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非暴力」何以「不合作」？

07-29

作者：羽戈

來源：作者著《酒罷問君三語》

惡吮吸的是堅固。它永遠藉助大數目，藉助可靠的花崗岩，藉助意識形態的純正，藉助訓練有素的軍隊和均勻的裹屍衣。它藉助這類東西的癖好應該說與它內在的不安全感有關，但是，相對於惡的勝利來說，明白這點同樣難以獲得多少安慰。——約瑟夫·布羅茨基

你可能像我一樣感到從美學上來說對甘地的厭憎，你可能反對有人把他抬到聖人的地位(附帶說一句，他本人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你也可能反對把聖人當作一種理想，因此感到甘地的基本目標是反人性的和反動的；但是僅僅把他看作一個政治家，而且把他和我們時代的其他政治領導人物相比，他留下的氣味是多麼乾淨！——喬治·奧威爾《甘地隨想錄》

一

據魯迅先生之子周海嬰所述：1957年，毛澤東到上海小住，依慣例找幾位老同鄉聊天，周谷城、羅稷南等人參加了座談。時值反右，談話內容涉及文化界人士在運動當中的表現。羅稷南抽了個空隙，向毛大膽提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的態度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一個假想般的詢問，竟得到如此嚴峻的答案。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

這段逸事很出名，後人研究反右史或知識分子史，總喜歡以此為由頭來隔山打牛。也許，正因為歷史殘酷到不容假設，人們反倒更願意沉浸於假設的迷情。但這樣的設問，並不只具有意淫的意義，還生髮了批判現實的銳利光芒，乃至拓寬了歷史學既定的疆域。1936年去世的魯迅，活到1957年會如何，歷史沒有迴音，亡魂沉寂無聲，我們卻看到魯迅的精神傳人從黑暗之中挺身而出，用自由和生命鑄造惟一的答案。

與其說魯迅活在1957年會如何，不如說魯迅精神活在1957年會如何。

無端想起這些，是因為如今距離M.K。甘地先生辭世，恰好六十年；是因為在汶川大地震期間，我讀到穆旦作於1948年2月4日的《甘地之死》，聯繫起近若咫尺的災難——而甘地的逝世何嘗不是一場比地震還要可怕的災難——這首詩的第一節是如此痛徹心扉：

不用衛隊，特務，或者黑色的槍口，保衛你和人共有的光榮，人民中的父親，不用厚的牆壁，把你的心隔絕像一座皇宮，不用另一種想法，而只信仰力和力的猜疑所放逐的和平，不容忍借口或等待，擁抱它，一如混亂的今日擁抱混亂的英雄，於是被一顆子彈遺棄了，被這充滿火藥的時代和我們的聰明，甘地，累贅的善良，被擠出今日的大門，一切向你挑戰的從此可以歇手，從此你是無害的名字，全世界都紀念

用流暢的演說，和遺忘你的行動。

——甘地真的成為了「無害的名字」？我們真的「遺忘你的行動」？對勘光怪陸離、花果飄零的新世界，不由使我設問：假如甘地活在今日之中國，他會怎麼樣呢？甘地精神是被發揚廣大，還是如許多偉大的真理或謬論一樣，在華夏熱土零落成泥，湮沒成塵？

二

甘地精神已經與「非暴力不合作」划上了等號。

「非暴力」是外形，「不合作」是實質；「非暴力」追求程序正義，「不合作」追求實質正義。可以對比它的兩個鄰居，「暴力」而「不合作」即革命，「非暴力」而「合作」即順服——當然這麼做的人，未必全是奴隸，改良者會選擇這種冒險的方式與當權者與虎謀皮，喜劇政治學的堅守者會以過分的、變態的「合作」行動，來嘲諷、消解惡的價值，使惡荒唐而不名一文。「非暴力不合作」既非革命，更非改良——它與後者的歧異在於對統治階級的信賴程度，一者相信當權者會在自己的教化、引誘之下走向善好的制度，一者則認為從內部無法改造當權者的氣質，所以必須建構「不合作」的壓力，從外部逼迫其進行政治整形手術。那些判定甘地為改良主義者的人們，多半沒有注意到這一隱晦的歷史細節：甘地對英國殖民者的信任度並不高，而依他的出身和經歷，完全可以選擇與當局「合作」，就像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的戊戌巨子們。

從字面上看，「非暴力不合作」不難做到，似乎人人皆能，然而甘地何以因此被萬眾尊稱為「聖雄」呢？這就涉及到「非暴力不合作」的本質：一種道德的、乃至具備宗教緯度的社會整合運動。它所追求的不是以惡對抗惡，亦非以善對抗惡——在甘地看來，過激的「對抗」本身就不是善——而是以善消融、馴化惡。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說，叫「以德服人」。德至上者，是為聖人。甘地的形象，頗接近《論語》里的「聖人」。

「非暴力不合作」的道德屬性，不在於甘地的論說：「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深信道德為一切事物的基礎……」而在於這種思想的社會運動形態。不妨看一下甘地的信徒如何貫徹聖雄的思想。1930年，為抗擊英國殖民者對食鹽之分配權和賦稅權的強硬壟斷，甘地發動了「向食鹽進軍」，與信眾一同到丹地海岸自製食鹽，最終導致包括甘地在內的數千人入獄。在獄中，甘地寫信說：「一位主張非暴力的人，手握食鹽，象徵印度的榮譽。緊握鹽的手可被砍斷，但他決不交出食鹽。」更可觀的是他的信奉者，被後世譽為「自由的聖女」的女詩人薩羅吉尼·奈杜，她率領2500名志願者向蘇拉特進軍，準備佔領那裡的巨型鹽場。美聯社記者韋布·米勒記錄了一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劇情：「甘地的信奉者們默默地前進，在離圍欄大約100碼的地方停了下來。經過挑選的一隊志願者從人群中走出來，他們越過壕溝，向鐵絲網靠近……突然，一聲令下，一大群印度警察撲向迎面而來的示威群眾，他們手中的包鐵長棒雨點般地落在志願者的頭上。沒有一名示威者舉起那怕一隻胳膊抵擋一下落在頭上的棍棒。他們像九柱戲裡的木柱一樣栽倒在地……但示威者只管前進，直到被打倒為止。」

面對棍棒，沒有反抗，哪怕被打倒在地，哪怕傷殘，死亡。但是甘地及其信徒深信，在空中肆意揮舞的惡的棍棒，終有一刻，會在他們強大而堅韌的善與愛的磁場面前，羞愧，自卑，緩緩落下，恢復和平的情狀，像泛黃的落葉回歸秋天的大地。而他們所需做的，即縱然手斷、血流、身殞，仍決不放棄所追逐的正當的權利和事物。甘地與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世界的鹽。

對此，再也找不到比馬丁·路德·金——他無疑是甘地之後最具影響力、最偉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守望者與踐行者——更精彩的論述：「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我們不會對你們訴諸仇恨，但是我們也不會屈服於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可以繼續干你們想對我們乾的暴行，然而我們仍然愛你們。你們在我們的家裡放置炸彈，恐嚇我們的孩子，你們讓戴著KKK尖頂帽的暴徒進入我們的社區，你們在一些路邊毆打我們，把我們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們仍然愛你們。不久以後，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就會耗盡你們的仇恨。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我們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過來。」

「非暴力不合作」的另一大屬性，則是對法治原則的恪守。哪怕他們所生存的國家的法律呈現了一種明目張胆的惡，仍有必要承認「惡法亦法」。可以用「不合作」的形式反抗法律里的惡，卻不能用暴力的利器將法律機器全盤砸碎。這是對程序正義最起碼的尊重——而「非暴力」最悲觀的維繫，就是那麼一點稀薄的程序正義。說到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必須在法律範疇之內進行運作，稍稍越位，便違背、損害了題中應有之義。

很多人會質疑，若實體正義毫無指望，要程序正義有什麼用呢？這等於是說，我們連肚子都填不飽，為什麼還要整天穿上那件梳洗乾淨的外套呢？莫非是一種對苦難的虛偽掩蔽？甘地回答，不是這樣。他畢生主張印度獨立，然而他從未否認過對英國憲法的忠誠。後來他承認，他對於真理的愛，即根源於這種忠誠。「我一生之中，從來不曾濫用這種忠誠，從來沒有想借忠誠為手段，來達到自私的目的。就我來說，忠誠毋寧是一種義務，我表示忠誠並不指望報償。」

視其為義務，是不是太過謙卑？但這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義所在，正是它區別於其它運動的要點所在。缺乏了這一絲忠誠，現實的正義將與未來的不義泥沙俱下。缺乏了這一絲忠誠，甘地距離他的敵人們便近了一步。

「非暴力不合作」的第三個要件，是它必須建立在積極的、樂觀主義的、對希望和真理懷有虔信的精神土壤之上。可以想像，如果不相信善能消融惡，戰勝惡，有多少人願意接受棍棒的洗禮，一次次被打倒在地仍匍匐前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除非是受虐狂。一言以蔽之，「非暴力不合作」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即便是消極抵抗，如絕食、罷工、罷市，亦裹挾了積極的目的，1919年4月6日，在甘地的領導之下，整個印度舉行哀悼日，印度人關閉了商店停止營業，走出了學校進行罷課，或者到寺廟祈禱，或者乾脆閉戶不出，以示聲援。「讓整個印度沉寂無聲吧！讓印度的壓迫者們聆聽這沉默的啟示吧！」甘地喃喃地祈求神靈。同樣，「非暴力不合作」不是逆來順受的，而是銳意進取的；不是基於悲觀主義的，而是基於樂觀主義的；不是無所期盼的，而堅信至高無上的神靈會懲罰所有的不義，拯救所有的義人，堅信希望和真理之光終將普照在他們虔敬的頭頂。譬如甘地的自傳書名，就叫「我體驗真理的故事」。他視真理為一切道德的本質，為他唯一的目標。「真理的範圍逐日擴大，而我對真理所下的定義也隨之而廣闊。」

1925年，甘地寫自傳的時候，已經把「非暴力不合作」放到了一生所體驗的真理之第一位。

三

然而，「非暴力不合作」並不是可以治療百病的靈藥寶丹，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真理。它有特定的受眾，而在我們生活的世界，它的受眾正日漸稀少，濫竽充數的只是盲目而虛無的苦行者。它還有其局限。上面所述的三個要點，每一點都標明了限度之所在：宣講道德，對那些不講求道德的人，無疑是對牛彈琴；宣講法治和程序正義，碰到不守法的專制者，只可能強化他們的罪噁心理和迫害慾望；而對於這個時代多如過江之鯽的虛無主義者而言，積極的真理有什麼意思？還重不過撒哈拉大沙漠的一粒沙塵。

狄馬兄撰有《甘地的限度》，所論十分精闢。其中講到這麼兩個故事：

二戰爆發後的1938年11月，甘地向猶太人推銷「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來對抗希特勒和納粹主義，著名的猶太哲學家、神學家馬丁·布伯覺得很滑稽，就寫信反問：「聖雄，你知不知道，什麼是集中營，那裡發生著什麼事？集中營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罰？有哪些緩慢和快速殺人的方法？」最後，他痛切指出：「對於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採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態度，因為使用這種方式有可能使他們逐漸變得明智起來。可是要對付一個萬惡的魔鬼就不能這樣。在某種情況下，精神力量是無法轉化成真理力量的。『殉道』一詞意味著見證，可是如果沒有見證人在場又該如何呢？」

1939年9月，甘地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我的朋友們敦促我，以人道的名義給您寫一封信。我至今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因為感覺告訴我，給您寫信是對您的冒犯。然而現在我發現，不能再顧及這種感覺了。事關重大，我必須向您呼籲。我完全清楚，您是全世界惟一有能力阻止一場毀滅人性的戰爭的人。為了一個看起來似乎非常有價值的目標，難道必須真的付出這種代價嗎？難道您不願傾聽一個經過深思熟慮曾經成功地避免了戰爭的人的和平呼聲嗎？……」

戰爭被阻止了嗎？希特勒吸納了甘地的呼聲嗎？我們都品嘗到苦澀的業果。甘地與希特勒，聖雄與惡魔，這兩個人根本就不具備對話的根基；而「非暴力不合作」與法西斯主義的溝通更近乎雞蛋撞石頭，不是兩敗俱傷的與汝偕亡，而是一廂情願的粉身碎骨。甘地與「非暴力不合作」的限度在此得以清晰展現：在湮滅了人性的事物和制度的銅牆鐵壁面前，它們註定敗北。(就如何對待希特勒而言，甘地顯然不如約翰·羅爾斯明智、決絕。據羅爾斯的弟子Andrew Sullivan回憶，他曾在哈佛大學的正義課上問羅爾斯，假如您的理論碰上了希特勒，該怎麼辦？羅爾斯答：我們只有殺了他，才能討論正義問題。)

同理，「非暴力不合作」對付暴政和那些相信「槍杆子里出政權」的人們，並沒有多大的勝算。竊以為暴力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以暴力殺人，而在於將世間一切都納入暴力邏輯的沉潛往複，包括法律，包括道德，包括人性，最後導致用暴力孕育暴力。甘地召喚人性和道德的復甦，進而推動制度走向善好，暴力論者對此會怎麼看呢？也許選擇了與甘地合作，如果那樣正有利於它們的統治的話；但在更多的時候，還是悍然舉起了屠刀，所以我們看到甘地曾多次被英國殖民者抓進監獄，甚至被印度國內的反對派暴徒侮辱、毆打。它們的主張很明確，無論什麼問題，最終都以暴力解決。

好在英國殖民者長有兩副面孔，一面是暴力侵略，血腥鎮壓，一面是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國家景象——誠如約瑟夫·布羅茨基在1984年的一次演講當中所言：「實踐這個概念(即「非暴力不合作」)需要有充分的民主，而這正是地球百分之八十六的地區所欠奉的。」——英國則屬於那百分之十四。因此他們一面對甘地和「非暴力不合作」的信徒進行打壓與放逐，另一面，卻受迫於國內被激起的憐憫心和羞恥心，受迫於洶湧成潮的公義，受迫於普通法的法意，只得偕甘地走上談判桌。典型如慷慨激昂的溫斯頓·丘吉爾，他反對英國放棄印度，曾激烈抨擊甘地為「半裸體的遊方僧」：「昔日倫敦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今天衣不遮體的滋事生非的苦行僧，竟然踏上副王宮殿的台階，平起平坐地與英王兼印度皇帝的代表談判，這是多麼令人作嘔，令人感到恥辱的場面。」但他卻無法阻擋1931年「甘地-歐文協議」之達成，那次談判長達三個星期之久，共舉行了八次會議。協議條文酷似由兩個主權國家所簽署，確認了甘地是鬥爭的勝利者，答應釋放數千名印度人，他們在「向食鹽進軍」的抗議運動之中與其領袖一起被捕入獄。他更無法阻擋，八個月後，即1931年10月，甘地身披一塊粗糙腰布，「前不遮胸，後不遮背」，腳穿拖鞋，步入白金漢宮與英王兼印度皇帝一起呷茶交談。當被問到如此著裝是否適宜之時，甘地詭譎地回答：「國王陛下有足夠的衣服供我們倆人受用。」會談儘管以失敗告終，甘地仍樂觀預言，真正的勝利「需在談判會場之外取得……今天播下種子，來日定會緩和英國人的立場」。而丘吉爾只能拒絕與甘地會晤，以表示他的不滿。

「非暴力不合作」的幸與不幸皆在於此。它的誕生就是一種不幸。生於20世紀上半葉的印度，還是英國，如果可供抉擇，相信幾乎所有人都情願站到後者一邊。可甘地生在了前者，他必須擎起「非暴力不合作」的明艷旗幟，這是命運之神壓到他的背上的自由的重負。幸運的是，他的對手是憲政主義的英國，是丘吉爾這種自由主義政治家。儘管丘吉爾聲嘶力竭地叫嚷：「喪失印度，對我們是決定性的致命一擊。它使我們逐漸變成一個微不足道、黯然失色的國家。」但他反感甘地，只能選擇禮節性的避而不見，而沒有一聲令下，將甘地再度抓捕入獄，或者對甘地進行身體和政治迫害，乃至直接暗殺。也許，他沒有這個權力；更可能，他的骨子裡根本就不會使用這種思維。

試想，若把丘吉爾換成希特勒，結局當如何？

還需要指出一點，一個瀰漫著悲觀主義與虛無主義空氣的社會，亦可能構成「非暴力不合作」向上突破的瓶頸。甘地與他的跟隨者多半受基督教和佛教精神的超驗滋養，頭上的燦爛星空成全了心裡的道德律令，對神靈的虔信暗示了救贖在明天的可能。但在一個無根基、無信仰的時代，統治人們頭腦的只有金錢、肉慾等工具理性，這般嚴酷的語境是否適合「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生長？我給不出肯定的答案。因為就我所見，在此情境之下，那些道德上的苦行者，或者被指認為騙子，或者苦練精神禁慾術而成為隱士，或者即因為道德高標而將自己送上了受難的祭台。可以斷言，它產生不了甘地，而代之以魯迅。陽光與陰冷兩種人格，映照此世黑暗如鐵。

最後，「非暴力不合作」最大的難題，在於如何避免陷入內心的迷狂。我想舉一個例子。二戰時期，當德國人的猛烈炮火在倫敦上空隆隆作響的時候，甘地向英國人民提出了比給希特勒寫信請求停戰更加聳人聽聞的建議：「你們可以邀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隨意征服你們的國家，征服你們稱作為屬地的國家。你們也可以讓德國人踏上你們的美麗寶島，佔領你們的無數富麗堂皇的名勝古迹。讓他們任意佔領吧，但你們決不可喪失心志。」——「非暴力」即不抵抗，「不合作」即藉助精神力量在內心抗爭野蠻的侵略者。看看甘地為推銷品牌思想而打的如意算盤，英國人會怎麼想呢？丘吉爾會怎麼想呢？視之為怪僻老儒的無稽之談？甘地差點因此被拘捕監禁。

四

1948年1月30日，星期五，甘地遇刺身亡。兇手納圖拉姆·戈德森曾經是甘地的信徒，早年投身於「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並因此入獄。他後來轉變為一名狂熱的印度教徒，不但鼓吹暴力和種族至上理念，還積極身體力行。當從「批判的武器」進化至「武器的批判」，甘地有難了。

二十年後，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譜系之上的另一顆明星黯然隕落。雖然查到兇手是詹姆斯·厄爾·雷，但他背後是誰，殺死金的密謀真相是什麼，至今仍無確證。

甘地在世的最後一天，恰好是耶穌受難日。《聖經》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可是這些不遺餘力反對「動刀」的人們，為什麼一再死於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