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當代詩歌中的現代意識與中國現實

沈浩波：當代詩歌中的現代意識與中國現實野牛上一篇：伊沙的詩：無題組詩（1-100） 下一篇：張後訪談沈浩波：究竟心藏了大惡還是悲傷【沈浩波（著）】當代詩歌中的現代意識與中國現實——在廣州「新世紀中國十年詩歌研討會」上的發言一晃，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就塊過去了。如果以1999年的盤峰論爭為時間劃分，到今年，2009年，正好10年。這同時還是詩歌與網路融合的10年。因此也是詩歌加速度發展的10年。時代的節奏越來越快，與之匹配的，中國詩歌美學突破的速度，其實也是越來越快。放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和90年代，一種美學的崛起或者突破，可能要積累很多年才會有成效。而在新的世紀，走在中國詩歌最前沿的詩人們，也就是最懂行的那一群詩人們心裡明白，每年都有新的重大突破，大家心照不宣，暗自較近。不明白的就繼續瞎著吧，明白人們其實已經拼到了白熱化。大家的詩歌都在網上亮著呢，所有的新成果都擺在那裡，好詩人之間的互相汲取變得尤其頻繁。同時，這也造成了一種複雜性。由於所有的聲音共同置身於同一個十年，不同輩分，不同年齡，不同立場，不同流派的詩人同時在放大他們的聲音，眾聲喧嘩，看熱鬧的觀眾們往往摸不清頭腦，只見一個個都振振有詞，看雞說得也對，看鴨說得也對，一個個都寫得很熱鬧，而真正的成果其實掩飾在這眾聲喧嘩之下，需一一撥開，才能看得清楚。在我看來，中國詩歌這10年來最大的一個貢獻在於，有一批中國詩人真正擁有了現代意識，真正是完全在現代意識的燭照下進行寫作。這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一個進步。在新世紀之前的漢語詩歌中，不缺名篇，不缺好詩，但是卻從來沒有形成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意識和現代性的寫作。中國是一個有著漫長農業文明歷史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文化長期以來都是籠罩在農業文明的背景下的。本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一個非常好的起點，甚至產生了像魯迅、蕭紅、包括後來的張愛玲這樣偉大的具有強烈現代意識的小說家，而這個新文化運動在文學上是從詩歌開始的，胡適的《嘗試集》就是一個偉大的開始，其詩歌藝術上的成就當然不高，但卻是石破天驚的，是在革幾千年中國最正統的文學標準的命。可惜的是，詩歌的形象在中國人心目中實在是太固化了，你想革命，想革掉屈原和李白的命運，難度太大。現代性當然是從西方來的，沒有辦法，必須的，人家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率先進入了現代社會，率先建立了現代美學，率先建立了現代美學的根基和標準，而中國沒有，連土壤也沒有。五四一代的文學和文化的先驅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進行文學革命的，為什麼也能碩果累累，當然是因為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也開始了，有了社會驅動力，傳統的農業社會已經腐朽不堪，中國註定要走上工業的，現代社會之路，文學又豈能例外。那就向西方學習吧，但一看，要學的實在太多了，人家那邊也是個汪洋大海一般的傳統，中國的詩人很老實，老老實實的從浪漫主義學起，學得也不錯，是西方浪漫主義的好學生，比如郭沫若和徐志摩，比如艾青，但在這種浪漫主義的寫作中，其實也頗有了些現代派的影子，後來出現了穆旦，很有些現代派的范兒，可惜學西不化，把中文寫得詰屈聱牙，全然是翻譯體，為什麼呢，還是沒有將現代意識與自己的語言真正融為一體，還是牙牙學語的寫作，還是純屬舶來，還是太嫩。但就這麼發展下去，中國詩歌自然也能平安生長，慢慢發展，直至真正形成這個民族自身的現代意識與現代語言的融合。但是，時局的變化最終導致了中國新文學探索的中止。於詩歌而言，直到出現了食指，直到有了北島，有了朦朧詩。才重新開始。過去的不算，我們重來行了吧。而且這個重來，起點很高。與當時《班主任》那種同樣熱鬧一時的傷痕小說相比，那水平簡直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上。但這種高起點，實際上是個別天才的誕生，以及當時意識形態下的對抗性寫作所帶來的天然的情感力量所帶來的。反正我是承認，北島在當時，就是一個天才，因為他的土壤太貧瘠了，如果說當時中國詩歌與世界最高水平相比，是一個咬著手指頭學說話的嬰幼兒與成年壯漢的區別的話，北島那一批橫空出世的詩歌，至少讓中國詩歌的水平一下子搞到了二十郎當歲小夥子火力旺的水平，一個人就把水平縮短了那麼多，不是天才是什麼？北島們的這種對抗性寫作，固然有著非常深遠的美學突破意義，但遠遠不能說其已經天然擁有了日常的現代意識。可能也正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北島離開國內後的寫作，才那麼固執的走向了他個人的另一個極端。後來第三代們就沖將出來。說是要把北島「PASS」掉。他們確實也幹得漂亮，出現了一批才子，詩句寫得個頂個的漂亮，理論也多了起來，拒絕隱喻啦，到語言為止啦，非非啦，反文化啦，反崇高啦……都很先進，都是不同向度上的美學突圍。有人或許要問我，難道這還不夠現代嗎？都反來反去的了，很後現代嘛？咱們連現代都還沒開始呢，就後現代？你信嗎？咱們整個社會都還在喊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四個現代化口號呢，您就後現代啦？連現代的豬肉都沒嘗過，您就後過去啦？不可能的嘛，不符合邏輯嘛，難不成中國詩人個個是屈原、李白、惠特曼、艾略特的鬼魂附體？現在我們可以憑心而論，客觀評價第三代詩人的整體成就。我覺得是不太高的。雖然口號漂亮，但落實到寫作上，有些太概念化了。口號喊得最漂亮的是周倫佑嘛，一堆口號，就是沒詩。每個人都把自己喊的概念奉為寫作的唯一真理，有些人甚至畢生不變，這也很牛，我就認死理了，詩歌只有一個理論，連兩個凡是都不要，一個凡是包打天下。這就是概念化。概念化的危害是什麼呢？就是沒進步，年輕時在新鮮概念的武裝下寫了幾首好詩，現在大輩子過去了，回頭一看，哦，怎麼還是那個老三首，老四首。再寫，不靈了。為什麼這樣呢？還是缺乏現代意識，沒有現代意識作為根基，硬搬幾個主義，是寫不長的。那時候多好混啊，弄幾個漂亮的修辭，能唬住一批大學生跟著狂崇拜。那時候的口語詩，是真簡單，情感簡單，模式簡單，平面化得厲害，那詩都寫得平平的，一鍬挖下去，還沒用勁呢，到底了。那一代的是詩人，甚至當時造反造得很厲害的詩人，現在看看，其實胸口下長的還是農業文明的心啊，年輕時趕時髦，有逆反心理，翻了幾本西洋書，寫出了漂亮得像表妹一樣的詩句，從理論到語言，貢獻都很大，我年輕時就很崇拜他們，現在也覺得當時的他們，還是了不起。但還是根基淺啊，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現代意識，一到中年，農業文明的思維大暴露，有一些甚至是小農思維。有一次，我請一個東北的第三代吃飯，飯桌上，這位我上學時曾經有點崇拜的詩人大講東北人打老婆的光輝業績，小農啊，你還能指望什麼？90年代，還沒來呢。海子就犧牲了。全國詩人被海子聖潔的死亡精神感染得涕泗橫流，一個海子倒下去，無數個海子站起來，祖國山河全部種上了麥子，第三代的革命努力一下子給蒙回了解放前。那個情抒的呀，海子從墳墓里恨不得站出來罵人。當然，搞蒙詩人的不僅僅是海子，一個烈士的力量畢竟是微薄的。整個社會的文化情緒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下子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保守的氣氛席捲整個文化界。諸位大部分都比我年長那麼一點，肯定比我還記得那時候流行的那麼些個東西，比如國學熱，返祖了呀。不太高興的詩人們覺得哪裡出了問題，憋屈，這個時候呢，寫詩也不太吃香了，國家搞市場經濟，周圍的人開始搞錢，一搞搞了好多，詩人們一看，這年頭不流行寫詩了，流行搞錢，很多人搖身一變，變成了董事長和總經理，搞錢去了，當然大部分都沒搞到什麼錢，新世紀以後又都跑回來寫詩了，發現還是寫詩容易。也有一些搞到了錢的，新世紀又拿著鈔票站了出來，說，我又要寫詩啦，哥幾個，開個詩會，搞搞事，搞搞大，我現在有錢了，有了錢什麼不好辦，多搞幾個活動嘛，拉上一票人，按人頭髮路費，拉到東北開個會，會議還得有成果，寫個血書，摁個手印，搞個《中國詩歌公約》，以後大家就照著公約寫，這影響不就大嘛。這就是後來著名的詩歌還鄉團的由來。你看看，就這農民思維，還想寫詩，詩歌怎麼可能跑到這樣的人身上去呢，不可能的。90年代，那些80年代不太激進的詩人開始走文化路線，把自己包裝成時代的良心，就差沒在腦門子上刻兩字——「夜鶯」了，說自己是知識分子，反正寫的詩別人也看不明白，為無限的少數人寫的，有人發明了「中年寫作」這個詞，其實這個詞呢，也是有詩學突破意義的，但你不能用那麼點修辭學的小把戲來證明這就是中年寫作了，來證明這就比海子的青春寫作更高級了，海子的修辭起碼比你更有天才吧。還有人開始講「敘述」，說是一大發明，這我們現在也都明白，發明談不上，但強調了幾乎10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確實也是個小突破，起碼強調了這一點嘛，雖然零打碎敲的。先是麥子地，然後是知識分子的良心，然後是敘述，然後是修辭學，東一榔頭西一棒，就搞大了，不帶別人玩兒了，別人就急，在盤峰開會，就掐了起來，就有了一支「民間立場」的大軍，風光了很多年，那意思是，把敵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了，重新坐上了詩歌正統的寶座，人多勢眾，老中青三代，見誰滅誰。我就是盤峰論爭那時候出道的，「民間立場」的代表人物，所以我對盤峰很有感情，老想紀念它。不過前兩年把「民間立場」的大團結和大繁榮給毀了的也是我，分崩離析了，各寫各的，我覺得更好。一到新世紀，這就亂了。網路多民主啊，文學雜誌都不那麼受重視了。你說「知識分子寫作」何苦來著，哼哧哼哧幹了10年，幾乎壟斷了各個文學雜誌，網路一出來，話語權平台換網路了，這不白玩兒了嘛，早知道不學中文，學互聯網去。亂了，什麼人都能火一陣，這不盤峰後了嗎，當年被壓在箱子底下的各色人等一下子全都翻了身。反正什麼趣味的都有，什麼趣味的都有人待見。最受待見的，我突然發現，既不是民間立場中的先鋒派，也不是知識分子寫作中幹得相對純粹一些的學院派，反而是一些農業詩人。這個詞我可能概括的不對，就是那個意思吧，就是鄉土啊，農村啊，吟詠式的古典抒情啊，重返古典中國啊，江南的才子氣亂冒啊，傷春悲秋迎風落淚啊，就這樣東西，最近幾年就有點火，你說就這些詩，要放到國際上，和那些世界級詩人一比，那挺嚇人的，寒磣得嚇人，一點現代感都沒有，別人以為是農奴社會的詩人呢。但在中國就是吃香，中國人不懂現代詩啊，但懂古代詩，再說了，五四都過去那麼多年了，中國的小說家在城市裡都生活了幾輩子了，一寫還是農村，一寫還是農村，憑什麼小說家可以活在農奴社會吃香的喝辣的，就跟從來沒開車走過高速路似的，我們詩人就不行？再說，你們先鋒派和學院派打得太凶了，我們都不待見，我們就挑中間的，溫和的，愛流眼淚的，能喚醒我們對農業文明那個巨大而溫暖的子宮的懷念的那種，又安全，又能讓我們自己深陷悲憫的感動而不能自拔，日日意淫，多美好的事情啊。後來這事搞砸了，掛了，現了，有一個寫這類詩的詩人，得了一個大獎，很多人誇呀，往死里誇，誇出人命了，這位詩人摟不住了，就說自己特推崇「王道天下」，喝，真是從農奴社會過來的，你不讓人當農奴還不行，人坐時空穿梭機飛回去。後來我就生了氣，就罵，罵完之後，發現大家都不吱聲，我就很心虛，不知道我是罵得對呢還是不對呢？其實甭管多亂。這新世紀十年，真寫詩的，真折騰出點美學動靜的，扒拉扒拉就三撥人。大體上，不是絕對。就三撥人，再加上一些世外高人吧——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一撥人呢，就是口語先鋒派，一撥人呢，就是學院修辭派，還有一撥呢，就是詩歌返祖返古典返東方返鄉村派。最後一撥最土，土得掉渣，但是大家喜歡，覺得咬在嘴裡軟和，好吃，特農業，有麥子味兒。我想說的是，真正的現代意識，真正的現代人精神與都市寫作的精神就是在這十年里，在這看似混亂和嘈雜里完全形成的。現代文明的精神根基，現代人的情感意識，懷疑、質問、辨析、反思的能力，對精確描述和客觀及物描述的追求，不泛濫不浮誇的理性精神等，都已經在某一部分詩人那裡成為寫作的常識，成為寫作靈魂上的深刻烙印。這是中國詩人第一次能夠在現代都市人的生存現場，找到與這個現場相對應的生存感、生命感，並進而形成與現代社會匹配的靈魂和價值。這是一個巨大的內心進步，只有在這樣的內心進步中，才能獲得心靈的真正自由開放以及視野的高度發達，抵達深度的不斷掘進。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警惕的是，強調現代性寫作不能使我們的詩歌變成新的概念化寫作，絕對真理寫作，條條框框的清教徒寫作。因為我看到很多詩人，在強調了現代性之後，就以為抓住了法寶，拿個雞毛當令箭，在寫作中擯棄一切感性的、柔軟的、激烈的、情緒性的、抒情的、浪漫主義的元素，非要把寫作變成一種「元寫作」，這就變態了。其實，當現代的理性文明之光變成我們的精神底色，我們更應該邁入新的自由之境，尤其是在強大的中國現實面前，一個詩人，如果失去了基本的人生態度，淪為純詩犬儒，那將是更為可怕的一件事情，這意味著你犧牲靈魂而獲得技藝。如何面對我們周圍巨大的社會現實與生存現實，是現代詩人不容迴避的根本問題之一，我們不是說詩歌要成為投槍、匕首那樣的意識形態工具，也不是說詩歌一定要成為某種社會性的公器，要「承擔」什麼社會責任，不是的，詩歌不承擔這些，詩歌只是詩歌，詩歌有其內在完全區分於社會性邏輯的自身邏輯，詩歌本身就是靈魂的依託地，是個人內心的宗教，它大於社會、歷史和時代。但是，我想說的是，詩人有沒有能力面對具體的、複雜的、沉痛的、混亂的社會現實，這其實首先是一種詩人的內心能力，其次才是一種寫作能力。你沒有足夠的內心感知力，能夠與這些現實產生撞擊，激蕩，能夠與龐然大物相撞，並且撞擊出其內部的詩性。而在寫作層面上，詩人有沒有能力在詩歌本身的法度與社會現實之間找到咬合點，情感的咬合點和寫作的咬合點，能否不是流於表面的簡單陳述，能否不是故作冷靜實為冷血的裝酷式的零度寫作，能否將詩人自身的體溫、靈魂燃燒的溫度、浪漫主義的個人精神與現代理性的詩歌律令相結合，能否寫作出既有靈魂的溫度又有身體的熱血，同時兼備現代理性精神的深刻程度的詩歌？我以為，在當代，判斷一個詩人是否足夠傑出，有兩點是根子里的，一是是否具備現代意識，二是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內心力量和個人精神面對中國現實。當然，我這裡說的「面對」，絕對不是「關懷底層」那麼膚淺和無知，收起這種虛偽而廉價的贏得感動的所謂關懷吧，詩人不是夜鶯，既不能是唱讚歌的夜鶯，也不能是哭哭啼啼的夜鶯，是直面，是敢於正視，是直抵本質的面對、撞擊與容納。是外在世界與個人內心的無限融合。對於第二點，我想補充闡述一下，在2008年的川北大地震中，我就發現了一種極其可笑的態度。認為詩人在地震中應該保持沉默，應該集體噤口，寫詩變成了一種道德不正確。這種可笑的觀點來自對「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這一句話的生吞活剝式的曲解。知識分子式的「政治正確」從來都是詩歌的敵人。大震發生，那麼多條人命，那麼多孩子絕望的哭嚎，那麼多斷肢殘腿，作為詩人，你可以選擇不面對嗎？你有何面目繼續作為一個有情感的詩人！你連一個普通人的情感都喪失了，那麼多條人命面前，你想寫詩，卻又害怕「政治不正確」，卻居然在思考，現在寫詩是正確的立場還是錯誤的立場——你哪有什麼立場喲，你連個正常人都不算了。我看到很多人事後振振有詞的批評，說地震詩濫情，當然濫情，那麼多人都在寫，能不濫情嗎？但在這個時候，濫情只是寫得不好而已，不寫卻是沒人性，沒有人類的基本情感。對於一個有著深刻現代意識的詩人來說，他怎麼寫，都不會濫情，對於一種人類無法剋制的情感來說，詩人怎麼抒發，都不能被稱為泛濫——除非為某些人唱讚歌。如此巨大的現實，居然有那麼多中國詩人手足無措，不知是該寫還是不該寫，真是瘋了，你哪有時間考慮這個的呢？居然有那麼多事後諸葛亮從詩歌的純粹性上橫加指責——拜託，其實您從來就不理解現代詩是什麼。朵漁的那首《今夜，寫詩是輕浮的》，就是一個正反兩方面的例子結合體，這是一首非常好的詩，好在哪裡呢？詩中的情感，那種爆髮式的，如同雕塑般的情感堆壘，非常打動人心，這首詩這次沒能獲獎，我覺得有點遺憾。但不好的一方面呢？你寫都寫了，還在害怕自己犯政治不正確的錯誤，最後非要給自己帶帽子「是輕浮的」，好像這麼一說，就能洗清罪名了，別人罵地震詩就罵不到這一首了，這就是「知識分子」的心態突然在作者的寫作過程中起了作用，知識分子的心態，在詩歌寫作上，永遠是起壞作用的，從來起不到好作用，因為知識分子從來都是是非分明，立場鮮明，很概念化的，很束縛內心自由的，知識分子，比如林賢治，恨不得詩歌就是工具才好。本來，朵漁那首詩是一首很沉痛的詩，但他加上那麼個標題和結尾，我就覺得反而削弱了第一反應的誠摯感。所以，現代詩歌如果不能面對真正的現實，那就是偽現代性詩歌。而我們在面對現實的時候，必須站在純粹的詩人立場上，而不是知識分子的普世立場——普世價值，是非詩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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