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觀點|李曉靈:延安《解放日報》中的鄒韜奮傳播邏輯:褒揚、改寫與保留

這是一墨讀書會第 82篇文章

導讀

鄒韜奮,中國現代著名的民主鬥士和職業新聞活動家。1944年7月鄒韜奮病逝於上海,同年10月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第一次正式報道了鄒韜奮去世的消息,並開始了對鄒韜奮的紀念和傳播。作為一個黨外民主人士,鄒韜奮在延安《解放日報》中得到了規模空前的傳播,並體現了特殊的傳播策略。文中學者李曉靈通過梳理1944年10月7日—1946年8月5日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紀念、傳播圖景,認為延安《解放日報》將表層的褒揚和紀念與深層的改化和保留結合起來,表達了政治至上、組織為本的政黨傳播思維。特別是通過對其遺囑的改寫,巧妙地遮去了鄒韜奮的政治保留和個性特徵,刪除了人物的複雜個性特徵。事實上,延安《解放日報》的傳播邏輯印證了特殊歷史語境下,傳播歷史的複雜性和深刻性。

作 者

李曉靈

李曉靈,男,甘肅榆中人,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現為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於《鄒韜奮研究》(第四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10月版

內容摘要

鄒韜奮是延安《解放日報》的一個典型傳播文本。作為一個黨外民主人士,鄒韜奮在延安《解放日報》中得到了規模空前的傳播,並體現了特殊的傳播策略。延安《解放日報》將表層的褒揚和紀念與深層的改化和保留結合起來,表達了政治至上、組織為本的政黨傳播思維。它成功地塑模了鄒韜奮的光輝形象,並藉此宣揚了中共的政治理念。但是通過對遺囑的改寫,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進行了有效的改化,它巧妙地遮蔽了鄒韜奮的政治保留和個性特徵,從而將鄒韜奮作為自由民主志士、獨立知識分子和人性化個體的複雜性悄然刪除。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傳播邏輯彰顯了傳播政治和的歷史邏輯的內在矛盾,印證了傳播歷史的複雜性和深刻性。

關鍵詞

延安《解放日報》;鄒韜奮;褒揚與紀念、改寫與保留

以說,鄒韜奮與范長江是中國現代新聞傳播史上足可並立的兩座高峰,兩者都以卓絕的新聞專業主義精神和傑出的新聞專業實踐,達成了超凡的歷史高度。然而,兩者的不同也是顯而易見的,鄒韜奮始終以一個民主革命人士踐行著自己的新聞理想,死後才以遺願的方式、象徵性地表達了對中共新聞理念的部分認同,而范長江則毅然躋身於中共政黨化新聞宣傳機制,最終成為一個典型的無產階級新聞傳播旗手。

鑒於此,在特殊的歷史語境中,鄒韜奮與中共在某種意義上表現出一種特殊的關係建構,其新聞理念、媒介表達和意義呈現都體現了認同和差異、皈依和疏離交織的複雜關係。延安《解放日報》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它對鄒韜奮的媒介呈現顯示了特殊的傳播策略。換言之,鄒韜奮在延安《解放日報》中形成了複雜的媒介建構範式,生產了令人深思的意義邏輯。

傳播的數字圖景規模空前、極度彰顯

1

延安《解放日報》中鄒韜奮的傳播數字圖景(1944年10月7日—1946年8月5日近兩年時間,單位:篇/幅)

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因罹患耳癌醫治無效,在上海病逝。10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第一次正式報道了鄒韜奮去世的消息,並開始了對鄒韜奮的紀念和傳播。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1944年10月7日到1946年8月5日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延安《解放日報》一共發表有關鄒韜奮的稿件80篇(其中紀念性稿件34篇,鄒韜奮遺作及連載31篇,其它新聞稿件15篇),題詞4副(1944年11月22日毛澤東、朱德、陳綉禹和高崗各題詞1副),涉及48個版面(其中頭版共9個版面,尤其是1944年10月7日,除了一篇簡訊以外都是關於鄒韜奮的稿件,幾乎是頭版整版。此外,還有1944年11月22日共3版的「鄒韜奮先生逝世紀念特刊」,1945年7月24日第四版整版的 「鄒韜奮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專刊,以及1946年4月27日到5月31日第四版共30版的鄒韜奮遺作《患難餘生計》)。

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第一次正式報道了鄒韜奮去世的消息

延安《解放日報》有關鄒韜奮的數字圖景,顯示了鄒韜奮在延安《解放日報》中的傳播規模。總體而言,84篇稿件、48個版面的規模可謂盛況空前,而新聞稿、紀念稿和遺作的混雜,加之頭版、頭版整版、紀念特刊和紀念專刊的並用,則表達了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對鄒韜奮的極度彰顯。

可以看出,鄒韜奮是延安《解放日報》高度關注和極力傳播的典型文本,其政治意義、文化內涵、新聞價值和傳播意義都被賦予了特殊的色彩。

傳播的表層褒揚與紀念

2

(左起)王造時、李公朴、鄒韜奮、章乃器、沙千里、沈鈞儒

鄒韜奮是中國現代著名的民主鬥士和職業新聞活動家,他創辦了包括《生活》、《新生》、《大眾生活》、《生活日報》等在內的7種報刊,並積極投身中國的民主事業,雖屢遭迫害,卻百折不撓。鄒韜奮主張民主、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精神,和中共的政治主張不謀而合。鄒韜奮宣稱,他的報刊要做「人民的報紙」,其「兩大目的是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1]。他主張,「新聞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聞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 他的報紙「可以容納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但是不能一步離開抗敵救亡的大目標」[2],其主要功能是要「靈敏地意識到社會大眾的真正要求,代表著社會大眾的真正的利益」,「教育大眾,指導大眾」[3]。他還積极參加各種抗日民主救亡運動,「七君子事件」就是典型事件。

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辦報理念和政治主張進行了熱情謳歌,並給予高度評價。毛澤東將鄒韜奮的這種精神精闢地闡釋為「韜奮精神」,即所謂「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所以感動人心的地方」。[4]朱德稱之為「愛國志士,民主先鋒」[5]。中共中央的唁電則以組織的身份對鄒韜奮進行了全面的概括和評價,「韜奮先生二十餘年為救國運動,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奮鬥不息,雖坐監流亡,決不屈於強暴,絕不改變主張,直到最後一息,猶殷殷以祖國人民為念,其精神將長在人間,其著作將永垂不朽。」[6]

由此可見,無論是作為政治組織的中共,還是中共領袖及其他高級領導者,都對鄒韜奮從專業理念到政治追求給予了全面褒揚。在延安《解放日報》的歷史中,對一個黨外民主人士賦予如此高的評價,可謂罕見,而其熱情之盛,可謂空前。為此,一些重要的事項也逐步開始規劃,如提議將華北書店改名為韜奮書店,向邊區政府建議設立韜奮文化獎金,編印先生著作選集。同時,基金為一千萬元的韜奮出版獎金在延安市政府的倡導下建立。

在對鄒韜奮給予高度評價之後,延安《解放日報》組織了規模宏大的紀念活動,中共從政治領袖到高級知識分子都積極地撰寫文章,追念鄒韜奮的可貴精神,以此表達一個特定政治組織對一個民主人士的哀悼與謳歌。

1944年10月7 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用幾乎整版的規模集中對鄒韜奮的逝世進行了報道。《鄒韜奮先生事略》記述了鄒韜奮的生平事迹,《鄒韜奮先生遺囑》則以遺囑的方式展現了鄒韜奮的高風亮節,《中國文化界先進戰士鄒韜奮先生病逝 彌留時呼喚:全國堅持團結抗戰 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悼鄒韜奮先生》和《中共中央電唁鄒韜奮先生家屬》則無不以組織的聲音表達了哀悼和追念之情。

之後,1944年10月25 日,延安《解放日報》第四版刊了郭沫若的《鄒韜奮先生哀詞——在追悼會上講演稿》。郭沫若飽含深情地說,「你並沒有離開我們,你還活著,你還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每一個青年的心裡,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心裡。你是活著的,永遠活著的,從中國歷史上,從我們人民的心目中,誰能夠把鄒韜奮的存在滅掉呢?」[7]

紀念規模最為隆重的要數1944年11月22日共3版的「鄒韜奮先生逝世紀念特刊」了。這期特刊刊載了共27篇紀念性稿件,撰寫者主要是中共高層領導和中共黨內高級知識分子。中共高層領導中除了毛澤東和朱德的上述題詞外,陳毅的《紀念鄒韜奮先生》、凱豐的《紀念韜奮先生》和陳伯達的《紀念鄒韜奮先生》是其代表,它們都對鄒韜奮進行了高度評價。無疑,他們的評價帶有強烈的組織意識和政治導向,側重於對鄒韜奮政治理念的張揚。

相比之下,紀念群體中,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更具有某種主體性,他們兼具組織角色和個體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尤其是個體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徵,與鄒韜奮作為民主人士和新聞專業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有著高度的契合,這就在某種意義上增加了紀念的妥帖性和深刻性。其中較為突出的有續范亭的《追悼鄒韜奮先生之死 想到一切人之死》、徐特立的《韜奮的事業與精神》、柳湜的《我們這一代正需要的精神》、張宗麟的《永遠前進的精神》、艾思奇的《中國大眾的立場》、何干之的《最可愛的人格》、徐懋庸《由服務大眾到得到力量》和張仲實的《一個優秀的中國人》等。這些文章以個體知識分子的視角對鄒韜奮的精神內涵進行了深度挖掘,服務大眾、人格力量和精神氣度是關注的焦點,而全面審視和系統闡釋則是傳播特徵所在。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的紀念還體現在《鄒韜奮先生與青年》(共9篇)、《韜奮先生的生活、工作、戰鬥》(共6篇)欄目的開闢,一批更富人性、更具有個人色彩的文章,以生活細節的追憶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生動可感的青年導師和民主鬥士形象,令人動容。前者較為突出的有朱嬰的《教青年認識了革命真理》、胡績偉的《決心向你學習》、李文的《循循善誘》、魯史的《我不敢忘記我的恩師》和徐一峰的《我怎能忘記你》等,後者有茅盾的《始終保持著天真》、沈鈞儒的《一生寫作勞猝》、范長江的《大公無私 虛懷若谷》、錢俊瑞的《「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麼辦?」》、艾寒松的《嚴拒利誘》、沙千里的《與檢察官鬥爭》和胡繩的《在東江抗日根據地》等。可以看出,個人品德、師生情誼和生活細節等是知識分子視角的核心,還原鄒韜奮作為一個個體「人」的精神氣度,並加以生動展現,是其目的所在。

1945年7月24日第4版的《鄒韜奮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是另外一個紀念專刊,共有5篇文章,分別是黃炎培的《韜奮逝世一周年紀念稿》、張仲實的《不屈不撓盡善盡美的作風》、張宗麟《韜奮先生逝世周年紀念》、艾思奇的《血肉相連》和魯果的《十一月二十二日》等。一周年之際,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進行了進一步的解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層領導在組織定位業已成型的情況下缺席了此次周年紀念活動,所以紀念的主體就完全被高級知識分子所佔據。知識分子在組織定位之下,進一步深入挖掘鄒韜奮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和專業新聞報人的深刻內涵,更加契合鄒韜奮的身份特徵,思考更加全面、更加系統、更加深刻。這是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最後一次媒介呈現,褒揚和紀念依然是中心議題。

此外,對鄒韜奮遺作的刊載,也是延安《解放日報》紀念鄒韜奮的特殊形式。1944年10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第 2版刊載了鄒韜奮的最後遺作《對國事的呼籲》。在這篇遺作中,鄒韜奮闡述了自己對國事的主張之後,深情地說,「我個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懷祖國,眷戀同胞,苦思焦慮,中夜彷徨,心所謂危,不敢不告」 [8],憂國憂民之心躍然紙上。1946年4月27日到5月31日,延安《解放日報》在第四版共用30版的篇幅,連載了鄒韜奮的遺作《患難餘生計》,全文分為三章《流亡》、《離渝後的政治形式》和《進步文化的遭難》,共7萬餘字。用如此規模連載一個黨外人士的作品,這在延安《解放日報》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足見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重視。

傳播的衍化改寫和保留

3

鄒韜奮與妻子沈粹縝(1926年攝)

毫無疑問,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傳播策略是以褒揚和紀念為基調,但是在此基調之下,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表現了更加深刻、更為複雜的傳播內涵。最為集中的表現就是遺囑的變化,它體現了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的改寫和保留。

1944年10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刊載了一篇名為《鄒韜奮先生遺囑》的稿件,追悼鄒韜奮。這篇遺囑也成為鄒韜奮遺囑的定版,廣為流傳。

「我自愧能力薄弱,貢獻微少,二十餘年來追隨諸先進,努力於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進步文化事業,竭盡愚鈍,全力以赴,雖顛沛流離,艱苦危艱,甘之如飴。此次在敵後根據地視察研究,目擊人民的偉大鬥爭,使我更看到新中國光明的未來。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氣和信心,奮勉自勵,為我偉大祖國與偉大人民繼續奮鬥。但四五年來,由於環境的壓迫,我的行動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病經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懷祖國,懷念同胞,願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後一次呼籲全國堅持團結抗戰,早日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我死後,希望能將遺體先行解剖,或可對醫學上有所貢獻,然後舉行火葬,骨灰儘可能帶往延安。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9]

2004年,一篇有關鄒韜奮遺囑的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延安《解放日報》版鄒韜奮遺言的原始性因此受到了質疑。2004年7月20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鄒韜奮女兒鄒嘉驪寫的《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一文。鄒嘉驪的文章說,這份遺書是徐伯昕次子徐敏代表徐家給她的。

「簿子薄薄的,小16開本稿紙大小,共33頁,薄牛皮紙做的封面、封底,簿內有五篇文稿,全是直行書寫。第一篇是無格白色紙,佔1頁,正反面直行書寫,題為《遺言記要》,下注「卅三年六月二日口述」。第二篇是紅格稿紙,佔小半張紙,題為《家屬近況》,一百多字,記有祖父鄒庸倩、大姑母鄒恩敏等八位家屬的年齡、住址。按內容推測,近似簡介。文後有簡單記事:1、遺像,2、遺囑,3、訃告,4、事略,5、新聞電稿。文首寫有「錢處」二字。第三篇是第一篇的整理稿,佔1頁,下注「六月二日口述」,未注年份。第四篇是一張白色無格片艷紙,佔1頁,末尾書「民國卅二年十月廿三日寫於病榻」,是韜奮《對國事的呼籲》一文的遺墨手跡。第五篇也是用的紅格稿紙,佔29頁,是徐伯昕寫的《韜奮先生的一生》,文尾缺頁,全文未完。」[10]

鄒嘉驪經過對簿子里《韜奮先生的一生》一文的字跡和《遺言記要》的字跡作對照,可以確認字跡出自一人之手。鄒嘉驪最後斷言,「由此可以推定,《遺言記要》是由父親口述、徐伯昕叔叔手書的。它記錄了1944年6月2日的情景,父親向身邊的戰友們口述他最後的囑咐,一件件,一句句,一點、兩點、三點,口語化,生活化,充滿著對國家、對世界的愛戀深情。整篇文稿,今日讀來,仍如親歷其境,深切地感受到當時凄涼悲壯的氣氛。」[11]由此可以推斷,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本,而延安《解放日報》版的鄒韜奮遺囑是經過改寫的版本。

徐伯昕記《遺言記要》全文如下:

「我患此惡疾已達年余,醫藥漸告失效。頭部疼痛,日夜不止,右頰與腿臀等處,神經壓迫難受;劇痛時太陽穴如刀割,腦殼似爆裂,體力日益瘦弱,恐難長久支持。萬一突變,不但有累友好,且可能被人利用,不若預作臨危準備,妥為布置一切,使本人可泰然安眠。倘能重獲健康,決先完成《患難餘生記》,再寫《蘇北觀感錄》、《各國民主政治史》,並去陝甘寧邊區及冀察晉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視察民主政治情況,從事著述,決不做官。如時局好轉,首先恢復書店,繼辦圖書館與日報,願始終為進步文化事業努力,再與諸同志繼續奮鬥二三十年!

一、關於臨終處理:

1,萬一突變時,即送醫院,轉交殯儀館殯殮,勿累住處友人。

2,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敵造謠中傷,或肆意利用。

3,遺體先為名醫解剖檢驗,製作報告,或可對醫藥界有所貢獻,而減少後人重犯此惡疾之痛苦。繼即舉行火葬。

4,即派人通知雪(註:徐雪寒)、漢(註:潘漢年),轉告周公(註:周恩來),如須對外發表遺言,可由周、漢全權決定內容,電告各地。

5,火葬骨灰,儘可能設法帶往延安,請組織審查追認,以示我堅決奮鬥之決心。

  

二、關於著作整理:

1,《患難餘生記》第一部分與惡勢力鬥爭,已在病中寫完,第二部分為《對反民主的抗爭》,可用香港華商報發表之專論輯成,第三部分與疾病鬥爭,可由滬地及蘇北友人分寫完成。

2,過去著作,《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及《抗戰以來》等書尚可印行,但最好能將全部著作重加整理。如能請愈之審查,可由其全權決定取捨或增刪。

三、關於家屬布置:

1,家中尚有老父在平,以後可由二弟、大妹、及二妹照料,不需我全部負擔。

2,與妻共同生活二十年,不能謂短,今後希望參加社會工作,貢獻其專長。

3,大寶、二寶,從小專心機件構造,有志於電機工程,可予深造。我此次患病,感於醫生亦甚重要,如二寶願習醫學,在高中畢業後,即入醫科攻讀。小妹愛好文學,尤喜戲劇,曾屢勸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聽,只得注意教育培養,倘有成就,聊為後繼有人以自慰耳。

4,我二十餘年努力救國工作,深信革命事業之偉大,今後妻子兒女,亦應受此洗鍊,貢獻於進步事業,或受政治訓練,或指派革命工作,可送延安決定。

四、關於政治及事業意見:

1,對政治主張,始終不變,完全以一純粹愛國者之立場,擁護政府,堅持團結,抗戰到底,能真正實行民主政治。

2,對事業希望能腳踏實地從小做起,一本以往服務社會與艱苦奮鬥之精神,首先恢復書店,繼則圖書館與日報。

3,至於事業領導人,愈之思慮周密,長於計劃,儘可能邀其坐鎮書店,主持領導。仲實做事切實,亦應邀其協同努力。辦報時仲華與仲持,亦可羅致。

五、關於其他方面:

1,如能查得愈之安全消息,速設法匯款前去,以資補助。

2,倫敦購回之英文本古典政治經濟史與馬恩全集,盼能保存於將來創立之圖書館中,以留紀念。」[12]

在鄒嘉驪看來,徐伯昕版《遺言記要》更加「口語化」,「生活化」,更加「周到」,更加「詳盡」, 「既交代善後,又期盼著生的希望」, 「充滿著對國家、對世界的愛戀深情」,同時又滲透著「忍受"「『惡病』帶來的巨大折磨和痛苦」時的「凄涼悲壯」,更加符合鄒韜奮當時的語境。然而,原始版的遺囑緣何衍化為延安《解放日報》版的遺囑了呢?鄒嘉驪的解釋是,鄒韜奮去世後,「由掩護的同志們決定:請徐伯昕和張錫榮分赴淮南和重慶向黨報告。徐伯昕叔叔帶著『韜奮遺囑』於8月中旬到達蘇中根據地華中局」,完成了組織手續的交接。這是為了遵守遺囑中「消息勿外泄,以免被敵人造謠中傷,或肆意利用」的囑託,而延安《解放日報》版遺囑的產生則因「如須對外發表遺言,可由周(周恩來,筆者注)、漢(潘漢年,筆者注)全權決定內容,電告各地」,而獲得了合法性。作為鄒韜奮的家屬,鄒嘉驪對延安《解放日報》版的遺囑表達了由衷的讚賞:

「發表的《遺囑》,簡化了原始版中很多具體條款,隱去了人事上的設想和安排,變口語化為文字化,有精神,有原則,又講究策略,文字簡練,有條理。很多老同志回憶當年讀《遺囑》時的情景,猶激動不已,深切懷念,有的說是讀了韜奮的遺囑,堅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心,有的說是讀了韜奮的遺囑,激勵自己,申請加入了共產黨。」[13]

細細品之,鄒嘉驪的語言是耐人琢磨的。作為鄒韜奮的家屬,一方面為遺囑原版的問世而倍感欣慰,同時,也因遺囑原版的失落而遺憾。出於對主流話語的迎合,鄒嘉驪對延安《解放日報》版遺囑的急切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樣的簡單認同,在與特定語境保持一致的同時,卻掩蓋了改寫的深刻機理。

總體而言,延安《解放日報》版的遺囑體現出鮮明的改寫話語特徵,首先是外在的形式改寫,由樸素真摯的口語風格轉變為簡潔凝練、慷慨激昂的書面語風格;其後是內容的改寫,從事無巨細、情真意切、家國兼顧的周全安排,到重點分明、憂國憂民的激情表白,既有刪繁就簡,也有刻意掩飾和政黨化改造,表達了由生活邏輯到政治邏輯的過渡,拔高和保留雜陳。其三是授權的合法性和改寫裂變之間的衝突。這種演化反映的是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複雜的政黨化改寫邏輯。

細細究之,延安《解放日報》版的遺囑短小精悍,格調高亢,語言鏗鏘有力,革命激情溢於言表。這完全契合中共的政治邏輯和表述風格。它表達的是對中共的高度皈依和強烈認同,是中共組織化改寫的結果。它既是召喚,也是接納,更是同化。此中,有意地拔高和刻意的掩飾是改寫的深層邏輯。

一方面它有意拔高了鄒韜奮的政治境界。徐伯昕記《遺言記要》中,鄒韜奮堅持其民主鬥士的政治立場,即所謂「完全以一純粹愛國者之立場」,且「擁護政府,堅持團結,抗戰到底,能真正實行民主政治」。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政府」是指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而不是「邊區政府」。而且,鄒韜奮心目中的關於政治及事業的理想狀態是,「視察民主政治情況,從事著述,決不做官。如時局好轉,首先恢復書店,繼辦圖書館與日報,願始終為進步文化事業努力,再與諸同志繼續奮鬥二三十年」,完全是一個自由民主知識分子的口吻。儘管遺囑中有「火葬骨灰,儘可能設法帶往延安,請組織審查追認,以示我堅決奮鬥之決心」的表達,同時也有「今後妻子兒女……或受政治訓練,或指派革命工作,可送延安決定」的囑託,但是這也僅僅表達的是一種特定的政治認同和奮鬥決心,並非如延安《解放日報》版遺囑中那種義薄雲天、萬流歸海般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形象。

另一方面,延安《解放日報》版遺囑刻意掩飾了鄒韜奮的個性追求和政治保留。鄒韜奮嚮往個性自由的知識分子生活,他厭棄做官從政,嚮往著書立說,從事文化事業,追求民主自由,這是他的最大理想。究其本質而言,鄒韜奮窮其一生依然秉持的是張揚個體意識的獨立知識分子立場。同時,鄒韜奮對其老父、妻子和子女的安排周密細緻,情深意厚,字字句句,感人肺腑。這是鄒韜奮作為個體最富人性的地方,然而,在延安《解放日報》中它們卻被刪去了。當人性的光輝,甚至生活的細緻生動被冷靜的政治邏輯所遮蔽,鄒韜奮在獲得政治資本的同時,卻弱化了個性的力量,「鄒韜奮」由此被固化和片面化。

此外,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延安《解放日報》還對鄒韜奮進行了刻意保留。如上文所說,儘管鄒韜奮對國民黨政府的專制強烈不滿,也因國民黨政府不能有效抗日而憤慨,但是他依然擁護國民黨主政的中央政府,支持團結,而且持「完全以一純粹愛國者之立場」,這與國共激烈鬥爭中的中共政黨立場並不吻合,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有一定的偏離甚至衝突。鄒韜奮的這種立場其實也反映了鄒韜奮內在的矛盾和衝突,而這卻恰恰是符合當時特定社會語境的。因為無論如何,國民黨政府是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代表中國正在進行著反擊侵略的民族戰爭,所以擁護合法的中央政府是歷史語境使然。然而,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又使鄒韜奮非常失望,並對作為新生力量的中共產生了強烈的嚮往。這就形成了鄒韜奮內在矛盾與衝突,反映到遺囑上,就有了擁護中央政府與嚮往中共和延安,以及傾向政黨政治與醉心獨立知識分子立場之間的衝突,這種複雜性是當時民主進步人士和獨立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徵,也是一個時代的鮮明印記。換言之,政治保留是鄒韜奮獨立知識分子身份的顯著內涵,而遮蔽這種政治保留,則是延安《解放日報》乃至中共對鄒韜奮的另一種意義上的保留。它是容納,也是同化,它彰顯了延安《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媒介話語特徵。

結 語

鄒韜奮創辦的《生活周刊》雜誌

延安《解放日報》中的鄒韜奮是作為一個典型出現的,他指代的是反對暴政、追求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民主鬥士,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的革命急先鋒。延安《解放日報》用空前的規模對其進行了熱情褒揚和深情追念,顯示了特殊的傳播策略。延安《解放日報》將表層的褒揚和紀念與深層的改化和保留結合起來,表達了政治至上、組織為本的政黨傳播思維。它成功地塑模了鄒韜奮的光輝形象,並藉此宣揚了中共的政治理念,達成了雙贏的傳播效果。同時,通過對遺囑的改寫,延安《解放日報》對鄒韜奮進行了有效的改化,它巧妙地遮蔽了鄒韜奮的政治保留和個性特徵,從而將鄒韜奮作為自由民主志士、獨立知識分子和人性化個體的複雜性悄然刪除。這樣的傳播策略固然可以起到拔高和美化的作用,但是它也將鄒韜奮的歷史複雜性和內在深刻性一併遮蔽,延安《解放日報》的傳播政治和鄒韜奮的歷史邏輯就此產生了糾葛。究其本質而言,它反映的是特定傳播機制的內在矛盾和衝突,它在彰顯了傳播活力的同時,也暴露了傳播機制的先天貧血。它如此真切地凸顯了一代新聞人的複雜命運,同時也彰顯了中國現代政黨化新聞宣傳的傳播糾結。

注釋

[1]《創刊詞》,《生活日報》,第1號,1936年6月7日。

[2]《<生活日報>的創辦經過和發展計劃》,《生活日報》(香港),第55號,1936年7月31日。

[3]鄒韜奮:《領導與反映》,《新華日報》,1941年1月1日。

[4]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1月22日,「鄒韜奮先生逝世紀念特刊」第1版,毛澤東題詞。

[5]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1月22日,「鄒韜奮先生逝世紀念特刊」第2版,朱德題詞。

[6]社評《中共中央 電唁鄒韜奮家屬》,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7日,第1版。

[7]郭沫若:《鄒韜奮先生哀詞——在追悼會上講演稿》,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25 日,第4版。

[8]鄒韜奮:《對國事的呼籲》,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8日,第 2版。

[9]《鄒韜奮先生遺囑》,延安《解放日報》,1944年10月7日,第1版。

[10]鄒嘉驪:《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http://www.gmw.cn/03pindao/shuping/2004-07/20/content_60973.htm

[11]鄒嘉驪:《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http://www.gmw.cn/03pindao/shuping/2004-07/20/content_60973.htm

[12]鄒嘉驪:《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http://www.gmw.cn/03pindao/shuping/2004-07/20/content_60973.htm

[13]鄒嘉驪:《徐伯昕記<遺言記要>是韜奮遺囑的原始版》,http://www.gmw.cn/03pindao/shuping/2004-07/20/content_609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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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un、湯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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