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聊空軍中將余立金

提起余立金這個名字，可以說知名度很高，但又並不高。說很高，是因為在文革期間曾發生過轟動全黨全軍的「楊、余、傅事件」，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這三位高級將領就此被打倒，並遭到了全國性的聲討批判；說不高也簡單，現在隨便拉出幾個軍迷來，問問他們余立金在軍史上有何貢獻和業績，恐怕沒有一個人能答上來。余立金，就是這樣一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軍史人物。

余立金是湖北大冶人，生於1913年10月4日。他15歲就參加了鄂東南武裝起義，17歲入黨，在加入紅軍後，為創建和保衛湘鄂贛、湘贛、湘鄂川黔蘇區英勇奮鬥，並經歷了萬里長征，從農軍手槍隊長一直升到了紅二方面軍紅六軍團第18師政治委員。抗戰爆發後，余立金被調到新四軍，先後擔任了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等職。在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中，余立金參加了突圍作戰，但從此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

當時余立金帶著教導總隊一直隨新四軍軍部行動，緊跟著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一行。在轉移到石井坑後，部隊建制已亂，疲乏交困，情況非常艱難。葉挺打算在這裡堅守一星期，收攏失散人員，更重要的是等待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方面提出的交涉能有轉機。在此期間，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擅自離隊出走，後由於走不出去又轉了回來。葉挺與中共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將此情況電告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原局。中原局書記劉少奇與中共中央先後複電，明確指示新四軍的一切軍事、政治行動由葉挺、饒漱石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挺下，項英隨軍行動北上。這時國民黨軍隊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經過3天激戰後，周圍要點紛紛失守，已無法再繼續困守石井坑。葉挺與饒漱石召開會議進行研究，最後決定部隊分散突圍。

余立金帶著教導總隊一路奮戰，護衛著軍部拚死突圍。當衝到西坑時，被優勢敵人圍住，幾經激戰無法脫險。在饒漱石代表黨組織的建議下，葉挺帶人下山與國民黨方面談判，結果被扣留。由於久等葉挺不歸，饒漱石下令余部分散突圍。在最後的亂戰中，傅秋濤、黃火星、江渭清、張銍秀等帶領主力一部千餘人突圍成功；袁國平在突圍時身負重傷，為不連累其他戰士自殺身亡；項英、周子昆在突圍轉移到蜜蜂洞後，被見財起意的副官劉厚總槍殺；饒漱石、夏征農、李一氓、錢俊瑞、余立金、熊應堂、周紹昆、胡立教、張元壽等人零散突圍成功。

余立金是與軍部秘書長李一氓、軍部戰地文化服務處處長錢俊瑞及教導總隊兩名幹部一路突圍。在老鄉的幫助下，他們花錢買了通行證，換了便裝，打扮成商人和農民的樣子，騙過了路上盤查的關卡，一直走到了安徽屯溪。之後，李一氓去桂林轉重慶向中共南方局彙報事變經過，兩名教導總隊幹部返回了各自家鄉，余立金和錢俊瑞則乘汽車到了寧波。他們在寧波逗留了大半個月，錢俊瑞還奮筆寫成了數萬字的《皖南慘變記》，為研究皖南事變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貴史料。3月，余立金和錢俊瑞到了蘇北鹽城，找到重建的新四軍軍部歸隊。

在「皖南事變」中，余立金帶著教導總隊反覆與敵人激戰，為保衛軍部做出了重要貢獻，其表現是非常英勇的。他的這段脫隊經歷，按說有證明人，後來也受到了審查，上級有結論，歷史是清楚的。然而到了是非不分的年代，就成了大問題。

重新歸隊後，余立金仍主要負責政治工作，歷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華中總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軍第2師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部長、淮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第4旅政治委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先後擔任了淮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華中分局黨校副校長、華東軍區軍政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共濟南特別市市委常委等職。建國初期，擔任了華東軍區軍政大學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高級步兵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等職。可以看出，從解放戰爭時期開始，余立金的工作重心轉向了軍事教育，為培養部隊作戰和建設需要的指揮人才做出了一定貢獻。陳毅比較欣賞他，讚譽其為「軍事教育專家」。余立金只上過幾年私塾，不滿14歲就投身農民運動和參加革命戰爭，後來的文化功底主要靠戎馬之餘的自學，由此也可見他的悟性與毅力，是個聰明人。

1952年5月，余立金被調到軍委辦公廳當副主任。臨上任時命令變了，改調到了空軍，擔任了華東軍區空軍政治委員。這其中有什麼具體原因筆者現在還沒有查到資料。按說空軍司令員是劉亞樓，他與余立金在歷史上沒什麼淵源，應該不會為余說什麼話。不過，如果仔細考量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對此便也可以理解了。那一時期國家海空軍建立的時間並不長，而華東軍區海空軍又集中了各自軍種的精銳力量及承擔了最重的作戰任務，地位非常重要。在領導班子的配備上，國家海空軍的領導主要出自紅一方面軍，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袁也烈出身於百色、龍州起義的紅7軍、紅8軍，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來自紅四方面軍。那麼，華東軍區空軍政治委員配備一名出自紅二方面軍的幹部便是比較合適的，體現了山頭平衡的原則。時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部部長的羅榮桓向來提倡五湖四海，在幹部任用上對此較為注意。空軍是個技術性很強的軍種，需要領導幹部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認知水平。而紅二方面軍出來的幹部比較少，像余立金這樣多年從事軍事教育的幹部就更少了。一來二去，把余立金調到華東軍區空軍任政治委員，也就順理成章了。雖然余立金歷史上長期在湘鄂贛、湘贛蘇區工作，與紅一軍團出身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空軍政治委員吳法憲的接觸很少。但他到空軍後對劉、吳很是尊重，3個人的關係處得很好，這也為余立金日後的繼續升遷打下了基礎。

1955年1月18日，華東軍區發起了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一舉解放了浙東沿海重鎮一江山島。作戰期間，余立金協助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指揮軍區空軍部隊對一江山島守敵實施空中壓制。共對敵人的9個目標投彈252枚，命中59枚，命中率為23%，基本摧毀了島上之敵的集團工事、火炮陣地及指揮設施，有力配合了陸軍的登島作戰。同時，空軍全天在戰區上空保持多則3個大隊，少則1個中隊的機群，有效地控制了戰區制空權，保障了地面部隊攻擊和空中壓製作戰的安全。能參與指揮解放軍歷史上第一次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余立金非常興奮，豪情滿懷。

1955年4月，華東軍區改稱南京軍區，余立金繼續擔任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這一年解放軍實行軍銜制，52年定為正軍級的余立金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應該說，這個軍銜對於余立金是不高不低，正好。但獲得二級八一勳章就有些冤了。根據授銜時的規定，八一勳章授予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戰爭有功而無重大過失的人員。其中一級八一勳章授予當時的師級以上幹部。在長征後期，余立金已升任紅二方面軍紅六軍團第18師政治委員，符合授予一級八一勳章的條件。不過他當上師政委不久便在戰鬥中受傷，還挺重，子彈從腮幫子穿過，臉腫得變了形，情況很嚴重。當時上級準備將余立金安置在老鄉家裡養傷。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任弼時知道後，認為把余立金留下將必死無疑，太可惜了，抬也要把他抬走。就這樣，余立金被抬著跟上了隊伍，得以揀了條命。不過，由於余立金擔任師政委的時間比較短，當時幹部換得也很頻繁，時間長了就搞誤會了，把他當師政委這段在記載中給落下了。結果到授銜時就給了枚二級八一勳章。余立金風格還不錯，坦然受之，沒有申訴。

1960年3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余立金被調任人民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根據59年廬山會議後的形勢來看，余立金的升遷顯然與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和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密切相關。

1965年5月，劉亞樓因患肝癌不治，過早辭世。根據林彪的建議，中央軍委任命吳法憲為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又根據吳法憲的建議，余立金升任空軍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余立金到北京履職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第二副主席賀龍接見了他。雖然從山頭來說余立金是紅六軍團的，賀龍是紅二軍團的，但賀老總仍很高興。他對余立金說：「30年前，轉戰湘鄂川黔時，我們就盼望有自己的飛機。沒想到，我們的空軍政委就出自紅六軍團，出自紅二方面軍！」

吳法憲（左）、余立金

6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形勢起起落落，對軍隊的影響也很大。空軍是技術軍種，不出事則已，一出事就是大事。1965年11月11日，人民空軍第8師22大隊2中隊飛行員李顯斌，因家庭有海外關係，懼怕上級審查，利用執行單機低空光學轟炸訓練的機會，駕駛一架伊爾-28噴氣式轟炸機從杭州筧橋機場起飛，叛逃到了台灣，引起海內外一片嘩然。余立金與吳法憲為此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為亡羊被牢，消除隱患，他們親自帶領工作組深入到部隊，一個師一個師去通報情況，檢查工作，面對面與飛行員談心交流，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從而穩定了軍心。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空軍未再出現叛逃事件。軍委的一位領導（有可能是林彪）後來評價稱：「叛逃事件的善後工作處理得不錯，余立金的認識很深刻，責任明確是在下面。」到了文革初期的1967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還說道：「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天下大亂』，可是空軍沒有跑一架飛機嘛！」

1966年1月8日，福州軍區守備7師登陸艇戰士吳文獻（一說名為吳獻狗）、吳珍加及吳春富，在與戰友乘登陸艇執行從馬尾裝運物資前往霞浦任務的途中，開槍殺害了艇長及其他6名戰士，轉向由國民黨軍隊控制的馬祖島投敵。1月9日上午，台灣軍方派出專機到馬祖，準備接上3名叛徒飛返台灣，並在台北籌辦了數萬人的歡迎大會，企圖造成國際輿論。福州軍區通過情報渠道提前獲知了消息，提出在台海上空截擊該專機，並將作戰方案上報了中央軍委。軍委很快批准了該方案，向空軍下達了作戰命令。吳法憲、余立金立即作出部署，在北京直接指揮福州軍區空軍實施截擊行動。1月9日下午15時35分，敵專機從馬祖起飛返回台灣。福州軍區空軍接到報告，立即指揮空軍第24師兩組4架殲擊機先後起飛，直奔敵專機飛行航線。15時51分，第一梯隊殲5雙機發現目標，當即展開攻擊。由於台灣空軍未派出戰鬥機護航，敵專機無處可逃，很快就被擊落，機上17人全部喪命。在北京的空軍作戰室里，余立金得到前方的戰報後，興奮得從座椅上跳了起來，高聲喊道：「叛變投敵者是沒有好下場的。一切都報銷了……！」代表中央密切關注全局的周恩來聞訊後，也如釋重負。

人民空軍自建立後，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時期的跨躍式發展，儘管在「大躍進」前後也經過了一段挫折，但成績仍是主要的，已發展成為一支具有一定戰鬥力的國土防空部隊。在60年代前半期，空軍響應中央軍委號召，「突出政治」，開展「比、學、趕、幫」運動，將工作搞得紅紅火火，因而被樹為了全軍的「標兵」和榜樣。當時毛澤東提出「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林彪很快又提出「解放軍學空軍」，於是空軍就成為了「標兵」中的標兵，榜樣中的榜樣。

文革爆發後，空軍也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由吳法憲和余立金分任正副組長，領導空軍開展文革運動。1966年6月6日，召開了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會議，史稱「六六六六會議」。本來這次會議是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問題，不料卻發生了一場軒然大波。在劉亞樓執掌空軍期間，其個人作風強悍，行事大包大攬，因而得罪了不少人。空軍政委吳法憲則一切都聽劉亞樓的，像個不管事的彌勒佛。空軍領導班子的不少人感到受了壓制，又奈何不了劉亞樓，這口氣就一直憋了下來。劉亞樓去世後，吳法憲當了司令員，余立金當了政委，二人觀點一致，還是沒其他領導多少說話管事的餘地。時值文革爆發，號召要「大鳴大放」，一些空軍領導人便藉機在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會議上發難，矛頭直指吳法憲、余立金。同時加以泄憤，猛烈控訴已死的劉亞樓，目的是想算總賬，變動空軍黨委的領導。

在這次會議上，由空軍副司令員劉震挑頭，成鈞、曹里懷、譚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等副司令員和副政治委員王輝球跟著起鬨，集中火力揭發批判劉亞樓、吳法憲、余立金。這麼一鬧，下邊的瀋陽軍區空軍政治委員黃立清、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廣州軍區空軍司令員吳富善、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傅傳作、武漢軍區空軍政治委員廖冠賢、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主任高厚良等人也鬧了起來，跟著批判劉亞樓、吳法憲、余立金等人。南京軍區空軍副政治委員江騰蛟平時緊跟劉亞樓、吳法憲，被視為是溜須拍馬的「小人」，亦遭到了眾人圍攻。空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張廷發本來個人觀點比較中立，結果有些人嫌他不幫腔，便揪住所謂張廷發工作態度蠻橫、民主作風差等問題拳腳齊下。由此可見，空軍積累了多麼嚴重的矛盾！這已經不僅僅是簡單的是非對錯問題了。

會上，因對劉亞樓言聽計從而被稱為「吳（無主意）政委」的吳法憲，顯出一副可憐挨整的模樣，只是低著頭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記錄。而余立金則被稱為「余（多餘）政委」，意思是他聽吳法憲的，這個政委當的純屬多餘。當時余立金沒有為自己進行太多的辯解，主要提出了三點看法：一，空軍某些領導同志的缺點錯誤屬工作方法問題，對他們的批判鬥爭不能上綱上線；二，對劉亞樓的看法、評價，要統一到中央的精神和空軍黨委三屆八次全會作出的《空軍黨委關於學習劉亞樓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品質，努力做好空軍工作的決定》上來；三，我個人的態度是堅決主張「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搞好空軍的各項工作」。有意思的是，後來有些歌頌余立金的文章中稱，在這次會議上，「余立金與一貫緊跟、見風使舵的司令員吳法憲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上述三點看法成了余立金與吳法憲的鬥爭產物，這就把難兄難弟變成了冤家對頭，離歷史真實有點遠了。

折騰了一個月後，由劉震牽頭，成鈞、曹里懷、譚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王輝球署名，向中央軍委呈遞了一封控告信，對劉亞樓、吳法憲提出了25條批評意見。有的空軍下屬單位態度更為激烈，甚至發來電報向空軍黨委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撤消劉亞樓的訃告和悼詞，重新評價；二，將劉亞樓的骨灰搬出八寶山；三，改組空軍黨委現有的領導。

在這種情況下，此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與近期接替他處理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秘書長葉劍英對總政治部下令，要他們向空軍派出工作組去調查問題。然而，幾位軍委副主席的態度也不一樣。葉劍英很快將空軍黨委全會的動態彙報給了在大連養病的林彪。林彪鮮明的表態支持吳法憲，認為劉亞樓、吳法憲有錯誤可以批評，但這種做法不對頭，是有人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葉劍英的心裡有了數，在總政工作組下去時，也派了自己的秘書李文芳一起到了空軍，代表葉劍英表態支持吳法憲。賀龍則聽了自己在紅二方面軍的老部下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人的彙報，表示：「這個會，吳法憲、余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看來，空軍這個標兵是有些問題。過去不但你們受了蒙蔽，我們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問題揭開來好。有問題不揭，將來捂出大事來，那損失就大了！」

如此一來，林彪、葉劍英、賀龍的觀點也產生了對立，不僅無助於平息空軍的亂局，反而留下了更大的矛盾。在此期間，賀龍還支持海軍的蕭勁光、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甚至表示海軍領導班子「個別也可以做些調整嘛」，「王宏坤可以調出來」。林彪聞訊後很生氣，當即指示：「海軍的班子現在不要動！」賀龍與林彪之間發生了嚴重對立，這個苗頭就有些不妙了。後來，賀龍就被指責為在軍隊中「到處插手」，想「奪權」，從而為自己最終被打倒埋下了伏筆。

空軍的事情鬧大了，在林彪的建議下，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空軍的問題。會議認為，以劉震、成鈞為首的空軍黨委常委幾個人，是在搞地下活動，搞罷官奪權，他們的目的和動機都錯了。這種活動是非法的小組織活動，此例不可開，必須查清楚。7月20日，又召開了中央軍委常委會議，空軍黨委常委也全體列席會議。會上葉劍英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指示，對在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會議上鬧事的幾名空軍領導進行了點名批評。當時葉劍英還吟了兩句詩，「天下英雄誰敵手，可惜今日無曹劉」，意指劉震、曹里懷等人要「罷官」，「奪權」。隨後賀龍、徐向前也發言，各自批評了在空軍中鬧事的自己的幾名老部下。劉震、成鈞等人見此情景，知道上邊已經沒人再支持他們了，算是徹底蔫了。次日，葉劍英參加了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會議，傳達了中央常委和軍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劉震、成鈞、曹里懷、譚家述、徐深吉、常乾坤、王輝球等7名空軍黨委常委所犯的錯誤，要求大家聽中央的話，認真吸取教訓。這樣，會議方向整個得到了扭轉。而賀龍對空軍的影響力，也就此完結。

為了爭取主動，在葉劍英的建議下，吳法憲於會上作了一天的檢討。此後，會議轉為對劉震、成鈞、曹里懷等人的批評幫助。根據林彪的指示，除劉震和張廷發以外，對其他犯錯誤的人要堅持批評教育的態度，只要他們檢討認錯，以後還可以一起團結共事。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後，把吳法憲找來聽取了彙報。對於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4人去找賀龍告狀的情況，林彪很重視，要吳法憲找幾個當事人寫份材料報上來。吳法憲回去後就找了成鈞等人，要他們將見賀龍的事寫成了材料。爾後吳法憲和余立金聯名寫了封簡訊，與材料一起呈報給了林彪。據吳法憲回憶，那封簡訊的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現送上成鈞、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四人所寫的材料，請閱。現在看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之所以開成這樣，是因為有兩條線操縱著。一條是以林副主席為首的一條紅線，貫穿著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始終；另一條是以賀龍元帥為首的黑線，在控制著這次會議。」吳法憲晚年在回憶錄中表示：「當時這樣對賀龍元帥無限上綱，是非常錯誤的。」

空軍黨委三屆十一次會議一直開到9月8日才結束。根據林彪和葉劍英的指示，空軍黨委形成報告上呈軍委，指出劉震是「彭黃反黨集團成員」，要在「在空軍搞罷官奪權」；張廷發是「羅瑞卿在空軍的代理人」，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羅瑞卿分子」。根據軍委批示，劉震、張廷發被宣布接受停職檢查。吳法憲當時還感到奇怪，劉震是挑頭鬧事的，被停職理所當然，可張廷發是為什麼呢？空軍黨委上呈軍委的報告是執行兩位副主席的指示，至於為什麼要停張廷發的職，吳法憲至死也沒搞明白原因。

10月27日，經中共中央批准，空軍黨委常委會進行了調整，由吳法憲任黨委第一書記，余立金任黨委第二書記，王秉璋（副司令員）、成鈞、羅元發（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任黨委副書記，曹里懷、譚家述、鄺任農（副司令員）、常乾坤、徐深吉、王輝球、劉錦平（中國民航總局政治委員）為黨委常委。

這番折騰暫時算是告一段落。但在越燒越旺的文革烈火中，空軍不可避免地淪為了「重災區」，後來又遭到了反覆清洗。應該說，空軍發生這麼大事，毛澤東一定是掌握情況的。據林彪透露，毛澤東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並在高級幹部中打了招呼。劉震和張廷發被拿下，也必然是經過毛的同意的。有趣的是，幾年後，林彪已經折戟沉沙，毛澤東突然有感而發又吟出了那句「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他還進一步解釋道：「曹是曹里懷，劉是劉震。」啥意思？又懷念起曹里懷、劉震在空軍反吳法憲了？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1967年3月初，林彪的兒子林立果被分配到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當秘書。葉群特地打電話給吳法憲，說派林立果到空軍是專為吳法憲保駕的。對於林總的如此「重視」，吳法憲當然感激涕零。他像當年伺候劉亞樓一樣，恭恭敬敬地開始伺候林立果。不但很快介紹林立果入了黨，還將其一再提拔，兩年多時間就升到了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當時，林立果才24歲。林立果更不是省油的燈，很快就在空軍結成了有劉沛豐、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等人參加的小團伙，控制了空軍的一部分權力。

余立金到空軍當政治委員後，主要聽吳法憲的，自己並不攬權。對於林立果出現在空軍，余立金卻未能顯示出必要的敏感性，甚至有點不合時宜。當時林立果與劉沛豐、周宇馳以空軍黨委調查小組名義寫成了《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永遠忠於毛主席》的文章，並且公開發表。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和余立金看過後，都認為提法不妥。余立金將他和楊成武的意見告訴了吳法憲，吳法憲隨後又彙報給了葉群。對此，林彪、葉群當然不會高興。不久，在空軍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吳法憲在發言中用了「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的提法。余立金又提出異議，認為這樣的提法中央從沒有用過，空軍這樣提不好，搞不好要犯錯誤的。余立金的話很快傳到了林彪、葉群的耳朵里。林彪本來對空軍的領導班子是放心的，是保余立金的。然而，當時的政治邏輯就是「忠不忠，看行動」。余立金如此做法，不能不令林副統帥心生狐疑。

1967年7月，毛澤東南下武漢，準備解決武漢地區的群眾組織對立問題，為全國樹立一塊樣板。余立金和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海軍政治委員李作鵬、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等人也隨同前往，務必要保證偉大領袖的安全。結果已眾所周知，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武漢「7.20事件」，標誌著文革「全面內戰」階段的開始。在此期間，楊成武、余立金受毛澤東委託，於「八一」建軍節前夕回到北京，向周恩來報告了毛澤東幾次談話的重要內容。當時吳法憲和余立金在空軍大院住前後院，余立金一回到家他就跟過來，急不可待地想打聽毛澤東說了什麼。偏偏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前都叮囑過，這些話不能隨便向別人傳達，也包括林彪。結果，吳法憲在余立金這裡一無所獲。無獨有偶，葉群也在楊成武那裡吃了閉門羹。林彪非常生氣，當場說道：「楊成武封鎖我，他隨主席視察大江南北三個月不向我彙報。」至於余立金，可能都已進不了林彪的眼睛了。

余立金、楊成武陪同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

1967年9月13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成立了賀龍專案組，歸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二辦公室(簡稱「二辦」)領導。「二辦」的主任是楊成武，賀龍專案組的組長則是余立金。負責審查自己老領導的專案，這恐怕是余立金先前怎麼也沒有想到的。根據上邊的要求，余立金動員專案組人員集中力量突破賀龍所謂「投敵叛變」的問題，對賀龍的老部下、老朋友和歷史關係窮追不捨，不顧事實只為政治服務，對被調查對象大搞逼供、誘供，甚至大打出手。余立金在賀龍專案組組長的任上雖然只有半年時間，但對鑄成賀龍冤案難辭其咎。不知道余立金後來去見馬克思時，有沒有對賀老總說句對不起。

1968年3月下旬，發生了著名的「楊、余、傅事件」。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治委員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軍隊高層再次遭到了清洗。關於這一事件的原委至今還眾說紛紜，有一些環節仍沒有搞清楚。其中楊成武被打倒的疑問最多，據現在已知的情況看，是楊成武在一些事情上先後得罪了林彪和江青，遭到了兩個集團的聯合打擊，最後被毛澤東拋棄。而傅崇碧主要是得罪了江青，因其在歷史上屬於華北山頭，與楊成武關係密切，故被順便安到了一塊，罪名是二人「勾結在一起要奪謝富治的權」。余立金的罪名則有兩個：一是與楊成武「勾結要奪吳法憲的權」；二是根據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送來的材料，余立金當年在「皖南事變」中被捕過，在獄中向敵人自首，是個叛徒。據此，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幾次會議，最後決定撤銷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擔任的職務，楊成武被送到武漢「監護」；余立金被逮捕；傅崇碧被調到瀋陽軍區擔任第一副司令員（到瀋陽後即被「監護」）；任命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為總參謀長；任命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任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據吳法憲的回憶錄中所寫，余立金原來和他的關係很不錯，但余後來靠到了楊成武那裡。再加上余立金的秘書與楊成武女兒間的不正當男女關係問題，使得吳法憲同楊成武、余立金的關係都搞糟了。這事說來有點狗血。余立金有個秘書叫單世充，人長得挺精神，能說會寫，但是個有婦之夫。楊成武的大女兒楊毅在《空軍報》社工作，有一段時間參加「兩條路線鬥爭史」寫作班子，住在京西賓館。單世充就天天往京西賓館跑，經常給楊毅帶一些吃的東西。一來二去，兩個人就從「春風遙盼玉門關」發展到了「春風已度玉門關」。很快，單世充向妻子叢素梅提出了離婚。叢素梅先前和單世充的感情很好，見他變成了這樣，苦勸無效，忍無可忍之下向組織求助。吳法憲知道這事後覺得很鬧心，只好讓王飛、周宇馳去找單世充談話，要他承認錯誤，斷掉離婚的念頭。一面又做叢素梅的工作，不讓她再向外面告狀，維護楊代總長的威信。不料單世充軟硬不吃，王飛、周宇馳一怒之下就把他關了起來。吳法憲覺得這樣做不妥，罵了周宇馳，讓他馬上放人。殊不知周宇馳此時已是林立果的紅人，回去就告了狀。葉群很快打來電話，訓斥了吳法憲一頓，說周宇馳找不到了，林立果很傷心，要吳趕快去找周宇馳，讓周安心工作。吳法憲剛放下電話，楊成武的夫人趙志珍（任楊成武辦公室主任）又來了電話，要吳法憲和余立金去楊家一趟。顯然楊毅那邊也告了狀，楊代總長不高興了。結果把個吳胖子折騰得滿頭大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可謂狼狽不堪。

果然，吳法憲和余立金去了楊家後，趙志珍大發脾氣，並且不讓他們見楊成武進行解釋。這次之後余立金便改變了態度，不久就和趙志珍一起去看望葉群，並且告了吳法憲的狀，說空軍以整單世充為名整楊毅，還敗壞了楊成武的聲望。余立金又說他在空軍沒權，都得聽吳法憲的。趙志珍出面當然是代表楊成武的意思，但他們和余立金實在是棋錯一著。林彪、葉群早就對楊成武和余立金不滿，逮著這麼個機會，豈會放過？林彪很快召見吳法憲，端出了余立金和趙志珍來告狀的事，並表示「看樣子是要奪空軍的權，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林彪給吳法憲打氣，要他敢於同楊成武鬥爭，要頂住。其後吳法憲又去見了楊成武一次，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不久，中央就開了會，拿下了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3月24日晚於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軍隊幹部大會上，林彪首先講話，說：「中央在主席那裡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職務。」林彪的講話提綱，是毛澤東在當晚親授的。就在楊成武、余立金、趙志珍等人陷於小兒女的事情時，對他們的算計早就布置好了。

為安全起見，誘捕余立金的方案是周恩來與吳法憲、楊德中（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預先設計好的。3月23日凌晨，吳法憲要秘書打電話通知余立金，讓他來吳家一趟，有事情要商量。等余立金一進院，楊德中就帶著警衛戰士將其逮捕並帶走。與此同時，余立金的夫人陸力行也被秘密逮捕。本來余立金的案子沒有陸力行什麼事，但江青說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還會日本話，一定是日本特務，便一起抓了。

余立金被捕後，直接押往了秦城監獄，過上了挨批挨斗挨餓的非人生活，身體受到了很大損害。陸力行後來也被關進了秦城監獄，夫妻二人在同一監獄多年卻互不知對方下落。直到1974年7月30日，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過問下，余立金和陸力行才被放了出來，恢復了自由。此時，距離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承認「楊、余、傅事件弄錯了，這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一面之詞，所以犯了錯誤」，也已經8個多月了。

余立金出來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徵求了他的意見，余立金還是想回空軍。由於空軍現在已經有了政治委員，遂由國務院、中央軍委下令，任命余立金為空軍第二政治委員和中國民航總局第一政治委員、黨委第一書記。這年余立金才61歲，在解放出來的老幹部中屬於年輕的，自然想發揮餘熱大幹一番。然而，僅僅幹了兩年，他的身體卻不行了。

恢復工作後，醫生建議余立金去進行體檢。然而余立金覺得沒事，一直沒去。1975年9月，他開始感到胸悶、氣短，身體不適。醫生再次要他去醫院檢查，但余立金顧著工作，只吃了些葯就對付了過去。直到1977年初才去空軍總醫院檢查，結果發現肺上有一個鈣化點。醫生懷疑是肺癌，便動員他做手術。結果發現果然是肺癌，而且有了轉移，不得不摘除了整個肺左下葉。手術相當成功，余立金的術後恢復也比較好，在醫院只住了兩個月就出院返回了工作崗位。這一年的12月20日，余立金被選為了出席全國五屆人大的代表。

1978年初，癌細胞轉移到了余立金的腦部，他的病情加重了。為了讓余立金能安心治療，中央軍委免去了他中國民航總局第一政治委員的職務。但是，回天無力。余立金的病情急劇惡化，醫治無效，於1978年12月2日在北京逝世，年僅66歲。

這位「楊、余、傅事件」的主角之一，就這樣走完了一生。關於中共中央決定為「楊、余、傅事件」平反的文件，是余立金去世前幾天才念給他聽的。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楊、余、傅事件」公開平反的通知》，則要到1979年3月28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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