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生：詞學反思與強勢選擇——馬洪的歷史命運與朱彝尊的尊體策略
一 問題的提出
馬洪字浩瀾，號鶴窗，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間的著名詞人，創作態度非常嚴謹，「四十餘年，僅得百篇」[1]。明人對其評價非常高，如楊慎《詞品》卷六評云：「馬浩瀾洪，仁和人，號鶴窗，善吟詠，而詞調尤工。皓首韋布，而含珠吐玉，錦繡胸腸，褎然若貴介王孫也。」 [2]徐伯齡《蟫精雋》卷十一云：「馬浩瀾名洪，號鶴窗，杭之仁和人。善詩詞，極工巧。……予與鶴窗、清溪偕出菊庄之門，而鶴窗能大肆力於學問，既得詩律之正，復臻詩餘之妙，人以與清溪齊名雲。」[3]又聶心湯《萬曆錢塘縣誌》：「馬洪……善為聲詩，有長慶風致。其詞調尤極妍麗。」[4]
但是，到了清代的朱彝尊，評價就為之一變：「明初作手，若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皆溫雅纖麗，咀宮含商。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錢塘馬浩瀾以詞名東南，陳言穢語，俗氣熏人骨髓，殆不可醫。」[5]這段話影響清人甚深，如晚清陳廷焯就跟著說：「詞至明而詞亡矣。然三百年中豈無合作？……明初如劉伯溫、高季迪、楊孟載之流，尚沿虞伯生、張仲舉之舊，無害風雅；至文徵明、楊升庵輩，風格雖低，猶堪接武。自此而後，如馬浩瀾輩，陳言穢語，讀之欲嘔。」[6]陳廷焯基本上是常州詞派的思路，和朱彝尊流派不同，所以，其中應該排除了黨伐聲氣，而體現的是清人，特別是康熙之後詞壇的普遍看法。一直到現代，王易寫《詞曲史》，對馬洪也是如此評價[7]。
為什麼明人和清人的評價如此不同？朱彝尊為什麼要如此激烈地反對馬洪的詞？朱彝尊對馬洪的批判，導致了什麼結果？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
二 馬洪之俗何謂？
朱彝尊對馬洪的批評，主要是「俗」，所謂「陳言穢語，俗氣熏人骨髓」，這是一個很重的否定。雅俗之辨在中國源遠流長，最初是與西周禮樂制度暨政治制度相聯繫的，表現為雅言雅樂和俗言俗樂的對立。至春秋時期，隨著社會的動蕩和分化，雅俗觀念也得到重新闡釋，偏離了音聲和政治，引進了人格和文化的內涵，從而形成了新的雅俗觀。不過，直到這時，嚴格說來，這一觀念還沒怎麼進入文學領域。引起文學領域的關注，主要還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形成了文章不朽的思想，魏晉南北朝的文人非常注重文體藝術風格的辨析，因而雅俗觀念漸漸成為時人品評文章的基本觀念，成為人們認識文學發展規律的重要參照。後來，經過唐代的蘊積，宋人對雅俗觀念的理解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關於雅俗的關係，也不再是二元對立，而是良性互動了[8]。只有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詞的雅俗之辨，因為詞的雅俗之辨正是宋代所提出來的新命題。
以「雅」、「俗」來論詞，幾乎伴隨著宋代詞蓬勃興盛的局面同時展開。眾所周知，隨著上世紀敦煌寶藏為學術界所關注，沉埋千年的敦煌曲子詞向世人昭示出詞的早期風貌，即幾乎和一切文學樣式一樣，詞在一開始也是源於民間的，因而帶有不少民間文學的鮮明特徵，包括感情的直截了當，語言的通俗平實等。同樣，像一切文學樣式一樣，它也有一個由俗向雅發展的過程。事實上，從晚唐五代開始，經過花間詞人和南唐君臣等，詞的雅化過程一刻也沒有停止。進入宋代，隨著文人的大規模介入，這一趨勢更加明顯。柳永俗詞的出現，或許反映了社會上的一定要求，因而頗受歡迎，但是，在宋代士大夫意識進一步加強，甚至成為中國傳統社會發展主流的情形下，詞的雅化已是大勢所趨，所以，我們就看到宋代社會上幾乎眾口一詞的對柳永的批評。在北宋，柳永由於吏部不放改官而和晏殊的一番對話[9]，其中所體現的雅俗之辨，已經廣為人知。蘇軾由於弟子秦觀學習柳永句法而進行的批評，即對俗詞侵入其雅化陣容的警惕[10]，也經常見之於論述。其他，如陳師道指出柳永「骫髀從俗」[11]，李清照指責柳永「詞語塵下」[12]，徐度批評柳永「多雜以鄙語」[13]，都可以聯繫起來看。到了南宋，對柳永的批評更是趨於明顯，或曰「淺近卑俗」[14]，或曰「詞格固不高」[15]，或曰「有鄙俗語」[16]。這些，都體現出宋代追求雅化的總體傾向，也體現了從大晟詞人到姜夔、吳文英等的基本追求。
總的來說，從宋代開始，人們所體認的「俗」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和柳永的創作聯繫在一起的，其基本內涵，是由於語言的淺近直白而導致的對已建構好的文人規範的背離，這種抒情方式因此也被理解為格調不高。至於內容，則並沒有根本的區別。
不過，秉持這一觀點反觀馬洪的詞，儘管也被朱彝尊批評為「俗」，情形卻頗為不同。馬洪的詞，據其自述，大約有一百首左右。今其《花影集》仍未發現，不知是否尚存世間。《全明詞》搜羅各種文獻，僅輯得其詞十六首，今再檢其他文獻，復得十三首[17]，合計有二十九首，不足其詞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不過，嘗鼎一臠，大約也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創作的風貌。考察他的所有作品，大約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男女情愛詞，一類是山水紀勝詞，一類是友朋交遊詞。用發展到晚清已經建構好了並被多數人同意的批評觀念來看，儘管馬洪的這些詞不一定算是什麼佳作，卻也和柳永一派的俗詞風格相去甚遠。如果說，朱彝尊所批評的「穢語」指的是淫媟之言，則我們在馬洪的詞中並沒有發現這一類描寫，至少沒有什麼露骨的描寫，如其《海棠春·春日》：「越羅衫薄輕寒透。正畫閣、風簾飄綉。無語小鶯慵，有恨垂楊瘦。 桃花人面應依舊。憶那日、擎槳時候。添得莫愁牽，只為秋波溜。」[18]寫得很工緻，卻有似曾相識之感。所以，「陳言穢語」四字，也許應該聯繫起來，作另外一種解釋，意思是搖筆即來，缺少獨創性，沒有真性情，包括太工緻了，有時也是一種俗。
因此，朱彝尊在建構其詞學思想時，將馬洪拿出來作為反面對象進行批判，用意超過了同時的不少批評家。在他看來，明詞的俗，不僅是一般人所體認的似曲，更主要的是「意俗」。倘若能夠從這一方面入手，喚起作家們普遍的注意，則清詞的發展就能走上一條康庄大道了。朱彝尊所做的，其實也體現著詞發展到南宋的一個基本脈絡，只是他更加具有詞史的意識和批評的眼光而已。
三 朱彝尊批馬之用意
討論朱彝尊對馬洪的批評，必須和他對整個明詞的看法結合起來。朱彝尊對明詞，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認為「詞自宋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19]。並進一步把這種狀況的形成，歸咎於《草堂詩餘》的盛行：「古詞選本，若《家宴集》、《謫仙集》、《蘭畹集》、《復雅歌辭》、《類分樂章群公詩餘後編》、《五十大麴》、《萬曲類編》及草窗周氏選，皆軼不傳，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三百年來學者守為兔園冊，無惑乎詞之不振也。」[20]這種看法，又不僅是朱彝尊個人的，如當時高佑釲也說：「詞始於唐，衍於五代，盛於宋，沿於元，而榛蕪於明。明詞佳者不數家，余悉踵《草堂》之習，鄙俚褻狎，風雅蕩然矣。」[21]
《草堂詩餘》是南宋人所編，其後一直流行，發展出不同的版本，僅明本就有三十五種之多。不過，大致說來，可以分為分調和分類兩種，其中又以分類本更為流行。分類本分為前後兩集，前集分春、夏、秋、冬四景，後集分節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飲饌器用、花禽七類。每一類下面又分若干子目，如春景類下有初春、早春、芳春、賞春、春思、春恨、春閨、送春等八個子目，節序類下有元宵、立春、寒食、上巳、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陽、除夕等十個子目。這樣分類的原因，清人宋翔鳳已經指出：「《草堂》一集，蓋以征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使隨時即景，歌以娛客。題吉席慶壽，更是此意。其中詞語，間與集本不同。其不同者恆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觀之，適當一笑，而當時歌伎，則必需此也。」[22]可見，《草堂詩餘》有著非常明確的實用性，在詞作為音樂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價值不容忽視，也正因為此，能夠輕而易舉地形成類型化，成為社會大眾參詳甚至模仿的範本[23]。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曾經指出：「馬洪的詞經常有應景之作，不僅每成套路，而且容易使用，便於模仿，如他諸多的寫春景春情的詞，就沒有什麼新意，屢見徵引的《南鄉子》十首寫西湖十景，連綴景物，不過是宋代以來詩人墨客慣常歌詠的題目，近似南宋開始盛行的『應社"之作。」[24]所以，馬洪的不少作品，正可以看作《草堂詩餘》一書在明代的某種象徵，而朱彝尊的批判馬洪，其實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仍然是指向《草堂詩餘》的。在朱彝尊看來，糾正了這種傾向，當然也就解決了詞創作的不少問題。
說到這一點，又必須和朱彝尊的詞學宗尚結合起來。雖然在一首詞中，他說自己：「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25]其實還少說了一個姜夔。在《詞綜·發凡》中，朱彝尊對姜夔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姜堯章氏最為傑出。」[26]事實上，姜夔的詞作正是靠了他的發掘，才以比較完整的風貌出現在世人的眼中，如果說，《詞綜》一書對其他詞人可算是選本的話，則對姜夔來說，就是當時所能找到的所有作品了。仔細考察《詞綜·發凡》，我們還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朱彝尊在感慨宋詞亡佚甚多時，舉出這樣一件事：「公謹賦《西湖十景》，當日屬和者甚眾，而今集無之。」[27]我們還不知道，朱彝尊說這番話的意思，是指他本人曾看到周密的《西湖十景》，而今本周密詞集未有收錄，還是並他本人也沒有看到，只是知道有這種記載。但《全宋詞》所收周密詞，一開篇即是《木蘭花慢·西湖十景》，序云：「西湖十景尚矣。張成子嘗賦《應天長》十闋，誇余曰：『是古今詞家未能道者。"余時年少氣銳，謂此人間景，余與子皆人間人，子能道，余顧不能道耶！冥搜十日而詞成。成子驚賞敏妙，許放出一頭地。」[28]由此得知，寫《西湖十景》詞，是南宋人的風氣，周密尚是見張成子之作，而興起的爭勝之心，而按照朱彝尊的說法，則周密本人的詞，也有不少人爭相唱和。這就證明了，馬洪寫作這一類的詞，其實是在前人的作品裡打轉，要想體現新意，實在很困難，則所謂「陳言穢語」，實在是有感而發。
周密總結自己的創作時說：「間作長短句，或謂似陳去非、姜堯章。」[29]就學習姜夔這一點而言，其實不僅周密，南宋末年的不少詞人都是如此。姜夔本人寫詞，就很喜歡以西湖為背景，著名的《念奴嬌》寫荷花盪，就是因為「朅來吳興，數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絕，故以此句寫之」[30]。姜夔在南宋的最佳傳人張炎也是非常長於寫西湖，如其《南浦·春水》：「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是蘇堤才曉。魚沒浪痕圓，流紅去、翻笑東風難掃。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絕似夢中芳草。 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凈洗，花香不了。新淥乍生時，孤村路、猶憶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觴詠如今悄。前度劉郎歸去後，溪上碧桃多少。」[31]沈祖棻評其上片云：「起三句寫景如畫，便覺春光駘蕩，春水溶溶，如在目前。詠物之最上乘，所謂取神者也。『魚沒"句，體物極工細。『流紅"句，翻陳出新，用意更進一層。『荒橋"二句，暗點荒涼，其宋邦淪覆以後之作歟？『回首"二句，用謝靈運夢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事，如此活用，極融化變幻之奇，劉熙載所謂『實事虛用"也。」[32]沈氏所論，正體現出張炎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33]，這些作品，都能體現出姜夔所提倡之「清空騷雅」的詞風。
所以，當朱彝尊以「陳言穢語」批評馬洪的時候，他的心中是有姜夔，以及受姜夔影響的張炎諸人的影子的，他所指出的馬洪的俗，背後正是姜夔的雅。而姜夔的雅，也正如清人經常說的，是在神不在貌的，正如馬洪的俗，照朱彝尊的看法，其實也是俗在神。而且，我們也注意到，朱彝尊是浙江人，他所批評的馬洪是杭州人，喜寫西湖之景，他所推崇的南宋詞人如姜夔、張炎等，也喜寫西湖之景，將這些對照起來看，也許並不是偶然的。不過，我們也有必要指出，馬洪的詞，其實並不是像朱彝尊所說的那樣不堪。他的創作中，固然可能有句意陳熟之病，但我們應該回到具體的歷史場景中，看到在唐五代大量優秀作品未在社會上廣泛傳播的情況下，馬洪的詞，作為與文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當代文學」，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後人站在詞史的高度上，可以稱之為「小名家」[34]，而當時人卻可能予以高得多的評價，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楊慎在其《詞品》中一再稱引，田汝成在其《西湖遊覽志余》中一再提及了。
四 強勢選擇之詞史體現
如前所述，馬洪詞在明代評價甚高，而到清代，就開始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標誌，不僅在於評價的降低，甚至還表現在人們對其作品的蔑視，以至於他的《花影集》完帙似乎已經失傳。2003年出版的《全明詞》固然沒有收入這個集子，後來對《全明詞》進行增補的學者，也未見發現這個集子。這一現象值得關注。
考察清代對馬洪詞的評價，康熙年間尚有不同看法。初刻於康熙十七年（1678），定本刻於康熙三十年（1691）的《詞綜》，其中批評馬洪的言辭非常激烈，已見之前引，而這一段話，在清代也被反覆引用，引用時，甚至不加出處，儘管也是古人引書通例，卻也見出約定俗成，心照不宣，愈發體現出普遍性。舉其著者，如田同之《西圃詩說》[35]和陳廷焯《白雨齋詞話》[36]，都是如此。《詞綜》的出現，是清代詞史發展中的一個具有標誌性的事件，四庫館臣評云：「彝尊本工於填詞，平日嘗以姜夔為詞家正宗，而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為之羽翼，謂自此以後，得其門者或寡。又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又謂論詞必出於雅正，故曾慥錄《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又盛稱《絕妙好詞》甄錄之當。其立說大抵精確，故其所選能簡擇不苟如此，以視《花間》、《草堂》諸編，勝之遠矣。」[37]四庫館臣以《詞綜》和《花間》、《草堂》作比，認為「勝之遠矣」，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標誌著，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發展到《詞綜》，以學習《花間》、《草堂》為宗尚的明人詞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清算，詞學又開始了新的路向。
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個所謂新的路向，其實也有一個過程。康熙年間，一直就有不同的聲音。如陳維崧說：「馬浩瀾作詞四十年，僅得百篇，昔人矜慎如此。今人放筆頹唐，豈能便得好句。」[38]編纂於康熙四十六年的《御選歷代詩餘》卷一百一十《明人姓氏》云：「馬洪字浩瀾，仁和人，善吟詩，詞調尤工。有《花影集》，盛傳於世。」又卷一百二十《詞話》全引楊慎《詞品》云：「錢塘馬浩瀾，號鶴窗，善詠詩，尤工詞調。雖皓首韋布，而含吐珠玉，錦繡胸腸，褎然若貴介王孫也。」[39]於此可見，當時尚有人延續明人之見，對馬洪給予較高評價。特別是《御選歷代詩餘》編纂於康熙四十六年，是時朱彝尊為領袖的浙西詞派已經紅透半邊天，但該集仍然沒有完全按照朱彝尊的意見品評作家，確定是非，可見在康熙年間，對明詞，尤其是對馬洪的看法，也還沒有定於一尊。將《御選歷代詩餘》中對馬洪的評價和朱彝尊的評價結合起來看，可以得知，康熙年間，還是一個眾派分流的時候，儘管《御選》一書的批評傾向肯定不如《詞綜》那麼鮮明。然而，到了康熙末年以後，情況似乎就發生了變化。
儘管譚獻在總結清初詞的時候說：「錫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40]對朱、陳二家在清詞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讚賞。事實上，真正具有長遠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是朱彝尊[41]。至於陳維崧，一生才名甚大，才氣過人，可是其所建立的流派，呈鬆散的發展狀況，所以只能及身而止。朱彝尊就不同。朱彝尊所創建的浙西詞派，如果從該派先驅曹溶算起，首先有朱彝尊、李良年等「浙西六家」大張旗鼓，然後有乾隆年間厲鶚等人傳承衣缽，開出新路。再往後，仍有吳中諸子如戈載等人倡導聲律，還有吳江才子郭麐諸人筆走輕靈，使得浙派流風，綿綿不斷，直到晚清近代，流風餘韻，仍未斷絕。這一過程，作為文學史的實際，並不能按照一般詞史看待，因為，即使嘉慶以後，常州詞派登上歷史舞台，似乎具有了壓倒一切的聲勢，但常州詞派的發展，仍然是綜合包容了以前的各種文學現象，獲得了廣泛的資源。朱彝尊所倡導的基本思路，因而不可能由於常州詞派的強大而被取消。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條文學史脈絡，即馬洪的聲名由煊赫到沉寂，馬洪的詞作由傳播四方到趨於失傳，是由明到清詞學思想的演變所導致的變化，其中，朱彝尊的詞學思想在清代作為一種強勢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又起了絕對的作用。這其實也是文學史上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即一個作家的升沉起伏，除了他本人作品的價值之外，也往往與一些處於文學史發展的關鍵時刻的重要人物有關。受到這些人物的褒揚，可能從此確立顯赫地位，而如果成為被否定的對象，則就往往帶來截然不同的命運。處在強勢人物的影響之下，不虞之譽和求全之毀，似乎都難以避免。即如陳廷焯所言：「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則徒為『難得今宵是乍涼"等語，乃又一馬浩瀾耳。」 [42]其實，詞中缺少身世之感者，豈止一個馬洪，而且，詞之為體，路向多端，也並不一定都要有身世之感。陳廷焯專門挑出馬洪，來作為反面例證，恐怕也是受到朱彝尊強勢影響的結果。經典化不僅可以看出傑出作家地位確立的過程，也可以看出某些作家經過強勢力量的選擇，不斷弱化的過程，而後者，正可以提供我們重加體認的空間。
五 結 語
馬洪是明代的著名詞人，創作態度極為審慎，自謂四十年來只有百首，但明人和清人對他的評價往往截然相反。而自朱彝尊在《詞綜》中對他進行激烈批評之後，清人基本上延續這種說法，認為他的詞俗。不過，清人也許對馬洪其人並無細緻了解，首先時代上就出現混亂，把他放在楊慎、文徵明的後面來討論，從而在考察明詞史時出現脈絡上的失察，馬洪實際上生活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間。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康熙之後對馬洪的討論，是籠罩在朱彝尊的看法之下的，朱彝尊在《詞綜》中所發表的意見，已經成為人們討論馬洪時的強勢思路。從這一思路出發，他們甚至懶得去清理基本事實，以至於對馬洪的生平也不甚了了。從一個名滿天下的詞人，到基本面目模糊不清，甚至連詞集都已經失傳，這個巨大的反差，讓我們看到了文學史發展的一些有趣的現象，即強勢人物和理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如果照此作進一步深入考察，相信我們對文學史發展的脈絡會有一些不同的認識。
注釋：
[1][2]馬洪《花影集自序》，轉引自楊慎《詞品》卷六，《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冊，第532頁。
[3]徐伯齡《蟫精雋》卷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7冊，第147頁。按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卷十三亦引徐語，文字略有不同：「鶴窗與陸清溪偕出菊庄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窗得詞調，異體齊名，可謂盛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5冊，第459頁）
[4]聶心湯《萬曆錢塘縣誌·文苑》，《武林掌故叢編》本。
[5]朱彝尊《詞綜·發凡》，《詞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首，第12頁。
[6]陳廷焯《雲韶集》卷十三。同樣的看法，也表現在這位批評家的《白雨齋詞話》卷三，惟文字略有不同：「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輩，句琢字煉，枝枝葉葉為之，益難語於大雅。自馬浩瀾、施閬仙輩出，淫詞穢語，無足置喙。明末陳人中能以穠艷之筆，傳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詞話叢編》第4冊，第3823頁）又對此表示費解：「馬浩瀾亦有《花影詞》三卷，陳言穢語，又出浪仙之下。而當時並負才名，即後世猶有稱述之者，真不可解。」（《白雨齋詞話》卷六，《詞話叢編》第4冊，第3923頁）
[7]如王易說：「其詞無非無冶情秀句，但氣骨輕浮，境語凡近，故朱氏謂其俗不可醫。」（《詞曲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頁）
[8]宋代的著名文人都喜歡討論雅俗的問題，如蘇軾說：「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蘇軾《於潛僧綠筠軒》，《蘇軾詩集》卷九，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冊，第448頁）黃庭堅也說：「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黃庭堅《書繒卷後》，《黃庭堅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冊，第674頁）可是他們師弟也都主張以俗為雅。蘇軾：「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題柳子厚詩》，《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冊，第2109頁）黃庭堅《再次楊明叔韻序》：「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黃庭堅全集》第1冊，第126頁）按，關於雅俗觀念發生髮展的歷史，參看王齊洲《雅俗觀念的演進與文學形態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
[9]張舜民《畫墁錄》：「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么？"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叢書集成》本，第20頁）
[10]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二：「秦少游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云：『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詞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復可改矣。」（《四部叢刊》本，第10頁）
[11]陳師道《後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1頁。
[12]李清照《詞論》，王延梯《漱玉集注》（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頁。
[13]徐度《卻掃編》卷下，《叢書集成》本，第172—173頁。
[14]王灼撰、岳珍校正《碧雞漫志校正》（巴蜀書社2000年版）卷二，第36頁。
[15]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二十一，第616頁。
[16]沈義父《樂府指迷》，《詞話叢編》第1冊，第278頁。
[17]這十三首是《南鄉子·西湖十景》，又《虞美人》、《小重山·西湖》（以上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卷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5冊，第459—461頁）、《畫堂春》（同上卷十二，第456頁）。按，經檢索2006年1月之前諸補《全明詞》的文章，僅見余意《〈全明詞〉漏收1050首補目》一文提及補馬洪詞，云：「馬洪詞已見《全（明詞）》第一冊第249頁，今據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卷十二補入一首，詞目為：《畫堂春》『蕭條書劍困埃塵"。」但是，不知為什麼，余氏僅注意到《西湖遊覽志余》卷十二有一首可補馬洪詞，卻沒有注意卷十三還有十二首。謹錄於此，以為參考。余文見《上海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18]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冊，第250頁。
[19]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卷四十。
[20]朱彝尊《詞綜·發凡》。按朱彝尊這段話頗有經典的意味，如《御選歷代詩餘》紀昀等所作的案語就說：「向來選本，若《家宴集》、《謫仙集》、《蘭畹集》、《復雅歌辭》、《類分樂章群公詩餘後編》及草窗周氏選，皆佚不傳，惟顧從敬所編《草堂詩餘》盛行數百年，而持擇未當，識者病之。」這段話，即全從朱氏而來。見沈辰垣等《御選歷代詩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91冊。
[21]高佑釲《迦陵詞全集序》，《迦陵詞全集》卷首，載《四部叢刊》本《陳迦陵全集》。
[22]宋翔鳳《樂府餘論》，《詞話叢編》第3冊，第2500頁。
[23]關於《草堂詩餘》的有關問題，請參看孫克強《清代詞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五章《明代及清初詞學》。
[24]參看拙作《清代詞學中的明詞觀》，《新文學》第2輯，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
[25]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曝書亭集》（《四部叢刊》本）卷二十五。
[26][27]朱彝尊《詞綜·發凡》卷首。
[28]唐圭璋《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5冊，第3264頁。
[29]周密《弁陽老人自銘》，朱存理編《珊瑚木難》卷五，轉引自史克振《草窗詞校注》（齊魯書社1993年版）附錄。
[30]姜夔《念奴嬌》序，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夏承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冊，第56頁。
[31]張炎《南浦·春水》，《山中白雲詞》（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頁。
[32]沈祖棻《宋詞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頁。
[33]仇遠《玉田詞題辭》，《山中白雲詞·序錄》，第164頁。
[34]參看張仲謀《明詞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第四節《馬洪：詞壇荒漠中的小名家》。
[35]田同之《西圃詩說》卷一：「明初作手，若楊孟載、高季迪、劉伯溫輩，皆溫雅芊麗，咀宮含商。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之流，亦能接武。至錢塘馬浩瀾以詞名東南，陳言穢語，俗氣熏入骨髓，殆不可醫。周白川、夏公謹諸老，間有硬語，楊用修、王元美則強作解事，均與樂章未諧。」（《詞話叢編》第2冊，第1454頁）
[36]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詞至於明，而詞亡矣。伯溫、季迪，已失古意。降至升庵輩，句琢字煉，枝枝葉葉為之，益難語於大雅。自馬浩瀾、施閬仙輩出，淫詞穢語，無足置喙。明末陳人中能以?艷之筆，傳凄婉之情，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視國初諸老，已難同日而語，更何論唐、宋哉。」（《詞話叢編》第4冊，第3823頁）按陳氏雖然更改了朱彝尊的原字面，卻保留了基本精神。
[37]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25頁。
[38]田同之《西圃詞說》引，《詞話叢編》第2冊，第1465頁。
[39]沈辰垣等《御選歷代詩餘》（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531頁。
[40]譚獻《篋中詞》，《今集》卷二。沈辰垣等編《御選歷代詩餘》附錄，第544頁。
[41]所以，譚獻弟子徐珂在其《清代詞學概論》第二章《派別》討論清詞派別時，就去掉了陳維崧：「有清一代之詞，有二大別。一浙派，一常州派。」
[42]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詞話叢編》第4冊，第38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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