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較研究

張富祥，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以下簡稱《報告》)[1] 發表後，一度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強烈反應，爭議和批評甚多。本文嘗試以今本《竹書紀年》為基礎，並聯絡古文獻中的相關年代資料，以推校古本《竹書紀年》原載的西周年代，力求恢復其本來面貌。進而以所得結果與《報告》所附《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較，分析各自的優劣得失，以驗證「工程」所定的西周王年究竟有多少可信性。 現存古籍記載西周王年，能夠包括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的部分，且最為具體而稍有系統的，莫過於今本《竹書紀年》[2] ①。《紀年》古本出於晉初汲地古墓，公認是先秦魏國的史書，其文例「大似《春秋》之經」，雖簡單晦澀，出土時又有斷爛，而畢竟為古人真品，至可寶貴。可惜此本久佚，歷來見於輯錄者，估計全部內容不足原本的三分之一，西周部分恐怕連十分之一也不到。其書今本來歷不明，內容還較完整，然叢脞有如雜俎，向被指為偽品。近時或多少受斷代工程的刺激，古史年代學研究轉熱，因此對《紀年》的重視程度也隨之大為提高，並且不少國內外學者都強調今本《紀年》亦不可忽，或從各方面考證此書非偽。這也是過去早就存在的看法，只不過細心研究而專作探討的人較少。 近年何炳棣、劉雨先生撰有《夏商周斷代工程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一文②，批評「斷代工程沒有充分利用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是整個研究中的最大敗筆」。[3] 這是參加工程的學者的意見，應該比「圈外」人士的話更有分量。具體地說，「工程」也採用了幾條古本《紀年》的材料，如周昭王十九年「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商後期「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等[4]，但可用而捨棄的遠比採用的為多。何、劉二先生的文章沒有提及今本《紀年》，這是慎重的做法，理應如此。不過現存的古本佚文零落殘缺，所剩無幾，甚者如有關周成王、共王的記錄隻字無存，用以研究相關王年便無從著手。迫不得已，今本《紀年》的材料也還需要審慎選擇利用，要在能夠剔抉發隱，考證有據。 今本《紀年》究竟保存了古本的哪些條目，現存的古本佚文可供查對；但今本所有而古本輯本所無的材料多多。這裡僅先將今本《紀年》中的西周王年摘錄出來，對照有關文獻作些考求，然後再與斷代工程的年表作一比較。 表一：今本《竹書紀年》西周年代表[2] 王　　年代(公元前)　年數武王　 1051～1045　　7成王　 1044～1008　　37康王　 1007～982　　 26昭王　 981～963　　　19(古本同)穆王　 962～908　　　55共王　 907～896　　　12懿王　 895～871　　　25孝王　 870～862　　　9夷王　 861～854　　　8厲王　 853～828　　　26(含共和14年)宣王　 827～782　　　46幽王　 781～771　　　11 註：關於武王在位年數，今本《紀年》「周武王」下第一條載「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最後一條載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則武王在位共6年；但在幽王之後括言西周總年數，又謂「武王滅殷，歲在庚寅」，是實以武王在位為7年。大約今本的作者對武王克商年尚躊躇不能定，遂牽連干支紀年的推算而致誤。詳下文。 (一)表中的年數，與現存古本佚文相對照，只有昭王在位共19年二者相同，其餘古本佚文所記皆不足今本之數。這並非是說古本《紀年》原就不載各王在位年數，當只是由於古本散佚，絕大多數王年已經失去。王國維先生的《疏證序》說：「今本《紀年》為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2] (p3)這話否定今本與古本的聯繫，似嫌過分。有學者認為，「王國維所說《今本竹書紀年》抄襲他書的材料，其實並看不出它們間的直接因襲關係」，而且「有大量的例證可以說明今本絕非輯錄而成，因為古本『不云何年』的材料在今本中都有並非不恰當的各自位置」[5] (p194～198)。今本資料來源的情況可能相當複雜，有些內容或直接涉及古本的資料來源問題，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之前，對於今本與古本之間的承變關係還不能輕易否定。僅就今本所記的西周年代而言，我們以為可分兩段來看：自康王以下諸王年，當是大略承古本而來的，否則後人無由造作與編排；至於武王、成王的年代，則明顯是據《漢書·律曆志》所錄劉歆《世經》中的年數補入的，而不是古本《紀年》原有的記錄。認清這一點，對於考察《紀年》中的年代記錄十分緊要。 (二)今本《紀年》載西周積年云：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2] (p89) 王國維先生《疏證》說：「《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紀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鑒外紀》引《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此二百八十一年與古《紀年》不合，乃自幽王十一年逆數至其前二百五十七年，以此為成王定鼎之歲，以與古《紀年》之積年相調停。蓋既從《(新)唐(書·歷)志》所引《紀年》以武王伐殷之歲為庚寅，而共和以後之歲名又從《史記》，無怪其格格不入也。余疑《隋(書·律歷)志》所引『堯元年丙子』，《唐志》所引『武王十一年庚寅』，皆歷家追名之，非《紀年》本文。蓋雖古《紀年》中，亦多羼入之說也。」[2] (p89)這段話的前半部分最稱透闢，揭示今本《紀年》擅自變更古本所記周初王年，已失去了古本的本來面貌。下半部分指出干支紀年非古本《紀年》本文，也十分正確。清人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卷上「帝堯元年丙子」下已有按語云：「古人不以甲子名歲，自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又雲『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是始變古。原古人之法，以歲星定太歲之所舍，星有超辰，則太歲亦與俱超，故不可以甲子名歲也。東漢以來，步歷家廢超辰之法，乃以甲子紀年，以便推算。此『丙子』二字，疑荀勖、和嶠等所增也。」[6] 陳夢家先生也判斷，「東漢復行四分曆以後，應已有以干支紀年並追紀古時年代的干支者」[7] (p259)，因此「堯元年丙子」、「武王十一年庚寅」二條「都是後人據《紀年》推校出來的，因東漢以前無干支紀年法」[8] (p476)。何炳棣先生又斷言古本《紀年》中的「庚寅」二字是據唐代的《大衍曆》推算而來的，干支紀年不得早於東漢初葉[9] (p19)。古本《紀年》出土不久，已有據《紀年》推校古時年歲干支的，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而這種推校，誠如陳夢家先生所說，「常有錯誤」。 今本《紀年》所記武王、成王年數，可以肯定是截取了劉歆所擬西周年曆的開頭部分。陳夢家先生已指出：「《三統·世經》之西周曆譜系應用下列各部分配合而成者：(1)選擇若干書籍材料作為構成周初五十六年之史料；(2)採用《三統曆》法(即《太初曆》法)將上述史料之年曆及月象譜成由推算而得之周初五十六年歷譜；(3)除周初五十六年用上述方法譜成外，其他採用《史記·魯世家》年數；(4)採用兩周八百六十七年之說，將周初五十六年及《魯世家》所補年數合為西周三百五十二年。」[10] (p498)劉歆所定的周初王公年數，包括武王7年、周公7年、成王30年，下及康王十六年，共60年；康王十六年以後，則續接《魯世家》的年數。今本《紀年》作武王7年、成王37年，顯然與《世經》一致，只不過把周公攝政的7年併入了成王的紀年。 漢人重視魯國紀年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時間實可由《魯世家》上推到周初。此亦由於魯國最初受封建國時，因周公的特殊地位而得賜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史官制度發達較早，文獻記錄和保存亦較完整。然《世經》所引錄的《魯世家》年數，卻與今本《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下簡稱《年表》)有異。其差別情況如下表。 表二：《世經》與《史記》所載魯公在位年數對照表魯公　《世經》 《魯世家》 《年表》伯禽　　46考公　　4　　　　 4煬公　　60　　　　6幽公　　14　　　　14魏公　　50　　　　50厲公　　37　　　　37獻公　　50　　　　32真公　　30　　　　30武公　　2　　　　 9　　　　　10懿公　　9　　　　 9　　　　　9伯御　　11　　　　11孝公　　27　　　　27　　　　 38惠公　　46　　　　46　　　　 46 《魯世家》與《年表》所記武公在位年數有一年之差，今通觀二篇及今本《紀年》，權從《年表》，以武公在位10年計。依此，由已知的魯孝公三十七年(即《魯世家》的二十六年)為周平王元年(前770)上推，則考公元年為公元前998年，伯禽之卒年在公元前999年。如果按《世經》，則魯考公元年在公元前1062年，比上數多出64年。劉歆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即由公元前1062年上加所擬周初60年而得。他所據《魯世家》何以與今本《史記》不同，原因不能明。《史記》原本在漢宣帝時由司馬遷外孫楊惲傳出[11] (《司馬遷傳》)，或劉歆所見官本已有改動，或竟為劉歆自己所改以就合其歷譜，都屬可疑。 劉歆使周初年曆與魯國紀年相銜接的關鍵環節，在於推定魯公伯禽在位46年，其卒年即康王十六年。《世經》說：「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春秋(歷)》、《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左)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他的推算依據是：「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六年戊午，距煬公七十六歲，入孟統二十九章首也。」「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歷》以為丁酉，距微(魏)公七十六歲。」[11] (《律曆志》)這是說，從周公攝政五年正月初一到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初一，共76年(即古歷一蔀亦即四章的長度)。由這個76年，減去周公攝政的後3年及魯考公4年、煬公23年，即得伯禽在位的46年之數。因劉歆先已設定成王在周公攝政7年歸政後始即位稱元，而成王在位30年，故又由46年之數，推定伯禽去世在康王十六年。這個純由《三統曆》譜推算出來的年數當然也是不可信的。 今本《紀年》沒有採取劉歆的推算方法，而是在信從武王在位7年、成王在位37年之說的前提下，調停古本《紀年》所記的西周曆年共257年之數，直接以成王十八年(前1027)為257年的上限，並以其年為成王「定鼎」之年。其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是由追紀性質的干支紀年法推導出來的。具體做法是先由已知的周平王元年為辛未年，上推257年為甲寅年；又由武王伐紂之年為庚寅年，下推24年亦為甲寅年，故以此年為「定鼎」之年，也即成王十八年。今本《紀年》的西周干支年表如下[2]： 表三：今本《竹書紀年》西周干支年表武王十一年(伐紂年)　 庚寅(前1051)十七年　　　　　　　 丙申成王元年　　　　　　 丁酉十八年　　　　　　　 甲寅康王元年　　　　　　 甲戌昭王元年　　　　　　 庚子穆王元年　　　　　　 己未共王元年　　　　　　 甲寅懿王元年　　　　　　 丙寅孝王元年　　　　　　 辛卯夷王元年　　　　　　 庚子厲王元年　　　　　　 戊申十三年(共和元年)　　 庚申(前841)宣王元年　　　　　　 甲戌幽王元年　　　　　　 庚申十一年(西周亡)　　　 庚午(前771) 看這個干支紀年表，並未有齟齬，王國維先生所謂「格格不入」者，似乎並未詳檢。不過今本《紀年》確定武王元年(指其最初稱王即繼承文王為周人首領之年)為己卯年，則又發生了問題。由己卯下推，武王十二年為庚寅年，十三年為辛卯年；若以庚寅年為十一年，則其元年應在庚辰。今本首條的錯誤，蓋亦由此而來。這些都顯示出未定稿的痕迹，可見作者對古籍中有關武王伐紂及在位年數的種種矛盾說法仍無所適從。 上述表明，古本《紀年》原載西周積年為257年，所記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數與今本大不相同。如果肯定今本所記康王以下年數尚承古本而來，那麼由所記康王元年(前1007)溯至257年的上限，實際只有20年(前1027～前1008)。我們相信這個20年之數即是古本《紀年》原有的記錄，並且是大致符合歷史實際的，即武王克商後次年即去世，在位僅2年，成王在位共18年③。今本《紀年》大約以為這個年數太短，又與所追校的干支紀年不合，因而部分採取劉歆之說而別作安排，遂將武王克商年提前了24年。實際上，今本所記成王十八年以後事，年曆都不可信。如記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次年「葬周文公於畢」，就與上文所記「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相矛盾。此亦因改動古本，屬稿未定，前後失於檢照。即如「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一條，也不可信。《左傳》桓公二年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宣公三年又載：「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12] 斷代工程的《報告》認為：「顯王卒於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則西周積年約270年。」[1] (p39)所謂「再加上」云云，可能是就今本《紀年》的記載而言的。然古人所謂「定鼎」，不過是「定都」之義，武王去世之前既已有意於以洛邑為統治「中國」之中心，則不得遲至成王十八年始有「定鼎」之事。學者或說洛邑王城至此始建成，故以其時「定鼎」，此亦缺乏實據。其事還牽連到孟子去齊時所說的「由周而來，七百有餘年矣」[13] (《公孫丑下》)的話，《報告》採取了孟子去齊在公元前312年之說。然據錢穆先生考證，孟子曾兩度游齊，其第一次去齊約在公元前324年或稍前④。若即以此年為準，則上溯700年為公元前1023年，其前二年即成王元年，正與古本《紀年》相合。 現在看來，了解周初的史實與年代，應須破除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即周公攝政時成王尚「年少」之說。武王克商時年事已高，故至次年即去世，其時成王作為元子，不應尚在少年階段。古人說的「年少」，往往可指30歲上下，未必限定於十多歲。成王與伯禽為同輩，年齡可能也相仿。按魯國紀年，伯禽卒於公元前999年，相當於今本《紀年》所記康王九年。再按古本《紀年》，若伯禽受封在成王元年(前1025)，則其在位共有27年；而今本《紀年》載其受封在成王八年正月，即周公還政於成王之次年⑤，這很合情理，如是則其在位實際只有20年。其卒年晚於成王9年，也許成王比他還要年長些。晉國的開國君主唐叔虞，相傳為成王之弟，而《左傳》載唐叔之子燮父與周公之子伯禽、姜太公之子丁公伋、衛康叔(武王少弟)之子王孫牟並事康王[12]，亦可見成王即位時決不會太年輕。武王去世後周公「攝政」，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及古代王位繼承兄終弟及的因素，後人對周公業績的稱頌有類於神話，成王「年少」之說當即由此化出。為便於查對，並附魯國年表於此。 表四：西周魯國年表 (據《史記·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14])國君　年代(公元前)　年數周公　1027～1019　　(9)伯禽　1018～999　　 (20)考公　998～995　　　4煬公　994～989　　　6幽公　988～975　　　14魏公　974～925　　　50厲公　924～888　　　37獻公　887～856　　　32真公　855～826　　　30武王　825～816　　　10懿公　815～807　　　9孝公　806～771　　　36 註：(1)魯國立國，取西周初建即受封之說，故表中以周公為魯國始封之君(實際未蒞國)；(2)伯禽在位年數，自其於成王八年正式受封蒞國算起；(3)武公年數從《十二諸侯年表》，較《魯世家》多1年；(4)孝公紀年亦從《十二諸侯年表》，包括伯御在位的11年在內，截止之年為周幽王十一年，孝公實卒於周平王二年(前769)；(5)年數帶括弧者為著者擬定。 (三)以上雖費辭不少，仍只說到《紀年》中的周初王年。下面再就《紀年》所記康王以下王年作些分析。 今本《紀年》載康王在位26年、昭王在位19年，當是上承古本而未作改動。古籍引古本《紀年》，盛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4]，與成王、康王共在位44年之數亦相符合。古本、今本《紀年》均載昭王十九年卒於伐楚，即所謂「南巡不返」，學者亦略無疑議。 比較麻煩的是穆王的年壽和在位年數。《史記·周本紀》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14] 如是則穆王享壽105歲。今本《紀年》亦載：「五十五年，(穆)王陟於祇宮。」[2] 此說流傳甚廣，然《晉書·束皙傳》隱括古本《紀年》的記錄說：「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15] 這是《紀年》出土時參與整理者的複述，自是真言，可知古本《紀年》原未有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之文。自周初至穆王共「百年」之說，大致也符合戰國時人所說的自成王「定鼎」至顯王末共「七百有餘年」之數——以穆王去世在公元前920年前後計算，下延六百年，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紀年》記事止於公元前299年)。疑古本《紀年》原只記及穆王三十九年事，並未明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故又辨及穆王壽百歲之傳說不實，「五十五年」之數當是今本所擅加。以前面所考武王至昭王在位共65年計，下至穆王三十九年，共得104年，此當即傳說穆王享壽105歲的來源(按虛歲即可言105歲)。其實，若穆王去世時在90歲以上，民間傳為百歲，亦合於古今風俗。古本、今本《紀年》均有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以「伐越」的記載。[4] [2]《左傳》昭公十二年說：「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12] 杜注謂「獲沒」指「不見篡弒」而言，猶言壽終，則「伐越」必其晚年事，估計穆王去世距「伐越」不久。今本《紀年》又載「三十九年，(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四十五年，魯侯{K21Q320.jpg}薨」。這兩條文字是接續記錄的，當亦出於古本《紀年》，不過後一條時間不確，「四十五年」可能是今本為湊合「五十五年」之數而加上去的。{K21Q320.jpg}即魯魏公，按魯紀年推算，其卒應在公元前925年，正當穆王三十八年，今本的記錄推遲了7年⑥。所謂「三十九年，王會諸侯於塗山」，可視為伸張「伐越」聲威之舉，故《左傳》昭公四年亦稱「穆有塗山之會」。定穆王「獲沒」在此年是合理的，今即取其在位年數為39年。 穆王紀年的錯誤，當與其後諸王的紀年聯繫起來看。共王在位年數，今本《紀年》作12年，明顯偏少。《太平御覽》卷84引《帝王世紀》作20年，《通鑒外紀》卷3下作10年，又引「皇甫謐曰」作25年，皆取整數，也不可從。最可信的記錄見於趞曹鼎銘文：「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龔王在周新宮……」是知共(龔)王在位至少15年。今本《紀年》既定穆王在位55年，而又不欲突破古本《紀年》所記西周積年為257年之成說，所以必須在穆王之後的王年中減去多計的穆王16年才行。下面還將談到，今本《紀年》所記的厲王在位年數短缺了11年，剩餘的5年可能是從共王的在位年數中減去的。現在若將此5年復加於共王的年數之內，則共王在位便有17年。不過這個年數也還不確。今本《紀年》又載懿王「十七年，魯厲公擢薨」，[2] 但與上所記魯魏公卒年相較，魯厲公在位便有39年，比《魯世家》所記厲公在位37年多出了2年。若欲使之與魯國年表相合，則按今本《紀年》的記載，當言懿王「十九年，魯厲公擢薨」⑦。上已言及，今本《紀年》記魯魏公卒年實推遲了7年(按魏公卒於穆王三十八年計)，由懿王十九年上推7年，則魯厲公應卒於懿王十二年。這個上推的7年當再加於共王的在位年數之內，如是，由穆王元年(前962)下推，以穆王在位39年、共王在位24年計，則懿王元年應在公元前899年。依魯國年表，魯厲公卒於公元前888年，正為懿王十二年。斷代工程由天文推算，確定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最可稱道。 懿王的在位年數，今本《紀年》作25年，《太平御覽》卷84所引「史記」和《通鑒外紀》都采此數，也是不可靠的。據我們下面所考，懿王在位凡18年，諸書多出的7年當都與今本《紀年》所載魯國紀年被錯誤地推遲了7年有關係。 今本《紀年》載孝王在位9年、夷王在位8年，前者無從肯定也無從否定，後者則可證實。今本《紀年》說：「(夷王)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2]《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云：「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奔走其望，以祈王身。」[12] 杜註：「愆，惡疾也。」「其望」之義，亦即「祈于山川」，古稱山川之祭曰望。兩種記載相合，定夷王在位8年當可從。又據《史記·衛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共和行政焉。」[14] 由厲王出奔之年(前842)上推，衛頃侯即位在公元前866年，而夷王在位8年，則夷王元年不得超過公元前873年。這是考求西周后期王年的一個重要數據，《齊世家》、《陳世家》的記載都與此相合。據下文，可知夷王元年為公元前872年。 厲王及共和的紀年是個複雜的問題，斷代工程恐怕考慮不周。後人隱括古本《紀年》說「共伯和干王位」[14] (《周本紀》索隱引)，視作「篡位」之例，所說當然不會是當時的真實情形。現在要注意的是《輯校》本《紀年》不以共和單獨紀年，而列入厲王的紀年內，這點是清楚的。其文之末雖然也記有「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條，而出自《太平御覽》卷897所引「史記」，未必是古本《紀年》本文，王國維先生的校語也只說「《史記》無此文，當出《紀年》」。[4] 今本《紀年》則明確無疑地不以共和紀年，而以共和十四年為厲王二十六年，亦即厲王實際在位只有12年。如果說這還不足以祛疑的話，那麼2003年陝西眉縣新出土的銅器群也反映出共和不單獨紀年，這就對工程所擬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共和之事，《史記·周本紀》說：「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王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13] 這個「二相行政」的記載也不見得確實。古本《紀年》載「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15] (《束皙傳》引)。《莊子·讓王》說「共伯得乎共首」，《經典釋文》引司馬彪註：「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16] (卷28)《史紀正義》又引《魯連子》：「衛州共縣，本共伯和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於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14] (《周本紀》)《呂氏春秋》也說：「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17] (《開春論》)「以來為稽」即奔走其望猶恐來遲之意，「來謂」則當是「來請」之誤，即司馬彪「請以為天子」之謂。同書還有「共伯得乎共首」之文[17] (《慎人》)，畢沅校注引《梁伯子》曰：「共伯值厲王之難，攝政十四年，乃率諸侯會二相而立宣王，共伯歸共國。」這些說法出於先秦，應該比《史記》的記錄更為可信，故今本《紀年》載「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2] (厲王二十六年)共伯既是賢人，為國人及諸侯所推，則他雖為姬姓，也不至於自稱王，「共和」本亦不是紀年之號。 由《紀年》及金文(至今尚未發現帶共和年號者)來看，共和年間周王室仍承續厲王紀年，並未廢止，王室紀年也無由改用他號。這樣，史籍所記載的厲王在位37年，就應包括共和的14年在內。後世以厲王的37年與共和的14年並存而接續，便不免引起混亂。這點連司馬遷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陳夢家先生說：「此說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諸侯年表》不始於厲王。」[10] (p517)據37年之數推算，厲王死於共和十四年(前828)，其即位應該在公元前864年。也就是說，厲王實際在位應有23年。今本《紀年》實載厲王在位12年，短缺了11年。這個短缺的11年，可能是由誤計厲王的年齡造成的。今本《紀年》於孝王七年下有一註：「是年厲王生。」[2] 此注疑有據。按今本《紀年》所記，自孝王七年至夷王八年(卒年)凡11年，更下及共和十四年凡37年。蓋今本作者誤以為厲王卒年37歲，故定厲王實際在位12年(37-11-14=12)。今仍以厲王生於孝王七年為準，而補入短缺的11年，則厲王12歲即位，在位23年，34歲時被逐，又14年而卒，凡享年48歲。《史記》載：「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14] (《周本紀》)此所記「三十年」、「三十四年」當出於舊記，疑本指厲王的年齡，而司馬遷誤為厲王的紀年。又其下「三年」二字當是司馬遷據《國語·周語上》所加，而實為衍文。今本《紀年》所記厲王在位年數雖有錯誤，而記厲王自「初監謗」至「奔彘」凡5年，與《周語上》所記相合，當可從。如此，則厲王十九年初監謗，時年30歲，又4年被逐，亦可證今本《紀年》注謂厲王生於孝王七年可信。以時王的年齡紀年，不合於後世通行的史法，然不能排除古人也曾以此種方式紀年的可能性；或者因厲王情況特殊，王室的記錄才採取了此種方式。是否如此，值得考究。 依據上述，大致可定穆王以降各王的在位年數為：共王24年，懿王18年，孝王9年，夷王8年，厲王37年(含共和14年)。此可作為古本《紀年》的記錄看待。 (四)現在可以對《紀年》中的西周年代與斷代工程所擬定的西周年表作比較了。比較的方法很簡單，列表便清楚。 表五：校訂《竹書紀年》西周年表 (據今本《竹書紀年》校訂[2]) 王　　 年代(公元前)　　年數武王　　1027～1026　　　(2)成王　　1025～1008　　　(18)康王　　1007～982　　　 26昭王　　981～963　　　　19穆王　　962～924　　　　(39)共王　　923～900　　　　(24)懿王　　899～882　　　　(18)孝王　　881～873　　　　9夷王　　872～865　　　　8厲王　　864～842　　　　(23)共和　　841～828　　　　14宣王　　827～782　　　　46幽王　　781～771　　　　11 註：表中年數，帶括弧者為著者校訂，其餘為今本《竹書紀年》原載。共和年代，為合於後世習慣，仍單出。 表六：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年表[1] 王　　 年代(公元前)　　年數武王　　1046～1043　　　4成王　　1042～1021　　　22康王　　1020～996　　　 25昭王　　995～977　　　　19穆王　　976～922　　　　55共王　　922～900　　　　23懿王　　899～892　　　　8孝王　　891～886　　　　6夷王　　885～878　　　　8厲王　　877～841　　　　37共和　　841～828　　　　14宣王　　827～782　　　　46幽王　　781～771　　　　11 上列表五雖不能說是古本《紀年》西周王年的完整恢復，但我們自信它至少是接近於原本的。此表的好處是完全依據傳世古典文獻的記載，而不是脫離文獻另搞一套，處處靠猜測與「擬合」定弦。今本《紀年》中的失誤當然需要調整，我們的調整實際上只有兩點：一是斬去今本《紀年》據《世經》妄加的周初年數，仍在古本《紀年》所載西周共歷257年的框架內，確定武王、成王的在位年代；二是將傳聞的穆王在位年數多出的部分，以及古籍推測的懿王在位年數多出的部分，分別歸入共王、厲王的年曆內。這樣調整的幅度很小，原載大部分未動。其中穆、共兩世凡63年，二王各自在位年數的分配或者還可以有一兩年之差，其餘諸王的在位年數都已相對固定。此表與西周魯國年表完全相合，甚至可以說是密合無間。魯國年表，僅從孝公三十六年上推，就可一直上推到公元前998年。其間主要的分界標準是魯真公十五年相當於共和元年，另外則有今本《紀年》所見的魯厲公卒年和魏公卒年，也可作為推求西周王年的參考指標。魯國紀年絕對是有來歷的，其舊有的譜牒記錄遠非他國可比，春秋時人所謂「周禮盡在魯」決非虛言。司馬遷的記錄也大致可靠，只有武公年數是作10年還是9年，他仍然吃不準。而即使作9年，也不過把考公元年下推一年到公元前997年。司馬遷熟知魯國紀年，他作史表完全可以據此上溯到周初，大約因其他各諸侯國的紀年都較晚，共和以前的王年又是一筆糊塗帳，最終他只好放棄上溯的努力。不管怎樣，古今學者都將魯國紀年作為考察西周年代的主要參照體系是對頭的，獨斷代工程對此毫不顧及，甚是可怪。 「工程」擬定的西周年表，最突出的成果大概要推懿王元年的驗證和確認。此年因有《紀年》「天再旦於鄭」的可靠記錄為依據，故由現代天文科學推算的結果非常正確，起碼可說是八九不離十。而此年之外，「工程」所推定的其他共和以前西周王年，與前列表四、表五相校，蓋一無是處，怕是廢之亦不足惜。其中昭王、夷王的在位年數采自《紀年》等文獻，康王、共王的在位年數也較近實，然年代定位一經錯亂，正確或接近正確的年數也會變得全無用處。歷史年代原是一個自在自足的系統，稍有差池便會弄得面目全非，這是古史年代學研究的難處之所在，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工程」的西周年表，在我們看來，主要有兩處重大失誤： 其一，「工程」相信穆王在位55年之說，而由自認為不能更動的懿王元年上溯，結果使得周初的年代大大提前了。從表面上看，許多爭議好像都是由武王克商年的分歧引起的，實則更要害的問題是對穆王在位年數估計過高。這樣順次上推，商、周年代分界也勢必會提前。別的不說，按「工程」年表，魯公伯禽的卒年相當於康王二十二年，比劉歆推定的伯禽卒年在康王十六年還要晚6年。依此說，如果伯禽在位從成王元年算起，那麼他在位的年數就應是44年，較劉歆推算的伯禽在位年數僅差2年(若以伯禽卒年為公元前998年則僅差1年)。「工程」的專家是不相信《世經》的，《報告》在談到文獻所見商代積年時說：「《世經》之629年，不見於先秦文獻，是劉歆據三統曆推算出來的，不足憑信。」[1] (p72)可是「工程」年表所見的伯禽在位年數，卻與劉歆按《三統曆》推算出來的46年之數如此接近，這又如何解釋呢？想來《報告》在撰寫時，並未對《魯世家》中的材料做仔細的檢照與研究。所以很自然的，如果說劉歆的推算不可信，那麼「工程」的推算也難憑信，因為「工程」的歷譜推算方法與劉歆並無差異。康王十六年以前的西周年數，劉歆設定為60年，「工程」縮短到42年，而與魯國紀年相比照，二者的推算結果卻又差不多。僅此一端，就可以肯定「工程」所選定的武王克商年也有問題。 其二，「工程」沒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單獨紀年(這點不能以前幾年眉縣銅器尚未出土為借口，忽視今本《紀年》才是根本原因)，又誤信厲王實際在位37年之說，並同樣由懿王元年下推，結果不但使得厲王的在位年數不可信，連帶把懿王的在位年數也大大縮短了，並將孝王的年數也擠去了3年。《報告》說：「由對(推定西周王年的)七個支點的研究可知，在歷譜中，只有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數不能定。前已論定，懿王元年為公元前899年，厲王元年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屬於這一階段的青銅器可排出三王年數不同的幾種方案。結合文獻記載和青銅器銘文中的人物關係，以懿、孝、夷分別在位8年、6年、8年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別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1] (p29)這等於是說，三王在位年數的推定什麼根據也沒有，唯一可信賴的歷譜在這裡也用不上。其實，年代竄亂了，歷譜又何從談起，「最佳方案」一詞用得輕率。不過夷王在位8年的選擇，大概還是暗用了今本《紀年》和《左傳》，只是沒有明說。 今本《紀年》一書，西方學者向來以為是不偽的。因此還在19世紀就已有英文、法文譯本，至今仍有美國學者力主此書不偽。僅就本文上述對書中西周年代的分析而言，我們的大體印象是此本仍基本上承古本而來，但作了不少改動，特別是周初部分變動很大。書中的干支紀年有明顯襲用唐代《大衍曆》的地方，所以此本很令人疑心原為唐初天文歷算家的手冊。手冊的使用者出於修訂曆法的需要，自然重視古本《紀年》，但又不盡信書中的記載，因而網羅群書，改補了其中的一些條目(或者還有刪削)，並加了不少注文。注文中引有《宋書，符瑞志》之文，而《宋書》正是唐初修史時未重修的前代正史之一。還有七八條註標明是沈約所加，大概為其所見古本《紀年》原有，是手冊轉抄過來的。這樣，因為是實用的手冊，遂將古本弄得面目全非，以致後人認為它是雜抄古本而成的。古本《紀年》可能到北宋時已經佚失，《太平御覽》的引錄大抵出自今本，所稱「史記」當即今本之別稱，連書名也改了。南宋時今本尚存於館閣，雖不為學者所重，而竟得以流傳下來。順便錄此以備考，同時認為今本的價值仍不可低估，「工程」不加採擇不能不說是個失誤。 注釋： ①《竹書紀年》又稱《汲冢紀年》，本文下述皆簡稱《紀年》。其書古本用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今本用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均為《王國維遺書》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下引簡稱《輯校》與《疏證》。 ②文載《燕京學報》新14期，2003年5月。吳銳等編《古史考》第9卷轉載，改題《懷疑真古，相信假古——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③傳世周初銅器有作冊瞏卣，銘文稱「惟十又九年……王姜令作冊瞏安夷伯」。金文專家或以為是成王時器，恐不一定。「王姜」之名又見於令方彝、令簋銘文，我們傾向於認為此器是康王時物，銘文所記即康王令明公(毛父、伯懋父)東征時事。學者或考成王之後為「王姒」而非「王姜」，見劉啟益《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周王后妃考》一文，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 ④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49、577頁。按：錢先生有關孟子游齊的考證散見於《系年考辨》中的多篇，須與所作《通表》對看。《通表》所列齊威王紀年，較《史記·六國表》多一年，故與現在通行的歷史紀年表亦相差一年。 ⑤周公還政之年，傳統上多說為成王七年。王國維先生曾據《尚書·洛誥》，考證此七年當從武王克商算起，其還政實在成王五年，見《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一冊，第39～40頁；楊寬先生又據何尊銘文，證明王說為確，見所著《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6～527頁。陳夢家先生亦以為「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周受天命以來之七年，見上引《陳夢家著作集·西周銅器斷代》第515頁。張政烺先生則說王國維的考證「不一定十分準確」，「周公攝政，踐祚稱王，則周公當自有紀元」，「何尊的五祀或是攝王五年」，見《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57頁。今權從傳統說法，這點不影響對周初王年、魯年具體年數的計算。 ⑥今本《紀年》之所以將魯國紀年推遲了7年，蓋由信從劉歆所說，以為伯禽卒於康王十六年所致。今本《紀年》實記伯禽卒於康王十九年，然其下又記「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後者實為煬公元年事，而煬公之前尚有考公在位4年，故按今本所記，當言伯禽卒於康王十六年。王國維先生《疏證》已指出「十九年」三字衍。據上錄表四，伯禽實卒於康王九年，作十六年則被推遲了7年，故今本所記魏公卒年亦遲了7年。 ⑦按今本《紀年》懿王在位25年計，懿王十九年下距厲王奔彘之年共35年，補入厲王短缺的11年，則為46年。若此，方與魯國年表的獻公在位32年、下至真公十四年(厲王奔彘之年)共46年相合，以魯厲公卒年為懿王十七年則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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