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文學和詩歌是我的救命稻草
趙麗宏，1952年出生於上海。著名作家、散文家、詩人，《上海文學》雜誌社社長，華東師範大學、交通大學兼職教授。
趙麗宏：
年輕時總想寫明晰透徹的詩，現在不會了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暢
在新出版的詩集《疼痛》中，趙麗宏寫：「每一寸空間/都飛舞著看不見的生靈/引導我，阻攔我/打擊我，纏繞我/讚美我，嘲笑我/可是，我毫無感覺。」詩集由紗布包裹成封面，「疼痛」的英文字母如同灼燒過後的傷疤，焦黑、碩大、笨拙。縱觀整本詩集，疤痕、眼淚、遺物、墓穴、衰老、死亡……這些字眼讓人不安，詩的末尾卻好像故意留下一絲希望。自稱「閱盡滄桑」的趙麗宏，在64歲這年，打算用沉鬱、留白的詩行，記錄下靈魂的一次次悸動，其中既有顛沛的個人命運，也有跌宕起伏的時代倒影。
詩人楊煉在閱讀《疼痛》後感嘆：「趙麗宏的案例，再次證明，詩須臾不會離開真的詩人，只會冶煉他掙脫虛麗浮華之詞，裸出帶血的靈魂。」而趙麗宏卻坦言自己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新發現，只是用一貫的真誠寫出自己想要表達的情感：
「大部分的詩都在重複別人的思想，但它重複的方式是特別的，讀者也會產生新的聯想，這才是詩。」
作者：趙麗宏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0月
詩歌
「文學和詩歌是我的救命稻草」
「水裡的魚兒沉默著，陸上的野獸喧嘩著，天上的鳥兒歌唱著。然而，人類卻兼有大海的沉默、大地的喧嘩和天空的樂曲。」「杯中的水是亮晶晶的，海里的水是黑沉沉的。小道理用文字說清楚，大道理卻只有偉大的沉默。」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飛鳥集》，讓還在讀小學四年級的趙麗宏第一次感受到詩的奇妙：天地鳥獸，世間萬物，都在詩句間跳躍。半個多世紀之後，他依然對其中的詩句信手拈來。
這本文字不多的詩集，曾伴隨他度過懵懂的童年和孤苦的青年。1969年，18歲的趙麗宏被告知要到崇明島下鄉勞作，一輩子做個農民。一向學習優秀、理想遠大的他突然意識到，所有想像過的未來都離他而去了。他因此變得沉默寡言。每天傍晚，從地里收了工之後，趙麗宏就一個人坐在海邊看日落，一坐就是兩三個鐘頭，直到天黑透。精疲力竭回到草屋，點上油燈，看到燈下有一本書在等他，就覺得還可以活下去。
村裡人見他日復一日面無表情地坐在海邊，懷疑他要自殺。他們又發現，只要拿到一張有字的紙，趙麗宏眼裡就有了光。他們於是覺得書可以救他，在「文革」尚未觸及的偏僻鄉村，村民們就將家裡的書紛紛送給他。《紅樓夢》《儒林外史》《初刻拍案驚奇》《孽海花》《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昭明太子文選》，還有後來發現的鄉村圖書館中的書，成了趙麗宏「孤苦無望」的青年時代的救命稻草。
恰恰是在那時，趙麗宏開始在日記本里寫詩。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個「前途無望」的青年會在日後成為一個詩人。如今回頭看這些詩，他依然能想起當年那個在油燈下苦悶絕望的自己，仍然會被詩中稚嫩卻真摯的情感觸動。
「文革」期間，趙麗宏第一次發表詩歌作品。多年後，當他重讀那些「革命的」、「人格分裂的」詩，他說了四個字——「不堪卒讀」。為什麼自己當時會如此認真地寫下那些可笑的文字？趙麗宏說，自己想編一本像邵燕祥《人生敗筆》那樣的集子，記錄年少時走過的彎路。
上世紀80年代初，趙麗宏受到巴金《隨想錄》啟發，第一次給作家寫信表達敬仰。沒想到巴金很快回信寄贈他剛出版的《巴金序跋集》，並在扉頁上題詞：「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這兩句話，成為趙麗宏日後寫作的座右銘。
寫了四十多年詩，趙麗宏發現自己變了：「年輕的時候寫詩，總想把每件事都弄明白，要寫得明晰、透徹，當年寫詩的追求就是『不含混』，要表達明確的意象、思辨、憧憬。現在卻不會了。現在寫詩，我都會給人留下思考餘地，最終的目標也是不明確的。」
寫了四十多年詩，趙麗宏發現自己始終沒變：「對文學的一腔熱忱和少年時代一樣，沒有功利之心，只想用文字表達生命中的悲歡離合。」
真誠
「政治化的寫作對詩歌是一種損傷」
在詩集《疼痛》中，趙麗宏書寫歲月腐蝕下的衰老和身體疼痛，抒發和親人陰陽兩隔的思念與悲慟，思考時間與空間、靈與肉、生與死、時代與個體的弔詭命題。
《凝視》：「四面八方的聚焦/能穿透銅牆鐵壁/讓被注視者/找不到藏身之地。」《暗物質》：「風說：留心腳下吧/地上有看不見的裂縫……絕望時揮手/掌握的卻是虛無。」《路上的愛蟲》：「兩隻小愛蟲/依然沉浸在它們的激情中/渾然不覺這即將來臨的災難。」詩集中充滿了諸如此類對不安定周遭的虛無感和焦灼感。
趙麗宏就是在時代的更迭中思考生命和死亡的，他把這些感受寫進詩，只意會，不言明。「我的寫作不是政治化的寫作，是很個人的，政治化的寫作對詩歌是一種損傷。」不知是青年時代言不由衷的詩讓他警惕，還是閱盡世事心有戚戚，在採訪過程中，他三番五次強調這一點。
一個人，在什麼情況下會突然想要書寫痛苦呢？趙麗宏給出的答案很模糊——「夢境」。一晚，他在睡夢中看見過世多年的父親，在墓園中尋找自己的墓穴，卻迷了路，他越想要靠近他，他就離他越遠。當他醒來時，枕頭上都是淚水。「我迷路了，迷路/怎麼就找不到家門……」這個場景被他寫進《迷路》一詩中。
正是在頻繁的夢境中，趙麗宏一次次遇見故人，重溫與親人重逢的快樂，感受「一夢十年」的滄桑感。是夢成就了他的詩，還是詩成就了他的夢？或許兼而有之吧。
除了詩人，趙麗宏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散文家。三十年間出版60餘部散文集，其中有十餘篇作品收入中國大陸及香港、新加坡語文教材，這使他成為作品收入教材最多的當代作家。
對於趙麗宏而言，作品屢被教材選中實屬意外，「可能有的作家會覺得這是一種榮耀，因為教材的影響力的確很大，一些作家正是因為作品被收入教材才被人記得。」然而，他深知這對一個作家而言是「雙刃劍」：孩子因為課文記住你，也因為課文記恨你。「一篇好文章就像一隻鳥，它是活的、靈動的、渾身彩色的羽毛，站在樹上歌唱，拍著翅膀飛來飛去。好的語文老師應該告訴孩子，看，這隻鳥有多美，跟它一起去飛，到更廣闊的天地去。但我們的語文老師可能把鳥關在籠子里，把毛一根一根拔下來：這是翅膀上的毛、這是尾巴上的毛，然後把它解剖，變成一隻死鳥。」和對寫作的堅持一樣，趙麗宏認為語文教育也應秉持「真誠」的信條，為孩子的想像力開拓無限可能。
時代
「世界變了，我對文學的初心卻不變」
上世紀50年代，趙麗宏在上海外灘附近的弄堂里度過童年和少年。趙麗宏的父親上過幾年私塾，因為腦筋靈活，年輕時創業很成功，在老家崇明島的繁華小鎮，有半條鎮都是他開的百貨鋪。解放戰爭期間，為了不讓店裡的年輕店員被抓壯丁，趙父盤掉整個店鋪，轉而到上海開廠。這些店員也跟隨他去了上海。
1966年「文革」開始時，趙麗宏還在讀中學。雖然全家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依然因為趙父早年的開廠經歷，被劃分為「黑七類」的「資本家」，而被抄家。父親廠里那些跟他從家鄉來上海的工人，冒著風險偷偷到家裡來看望父親，送錢送食品接濟他們。這讓趙麗宏深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所謂的「階級鬥爭」關係。而這一段經歷，後來被他寫進長篇小說《童年河》和《漁童》中。
在趙麗宏的印象中，自己的父親是全世界最溫和的父親，他在困頓的年代依然面帶微笑，從不打罵他。趙父曾說自己此生最大的遺憾就是，識字太少，讀書不多。這讓他格外注重對趙麗宏的教育。趙麗宏3歲識字，5歲讀書，就和這種家庭熏陶有關。在採訪過程中，趙麗宏屢次提及對自己影響深遠的父親，說自己常祈禱能在睡夢中再次見到他。
回顧文學創作的這四十年，趙麗宏深信文學的救贖力量。80年代「文學熱」，因詩歌和散文聲名鵲起的他收到過千餘封讀者來信，其中一封是一位年輕人在準備自殺之前寫給他的。他讀過信之後非常難過，因為信中沒有地址，他當即寫了一封回信，懇切陳詞勸慰，發表在報紙上，希望來信者看到，心有所動，收斂走向死亡的腳步。
90年代，文學遭受冷遇，有一批將文學視作名利「敲門磚」的文字工作者紛紛下海經商，人人在談論「文學死亡」或「文學無望」的話題。就在文學被這個社會邊緣化的時候，趙麗宏依然相信文學的力量，「我們生活的時代很複雜，以前我們往往會把它簡單化。這些年我們常說『保持初心』，我的寫作就是這樣，一直在思索、觀察，永不厭倦，以不變應萬變，不變的是我的初心，萬變的是我看到的這個世界」。
（本文作者張暢，原載於新京報書評周刊，經授權轉載，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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