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俗與山西人

喬潤令著

現代大都市和傳統的小村莊。

這是兩個不同的世男，不同的天地。幾乎所有人都被組合在這兩個不同的社會中生活著。

當你漫步於大都幣的街頭，在公園、商場、劇院、幾乎所有的有頭有臉，頗有身份的人都會被無情地淹沒在茫茫入海之中，那些社會名流、地方領袖、挺著肚子的老闆，都會有滋有味地體驗到一種普通人的感覺。

然而，當你走進黃河岸邊的小村莊，在黃立高原的深處，在太行山那僅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落，你會感到你多少算是個「人物」了。

這裡沒有電、老人和孩子們從來沒有看過電影和火車，很少有汽車從村頭駛過，他們生活在大自然里。這些世代依偎在黃河的臂膀中、在太行山的山溝里、黃土高原的窯洞中的農民，千百年來就這樣幾乎是與世隔絕地生存著。

任何的遠方來客都會把小村莊的寧靜打破，幾個遠方來客便足以使整個村莊為之激動，新鮮的面孔、新鮮的裝束，新鮮的話語可以使他們有興緻相聚在一起，歡歌起舞。孩子們在歡跳，老人們在饒有興緻的交談，年輕人則懷著一絲好奇，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真正動人的在於歡取笑語中所體現出的那種鮮活的民俗精神，生活無論多麼貧困、多麼單調，人生無論充滿多少漫長的苦難，都無法泯沒人們對於生活的熱情，這就是我們的民族。

第一節　民俗：一種生活模式

生活中，民俗無時無刻地展示著她的風采，展示著她的燦爛，有了她，人們的生活才變得色彩斑斕、富有生氣。然而，什麼是習俗，人們並不都了解她。

民俗學家給它的定義是：民俗主要是指民間流行的風俗習慣。它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相沿成襲的生活及文化活動，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宗教信仰、巫術禁忌等內容廣泛、形式多樣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念。

歷史學家以他們的智慧看到了民俗的源遠流長。他們對往往是不起眼的一種風俗，考證起來卻要追根溯源到一個民族的氏族時代，把我們的目光引向人類原始祖先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歷程。

人們常說：生活是藝術的源泉，是創作的源泉，是美的源泉。但實際上，生活也是民俗——這種天然美、天然藝術的源泉。民俗，在人類為了生存與發展，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相互適應、彼此作用的過程中應運而生。民風習俗首先起源於人們滿足生存需要——物質的、精神的、社會的、心理的活動，它最初是人們適應自然環境，獲取食物等基本生活資料的文化模式。

如果說，千百年來，我們那些多姿多彩、古老而又年輕的風俗習慣起什麼作用的話，那麼，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習俗在長期的生活與發展過程中較為合理解決了個人、群體與社會的適應、協作與運行。

習俗是人們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模式。習俗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廣泛存在於民間的，對人們影響既深且遠的俗文化。

關於文化，西方影響很大的英國學者E?B?泰勒認為：「文化是一個複合的整體，其中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任何能力和習慣。」

如果人是魚，那麼文化就是大海。如果人類是大地上的生命，文化就是大地。文化是人的生存環境，人們生活的任何一方面無不受著文化的影響，人隨著文化的變化而變化。可以說，文化決定了人的社會存在方式，決定了人們表達情感與自我的方式、決定了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們，在自己所處的由風俗習慣所構成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風俗習慣對我們產生的許多影響都被深深地植入大腦深層的原始部位、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我們的意識層面之下。正是這些在一般情況下都是最明顯、又習以為常的風俗和習慣，以最深刻、極微妙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衣、食、住、行與喜、怒、哀、樂。

高爾基的話為我們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習慣是一個殘酷的主宰，而舊生活的堅固的網，又完全是由習慣編結而成的，人們編織成這個網已經有很多世紀了，許多人沒有明白，在把網繩撒開以前，一輩子都纏在這面網裡。

生活告訴我們：已經習慣了的風俗在很大程度上給我們編排了思維和語言的程序、待人接物的禮節、男女婚姻的儀式、生兒育女的期盼。從我們投入母胎直到撒手人間，我們的風俗，始終以一種不可抗拒的方式影響著我們，甚至在告別人世的喪禮中仍然是這樣。

民俗有它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特點。

一、民俗是絕大多數人共同擁有的。在社會生活中，它是由「大多數人之性情、嗜好、言語、習慣等常以累月經年，不知不覺，相演成嬗成為一種風俗。」如果說，在一個地區，一個村莊，只有一個或幾個按某種方式生活與生產，那麼這種行為僅是他個人的愛好，而不是一種風俗。這是因為，任何一種信仰崇拜儀式和行為方式要成為一種風俗，必須為一個地方的居民共同享有，大家都這樣想、這樣做。共同的風俗才能使個人的行為被大眾接受，並且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能夠互相預知對方的行為，彼此能夠做出相應的反應。有了對民俗行為的共識，人們才能禮尚往來，彼此求愛，相互憎惡，在生產、生活、婚喪嫁娶等方面進行有效的社會交往和彼此合作。古人所講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就是這個道理。

二、民俗是通過模仿、暗示、交流、群體壓力等社會互動的方式學習而得的。人們吃東西、穿衣服是因為不吃不穿就不能活下去，就不能禦寒防冷。但吃什麼、怎樣吃，穿什麼、怎樣穿，卻完全是由習俗決定的。

人們想生男孩或女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子和卵子的排列組合孕育的，但人來到世界上以後，男人和女人何以在穿衣說話、觀念意識、行為做派方面顯示出無法替換的不同來，這就是學習的結果，是接受風俗習慣的結果。在廣大的農村中，我們盡眼所視的：一個胖胖的孩子從他出生那天起，就沐浴在風俗的陽光下，如他要穿上紅紅的肚兜，他要迎接各種慶祝活動，他要從那熱情的面孔中分清家庭、親戚中的許多人的稱呼和輩份關係，明白一笑一顰中各種語言與動作的含義，從父母讚許與禁止的目光中，懂得什麼事情能做而哪些又不能做。

到了小孩能夠說話獨立行動時，人們便會發現，他已成了當地民俗的小小造物了。當這個小夥子成長到能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時，家鄉的習俗便成了他的習俗，故鄉的信仰也就成了他的信仰，鄉親們的行為規範也就成了他的行為規範。真可謂：「習俗移志、安久移質」。

三、民俗的一個重要作用是鼓動人們擔任一定的社會角色。如果社會是個舞台，那麼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角色。社會化是民俗的一個重要功能。個人走向社會，個人適應社會一般是從入俗開始的。民俗為每個人提供了完成社會化的最基本的行為模式。學者們把一種社會規定的期望稱之為角色，社會的各種功能就是由各種角色的行為體現的。

在傳統社會，或者是在目前的農村社會，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契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協議，每個人的身份與角色、權利與義務、行為與期待的產生無需經過什麼程序安排，這些東西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由人們的先賦的條件決定好了，約定俗成的各種規矩，禮儀、程序、習慣已經在各方面為人們扮演角色提供了舞台，置辦了裝束和各種道具。人們自然而然地能夠在婚禮、喪禮和家族的宴會上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

讓我們以男孩和女孩為例。幾乎是所有的父母對於男孩和女孩都寄與了美好的但卻是不同的期望。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男子主外，女子主內，這個分工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男孩、男子漢、大丈夫，他要繼承家庭的姓氏，財產，為整個家庭傳宗接代，續繼香火。作為生產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和立門戶的人，他是整個家庭與家族的希望和支柱。地位如此重要，因而對他們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女孩。

不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都鼓勵男孩健壯結實自立自助，立志上進，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讓他們多讀書受教育，讓他們結識眾多的親戚朋友，拋頭露面於各種社交場合，學會各種謀生的手段。相比之下，各種習俗對於女子的要求則大異其曲。女孩子接受的更多是約束、她們所受的家教也要早一些，比起同齡男子來，要求她們的儀態更加莊重，舉止更為規矩，更加註意清靜與整潔。在她們必須要遵守的女性風範里，很多人都可以看到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穿著整潔、善理家務、不說粗話、安分守已、有責任感、學會嫻靜與拘謹、丟掉活潑與生氣、保持少女的貞潔。總之，要為將來成為一個賢妻良母作好一切準備。

這樣，基於生理，特別是文化方面原因，所形成的各種風俗習慣為兩性各自的社會角色找到了坐標。人們一步一步地走向社會，在對各種風俗習慣的不知不覺的感染與模仿的過程中獲得了生活技能，接受了社會規範，沿著他們父輩或母輩的足跡，走完整個人生歷程。

四、對於社會來說，民俗可以對它進行整合，民俗具有維持社會一體化的功能。從微觀的層次上觀察，民俗的一體化功能表現在加強了一定區域內人們的親近之感與凝聚力。在風俗習慣的作用之下，人們生活的村莊，社區就是他們的桑梓之地，在風光水秀之地，有著祖先的墳墓，當裊裊炊煙升起的時候，各家各戶吃著幾乎是相同的飯菜，穿同樣的衣服，干著彼此一致的活計，使用相同的方言，有著共同的信仰、價值觀念。共同的東西還可以延續下去，因為人們有著共同的歷史。這種共同的傳統和民俗使得生活在同一區域內的人們具有很大的同質性，並且鑄成了社會一體化的基礎。在一定的社區範圍內，民俗越是鮮明強烈，越是富有個性，具有特點，它所產生的群體粘合作用和凝聚力就越大。

民俗是有情感的，它使人們對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環境懷有一定情感。這種包含著愛與美、懷念與依戀的情絲就是鄉土觀念。鄉土觀念是民俗一體化功能的外在表現形式，對於流浪異國他鄉，漂泊於異地天涯的人們來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鄉戀、鄉愁、鄉思，它總是能夠激起身處異地人們的淡淡的憂傷。這種情感在安土重遷、社會交往與流動異常緩慢的傳統社會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民俗一體化功能的宏觀表現，是保持社會系統的穩定與協調。民俗越是歷史悠久，越是複雜豐富，它對社會系統的穩定所起的作用就越是強大。

穩定性是民俗的一個顯著特徵，民俗本身是一種巨大的傳統洪流，歷經世代的傳承，它已內化為人們性格、心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具有極大的穩定性，滄海桑田，習俗難改。問題還不僅如此，豐富多採的民俗所體現出的民俗精神，正是某種價值觀念，而這種價值觀念正是維持社會結構，支撐社會秩序所必須的文化規範。所以，穩定性極強的民俗是社會系統消除震蕩和干擾的重要力量。民俗的這種穩定機制，在社會大變革的情況下，一般都被人們稱為保守的力量。反之，在常態社會，在非轉折時期的社會背景下，民俗則維護著自己的尊嚴，傳送社會文化，保持歷史傳統。

第二節　黃土地：山西民俗的區域特色

黃河與天地不息，

走遍中原還氣力。

日月東西有落時，

黃河萬古無停刻。

（清）梁佩蘭

黃河是中國人的偉大圖騰，古老的黃土地是華夏文明的太陽，是中國文化的聖地。

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體系，有源有流，儀態萬千。它有著碩大的包容性和極強的生命力，尤如黃河一樣，生生不息，與日月同輝。然而，地域性文化的特徵也是很明顯的。我們透過歷史的望遠鏡可以看到，東西南北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從密到疏那極不均勻的人口分布，受異國情調和不同民族的影響不同，由此而形成的經濟優勢和自然優勢的巨大差異，直接造成了不同區域間人們那各有千秋的傳統習慣，民情風俗和性格心理，「百里異習，千里殊俗」。

從茫茫的內蒙古草原到山青水秀的江南水鄉，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兩地人在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上呈現出通然不同的風格，一個猶如游牧文明中保悍的小夥子，另一個則是農耕條件下溫柔的姑娘。

的確，以食肉為主的北方民族同食糧食為主的農耕民族在民情風俗上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靠近赤道的地區，在炎熱的氣候下，人體發育成熟較早，婦女早婚便成為一個突出的特點，俄羅斯人喜歡喝酒，可以從寒冷的氣候中尋找一些原因。

小腳女人，中國婦女之纏足，這曾是許多人對傳統中國婦女的關注焦點，但是生活在南方水田裡的勞動婦女並不纏足，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南方的許多地區，婦女是田裡的主要耕作者。

居住在白雲下深山中的山民也許比交通較發達的平原地區的人更多一些忠厚與樸實。

古人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這就形象地說明了環境不同民俗也不同。梁啟超把我國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不同習俗特點歸結為：「北俊南靡，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塞南華。」（《中國地理大勢論》）中國南北方的差異，不僅表現在人的身高體重及外貌特徵上，在語言、性格、飲食習慣、服飾、建築風格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林語堂把中國分為「粗獷豪放的北方」和「溫柔和婉的南方」。他以為：儘管中國的南方與北方被共同的主幹文化紐帶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但實際上，他們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之大，並不亞於南歐地中海人和北歐日爾曼人的差別。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體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喜愛文學，勤於修養，老於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中國人》）顯然這是很有見地的概括。

黃河流域，是一部碩大的史書，它記載了一部遠古人類活動的歷史，那一處處遺址，就是文明發展的豐碑。山西，地處黃河流域與黃土高原地帶，南部沿黃河一線和汾河谷地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祥之地，這裡有長達幾千年之久的文化積累，古迹遍地，每處古迹似乎都在向世人訴說一個古老民族燦爛的文明和悲壯的命運。

大河往往是文明的搖籃。黃河流域早在太荒時代，就響起了人類遠祖蹣跚學步的足音，在山西最南端「大禹治水」的遺迹表明，早在六千年前黃河流域就進入了農業社會，史籍所載的有關「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以及「后稷教民稼穡，樹藝百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的傳說便發生在山西南部。在晉南的農村，昔日的河東大地至今還有不少關於大禹治水、堯和后稷的民俗。無疑，這是一筆巨大的人文資源。

山西，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很多時候，他曾經是中國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從唐太宗到司馬光，從威武雄壯的關雲長到哀婉動人的西廂記故里，這片黃土地上人傑輩出。然而，偉大的漢唐之後，隨著中國經濟與文化中心移向東南，山西便開始落伍了。由於地處內陸，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社區封閉，各種現代化的信息傳播受到時空的限制，風俗與價值傾向呈現出一種嚴重的沉澱與凝固性，人們的心理、精神與行為被牢牢地鎖在歷史的山谷之中。

如同今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近臨東南亞，面向海洋文明一樣，絲綢之路也曾是古代中國面向世界進行溝通、交往與接觸的歐亞大通道。大西北也曾通過與西域與地中海的交往而豐富了自己的文明。但是，山西自絲綢之路中斷以後，長期遠離國際交往的中心，孤宿一隅，無法直接與異質文化相接觸，這樣，民俗文化的變化與更新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使他的民俗風情更具傳統意蘊。

「大河不廢夢廖廓。」黃土地上的民俗有著屬於自己的神韻，自己的特色。

一、尚節儉，善積蓄

與漢民族一樣，山西民俗的主幹部分無論就其形式而論還是以其內容來看都與農業生產有直接的聯繫。漢民族的民俗風尚是以農業社會特有的經驗為基石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流動性小，社會交往不發達，「樹之谷，藝之麻，養有性，出有車，無求於人。」雖然雞犬之聲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形成了「安居樂業」、「寧死不遷」、「知足常樂」，重家庭，重倫理的民俗價值，而聚貯財物，沉澱貨幣，省吃儉用。崇尚節儉也就成了消費民俗中的核心價值。

崇尚節儉是自然經濟條件下漢民族的普遍習俗，但在山西卻表現得特別突出。山西地處黃土高原，降雨量少，多山而且交通不便，土地貧瘠，植被較差，自然災害頻繁，是一個較為貧窮的省份。當開源的努力被束縛在小塊土地上而無法施展的時候，節流便成了人們自然的選擇。節儉是貧窮的伴生物，是對付貧窮的消極辦法。正如史籍所載：由於「地瘠則民勞而貧，自三帝三王以來，勤儉之俗未嘗改過」，「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山西通志》）「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節儉的基礎上，山西人形成了一種極強的儲蓄風俗，「山西人善積蓄，家有窖藏，」這些節儉與儲蓄意識，並非局限於家鄉僻壤，在太原、大同、臨汾、上黨等昔日的通都大邑也復如此。重要的是節儉，特別是儲蓄民俗創造了一種土壤，一種氛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山西人發展起了他們曾經獨領風騷於中國大地的金融意識，並充分顯示了他們的智慧，做起了金融生意，發明了票號，並使它獨行於明清時代。

作為一種傳統與習俗，節儉與儲蓄的習慣至今仍然支配著山西人的消費心理與行為，目前山西人的人均收入位居全國的下游之列，但人均儲蓄卻位居前列。山西人節儉與儲蓄的習俗在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廣泛的記載。

節儉之風氣在儒家傳統中雖然發展較晚，但後來卻一直為中國人所推崇。無論是貧寒之家還是朱門大戶，在許多家訓格言中都指出這是一種美德，歷代皇帝不管自己是否節儉，但都須示天下以勤儉，勤儉為本這是每個好家庭的必備風習，諸如「勤儉持盈久，謙恭受益多，」在農民的頭腦中尤如上帝的格言。

從本質上說，匱乏經濟是小農經濟的特徵，崇儉則是匱乏經濟的觀念反映，它與本末觀、義利觀互有聯繫，維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財富佔有和生活消費的封建等級標準和秩序。它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產物。

二、「中國的猶太人」

我們說山西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是指其善於經商和金融計算的習俗而言的。

人們戲言，美國人的錢包都裝在猶太人的口袋裡。猶太民族歷來以善於經營，精於計算而著稱於世。

在濃厚的勤儉儲蓄風尚中，山西人歷來巧於經商，精於計算，這種風尚誘導了商業的發展，特別是票莊票號的產生，在明清長達二三百年的時間裡，山西人幾乎完全掌握了中國金融業的霸權。19世紀70年代一位歐洲旅行家到中國進行了七次實地考察，幾乎對中國每一個省的人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中國的猶太人」，是這位歐洲旅行家對山西人經商氣質的評價。他認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業和大企業精神，當時居於領導地位的金融機關——山西票號，掌握著全國，支配著金融市場，可以說計算和智能勞動是該省唯一輸出的產品。」「在所有的中國人中，對中國特有的尺度、數、度量觀念以及基於這種觀念的金融傾象最發達的要屬山西人。」（沙蓮番主編：《中國國民性》）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好萊塢，中國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曾獲「奧斯卡」大獎提名。《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外景地，就是當年執山西金融與商業之牛耳的祁縣喬家大院。使喬家大院出名的不是這部電影，使喬家聲名遠播的，也不是因其中了狀元，出了閣老，而是出了擁有近代商業連鎖店的「復盛公」，具有現代金融機構特徵的票號錢莊，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旅蒙商。」

這些二百多年前的銀行家和「國際倒爺」在伏爾加河下游建立的華人街遠比美洲的唐人街歷史更為悠久，許多中國貨從這裡進入中歐和西歐，他們騎著馬、拉著駱駝，推著蒙古人的「勒勒車」，跨過戈壁沙漠和草原，走向歐洲的這條商路，就是後來被稱為第一座亞歐大陸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線。

今天的國際「倒爺」們也正是在這條商路上來回穿梭充實自己腰包的，不過，他們的交通工具已換上了特別快車。

當年山西商人的崛起，與康熙三四十年開放海禁，以及嘉慶之後「移民實邊」這樣一次封建社會崩潰前的開放和開發大環境有直接的關係。山西票號和商人的足跡不僅遍布長城內外和大江南北，就連發達的「吳越諸郡，察其市肆貿迂，多是晉省之人。」（《清聖祖實錄》）且其觸角已伸到了莫斯科和日本的東京。到了晚清，以祁縣、太谷和平遙為代表的山西經商之風已達極盛。這裡我們僅舉幾例，可見一斑。

徐溝縣：「貧者皆習逐本」。平魯縣「人多逐本，不思敦本。」太谷縣「商於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數有田產者得以耕鑿外，余皆持行商為生。」盂縣「服商賈於遠方，雖數千里不辭」。

經商風氣之盛在商業人口的比例上也有明顯的反映。

在宣統年間，文水縣從事商業的人口已佔27％。保德縣也達21％。據有關學者的研究，近代山西商業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應在 25％以上。（行龍：《山西近代人口問題初探》）當然，這個比例中有許多人和戶是兼營商業，或從商而兼營農業。有些地方的商業人口比例還要高一些。如榆次「服商賈者十之三四。」平定「賈易於燕、趙、齊、魯間者十之五六。」

經商之風最甚的晉中一帶，追逐商業利潤已經形成一種風氣，甚至開始衝擊中國傳統的「讀書做官」的價值觀念，雍正時人們說：「山西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雍正硃批御旨》）光緒年間晉中一帶都送子弟去經商，而不是去「讀書做官」，金錢向權力發起挑戰，當時廣泛流行的「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民諺就反映了這種狀況。

無商不富，這是中國的真理。山西的許多巨富、豪富都是經商起家的。山西商人究竟有多少錢，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清朝國庫空虛，咸豐皇帝在收到山西票號商人的大量捐款和借款之後才度過了危機，皇帝向財主借款，這種稀罕事也說明了山西富商的經濟實力。這些巨富幾乎都集中在商業較為發達的太谷、祁縣、介休和平遙等縣。讓我們略舉一二。清末光緒年間介休侯氏的個人資產高達 800萬兩白銀，可以說是山西商人的首富，太谷曹家財產有六七百萬兩，祁縣喬家、渠家也都在三五百萬兩之上。（徐珂：《清稗類鈔》）如果我們進行一下比較，僅這幾戶山西商人拿出他們的個人財產，便可還付鴉片戰爭後中國向英國交付的全部賠款。

經商帶來的巨大財富導致了生活方式及民俗的某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為質樸、勤儉、呆板的民風加入了一些新的色彩。

如，曲沃一改傳統民俗，開始「重遷徙，服商賈、頗好神而喜訟，而竟利好鬥」。

汾州，由於「商賈雲集，民物浩穰」，使得「俗多侈靡，訟獄滋煩。」

汾陽，這個明代貴族聚集之地，更是「多商賈，喜華靡，世祿者眾，知禮者鮮。」

太谷，是中國明清時代的金融中心。由於商業與金融業的繁榮，流入了滾滾財富，使這個小小的縣城風貌一改歷史上的沉寂而達到了空前的繁華。我們無法描繪當時的情景，但直到本世紀20、30年代，人們仍然看到太谷的居民所具有的大都市風采，他們的形象都極為端正，特別是那些女子，美麗而優雅，儀態十分迷人。居民的服飾華麗而不俗，在隱約之中，人們盡可以看到這裡昔日的輝煌。（《山西歷史緝覽》）

今天，人們仍然可以在太谷、祁縣和平遙等地看到許多古堡式的高大建築，深宅大院之內肯定深藏著許多或悲、或喜、哀婉動人的故事。這些昔日車水馬龍，豪華闊綽的住宅，在蔥綠的田野環抱之下，呈現出中國古典式的田園風光。多少年過去了，既便是在今天，與富裕起來的農民剛落成的現代建築相比，它的氣度與風韻也毫不遜色。

山西的商人，那些富商巨賈和票號財東發跡之初都是由創始人靠肩挑小擔貨郎鼓，或是小本經營雜貨鋪起家的。且不說他們那拋妻別子十幾年不得回家的艱辛，嚴格的禁慾習俗和無子不為大的價值觀念也是值得重視的。

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在總結西歐資本主義興起的推動力時，特別推崇了新教倫理中忘我的工作以聚收財富，和清教徒式的禁欲主義生活，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巨大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