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韋森教授對話：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現狀與問題（下篇）

論壇君在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安排下，記者與復旦大學韋森教授就中國理論經濟學的現狀和問題進行了對話。下篇中韋森教授主要針對國內經濟學學術界的一些問題展開討論，認為經濟學人們是時候坐下來思考一下經濟學到底是幹什麼的了，而不是一味為了發論文而討論經濟學，越來越偏離實際。一、中國發表的大量文章是為發表而發表

提問：我們看國外的主流經濟學有好多問題，我們其實看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問題更多。

韋森：對。

提問：現在中國經濟學界主要還是在模仿，另外我們的學風或者學術評價體系這些方面，還都不如他們規範。您認為中國經濟學發展最大的痛點和難點在什麼地方？

韋森：從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的沿革來看，隨著我們對1949年建國後從蘇聯照搬一種的計劃經濟的斯大林體制，我們的基本經濟學理論是以20世紀50年代的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藍本的理論框架。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後，我逐漸揚棄了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國的基本經濟理論也慢慢完成了從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藍本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向現代經濟學體系的轉變。

但目前看來，我國的理論經濟學還處在一個「引進」和「消化」的階段，就是西方的經濟學家如何怎麼講，我們也怎麼講，他們怎樣發論文，我們也怎樣寫論文、發論文。從整體上來看，我們還沒有進入自己從基本理論上思考經濟如何運行的階段。你看中國的《經濟研究》其他一些比較好的經濟刊物，都是模仿《美國經濟評論》、《計量經濟學雜誌》等刊物的做法，都按國際上的評價標準來做研究，來匿名審稿、來發文章。我們的評價體系正在向國際和西方靠攏和接軌，這是好事，也是進步。但是，我們不妨問這樣一個問題：這些年來《經濟研究》和大量經濟學專業期刊中發表的無數多文章中，有幾篇對我們國家的改革進程和宏觀經濟運行產生了重大影響？你們給我說說有哪幾篇？

目前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刊物，或者說想向國際主流刊物學習和靠攏的經濟學刊物，有點「東施效顰」。發表的大量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文章，好多不是來解釋現實的經濟現象，而是為發表而發表，為發表找題目，找好題目再為發表而做文章。於是在我國也出現了國際上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通病：經濟學理論的多數文章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個小圈子中大家互相欣賞的「mental games」。中國社會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到了如此重要和重大的轉型的關頭。我們中國的成千上萬的經濟學人，都在模仿西方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寫法和「作文法」在寫文章，我們國家的改革和社會發展大大是大非問題，又有多少進入了多少中國經濟學人的思考？有多少人提出過或正在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建議？大家對中國經濟社會的走向，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又有多少基本的理論思考？

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整體理論的進步，我認為這個進步是巨大的，即基本上完成了從古典經濟學向現代經濟學的轉變。但是在目前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時尚世風下，在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向國際、向英美經濟學研究和評價標準靠攏的發展趨勢下，中國的經濟學人，尤其是青年經濟學人，不按照主流的方法寫文章、做研究，你的研究成果就發表不出來，發表不出來，你評職稱就平不下來，你的獎金馬上就減少，你的收入就下降，甚至你的「reputation」、你的研究和教學職位馬上都會有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非主流的文章、經濟思想史、經濟史的文章、像奧地利學派研究的文章，甚至一些有些理論創新的文章，就很難被我們主流的「權威」或「核心」經濟學期刊所接受。這樣，目前中國經濟學理論發展的世風就逼著我們從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一代又一代的年輕學人全擠入按主流方法和實證方法做研究和寫文章的「窄門」中去。這樣，二三十年之後，甚至在更長的時間裡，我們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將會是個什麼樣子？也許再過二三十年，人們回頭一看，中國的經濟學人在目前中國經濟社會大轉型中的作用將會在整體上被歷史所忘記。中國的經濟學人作為一個群體甚至為人們所責備。未來下一代的中國人會問：「你們經濟學人作為一個群體，在那段中國社會大轉型的關鍵和巨變時期，都去幹什麼去了？！」

是時候坐下來思考一下經濟學到底是幹什麼的了。

提問：像主流經濟學可能對一些經濟系的學生必須學，他也有興趣，而普通老百姓對它沒有興趣。反而是在學術界不受青睞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很受大家接受。大家覺得好象通過學習這個奧地利經濟學，能夠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所以您覺得發展經濟學的主要目的到底是為了提高觀察經濟現象的能力、經濟學素養，還是為了發文章？

韋森：對，你這問題就問到根上來了。在現在這種評價體系裡面，只有發那種帶非常好的數學模型文章，發表了文章才能拿到我的博士學位，才能拿到終身教職，才能繼續吃「經濟學研究和教學」這碗飯。發的這篇文章有沒有現實意義根本不管。大家只是追求我能在最好的刊物上發表文章，我邏輯推理沒有什麼問題，我的模型是不是優美的，這就夠了。與現實有沒有關係，無所謂；對現實有沒有意義，也無所謂。這就是經濟學人的「理性最大化行為」，經濟學這門行當的當下的「最優行為」。就此而言，現代經濟學世風已經逼得每個經濟學人都得這樣做，這已經變成一個「世界病」了。

正是因為這一點，不光是普通老百姓認為經濟學離現實越來越遠，像從英國的牛津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等多個國家大學裡的青年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開始反叛了。這些青年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們說：你們教的那些破東西，跟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沒有關係，既不能解釋經濟危機，也不能解決我們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問題。於是，在世界20多個國家（甚至更多國家）里就出現了「重新思考經濟學聯盟」（Rethinking Economics）、「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後危機經濟學社團」（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等組織。這部分反映了一代青年人開始對現在的主流經濟學的教學和理論開始反思、並開始反叛。2014年之後，來自30個國家的65個學生團體又創建了「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任何其他學科的學生們都沒有像經濟學科的學生這樣如此有組織地表達對本學科的教學如此不滿。

這些現象充分說明，是我們應該坐下來好好思考一下經濟學到底是幹什麼的，主流經濟學的問題到底在哪裡的時候了。就我們國家當下來說，到底中國未來經濟學怎麼發展，或者中國經濟學人能為理論經濟學發展做出什麼貢獻，以及中國經濟學家能為中國的社會進步和市場發展做出什麼理論貢獻，對這些問題我們也應該坐下來認真思考和討論。

二、要更多鼓勵經濟學研究基本經濟問題

提問：基金會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是不是評價體系偏向於現實意義？

韋森：我個人想我們是應該更多地鼓勵基礎理論研究，我們不大獎勵那種所謂實證研究，我們更多鼓勵經濟學研究基本經濟問題，研究人類市場制度運行的基本問題。當然，人類社會的經濟學理論，幾百年來是一個積累性發展著的過程。後一代經濟學家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和思考。

所以，我們不能關在自己的書房中胡思亂想，異想天開地創造什麼大理論，要推翻什麼理論，要建立什麼全新的自言自語的理論範式。我們應該鼓勵在人類社會經濟思想演變的整個成果中，隨著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演進而進行基本理論的研究和思考，進行理論創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經濟學的許多理論都是「邊際」（marginally）推進的。

三、有爭論和挑戰，經濟學理論才能有進步

提問：30年代出現了很多大的爭論，包括凱恩斯、哈耶克間的爭論。其實經濟學的發展好多時候是靠爭論。您怎麼看中國經濟學界的爭論？最早是林毅夫和楊小凱的爭論，前段時間林毅夫和張維迎市場派和政府派的爭論，他們的爭論是不是對經濟學發展非常有意義？

韋森：這兩個層面的爭論我都部分參與和親聞目睹的。楊小凱跟林毅夫的爭論，我2002年左右就寫了一篇文章，對他們二人的觀點進行了討教。但是我可以毫不掩飾地說，我是比較偏向認為楊小凱的理論對的更多一些。張維迎和林毅夫的爭論，我在現場。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在私下多次跟毅夫教授說，也跟維迎一直說，我們中國的經濟學人，一定要向凱恩斯和哈耶克學習：在理論上如果觀點和觀念不同，要當仁不讓地進行商榷，絕不含糊。但學術觀點的爭論，不應影響我們個人的私人友誼。

你看當年凱恩斯和哈耶克的爭論，是多麼激烈！他們兩個的互相商榷和批評，說話都非常尖銳，甚至到了互相嘲諷和挖苦的程度。但是他們兩個私下友誼，還是相當好的。我們一定要以這些先賢的高風亮節為楷模。不同的生活經歷和知識背景，會導致不同的學術判斷或者不同的理論觀點，但是絕不能因為學術觀點的不同意見和理論爭論，就變成了見面不說話或見面就眼紅的仇敵。

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表明，正是因為理論爭論，包括馬爾薩斯與李嘉圖的爭論，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爭論，才有經濟學理論的進步與發展。我在撰寫《重讀哈耶克》那本小冊子時曾發現，沒有哈耶克對凱恩斯的批判，沒有對他的商榷和刺激，凱恩斯可能永遠寫不出《通論》。《通論》之所以寫出來，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哈耶克的批評要佔一半的功勞。我這裡是說，通過哈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學報《Economica》上對凱恩斯的理論的長篇的激烈和尖銳的商榷，逼著凱恩斯要理清他自己的思想，去寫出《通論》。

前些年我在復旦教過《通論》，並沒有讀出凱恩斯在整部《通論》中都在或明或暗地與哈耶克與米塞斯商榷、總以他們的批評做為「假想敵」這一點。最近幾年通過反覆研讀哈耶克30年代的幾本經濟學著作和凱恩斯的「貨幣三論」（《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和《通論》），反覆琢磨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理論論戰，我才發現了這一點。在這一點上，我可以說有發明專利。因為到目前為止，可能無論國外還是國內，可能還沒人讀出這一點。

一句話，正是因為有哈耶克對凱恩斯的貨幣理論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戰，才促使他花了幾年時間寫出了1936年出版的《通論》，結果出現了經濟學第三次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並由衷地相信，有爭論、有商榷、有挑戰，才有經濟學理論的進步。

四、盲信任何一個學派，都可能會走偏

提問：現在的問題是，主流經濟學認為自己是主流，不跟邊緣的經濟學派如奧地利學派打交道，根本不理睬你。奧地利學派有時候也自我封閉，不跟主流交流。

韋森：對啊！在當代經濟學中，可謂是門派林立，成見頗多，積怨甚深。你知道我這幾年一直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思考，我和國際上一些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大都有來往。這些年，我發現，他們只要一講凱恩斯，什麼通貨膨脹，什麼經濟衰退，什麼滯漲，什麼金融危機，都是都是凱恩斯留的孽。這些經濟學家，根本不讀凱恩斯原著，更看不到凱恩斯本人經濟學的一個根本特徵是一個非決定論體系，是後來的經濟學把他的理論解釋為一個決定論的經濟學體系的這一點。

反過來，主流經濟學又不屑去讀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常常抱怨讀不懂哈耶克，更不去讀米塞斯和羅斯巴德了。我個人覺得，這兩方面都有問題。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多元化的態度，以開放的心態對待任何一個學派的理論發現和正確的經濟學原理。

未來中國的理論經濟學發展，我總覺得要多元化發展，要吸取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奧地利經濟學的經濟學，乃至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布坎南的憲政經濟學的理論等等。我們要不要帶任何成見的吸取所有經濟學進展，並進行比較，才能真正期望有所推進，做些我們中國經濟學人的「邊際理論貢獻」。盲信任何一個理論，盲信任何一個學派，封閉地鑽牛角尖，都可能會走偏，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理論經濟學的發展，都可能是不利的。

五、盡量不帶任何成見看待任何經濟學派

提問：一個比較好的現象，像您，張維迎、許小年，以前也都是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現在也開始讀奧派，吸收好多奧派、哈耶克的思想。

韋森：對。其實最早我們都是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就我個人而言，在大學裡，甚至還在未上大學的文革時期，就開始讀馬列的著作了。記得最早我在大學學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課，曾在期末考試了得了滿分。大學畢業後，又用了三年的時間通讀過《馬恩全集》，因為當時國內當時沒出全，大致讀了46卷吧！在澳大利亞留學期間，我大致完成了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框架和思維方式向現代經濟學的轉變。那一轉變，簡直是知識的脫胎換骨的一個過程，是一個信仰和迷信的破滅過程，是一個極其痛苦的過程。

現在好在經過那次過程，我不再盲信任何理論了，也大致能做到盡量不帶任何成見看待和對待任何經濟學派。比如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我認為哈耶克經濟學和政治社會思想絕大部分是對的，這樣我就會接受他的東西。凱恩斯有些有益成分，如內生貨幣理論的思想，我同樣會接受。

這一點我可能跟小年、維迎二位仁兄不大一樣，他們可能就對主流經濟學，對凱恩斯經濟學有強烈的批判和抵制精神，甚至有些情緒。但是我還能比較認真和心情平和地啃讀凱恩斯的原著。我最近拿到國家社科院一個重點項目，就是要梳理凱恩斯的學術貢獻，跟哈耶克爭論這些貢獻，故我對任何經濟學派沒有多少成見。而且當代經濟學的幾乎所有學派，包括新古典主流學派，貨幣主義，都是「市場經濟學派」。連凱恩斯本人，實際上也是個自由主義者，也是個計劃經濟的反對者，儘管他有些時候主張政府干預，但那是在法治的市場制度下的政府干預呀！與斯大林體制的政府控制經濟，是有本質區別的。

當代主流經濟學也是自由主義的，芝加哥學派也好，或者新古典經濟學也好，都是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在促進市場化改革上，只有堅持惟有市場經濟才是人類社會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體系這一點上，我和五常先生、小凱、吳敬璉老師、小年、維迎、志武、其仁還有丁丁幾位仁兄有較多的共識。但在認識到市場運行的一些方面，如對貨幣本質和政府的貨幣政策的認識上，可能有些不同的判斷。這一點我還與五常先生、吳老師有過面對面的爭論。

六、哪個國家的政府現在都在干預市場運行

提問：您說的很對，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是自由主義。現在好多人接受一個判斷，覺得2008年金融危機宣告了亞當·斯密式的經濟學理論的破產，反倒認為中國這套混合體比較好，所謂的中國模式。

韋森：我覺得這是個誤識，很大的誤識。其實美國、英國等西方政府，哪個國家的政府現在都在干預市場運行，他們的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也不小。比如，美聯儲的作用就在不斷在調節著利率（多年來已經不再用量化手段控制），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2006年在芝加哥和最近在復旦，我聽過伯南克的兩次講演，我覺得這些年伯南克對美國的經濟復甦功不可沒，起了正面的作用。當然這是可能小年兄的判斷不一致，與維迎兄的判斷也不一致。現在我們國內的經濟學家，尤其是傾向市場作用的經濟學家，都在批格林斯潘的貨幣寬鬆政策。但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格林斯潘可是個地地道道的奧派經濟學家呀！他的經濟學思想，曾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尤其是安蘭德的思想的影響。

當然，總體而論，我還是比較傾向於贊成哈耶克的經濟與社會理論。在這一點上可能很大程度上跟維迎和小年兄的觀點基本上一致，但是又不完全一致。我們都在講奧地利學派，但還是有些細微差別的。我覺得哈耶克的思想主張是對的，主張政府要幹事，要在市場經濟社會中起作用，但是政府不要直接干預和參與市場，它要用規則，用法制，用法律手段來調節市場運行，而不能直接參与市場運行。這一點上我覺得新自由主義也好，或者奧地利學派也好，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當然，這就與凱恩斯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二者有區別）主張政府直接干預市場還是有區別的。

提問：您講到政府一個職責是建立法律秩序，但我們現在發現中國人對法治的理解可能就是立個法就行了。現在改革過程中講究有法可依，前段時間專車事件，管理部門說你是違法，按照現行的法律，你是黑車，要依法打擊你。這是不是法治？

韋森：對於什麼是法治，我在2004年寫過一些文章，可參見我的文集《市場、法治與民主》。在四中全會後，我連續寫過幾篇文章，在鳳凰財經的年會上也講過。「法治」是什麼？就是法律的統治，是「the rule of law」，就是說，任何政黨、組織和個人都在法律之下。法律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會，用法律治老百姓，而是政府守法，政黨守法。政府和政黨均在法律的約束之下，才是「法治」，才能達致法治社會。

七、增長方式不改，或有一場躲不掉的中國式的經濟大蕭條

提問：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給了中國經濟學家很大的自信。但是現在擔心一個問題，這個增長能否持續？會不會隨之而來有一個中國式大蕭條？

韋森：這就是這幾年我一直在喊的東西。你看我的《大轉型》也好，最近寫的《重讀哈耶克》也好，我一直在講這個觀點。我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的第一篇專欄文章中，我就跟張五常教授商榷，那個題目就叫「是否地方政府競爭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這一點無論是張五常也好，還是許成鋼也好，他們都認為過去這30多年是地方政府競爭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但是我從第一篇文章就講，沒有地方政府競爭，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增長可能就沒有那麼快，這確實沒錯。

但是反過來說，地方政府競爭的這種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問題。2006年，在芝加哥科斯教授主辦的關於中國經濟的討論會上，我就講一個觀點：中國地方政府競爭，既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也是現在中國種種社會問題發生的根源。政府官員大面積的腐敗，收入分配急劇拉大，以及地方政府負債纍纍，投資效率下降，這些恰恰是地方政府競爭的一些結果。

如果這種增長方式不改，仍然是靠高投資和政府推動的投資來推動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將來可能就有一場躲不掉的中國式的經濟大蕭條。當時我就提出一個觀點，推動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因素，正在變成阻礙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障礙。所以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要改變這個增長模式和制度安排，甚至是現實經濟在逼著我們改。

八、房產稅不能任意征

提問：最後一個問題，房地產稅的立法您怎麼看？

韋森：對於這個事情，我沒有專門研究過，不敢亂講。但是，目前看來，徵收房地產稅已經列入下兩年的政府議事日程。最近有些媒體不斷有記者要跟我採訪這個事情，我都回絕了，說我沒有專門研究。但我堅持說一點：現在新的《預演算法》和《立法法》均通過了，政府要新征任何稅，要提高任何稅種的稅率，按《立法法》的規定都要經全國人大討論並批准通過才能征。全國性的稅種，不能你政府說征就征，你徵稅要得到納稅人代表及人大代表討論並批准同意後，必須人大立法才能征。

不然的話，如果任意徵稅，那將對中國的房地產，對中國經濟，都將會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是影響中國幾億家庭的收入和福祉的重大稅種，會加重每個家庭的稅收負擔。故不能任意征，必須要經過全國人民充分討論，經由人大投票批准後才可以征。

來源：鳳凰財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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