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們還是少年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翌年9月，更名為《新青年》。陳獨秀為《新青年》寫的發刊詞中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自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為鄰，而不為其菌毒所傳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個時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啟蒙聖經，對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開啟功莫大焉。據周策縱估計，「五四」時期，即1917到1921年間，全國新出的報刊有1000種以上。」杜威說，這些報紙最大的特點就是「有大量的問號」，「在一個信仰既有權威的教條，又是使人感覺滿足的國家裡，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1919年5月2日，巴黎和會傳來最新消息，因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私訂密約，戰敗國德國要將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得知後，立即返校告訴了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許德珩、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人。北京的大學生們激憤了。5月3日晚7時，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和十幾所其他學校學生代表在法科大禮堂召開大會。議決進行辦法四項：「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四、定於星期（即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就這樣爆發了。據許德珩回憶，1919年5月4日早晨，北京各校學生按計劃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約計3000餘人。「我們在天安門停了好久，向群眾說明遊行示威的意義，群眾因之也就參加的多了，遊行示威的人數因之也就增加了。有人提議往東交民巷示威，於是遊行隊伍到了東交民巷西口的美國使館。當時的東交民巷是使館區，一向不許中國人成群結隊進出。我們在軍警林立的情況下，先到美國使館遞了英文聲明(說帖)，說明遊行示威的目的，群呼口號之後過去了。再到日本使館，軍警圍了三四層，其中還有許多日本軍警，真是如臨大敵。我們在這裡待了很久，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衝突，高呼口號後，有人提議『我們找賣國賊算賬去！』於是出東交民巷，經御河橋、東單牌樓，直奔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家。」曹汝霖時任交通總長，是「二十一條」的簽字人，正是青年們討伐的目標。到了趙家樓衚衕時，已有上百名軍警把守，但大多態度曖昧，並未採取強力措施。學生們做了些說服工作，竟然說服了軍警，讓學生們進了衚衕。曹宅朱門緊閉，怎麼辦？高師有位高個子學生叫匡互生，趁軍警不備，讓一位同學踩上自己的肩膀跳進宅內，打開了兩扇大門。學生們一擁而入，拖出來一個像是宅主的人，大打出手，事後方知此人是章宗祥。余慎初先生回憶說：「如果當時沒有匡互生，遊行隊伍鬧一陣後很可能就各自返校，五四運動也許就會改期了。」五四運動爆發後，北洋政府開始大肆搜捕學生。一位五四參與者回憶：「被捕的學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學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對著看守的警察演講起來，演講的學生大都『垂淚而道』，而聽講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於有深表同情於學生而大罵那些賣國賊段徐曹章輩者。」直系將領吳佩孚也致電徐世昌，聲援學生運動：「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後繼……其心可憫，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孫中山得知消息，更其激動，乾脆寫信給北大代校長蔣夢麟，要他「率領二千子弟，助我革命」。五四運動感染了全社會，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紅蓮的妓女聯絡上海名妓，組織起了「青樓愛國團」，她們攜手上街，聲援學生，並在印發的傳單中稱：「我們花界，斯也雖剪，愛國則一。願我同胞，抱定宗旨，堅持到底。國賊弗除，學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衝擊波也讓青年們的反叛熱情達到高潮。一位當年的見證者說：「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曾看見一個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喚作『他你我』。後來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偕了一個剪髮女青年，我問她：『你貴姓？』她瞪著眼看了我一會，嚷著說：『我是沒有姓的！』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說：『從某月某日起，我不認你是父親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有五四親歷者回憶說：「那一天，我們還是少年。」鄭振鐸還特意寫了一首詩《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犧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擋。/我過不慣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慣奴隸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權威！」蔣夢麟說，五四事件使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們的力量在於組織起來」。五四運動爆發時，適逢美國哲學家杜威來中國訪問。1919年6月20日，他從北京給女兒寫信說：「要使我們國家十四歲多的孩子領導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並使商人和各行各業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們的隊伍，那是難以想像的。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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