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一場全民讀書熱
春光做伴好讀書,這是如今提倡閱讀時經常被用到的一句話,而「2017書香天津·春季書展」也恰好正在舉辦,吸引了不少愛書的市民參與其中。
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天津市就曾經掀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讀書運動。
這場由當時的天津市文化局、教育局等部門聯合舉辦的「魯迅獎章讀書運動」,從1958年5月持續到12月,使得天津市出現了「處處有讀書聲」的場景。
在那個年代,書籍的種類和數量不像如今這樣豐富,所以當年的讀書運動中有很多如今的人們所不了解的小細節。幸而,天津市檔案館中保存著當年讀書運動實施辦法的部分內容、推薦閱讀的書籍目錄等資料,對照資料,再通過當事人的講述,當年的很多細節得以還原。
1958年的讀書運動並不是所有市民都能參加。實施辦法中規定,讀書運動按照文化程度分為甲、乙、丙三級,其中,甲級為高中以上,乙級為初中以上,丙級為高小以上,而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下的不能參加,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規定,其實和當時數量龐大的文盲群體有關
新中國的掃盲工作自1949年就開始推行,在當時,識字量達不到2000字的人,被視為文盲或半文盲,都是掃盲對象。因為文盲和半文盲數量龐大,掃盲也就成了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以1952年為例,按照計劃,當年需要解決32萬名文盲和半文盲的掃盲問題。
市民崔宇鑫老人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天津市的不少中小學都曾經是掃盲的課堂,文盲和半文盲被集中到速成識字班,被要求在5個月內掌握2000個左右生字,具備初步的讀寫能力。
在天津開展讀書運動之前,發生了一件和識字、閱讀相關的大事——國家公布了自新中國成立後就開始研製的漢語拼音方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先生說,這一方案是「300多年來拼音字母運動的結晶,也是60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拼音方案的經驗總結」。
上世紀50年代,剛到棉紡廠參加工作的劉連生是掃盲組的成員。他記得,在推廣漢語拼音方案的大形勢下,書店出版了一批帶有拼音的讀物供大家閱讀,然而在當時,這樣的讀物並沒有緩解大家在閱讀中遇到的困難。
「現在的小學都是先學拼音,掌握了規則就可以閱讀了,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文盲本來就多,對於他們來說,學拼音和學一門外語的難度差不多,所以我教他們新的漢字時,不是通過拼音,而是在生字下面寫一個他們認識的同音字。比如『乾』的下面寫上『前』,『厚』的下面寫上『後』。」劉連生回憶說。
所以,崔鑫宇和劉連生都覺得,當時讓具有初小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參與閱讀是有道理的。用崔鑫宇的話來說,掃盲班裡出來的很多人,雖然認識了一些漢字,但仍舊不具備閱讀文學作品的能力。
讀書運動推薦書目
當時人們參與讀書運動的熱情非常高,到1958年6月初,參加這項運動的群眾已經達到26萬人
根據檔案顯示,按照當時的規定,凡是參加讀書運動的讀者,都需要在推薦的書目中選定10本。這10本書不能是同一類別,其類別比例為:政治思想類圖書4本、科學技術類圖書兩本、文學藝術類圖書4本。
主辦方制定了市級的圖書推薦目錄,同時各單位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推薦該目錄以外的書目,但推薦數量不能超過5本,而且類別比例不能變動。
讀書運動以一年為限,只要按類別比例讀完市級推薦目錄中的10本書就可以參加評定,其中成績優良的可以獲得獎章。
實施辦法中特意指出,不能讓參加讀書運動的群眾感到「要求太高」,也不能感到評定條件難以達到。
關於評定辦法,檔案館提供的資料顯示,市裡並不做統一規定,而是由所在單位的讀書運動領導小組自行決定,可以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如開展讀書心得座談會、測驗、寫心得等活動,或者通過讀書使得思想上有收穫,從而在生產、學習、工作中有一定進步和提高者,均可列為初步名單。之後經讀書運動指導小組批准,即可獲得獎章一枚。
當時人們參與讀書運動的熱情非常高,到1958年6月初,參加這項運動的群眾已經達到26萬人。
讀書運動中,市裡推薦了大約200本書籍。從天津市檔案館保存的規定原文中,可以看到政治思想讀物類別的部分推薦書目,其中包括《整頓黨的作風》《論人民民主專政》《社會發展簡史》《青年修養十二講》等。
「我身邊的人願意讀政治類和技術類書籍,特別是那些對自己從事的工作有所幫助的技術類書籍。至於文學作品,很多人其實是因為沒有欣賞能力而不太願意去讀。不過,當時市裡經常有文學作品分享會,想聽的人到主辦方那裡去領票,去現場的人都聽得津津有味,一般都會很有收穫。」劉連生說。
在劉連生的記憶中,讀書運動開展前,他閱讀的大多數是古典作品,如四大名著等。1958年,和平區圖書館的一項統計也表明,在開展讀書運動之前,古典作品的借閱量比較大,但隨著活動的開展,現代作品的借閱量顯著提高。劉連生的閱讀趣味,也是從那時開始發生了變化。
據劉連生回憶,他讀的第一本推薦書目中的文學作品是《紅旗譜》,書中塑造的那些淳樸、勇敢、立場堅定的英雄形象,在他年輕的心中激起了報效祖國的萬丈豪情。此後他找了很多同類作品閱讀,如今反映近代以來社會現實的作品,在劉連生的閱讀中佔有很大比重。
讀書運動獎狀
「當時越是剛剛摘掉文盲帽子的人,一旦發覺了讀書的魅力所在,越是如痴如醉、如饑似渴。我們廠的一位老師傅,住在一所小學附近,當年讀《論人民民主專政》,遇到不認識的字,有時候問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時候站在家門口問路過的小學生。他的那本書中,很多字下面都用小字寫著同音或者相近音節的字,而且字跡各不相同」
根據不完全統計,到讀書運動結束時,堅持到最後的有近千家單位的近9萬人。從當時媒體報道的數據看,雖然和最初龐大的參與人數相比,堅持到最後的人不到一半,但在那段時間裡,用一位曾經的參與者的話來說,是「處處有讀書聲」。
在劉連生看來,很多人之所以沒能堅持到最後,是因為「力不從心」或者只對某一類書籍感興趣。比如他自己,其實對枯燥的專業類書籍並不喜歡。
與此相對照的是,一些並不符合參與讀書運動條件的市民卻一直堅持讀書,其中有些剛剛摘去了文盲的帽子。
「當時越是剛剛摘掉文盲帽子的人,一旦發覺了讀書的魅力所在,越是如痴如醉、如饑似渴。我們廠的一位老師傅,住在一所小學附近,當年讀《論人民民主專政》,遇到不認識的字,有時候問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時候站在家門口問路過的小學生。他的那本書中,很多字下面都用小字寫著同音或者相近音節的字,而且字跡各不相同。」劉連生說。
熱衷於讀書的市民甚至還辦起了圖書館,這些民辦圖書館的書籍大部分是由附近市民你家一本、我家一本湊起來的,當時很多地方都用「捐一本,看百本」來鼓勵市民捐書。民辦圖書館一般設在居委會、商店、儲蓄服務站,有的在市民家中,市裡和區里的圖書館會從業務上給予指導。
愛讀書的劉連生,當年因為沒有完成技術類書籍的閱讀而沒能參加最後的評選,這也成了他讀書生涯中的一件憾事。
時光流逝,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已經慢慢淡去,但劉連生相信,那時培養起的對讀書的熱愛,會讓很多人一生受益。
本報記者 李寧
圖片由天津市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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