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葵：中藥專業出身 卻叩開了書法考據之門

探究是人類的本能，我的這一本能似乎更加強烈。父母都喜歡看小說，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成為柯南道爾和克里斯蒂的忠實粉絲。我喜歡小說家設置的種種「密室」，尤其能體會破密那一刻的快感。

大學念的是中藥專業，在1980年代，課程設置還很正規，對思維成長幫助最多的是一系列化學課：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分析化學和生物化學、中草藥成分化學、藥物分析。

我雖然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文科訓練，但此數年的化學學習，也讓我懂得了科學邏輯，這種邏輯當然適合于思考人文歷史問題。我也沒有真正接受過邏輯訓練，但因為信仰佛教，在大學畢業後的一段時間裡，忽然對因明有了興趣。一本呂澂先生的《因明入正理論講解》，幾十頁的篇幅，天頭地腳都被我隨筆塗抹的心得佔滿。佛教因明是否符合西式邏輯學的標準，可以討論，但我至少由茲掌握「自悟及悟他」的說理和思辨工具。

現在想來，如果得到正規的專業訓練，我或許能成為優秀的內科大夫，或者是偵探家，我應該能在這些與邏輯推理密切相關的專業上大展身手。可是沒有機緣，而活躍的思想總是不安分的，於是開始叩擊文獻考據的大門。20多年來，在本草文獻、道教歷史、金石書法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多數都與考據有關。

1、書法研究的發端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胡適之先生的名言，在提出假設之前，其實還有一個發現問題的過程。

1988年我22歲，在《中國書法》上讀到一篇文章，提到歐陽通早孤，經母親徐氏教誨，刻苦學習父書，終於自成一體的故事。那個時候我已經讀過一些書法論著了，敏感到其中可能存在問題，記得初唐四家中歐陽詢最長壽，享年八十餘，如果兒子「早孤」的話，得子的年齡也太晚了一點。更何況，我印象中歐陽詢是「大官」，遺孤似乎也沒有可能需要靠鬻售父親的遺作過日子。於是翻檢正史以及當時能想到的各種書法文獻，寫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歐陽通早孤軼事考辨」。確定《舊唐書》首先將歐陽詢幼孤的情況，誤植在兒子歐陽通身上，編排出「（歐陽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的傳奇，並演繹出「每遺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跡之直」的情節。後世以訛傳訛。

寫成的文章寄給《中國書法》被拒，投《書法研究》也石沉大海；改投《書法》，收到編輯老師的一封信，對文章表示肯定，但不符合本刊要求云云。又放了一段時間，加了一個小標題「《中國書法大辭典》歐陽通條辯誤」，寄給香港的《書譜》雜誌，果然原文刊登出來。因為恰逢特殊事件，所以至今沒有收到樣書，只是領取了200港幣的稿費。

今天看來，這篇文章確實很一般，使用證據也有欠缺，但此文的坎坷經歷讓我領會寫文章「樹立箭跺」的重要性，也因此鼓勵我在考據之路上繼續走下去。若依發表先後，這並不是我第一篇考據文章，緣於此文發表上的波折，我沒有繼續思考書法問題，轉而投入本草學術。

我當時在念中藥藥理學碩士，這與傳統本草幾乎沒有瓜葛，只是因為學習章草，寫過幾則關於《急就篇》藥物考釋的札記。既然書法研究不順利，而奔逸的念頭又無法停止，便開始修訂札記，做成一篇「孫（星衍）輯《神農本草經》誤改藥名辯誤」，發表在1988年《成都中醫學院學報》上。在改寫過程中，遇到一個與《本草經》成書年代和藥物產地有關的問題，於是深入其中，竭12年心力著成《神農本草經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年），後來又出版《救荒本草校釋與研究》（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藥材品種沿革及道地性》（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7年）、《本草綱目圖考》（科學出版社，2016年）等，今年又在《文史知識》上開設一個「本草文化摭談」的欄目。本來是業餘研究，居然成了「家」，真是慚愧。

沒有想到的是，因為本草研究，居然再次涉足金石書法。

我一直羨慕古人訪碑、校碑之樂，記得以前讀羅振玉的《集蓼編》，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自述「服習經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資考證，山左估人劉金科，歲必挾山左、中州、關中古碑刻至淮安，時貧不能得，乃賃碑讀之。一紙賃錢四十，遂成《讀碑小箋》一卷，又雜記小小考訂為《存拙齋札疏》一卷」。我生也晚，若干年來雖然經眼過手了不少拓本，但從來不敢奢望，能夠獲得如古人一樣的校碑機會。

1990年代末，京上老友張瑞賢兄申請了一項經費，研究鐫刻在龍門石窟「藥方洞」中的醫方，邀我襄贊其事。藥方洞在龍門西山南段，考古家認為，此窟開鑿於北魏孝明帝時期，因「河陰之役」而中綴，北齊續鑿，經隋唐兩代始告完成，窟內年代最晚者是宋代天聖四年（1026）刻的小龕。

與古陽洞、賓陽洞、奉先寺相比，藥方洞只能算中型洞窟，造像和造像記特色不多，吸引金石家注意的，是鐫刻在洞窟門券兩側，以及洞內東壁永熙三年造像記下方，長達三千餘字的藥方。藥方沒有紀年，而與之毗鄰的是一龕釋迦造像，系北齊武平六年（575）都邑師道興率合邑人所造，造像記特別提到：「自非頃珍建像，焉可熾彼遺光；若不勤載葯樹，無以療茲聾瞽。」於是，從畢沅《中州金石記》、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以來，金石文獻多數都把藥方與道興造像視為一體，著錄為「北齊都邑師道興造像並治疾方」。王昶《金石萃編》乃據拓本抄錄造像記及藥方全文，其後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又有補正。

晚近研究者始注意到藥方與造像記不僅書法風格存在差別，空間位置也有錯落。造像記所在的平面較藥方高出約3厘米，二者銜接處為斜面，藥方開首數字刻在打磨後的斜面上，由此說明，造像記早已存在，鐫刻藥方的工匠清理過造像記周圍的石壁。再結合藥方中避唐高宗李治之諱，用「療」代替「治」，而又沒有使用武周新造字，也不避此後的唐諱，所以將藥方年代確定為唐代永徽年間。

對於名勝古迹，我們都喜歡牽連名人。武億《授堂金石跋》因北齊造像，遂聯想到北齊名醫徐之才和徐之范，說「是方殆其所撰集，而附於石者歟」。而王昶《金石萃編》、葉昌熾的《語石》又說藥方與孫思邈故鄉陝西耀縣藥王山所刻《千金寶要》文字悉同，對比之下，也屬無根之言。

日本國丹波康賴撰《醫心方》，成書於天元五年（982），書中引錄有《龍門方》102條；稍早於《醫心方》的日本古籍《本草和名》，也提到一本名叫《龍門百八》的書，引用的時候，徑直稱為《龍門藥方》。可是，將日本流傳的文本與今天看到的龍門石刻藥方對勘，卻是同中有異，二者的關係令人迷惑。

瑞賢兄首先發現英藏敦煌文書中有一份《備急單驗藥方》（編號S.9987），通過與另外幾份卷子綴合，約得原書的三分之一。尤其令人振奮的是，石刻藥方與《備急單驗藥方》的相似程度，遠高於《醫心方》所引《龍門方》。不特如此，這份卷子前面的序言專門提到撰集目的：「求刊之岩石，傳以治病。庶往來之君子，錄之備急用。」由此我們了解到，《備急單驗藥方》乃是龍門石刻藥方的祖本，這是一種「家庭醫療指南」類的通俗讀物，在印刷術尚未普及的時代，除了通過傳抄外，編撰者還希望能夠將之刊刻在石壁。龍門藥方即是此書的「石刻選本」，而流傳日本的，則是此書的抄本，因為龍門石刻本已經普及，所以標題被改為《龍門方》，或者《龍門百八》。弄清碑文的來龍去脈，識文辨字就容易得多了，新校本糾正前代著錄誤釋和脫漏數十處。這些研究成果，最後匯總在張瑞賢主編的《龍門藥方釋疑》（河南醫科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在我而言，校碑之樂，更勝於編寫之樂。

2、瘞鶴銘與論書啟

完成《神農本草經研究》後不久，便開始《陶弘景叢考》的寫作。陶弘景有多重身份，宗教家、醫藥家、書法家、文學家、文獻家，梁武帝的「山中宰相」；而歸根結蒂，則是道教上清派的大師。

《陶弘景叢考》的主旨見於緒言：「本書並非有關陶弘景生平、著作、思想的通論性文字，著者試圖通過史料的考據，勾勒出儘可能接近歷史真相的宗教家的、學問家的、書法家的陶弘景形象。全書分五個專題，分別為：陶弘景交遊叢考、陶弘景著作叢考、《真誥》叢考、陶弘景書法叢考、新訂華陽陶隱居年譜。至於陶弘景在醫藥學方面的成就，著者已有《神農本草經研究》詳論在先，不勞本書喋喋。此外，本書對陶弘景的文學成就亦未作深入討論，此則非著者之長，若倉促立論，終不免為博雅君子所笑，故爾藏拙，敬俟賢能。」

有關陶弘景書法成就及書跡流傳，清翁大年著有《舊館壇碑考》，晚近盧仁龍先生又有「陶弘景與書法史料鉤沉」論文，已經備極詳瞻；於是我選擇少有人涉及的「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和雖然論者紛紜，卻莫衷一是的「瘞鶴銘」作深入討論。

在撰寫前面章節的時候，我一直認定瘞鶴銘是陶弘景的作品，甚至銘文中「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一語，因為符合陶弘景在梁武帝時代的遭遇，被我用在「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文中，作為陶弘景志向不得伸展的證據之一。關於瘞鶴銘作者考證的文章寫到一半時，漸漸在各種證據中注意到皮日休等人的瘞鶴詩。

《松陵集》裡面有兩篇悼鶴的詩，其中一篇的序說：「華亭鶴聞之舊矣，及來吳中，以錢半千得一隻，養之始經歲，不幸為飲啄所誤，經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繼以詩。南陽潤卿博士、浙東德師侍御、毗陵魏不琢處士、東吳陸魯望秀才及厚於余者，悉寄之，請垂見和。」這裡不僅買鶴、葬鶴的情形與瘞鶴銘相符，就連參與悼鶴賦詩的，包括皮日休在內恰好也是五人，正好與瘞鶴銘之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夅囗徵君、丹楊外仙尉、江陰真宰題名，人數相同。更有意思的是，這五位當時在蘇州、鎮江一帶活動的詩人，他們悼鶴的詩篇，使用了各式各樣與鶴有關的典故，卻沒有一個人提到就在吳中的瘞鶴銘。如果說他們完全不知道瘞鶴銘，似乎又不是，在另一首悼念開元觀顧道士的詩中，皮日休說：「大椿枯後新為記，仙鶴亡來始銘。」悼顧道士詩較葬鶴詩晚作，所以「仙鶴亡來始有銘」，更像是談論他們自己弄出來的「瘞鶴銘」。

這一發現其實讓我不安，將使我討論陶弘景與梁武帝關係時失去一項證據。但我並不喜歡掩藏證據，所以據實寫成了一篇「瘞鶴銘作者平議」，將瘞鶴銘書撰者確定為晚唐皮日休等人。

毋庸諱言，瘞鶴銘作者之所以被「公認」為陶弘景，其文章內容、書法風格，確實與陶弘景有很多相似。為了解釋這一現象，修訂後的論文提出一項假說：瘞鶴勒銘，根本是皮日休等導演的「陶弘景葬鶴遊戲」，在這場戲中，葬鶴是真實發生的事件，而幾位文人為了抒發思古之幽情，將自己「化身」為他們心中的偶像陶弘景，以陶的名義埋葬仙鶴，並為仙鶴撰書「墓志銘」——瘞鶴銘。

有關這一假設，我也只能提出幾項間接證據：首先，皮日休等人崇奉茅山道教，熟知陶弘景的歷史，具備「託名」陶弘景的條件。其二，儘管陶弘景沒有「華陽真逸」這一道號，但此名號與陶弘景的「華陽隱居」之間，顯然存在「映射」關係；同樣的，所謂「丹楊外仙尉」，與陶弘景曾經使用過的「王外兵」之間，也絕不會是「巧合」那樣簡單。第三，皮日休葬鶴賦詩共有五人參與，而瘞鶴銘上的題名也是五人；自號「徵君」、「真宰」、「（外）仙尉」顯然存在荒謬性，可是「華陽真逸」與「上皇山樵」則屬於可以正常使用的名號，而頂著這兩個名號的人，一個是撰文者，一個是書丹者；撰文、書丹，正是整個葬鶴勒銘活動中，必須真實出現的人物——他們兩人如果自稱「徵君」、「真宰，確實是僭越不敬了。

如果同意此假設，即瘞鶴銘是皮日休等人「擬」陶弘景所為，正如詩體中的「擬代詩」。如此還能夠解釋，何以瘞鶴銘的書法接近於茅山天監十五年井欄題字，皮日休、張賁等人可能見過此件井欄，並認定是陶弘景書法而刻意模仿。

書法叢考中孤零零的一篇瘞鶴銘考證顯然不成章節，但《文獻》上已有一篇討論陶弘景書法的文章，我又不想重複，便將注意力轉在《法書要錄》所載「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上。

論書啟一共九封書信，陶弘景上樑武帝五函，梁武帝答書四通。首先根據信札中的各種線索，確定往來關係。

陶弘景在其中一封信上說：「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這應該是稱讚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此為梁武帝自以為得意的書法論文，曾遍示臣下。所謂「前意雖止二六」，指梁武帝表彰鍾繇書法具有「平、直、均、密、鋒、力、輕、決、補、損、巧、稱」十二種意態；「後字不出二百」，則是《觀鍾繇書法十二意》文章後半對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書法的貶損之辭。梁武帝尊鍾卑王，乃含有崇佛抑道的政治意圖，儘管陶弘景違心地迎合梁武帝的意見，仍委婉地為王羲之辯解，鑿空杜撰出一個晚年代筆人，來承當梁武帝強加的「及其獨運，意疏字緩」罪名，以使「逸少無復末年之譏」。

論書啟因有多處談論王羲之法書的真偽，後人多據此認為是梁武帝請陶弘景鑒別右軍書跡，事實並非如此。天監年間為梁武帝鑒定法書者已見張懷瓘《二王等書錄》，類似記載亦見於《法書要錄》卷4所載韋述《敘書錄》：「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異。」均未提到陶弘景之名。且陶弘景在信中自承：「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內府所藏七百餘卷之數，百分不及一，云何鑒定。

不僅如此，陶弘景給出的鑒定結論，基本不被梁武帝採信。如陶弘景鑒定為真跡的《樂毅論》，梁武帝則堅持認為「微粗健，恐非真跡」，以至陶弘景最後不得不違心地說：「《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

陶弘景具有很高的書畫鑒定水平，這可由《真誥》中陶弘景對楊羲、許謐、許玉斧手書的精鑒為證明，但也應該看到，由於政治及宗教方面的原因，論書啟並非其鑒定水平的真實反映。

論書啟沒有提到具體時間，據陶弘景在其中一封信中說：「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復以閑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按，「無射」本指音律，亦可指九月。「國政方殷」與「山心兼默」為對文，以後句襯托前句，刻畫國事繁劇。梁武帝執政時期，當以天監十五年（516）九月浮山堰決堤，「緣淮城戍村落十萬餘口皆漂入海」，為九月間發生的最大事件。故推測論書啟作於此前一段時間。

研究歷史人物，需要多角度綜合考量，偏執一端為不可取。我後來又寫過一篇「陶弘景眼中的王羲之」 ，算是對早期論書啟研究的補充。明確提出，陶弘景對王羲之的評價，往往因語境而異。在道教著作《真誥》中，因宗教派別之不同，陶刻意褒揚楊羲，而對王羲之頗有微詞；但在與梁武帝的《論書啟》中，陶委婉地否定梁武帝尊鍾卑王之論，除書法因素以外，也與當時佛道衝突有關。

3、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鑒

又因為《陶弘景叢考》，結識當時還在日本的祁小春兄，研究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的因緣即由小春兄引起。

這份「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雖然歷代著錄不絕，但原件在嘉慶初年流出清宮以後，一直由私人收藏，了解者不多。研究的第一步，需要證明目前所見者，即是《石渠寶笈初編》列為書法類次等，曾貯藏於乾清宮的原物。

原卷已殘，正文起「東西二京」，訖「焉哉乎也」，為千字文的後半，雙鉤填廓；每行上半殘損1-3字不等，下部基本完好。拖尾題跋分前後兩段：古代題跋部分，作者包括元代滕賓、夏克複，明代吳寬、徐寓、范允臨，清初徐枋；近代題跋部分，作者有羅惲、羅振玉、梁啟超、庄蘊寬、王國維、汪大燮、于右任。

目驗此卷古代題跋部分，鈐蓋有朱文「備卿鑒賞」，與《抱沖齋石刻》上的同題印章比對，確定同一性。印章的主人是斌良（1783-1847），字備卿，滿洲正紅旗人。斌良活動在嘉道之際，與清宮藏品顯然矛盾。觀察本卷多處存在過火的痕迹，從火痕的形狀看，應該是在捲軸狀態下遇火，故外層完全燒毀，殘存部份以首段毀損嚴重；主要是卷子上部受火，故現存部份之上半皆有殘缺，下半則幾乎完整無損。據《清史稿》卷41云：「嘉慶三年二月丙子，京師乾清宮火。」（按，乾清宮火災實際發生在嘉慶二年十月）這場大火使庋藏在乾清宮的字畫及天祿琳琅善本毀滅殆盡，其煨燼之餘，則被宮人盜出，售於市廛。推測本卷也屬這種情況，遂輾轉為外官斌良所得。

明末《珊瑚網·書錄》亦著錄本卷，信息基本吻合，其中吳寬的印章、題署，徐枋的印章，皆與標準件相合。經考證，《珊瑚網》提到本卷後元代五家觀款，大約在清雍正年間被移配到《杜牧張好好詩》後面。

本卷在16世紀中葉曾由蘇州吳邦楨刻帖，原刻本未見，但獲得日本江戶時代韓天壽（1727-1795）《集帖》翻刻本。字跡比勘可以確定，刻帖的底本即是本卷。由此，本卷為明代人題跋、著錄、刻帖的原件，沒有疑問。不僅如此，刻帖內容完整，恢複本卷殘損以前，正文1000字，首題20字的原貌。

繼續上溯，《宣和書譜》趙模條也提到內府收藏「模集千文」，但是否本卷，沒有確證。研究本卷及刻本，發現本卷上「匡」字末筆刮削，刻本還有「殷」、「貞」、「敬」、「竟」皆缺末筆；本卷上「桓」、「恆」、「敦」、「懸」四字加有朱圈。這些毫無例外的都是宋代的諱字，由此可以作一項邏輯判斷：這份《趙模千字文》墨跡上既然存在有宋代諱字的刮削，則可以完全排除此卷是元明人臨摹製作的可能性——如果是元明間人製作一件標題為唐代的書法卷子，製作者實在沒有必要專門標誌出宋代的諱字，那樣只會弄巧成拙。退一步言，即使元明間人複製一件宋代的臨摹本，原件上確有可能存在宋代諱字，但元明再次複製時只會保持缺筆的原樣，而不會在臨摹本上留下刮削的痕迹，或者再畫蛇添足地為宋代諱字加上朱圈——如此一來，似可以定論，此卷非元明間人製作物，也非宋代複製品。

在確定真實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最早著錄《趙模千字文》的是日本來唐僧最澄（767-822）《法門道具等目錄》，此距貞觀（627-649）約150餘年，可如何保證此本不是這期間的人託名趙模製作而成？

趙模作為搨書人，見於《蘭亭記》，其有條件接觸貞觀內府的書法藏品。逐字研究此本的字跡來歷，有如下發現。《蘭亭》是趙模使用的主要資源，字跡與馮承素本高度接近。更重要的是，趙模集字所能用的材料，包括《蘭亭》在內，大致不超出載於《法書要錄》卷三中的褚遂良所編《右軍書目》的範圍，目前發現者有平安帖、快雪時晴帖、孔侍中帖、范新婦帖、官奴帖、建安靈柩帖等。這與趙模的身份以及此本的製作時間完全吻合，這也是論證此本作於貞觀時代的重要理由之一。

懷仁稍晚於趙模，二者有何關係，是否可能後人利用《集王聖教序》製作此千字文而託名趙模？

毫無疑問，《趙模千字文》與《集王聖教序》有很多相似，但有兩個例字能說明二者的關係。兩本皆有「曠」字，此字為王羲之「家諱」，書寫中必須迴避者，故兩本的「曠」應該都是拼湊而成。經比對，《趙模千字文》與《集王聖教序》的「曠」字寫法完全一致，必然存在承襲關係。「民」是唐太宗名諱，高宗時開始避諱。兩本的「民」字同出一源，但《集王聖教序》缺筆，此懷仁集字借用趙模的成果，但對避諱字加以塗抹所致。

比較晚於《集王聖教序》的其他集字碑，如《興福寺碑》《金剛經》，在利用《聖教序》的同時，也使用《趙模千字文》。元代貞元年（1295）高麗《集王普覺國師碑》，則主要使用《趙模千字文》，而幾乎沒有涉及《集王聖教序》。

從集字碑廣泛利用《趙模千字文》，可見此本的影響力，但趙模集字的「本意」究竟如何？

我們注意到李邕行書字體結構與《趙模千字文》高度相似性，相關字跡可以《李思訓碑》為例。這種情況也見於相互之間不可能存在承襲關係的高正臣《明徵君碑》、田穎《張希古墓誌》、朱玘《才人仇氏墓誌》。特別有意思的是，凡見於《趙模千字文》的字，以上諸碑的寫法多數相同，而不見於此本的字，這些碑寫法各異。因此我們提出一項假說：《趙模千字文》是趙模代表弘文館編定的，用於教的「王羲之行書標準字帖」，有弘文館學書經歷者，或多或少受其影響。

《趙模千字文》在宋代則有特殊用途，從北宋到南宋，內廷一直以此本為書法學習模板，詔敕所用的字體，皆以此為準則。舉宋仁宗天聖年間《毛應佺知恤詔》，北宋徽宗朝《蔡行敕》，南宋高宗朝殘詔敕，南宋孝宗朝《答虞允文敕》，作字跡比較，不同書手，書寫各有特點，但字的結構基本保持與《趙模千字文》一致。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高宗行書千字文》，毫無疑問是《趙模千字文》的對臨本。此不僅證明，南宋內府確實以《趙模千字文》為學書範本，由此解釋詔敕字體的來源；更可注意的是，臨寫本上一些宋代諱字被刻意改寫，則與現存墨跡殘卷上刮削和朱圈的情況相合。

御書院本既然以「對臨」的方式創作出來的，這就意味著有一本《趙模千字文》陳列在書寫者面前。因為有這若干的諱字需要更改，完全可能預先在原帖上標出記號——如現在這本《趙模千字文》一樣，或者刮削掉諱字的末筆，或者用硃筆在諱字上加圈。雖不能絕對保證今存的這本《趙模千字文》就是紹興二十三年（1153）御書院對臨的底本，但宋高宗紹興內府確實收藏有《趙模千字文》則確定無疑。臨寫的目的，更像是製作範本，而不是練習書法。書寫者當然不是宋高宗，而是御書院的書手。或許就是製作「宋代修訂版的趙模千字文」，用來作為書寫詔敕的標準字體。至於內府的趙模千字文原本，本來就是「實用器」，而非「收藏品」，在上面做記號，乃至毀損性的記號，也是可以理解的行為。

綜上研究確定，「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是現存年代最早、容量最大的王羲之書法字型檔，著名的集字碑《懷仁集字聖教序》即主要從此取材；其書法字體在唐宋時期影響深遠。以上研究詳載於新近出版的《唐趙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鑒》（中華書局，2016年）。

4、題跋與考據

古人題跋有一定之規，文字內容、上下位置、字體大小、印章鈐蓋，莫不考究，總以典雅為原則。而其中最要緊的，是處理好主從關係。題跋永遠是配角，如眾星拱月，忌諱喧賓奪主。歷劫以後，這些規矩逐漸改變，更兼今人表現慾望強烈，若一張拓片上有三五人題跋，便可以形成三五個中心，共同攫奪欣賞者的視線。這種情況，無論按照東西方美學價值，都不會以為美觀。

好的題跋應該是一篇縮微版的學術論文，或考辨史料，或探討書法，歐陽修的《集古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可以專門談論這塊碑刻不同年代拓本的完字、殘字，雖然有些乏味，彙集起來，卻是碑拓斷代不可或缺的工具書，近人方若著、王壯弘增補的《校碑隨筆》，因此被友人戲稱為碑帖鑒賞的「紅寶書」；偶然也可以把題跋當成時文來作，駢四儷六之外，古風近體皆可以用來題跋，韓愈作《石鼓歌》的初衷，說不定就是為了應付手執《石鼓文》的「張生」題跋的請求。朋友以金石拓本徵題，多數時候我都集前人的詩句來應付，偶然也有考據文字，附錄近作兩則，以見一斑。上海圖書館仲威兄新得七石本王居士磚塔銘，我寫了一篇長跋，涉及化度寺碑的立碑時間，題跋說：

《王居士磚塔銘》為小唐碑之先出者，頗為世重。上官靈芝撰文，敬客書丹。敬客史傳失載，字跡近《雁塔聖教》唯稍凝重，剛健婀娜兼而有之，前賢論之已詳，無勞費辭矣。據塔銘，居士以顯慶元年十一月卒，三年十月收骸，「起靈塔於終南山楩梓谷」，此即所謂「林葬」，以肉身普施禽獸蟲蟻者。林葬為三階教獨有，靈塔所在之終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亦信行禪師葬所，居士為禪師追隨者，無可疑問。按，信行禪師入滅後，僧邕禪師掌教。據《化度寺碑》，禪師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即其月廿二日奉送靈塔於終南山下鴟鳴垖，禪師之遺令也。徒眾□收其舍利，起塔於信行禪師靈塔之左」。《金石錄》以降，皆以貞觀五年十一月為化度寺碑樹立時間。若僧邕禪師舍利於圓寂後之第七日即十一月廿二日入塔，遺蛻應是荼毗。然據《信行禪師塔銘》，禪師入滅，有三百弟子發誓「恆欲碎骨次香城之下，投身於雪嶺之間」，僧邕亦在三百數，《化度寺碑》「禪師之遺令」雲者即此。故僧邕應是林葬，而非荼毗。參照《王居士磚塔銘》，血肉銷盡始能收取捨利，起塔當延後兩年左右。林葬畢竟驚駭世俗，疑李百葯撰文故意隱晦其詞，立碑其實在貞觀七年也。

仲威老師尊兄出《磚塔銘》索題，瑣屑枝蔓而及《化度寺》，淺鄙之見亦不敢自信，吾兄一笑可耳。朋友澹軒兄得停雲館本小麻姑壇記，題跋談到幾種麻姑壇的翻刻問題：

麻姑壇傳世三種，大字、小字、細字。其大字、細字本，文辭字體皆同；小字本刻入《忠義堂帖》。《金石錄》云：「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依「筆法殊不類」論，殆指《忠義堂帖》本。劉賓客《麻姑山》詩「曾遊仙跡見豐碑，除卻麻姑更有誰」，因知大字豐碑為魯公所立。或謂細字本乃是魯公草稿，私意非之。詳按碑文，乃據《神仙傳》敷衍。碑云：「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此句《神仙傳》作「登當顛倒」，白話言之，登即顛倒而至。《漢武內傳》亦有此四字，碑作「登山顛倒」則不辭。《麻姑壇記》為魯公撰文書丹，必無錯字之理，遂確定今之大字本亦是翻刻，底本「登當顛倒」「當」字爛壞，翻刻者依殘存筆畫，臆補「山」字。細字本依翻刻之大字本而來，亦作「山」字，其非魯公草稿也必。細審首頁鈐「金石錄十卷人家」朱記，趙撝叔刻潘伯寅藏書印。此拓曾經滂喜齋收藏，可貴也。

5、題外的話

我的職業身份是藥理學老師，這門學科研究藥物的作用和作用原理，實驗探索的樂趣並不在考據之下；只緣當初誤打誤撞，走進了考據的門檻，竟然樂而忘歸，在專業以外的領域能夠取得稍許成績，並得到方家的認可，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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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滿實：歐陽通早孤軼事質疑，書譜，1989（6）：37-38。

2.王家葵：龍門藥方考，中國書法，2012（3）：106-111。

3. 盧仁龍：陶弘景與書法史料鉤沉，文獻，1991（1）：160-174。

修訂後的論文收入《玉吅讀碑》（四川文藝出版社，2006年）。

4.王家葵：陶弘景眼中的王羲之，詩書畫，2012（6）：166-170。

5.王家葵：張好好詩卷後元代觀款移配補苴，詩書畫，2015（3）：212-216。

原標題：考據之門——我的書法研究之路

*作者王家葵，齋號玉吅，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書法家，篆刻家。本文首發於《中國書法》，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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