔣介石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才不得不將劉文典釋放，但附前提——劉文典「即日離皖」。

「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

「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

劉文典上課也頗有意思。「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五點多才下課」 。有一次他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點上課。」原來那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到星期三，校園裡擺了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流連忘返。

有一次劉文典給學生做《紅樓夢》講座，由於慕名而來的聽眾太多，講座由原計劃中的小教室遷到室外小廣場，學生席地而坐，洗耳恭聽劉文典高論。其時天已近晚，劉文典則秉燭講授。他「身著長衫，緩步走上講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邊用熱水瓶為他斟茶。先生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於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

這位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的劉文典，劉文典避居昆明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每次上課劉文典都須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寫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里，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儘管如此，劉文典卻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解放後，劉文典年事漸高，雲南大學為了讓他集中精力進行學術研究，一度沒排他的課，但他堅持要上課，並聲色俱厲地說：「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

「陳寅恪該拿四百元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角錢。」

「陳寅恪跑是為了保存國粹，我跑是為了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幹嗎跑啊？」

在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最讓人覺其「怪」和「狂傲」的舉止是他對新文學創作的態度。由於劉文典認為國學才是民族精神復興的工具，只有在國學中才能挖掘出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劉文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

有人偶爾向他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後，喃喃自語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與此相應，在西南聯大他也從來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們放在眼裡，出於這種態度，便對在西南聯大講授新文學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

在一次在西南聯大中文系舉行的討論提升沈從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其他人都舉手同意，唯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憤憤不平地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元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角錢！」然後還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要是教授，我豈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嗎？」不知只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什麼時候又成為他的學生了。劉文典將攻擊的目標對準沈從文這個老實人，當然有點不厚道，但他表裡如一的態度卻也甚為有趣。

對於國學大師陳寅恪，劉文典就表示他「十二萬分」的佩服。抗戰時期，由於中國空軍力量薄弱，日軍轟炸機能隨意出動。為消磨中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日本飛機經常轟炸大後方的昆明，西南聯大也是日機轟炸的目標。西南聯大的師生一聽到空襲警報，就停下課來，老師學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謂「跑警報」是也。當時還是西南聯大學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憶說：「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入雲南省境了，但是進雲南省不一定到昆明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對於跑警報的經歷，陳寅恪也曾寫過一則趣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

某一天，日軍轟炸機來襲，昆明城內拉響了緊急警報，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折回來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學生要攙扶劉文典，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寅恪先走。這時，劉文典平素藐視的教授新文學寫作的作家沈從文碰巧與他擦肩而過，劉文典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面露不悅之色轉身呵斥道：「陳寅恪跑是為了保存國粹，我跑是為了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幹嗎跑啊？」沈從文回頭一看，見是劉文典，便也懶得跟他計較，但卻也是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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