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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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的世界，靠運氣、靠關係、靠人情… 都不可靠，只有自己的本領最可靠。好書就像好伴，會帶來好運。對一個愛讀書的人，文字可以變得最有魅力；對一個追求知識的人，文字的影響力也可以變得最深遠。在謙卑之中，讀書人學會了虛心、耐心、愛心。一個胸懷虛心、耐心、愛心的讀書人，即使擁有令人羨慕的財富，也不會有令人反感的銅臭；即使擁有令人嚮往的政治權力，也不會變成令人討厭的官僚；即使擁有令人尊敬的學術成就，也不會有令人失望的自負。讓大家抖落一身庸俗，做一個快樂的讀書人……
0-1 【導讀】讀書不輸；讀書一定強。
一九四九，遠眺鄉愁的海峽一九五九，傾聽太平洋風浪二○○九，閱讀是最堅定的信仰，救自己是做人的第一步一九五九年，一張單程機票，一位二十三歲的青年赴美求學一趟克難時代集合眷村希望的旅程一段看見世界建構人生視野的經歷一本讀書讀人學習軟實力的熱血書……在南京出生，在江南度過童年的高希均教授，一九四九年隨父母來台。在艱困的環境中，一九五九年獲得獎學金赴美讀書，從此跨出了再學習的第一步，即本書的寫作原點。這本書是高教授多年來提倡閱讀、傳播進步觀念，以及自述學習、為人、做事的文章結集，也兼及他對親人、師友的憶念，對年輕一代殷殷的叮嚀。七十篇短文概分為：卷一投入閱讀；卷二親近典範；卷三深耕大愛。處處可見一位具有遠見的知識份子，兼具了溫暖的心、冷靜的腦，和無比的熱情。他主張：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會，必然是一個愛閱讀的社會。在新世紀人類越趨激烈的競爭中，有持久的能力學習得更快、更徹底，就是「閱讀救自己」的根本。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的世界，靠運氣、靠關係、靠人情……都不可靠，只有自己的本領最可靠。好書就像好伴，會帶來好運。對一個愛讀書的人，文字可以變得最有魅力；對一個追求知識的人，文字的影響力也可以變得最深遠。社會的安定，建築在無數人的默默努力上；但是，社會的進步，常常來自少數人的閃爍的成就上---少數人的發明與創新；少數人的冒險與突破；少數人的思想與觀念；少數人的堅持與傳播。不論社會進步來自哪一種方式，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分享這些人的體念、思慮、判斷、見識……【內容導讀】讀書不輸；讀書一定強。～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本書作者五十年前秋天去美國讀書，正是尼克森與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前夕。一年多中，親身經歷了第一次的民主洗禮；尤其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的電視辯論，使來一個自戒嚴地區的年輕人看得興高采烈。選舉結果是44歲的甘迺迪變成了美國最年輕的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他的二句話打動了無數人心：「不要問政府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政府做什麼。」甘迺迪的號召使冷戰中在當時太空計劃已居劣勢的的美國年輕一代警覺：我們真有本領能為國家做出貢獻嗎？生長在抗日戰亂中的大陸，成長在經濟落後的台灣，我二十三歲來到優勝劣敗的美國，當時就立刻加深了自己強烈的危機意識：要救自己的國家，先要救自己。救自己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有用的人。靠天生的體力、靠中國人性格中的打拚是不夠的，也無法持久的。西方社會顯示：必須要靠現代方法，才能把每個人化平庸為出色。用經濟的術語說，現代方法就是要把人提昇成具有競爭力、具有生產力、具有高附加價值的人。這個方法就是靠教育。這個橋樑就是靠認真讀書，靠大量閱讀。世界上沒有一個現代國家，經濟進步而教育落後的；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會，必然是一個愛讀書的社會：自己購書、家庭藏書、社區愛書，每個人都是終身閱讀者。因為終身閱讀在西方社會是那麼地普遍，半世紀以來我在那裡相識的美國朋友幾乎都是我所嚮往的「專業內內行，專業外不外行」。「內行」靠專業精讀，「不外行」靠大量閱讀。自己只做到一半，因此我在台灣，利用所有的場合都強調：大量閱讀對現代人的重要。今天對台灣社會做出貢獻的這些人，都是在極度艱困的生活及成長環境中，靠自己不斷的用功與大量的閱讀脫穎而出：如於宗先、孫震、蕭萬長、賴英照、張作錦、鄭崇華、黃春明、嚴長壽。這些人提供了讀書、為人、做事的最佳示範。因此我要告訴年輕一代：在所有的選擇中，閱讀最重要。我深信：讀書不輸；讀書一定強。這本小書收集了七十餘篇短文，寫作的時間涵蓋了近三十年的時間。文章的核心思維是提倡閱讀，傳播進步觀念。感謝我們二位優秀同事項秋萍與余宜芳的細心編輯及師大中文系黃昱樹同學的參與，能在極短的時間中編印出來，紀念五十年來自己學習的腳印。抖落一身庸俗窮人與富人的不同是：窮人窮，富人富；窮人與富人相同的是：窮人想發財，富人更想發財。一九五九年剛到美國讀書時，一個月寄三十美元給雙親，雙親立刻就變成了眷村中的「高」所得。當時，台灣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清寒。清寒把持不當，就會變成寒酸。今天，即使寄三百美元的家用，在眷村再也不會是高所得。當前，台灣的一個普遍現象已由衣食足而進入小康。小康處置不妥，就陷入庸俗。清寒而不寒酸，小康而不庸俗，這個關鍵就在於當事人是有書卷氣，還是市儈氣？也就是當事人是否重視讀書，是否熱衷知識，是否追求精神層面。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人很容易迷失生活的方向，更容易混淆生活的最終目標。常常誤認為：更多的財富就會帶來更多的快樂與更多的尊敬。事實上，如果財富的創造欠進取、財富的累積欠正當、財富的分享欠慷慨，那麼，財富所帶來的將是受人憎惡的銅臭。台北「上流社會」中有一些人的交談就環繞在高爾夫、牌局、名牌，以及生意經。這是多麼俗氣的話題！財富絕不能保證快樂與尊敬；但運用適當，是可以帶來自己的快樂，也可以贏得社會的尊敬。「運用適當」與否就要靠一個人的智慧與識見。透過持續的書本薰陶與知識累積，「生意人」就會變成「讀書人」---言談之間散放的書香就會替代不自覺的銅臭。知識是沒有歧視的。不論貧富，任何人追求，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知識是共享的。一個人的增加，並不會使另一個人減少。知識更是無窮盡的。愈追求，愈覺得自己的渺小，就愈想要追求。正因為他的無窮性，使得追求知識的人謙卑。在謙卑之中，讀書人學會了虛心、耐心、愛心。一個胸懷虛心、耐心、愛心的讀書人，即使擁有令人羨慕的財富，也不會有令人反感的銅臭；即使擁有令人嚮往的政治權力，也不會變成令人討厭的官僚；即使擁有令人尊敬的學術成就，也不會有令人失望的自負。讓大家抖落一身庸俗，做一個快樂的讀書人。【作者簡介】高希均在南京出生，在江南度過童年，一九四九年來台。先後在台北商職與中興大學畢業，並獲兩校傑出校友獎。一九五九年赴美讀書，一九六四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博士後，一直在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執教，逾三十年。一九九八年後為該校名譽教授，並獲威斯康辛州州長傑出服務獎。曾於一九七一年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一九七四年獲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一九九四年後為美國百人會成員。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行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近年又擔任國立中興大學知識經濟講座教授及國內外民間基金會董事。 一九八○年代在台灣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二○○二年又創辦「小天下」少兒讀物，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及《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發行人，持續推動進步觀念。二○○二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特別貢獻獎。 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的有二十餘種，在大陸出版的有六種。【目錄】序 閱讀救自己 卷前留學：從不歸路到返鄉路兩種美國，兩種心情人生的時鐘正
0-2 【內容試讀】投入閱讀
【卷一01：做一個讀書人】 讀書是一種沒有污染的消費與投資，也是一種沒有污染的獨享與共享。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中，我們祖先曾有三樣影響深遠的發明：火藥、指南針與印刷術。可惜，後代的子孫，並沒有因為火藥的發明，使我國變成一個強國；也沒有因為指南針的發明，使我們掌握住了正確的方向；更沒有因為印刷術的發明，使中華民族變成了一個受人羨慕的讀書民族。在現代社會，「書」不僅是指狹義的「書報雜誌」，也要包括教育性的電視與廣播及其他工具，如電腦。「書」的重要是因為它是一個現代人獲取知識的重要工具，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讀書之不普遍當然有很多因素，其中之一是「書」的價值一直被低估了。我們要指出：(一)花錢買書不是支出，而是一種長期的投資。一本知識性的書固然可以直接或間接增加生產力，即使是一本消遣性的書亦可增加見聞，擴大視野。(二)財富與權力可能獨享，知識幾乎無法獨占。與人分享財富需要氣度，與人分享權力需要智慧，與人分享知識，不僅自己的利益不受影響，反而一面減少了「曲高和寡」的孤獨，一面因為相互激盪而產生共鳴的快樂。(三)讀書幾乎不受場地、人數、氣候等因素的限制。游泳需要游泳池，爬山需要好天氣，但讀書卻可以隨時、隨地，並且可以獨來獨往，最富彈性。(四)有些生產行為會帶來公害，有些消費行為也會帶來污染，但讀書不會產生這種「社會成本」。讀書之所以值得提倡，因為對自己以及對社會，它是一種沒有污染的投資，也是一種沒有污染的享受。讀書的方式可以這樣地平民化，讀書的結果又是這樣地高貴，那麼讓我們從自己及家庭做起。西方有位哲人說得好：「當我有錢時，先買書，再買食物。」願普天之下的人都變成讀書人！【卷一02：抖落一身庸俗】 窮人與富人的不同是：窮人窮，富人富；窮人與富人相同的是：窮人想發財，富人更想發財。(一)一九五九年剛到美國讀書時，一個月寄三十美元給雙親，雙親立刻就變成了眷村中的「高」所得。當時，台灣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清寒。清寒把持不當，就會變成寒酸。今天，即使寄三百美元的家用，在眷村再也不會是高所得。當前，台灣的一個普遍現象已由衣食足而進入小康。小康處置不妥，就陷入庸俗。清寒而不寒酸，小康而不庸俗，這個關鍵就在於當事人是有書卷氣，還是市儈氣？也就是當事人是否重視讀書，是否熱衷知識，是否追求精神層面。(二)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人很容易迷失生活的方向，更容易混淆生活的最終目標。常常誤認為：更多的財富就會帶來更多的快樂與更多的尊敬。事實上，如果財富的創造欠進取、財富的累積欠正當、財富的分享欠慷慨，那麼，財富所帶來的將是受人憎惡的銅臭。台北「上流社會」中有一些人的交談就環繞在高爾夫、牌局、名牌，以及生意經。這是多麼俗氣的話題！財富絕不能保證快樂與尊敬；但運用適當，是可以帶來自己的快樂，也可以贏得社會的尊敬。「運用適當」與否就要靠一個人的智慧與識見。透過持續的書本薰陶與知識累積，「生意人」就會變成「讀書人」──言談之間散放的書香就會替代不自覺的銅臭。(三)知識是沒有歧視的。不論貧富，任何人追求，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知識是共享的。一個人的增加，並不會使另一個人減少。知識更是無窮盡的。愈追求，愈覺得自己的渺小，就愈想要追求。正因為他的無窮性，使得追求知識的人謙卑。在謙卑之中，讀書人學會了虛心、耐心、愛心。一個胸懷虛心、耐心、愛心的讀書人，即使擁有令人羨慕的財富，也不會有令人反感的銅臭；即使擁有令人嚮往的政治權力，也不會變成令人討厭的官僚；即使擁有令人尊敬的學術成就，也不會有令人失望的自負。讓大家抖落一身庸俗，做一個快樂的讀書人。【卷一03：挑好書讀】 好書就像好伴，會帶來好運。對一個愛讀書的人，文字可以變得最有魅力；對一個追求知識的人，文字的影響力也可以變得最深遠，正如同表達民族感情的一首詩可以傳誦千古；正如同激發愛國情操的一句話可以轉危為安。社會的安定，建築在無數人的默默努力上；但是，社會的進步，常常來自少數人的閃爍的成就上──少數人的發明與創新；少數人的冒險與突破；少數人的思想與觀念；少數人的堅持與傳播。不論社會進步來自哪一種方式，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分享這些人的體念、思慮、判斷、見識。儘管現代大眾傳播的科技在神速地進步，人類的文明仍然需要依賴文字來傳遞知識與訊息。但是，現代生活節奏的快速，逼迫大家要從內容最好、文字最精鍊中得到最豐富的知識。讓我們從此刻起養成挑選好書讀的習慣。【卷一14：新讀書主義】 不再為應付考試而讀書；不再為應付就業而讀書。傳統上，讀書人有他們清高的情操，但是「讀書」的動機，卻蘊涵濃厚的功利色彩。在今天升學主義與考試主義主宰一個人早年的命運時，讀書、考試、就業，就變成了一個痛苦的三級跳。當「讀書」淪落到如此的工具化與世俗化時，怎麼還可能有「讀書樂」？從幼稚園到大學，在二十年的讀書壓力下，誰會不厭惡讀書？這正是今天台灣讀書風氣低落的一個根本原因。「新讀書主義」，所要提倡的不是消極地從「苦」讀書中得到「新」樂趣，而是全面改變對讀書的心態。不論自己已經就業或者還在求學，首先必須下定決心告訴自己：不再為應付考試而讀書；不再為應付就業而讀書。減少了讀書的強迫性，就增加了讀書的寬廣性。進入社會，再用功的學生也會立刻發現：在本科學業上，書到用時方恨少；在其他知識上，書到用時更恨狹。我們的大學教育中最欠缺的就是通識教育。因此一般大學生對本科以外的知識，從科學到人文，從藝術到宗教，都幾乎是「功能性的文盲」。「新讀書主義」者，所追求的就是透過全方位的讀書，使自己，使家人，使同事，使朋友成為一個全方位的現代人。這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對自己，也是對自己所關懷的人的新要求。讀書是無法由他人代勞的。讀書是要自己投入的。一旦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就能自己體會到「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的哲理。愛讀書的人，一定讀過不少專業以外的閒書，一定讀過不少看來沒有實用價值的書。那些曾經拿過博士學位的首長，常見他們在高爾夫球場上揮桿、在宴會席上乾杯、在公眾場合上高歌，就是看不到他們在談書。讓「新讀書主義」者，來共同提倡，也更要身體力行：自己再忙也要讀書；收入再少也要買書；住處再擠也要藏書；交情再淺也要送書。我們也要告訴社會各界：最庸俗的人是不讀書的人；最吝嗇的人是不買書的人；最可憐的人是與書無緣的人。
0-3 【內容試讀】深耕大愛【卷三05：「新」台灣人改寫台灣生命力的新劇本】 老一代台灣人的意議型態已到盡頭。「新」台灣人深知：轟轟烈烈的一生，不是重演歷史劇；他們是悲情不再的務實者，更是左右台灣未來命運的新主人。◆寫在前面人必須要從歷史的灰燼中重生，人必須要從意識型態中破繭而出，人更人必須要從悲情自憐的死胡同中跨越。這正是「新」台灣人誕生的背景。新台灣人的出現，帶給了危機四伏、共識缺乏的台灣社會一個新的契機。他們命運共同的基石，不再局限於同一種方言、同一個省籍；更在於同一種文字、同一個文化、同一個血統，甚至同一個夢想。對這些「新」台灣人，事業成就超越了歷史悲情；自我作主超越了委屈求全；族群融合超越了省籍情結。他們注意的焦點是：對準二十一世紀。過去四百年的歷史，引不起他們的激情及抗爭。有自信的「新」台灣人，毋需靠歷史事件求取同情，更毋需靠挑撥省籍求得出頭。他們相信社會正義與社會公平，才能帶來持久的社會安定與杜會和諧。他們大都避過了戰爭的傷痛、恐怖與死亡。他們幾乎沒有痛可以說，沒有恨可以洩，沒有狠可以發，沒有仇可以報。他們大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一代──除了台灣人，還有外省人的第二代(或者他們更認為是本省人的第一代)。這一代人不同於上一代的最大習性是：喜歡往前展望，不喜歡往後回顧。他們追求經濟成長，但更要社會進步；他們追求生活水準，但更要生活品質。在他們的血液中，除了務實，更有夢想；除了奮鬥，更懷驕傲。◆有「新」經濟人，才有「新」台灣人沒有經濟人的努力，台灣經濟就不能起飛。當創業的第二代經濟人躍升為「新」經濟人時，台灣經濟才出現了脫胎換骨的曙光。當老台灣人穿越了歷史隧道，再重見藍天時，這一遲來的鼓舞，正就為後繼者開闢了一個新天地。沒有經濟人的貢獻，就不可能有老台灣人的出頭，更不能有「新」台灣人的出現。沒有「新」台灣人的出現，台灣就跳不出政爭的漩渦，就跳不出小格局的束縛。五年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為適應劇變世界中的「新」經濟人催生(見《觀念播種──高希均文集Ｉ》，二○一頁至：二○六頁)。在文中，我敘述第一代經濟人的經營模式是：生產偏重勞力密集、產品偏重抄襲與模仿、用人偏重家族、財務偏重利用法律邊緣的漏洞、與員工分享利潤的觀念淡薄、對於污染防治疏忽。在勞工意識、環保意識、消費者意識高漲聲中，在自由化、國際化、民主化的步伐加快中，第一代企業家必須要徹底地修正觀念與做法，變成一個與時代同步的「新」經濟人：不再以低價格求訂單、不再倚賴政府求保護、不再在法律邊緣經營求一潤、不再漠視公害求生產、不再只用家族求發展。此外，「新」經濟人必須重視研究與發展、發揮企業良知、善盡社會責任，並且樂意與員工分享利潤、與社會共創進步。◆「新」台灣人的出現有了這種格局的新經濟人，台灣才能跨進富裕社會的殿堂。可是，經濟只是國家運作的一環。台灣今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經濟的，而是非經濟的。正在這關鍵時刻，近年來本土意識飛揚台灣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族群：「新」台灣人。這群新人類帶給了今天紛爭不斷的台灣社會一個嶄新的展望。我們歡迎「新」台灣人的出現，正如久旱之逢甘霖。一九九四年九月《遠見》雜誌一百期即以「新台灣人」做專題，文中指出：「從孤懸海外的移民領域，變成僻處邊陲的殖民，再躍升為舉世聞名的富裕之島；台灣人豐富的歷史弔詭經驗，在抒發了悲情之後，逐漸昇華為『新台灣人』的思維方向。」五年前，對「新」經濟人提出了冀望；現在，對「新」台灣人，我有更懇切的期望。◆「新」台灣人的自信「新」台灣人不僅是務實的經濟人(如王永慶)，也是理想的文化人(如林懷民)；不只是胸懷外園科技(如李遠哲)，更要立足本土(如施振榮)；不再局限於小我的成就，更是在共創大愛(如證嚴)。悲情歷史可以變成抗爭的火種，也可以轉化為向前奮鬥的動力。「新、台灣人的最大特徵是，不再自憐於歷史捉弄所帶來的悲情與委屈。走出了這一層陰影，就更能發揮自己的長處，看清自己的缺陷。「新」台灣人的共同分母來自於教育普及所帶來的自信。在人生旅途與事業發展上，可以「瀟灑走一回」。他們伸展的舞台再也不限於合灣，他們小我的成敗，完全掌握在自己的心中。他們擁有了免於恐懼的選擇，他們也正在盡情發揮這種自由。「新」台灣人正在逐漸擺脫「移民與流民」中蘊藏的狠、自私、機會主義、西瓜靠大邊……的性格；代之而起的是要講求一個民族得以綿延的「信」與「義」。「新」台灣人也正由內向外地將島嶼性格提升為海洋性格──包容、寬大、擴張、開放。「新」台灣人也正在努力走出被吞併的恐懼，「不睬政治、只重經濟」的順民性格，以及「可憐台灣人」的牢獄情結；代之而起的是自我肯定、自我表現、自我作主。「新」台灣人認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訴求，也認同在當前統獨之爭中「維持現狀」。「新」台灣人的理念中，已釋出了排他性，吸收了族群融合的包容性。◆發展的舞台在未來「新」台灣人之有別於其他的台灣人，是在於他們所擁有的新觀念、新態度、新做法以及新視野。他們跳出了悲情的舊框框，昇華了自憐的心理障礙，超越了心中的不平之氣，看清了發展的舞台不在過去，而在未來。他們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理性的、前瞻的、有愛心的。他們不叫定參與政治。「但關心本土的公眾事務；不一定有高所得，但富有理想色彩。他們同樣憂慮官商勾結、土地炒作、社會紀律喪失、政治人物腐化……。對「新」台灣人而言，來到台灣的先後次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認同這片土地、熱愛遠片土地。由熱愛本土，再放射出往前看、往外看的力量，正是「新」台灣人的國際觀──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對世界村的嚮往，克服了島嶼心態的狹隘；對「只有一個地球」的認同，激發了強烈的環保意識。他們的關懷層面再也不限於台灣，他們的發展空間再也不限於本土。如何與大陸十二億人民相處，對「新」台灣人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絕大部分的新台灣人可以認同歷史中國、文化中國，甚至也投入了經濟中國的拓展，但無法認同當前共產中國下的政治體制。林洋港先生的話也許最值得深思：「不可獨，但不能急統。」我個人認為，在當前台灣沒有獨立的本錢、大陸沒有統一的條件下，最實際的辦法是透過文化、學術、新聞、貿易、投資等的交流，營造一個相互信任的環境，增進彼此了解，讓時間來做一個最好的裁判。與一些意見領袖一樣，我贊成兩岸高階層要儘快展開對談，避兔任何帶來災難的誤解。◆左右命運的新主人在台灣二千一百萬的人民中，有多少是「新」台灣人？沒有人知道這個答案。「新」台灣人不以年齡、性別分；不以地區、宗教分；不以省籍、黨籍分；不以學歷、職業、所得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新」台灣人愈多，台灣愈有前途。「新」台灣人還沒進入今天權力核心，但無可避免的，他們會是今後台灣求發展的主流。奈思比日(John Naisbitt)在《全球弔詭》(Global Paradox)一書中指出：「處於多變的時代，許多事物已到盡頭，許多事物才剛開始。」老一代台灣人的意識型態已到盡頭，帶給台灣新希望的「新」台灣人剛剛冒出來。「新」台灣人深知：轟轟烈烈的一生，不是重演歷史劇，而是要改寫充滿台灣生命力的新劇本。他們是悲情不再的務實者，更是左右台灣未來命運的新主人。這些「新」台灣人到底在哪裡？他們事實上就出現在你我的前後左右，他們就是無數的你與無數的我。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美國威州--(一九九四年十月《遠見》雜誌)【卷三06：虛心的自問自答】 ◆自己的三十歲三十歲是人生中的第一道分水嶺，從數十年的寒窗、到初出社會的興奮、到追求理想的出發。自己在烽火遍地的中日抗戰中誕生。十三歲來到台灣後，雖然經歷過十年的生活，但讀書從未中斷，年輕時要使國家進步的理想從未改變。一九五九年獲得了助教獎學金去美國修習經濟發展，是一個二十三歲年輕人一生中最幸運的轉捩點。讀完五年書，去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任教，是一生中做了對的選擇(Do the right thing.)。一直到三十四年後退休，它是我在美國唯一教過書的地方。「為什麼會在一個地方待這麼久？」是我常遇到的問題。答覆一點也不誇大：「在那裡我可以完全自由地做我最喜愛的事：教書、寫作、研究、演講、旅行、(若干年後還多了)出版。」這使我想起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孟遜的「七十自述」。摘述這位當代大師引起我強烈共鳴的幾句話：「……對我來說，探討經濟問題不是工作而是享受；我是出了名的討厭行政工作；此刻我是七十活得像二十五，每一天似乎和以前一樣好。」自己三十歲時，正是教書的第三年。投入教書及研究的自我要求，遠遠超過做研究生的時候。「教學相長」的體驗是，「教」比「學」更需要投入。教授生涯很快證實：教書是我的最愛。我就心無二用地在自由的學術環境中遨遊，包括婉謝了在台灣擔任公職的機會。唯一的修正是為了擴大進步觀念的傳播，在一九八○年代先後參與了《天下》雜誌、「天下文化」與《遠見》雜誌的創辦。◆不擔心錯失資訊我所接觸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論是創業家(劉金標)、企業家(溫世仁)、著名學者(孫震)、意見領袖(張作錦)、書法家(董陽孜)……，沒有一個人不是經過嚴格「自我要求」而成功的。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的世界，本身沒有過人的優勢，是難以出人頭地的。靠運氣、靠關係、靠人情……都不可靠；上述的五位正證明：自己的本領才最可靠。面對當今的資訊超載(information overload)，年輕人容易失去「注意力」的焦距，每天被網站上數不盡的資訊所吸引、所困惑。教育體系在強調背誦與記憶的年代中，學生能背出那些歷史與數字，就會有好成績。正如管理大師杜拉克所首先提倡的：二十一世紀是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或是知識人)的年代。◆虛心的自問自答要做一位出色的知識人，年輕朋友要從基本動作要求起，也要從最基本的問題探討起上˙我的溝通能力行嗎？「說」得清楚嗎？「寫」得通順嗎？「聽」得懂別人在說什麼嗎？˙我的普通常識夠嗎？面對社會百態、政經變化、人文素養、法律規範、投資理財、參與義工等等，有所了解嗎？˙我的ＥＱ好嗎？容易與人相處嗎？熱心公益嗎？歡喜講人之是非嗎？最基本的是這兩項：我的專業本領夠嗎？我的外語能力行嗎？對這些問題不斷出現「問號」時，就是在說明自己的基本動作與基本訓練還是不夠。不再眼高手低，接受「人外有人」的現實，趕快做補網的工作。請記住：當自己沒有準備好時，不要心虛地接受超過自己能力的工作，而要虛心地先要求改進。在人生的馬拉松中，厚植自己實力、品德、ＥＱ與大愛，是受人尊敬的關鍵因素。在這個年代，唯一的不輸法則是：比別人學習得更快；自己比別人的自我要求更嚴厲。【卷三07：內行與外行】 ◆三位令我羨慕的友人二十八歲出校門，開始在威大經濟系執教。儘管英語授課有些吃力，但以經濟理論為主題的講課還能勝任。但是教書後立刻發現，在咖啡時間聽同事們談到他們觀賞過的歌劇、畫展、球賽、以及注視的國會立法等等。時，就像啞巴一般無從加入。我就強烈地體會到：僅有一些專業領域的知識是不夠的，自己必須要把知識生活層面擴大。從一九六○年代中起，相識的幾位美國同事的淵博知識與對人的熱情，使我一生受益，日後他們也都變成了我四十餘年來的莫逆之交。第一位是化學系的史文遜(Richard Swenson)教授，他是一位無所不知的全才──包括了對中國的歷史與當前的兩岸關係。他的長子(David)在我們經濟系畢業，是我的導生，選過我四門課，都得Ａ。他就是當今耶魯大學校務基金會的財務長，二十年來他的投資報酬率一直領先其他名校，被華爾街稱為「耶魯最不可缺的人物」，五年前當選為本校最年輕的「傑出校友」。另一位是數學系威廉姆生(Bruce Williamson)教授，他每月要讀三本專業以外的書，特別喜歡文學與歷史，得過最佳教授獎。退休後，每年持續閱讀四十本以上的書。另一位是物理系拉森(Curt Larson)教授。他特別還在語言系學了幾年中文，偏愛東方文化，曾來台任教過兩次，非常喜歡台灣。三年前我們夫婦邀請了這三對夫婦在台北、香港、北京、西安等地共同出遊了半個多月，是一生中難忘的美好時光。這三位朋友的共同特點是，除了他們專業，都喜愛音樂、藝術、歷史、文學、宗教，同時非常熱心幫助外國同學。我常稱他們為「文藝復興之人」(Man of Renaissance)，他們的淵博提醒自己專業外的不足。這即是為什麼我認為通識教育的重要，一定要讓在美國出生的兩個孩子在大學接受完整的Liberal Arts一課程；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台灣大聲地鼓吹：專業內要內行，專業外不外行。◆「功能性」文盲對專業以外的人與事，對專業以外的知識與環境沒有時間及興趣去了解，就有可能變成專業外的孤獨，甚至變成專業外的「文盲」。在台灣社會中，我尊敬那些在專業領域中表現出色的人，但也令我嚮往一些在他們專業領域以外，所表現的博學多才與人文素養，如沈君山、曾繁城、黃達夫、謝孟雄、嚴長壽。與年輕朋友交談，我常向他們提醒，不要羨慕那些大官、鉅賈、新貴；而是要學習那些專業以外也不外行的人！學習他們在專業中，可以沉醉其中；學習他們在專業外，也享有人文情趣。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社會曾流行過「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一詞，它是泛指那些缺乏處理生活及周邊環境能力的人：如不會讀傢具組裝的說明書，不能修理家中水電的細微故障，不會填報所得稅。把西方社會這種「實用性一的定義用到台灣，我就擔心愈會用筆考試的年輕學生，愈不會用手來處理生活上的問題，愈少有心來關心自己以外的世界。◆圓滿的一生多位當代管理學者都強調：企業致勝最大的關鍵，已不是資源、資金、、技術，甚至還不是人才與創新，而是要有持久的能力比對手學習得更快、更徹底。企業是如此，政府部門也是如此，個人更是如此。要判斷企業領袖或政治人物的成敗，只要認真觀察他們自身及重要幕僚，是否擁有較高的學習意願、較強的反省能力、較大的包容態度、較深厚的專業知識，以及持列的閱讀習慣。一個沒有學習能力的個人，他(她)的知識水準就會停留在二十歲左右的大學時代，他(她)的心智成熟也就停留在青少年時期，這將是一個：：多麼殘缺的人生！人的一生就是在尋找各種因素的平衡：家庭與工作，所得與休閒，儲蓄與消費，小我與大我。要做一個內外兼顧的人，我想不能超過八分時間用於「專業」，不能低於兩分時間用在吸取「專業外」的知識；否則，就容易變成「太多專業，太少人味」。一個圓滿的人生是指：專業領域內是內行，專業以外也不外行。【卷三08：年輕一代(Youth)】 在這麼一個急功近利的世界，靠運氣、靠關係、靠人情……都不可靠，祇有自己的本領最可靠。知識＋語言＝優勢◆敲門磚二○○四年秋天在政大ＩＭＢA(英語教學的ＭＢＡ學程)班上講授「知識經濟」時，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Knowledge + Language=Advantage.這正是我多年來深刻的體認。在此刻全球化風起雲湧中，資金與科技早已難分國界地自由出入，而人才也已跨越國界變得高度的流動性。愈有專業知識的人才(如投資、法律、國際行銷等專家)，愈在世界各地任職、諮詢、演講。想想已擁有二十五個會員國的歐盟，除了本國話(如義大利、西班牙)，至少還要能講英、德、法等重要語言。當前台灣的處境下，如能熟練地運用一種外國語言──英語──就變成了獲得專業職位的敲門磚。◆從小開始學英文讓我對年輕人先提出兩點囑咐：做人的最基本條件：要有品德；做事的最基本條件：要有專業知識(或技能)。品德加專業是個人事業發展的兩個輪子。轉動輪子還需要一股推力，「語言」就可能產生這股推力。就使用英語的程度來說，亞洲的新加坡、香港與印度遠比台灣與大陸普遍；而台灣很幸運地又比韓國與日本為優。我在想：如果台灣(與大陸重要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孩子從幼稚園就學英文，如同學習本國語言一樣地要求，那麼十年之後，台灣與大陸年輕一代的學習力與競爭力，將能攀登上國際平台，更容易溶入先進國家〞因此在教育投資上，家庭與政府要慷慨地花錢在學習外語上。◆ＫＡＯ的三個意義「高」的英文拼音是「ＫＡＯ」，有時我會以自己的「姓」來傳播三個理念。Ｋ是Knowledge：「知識」是文化與文明進步的因與果。當世界各地今年慶祝愛因斯坦發表相對論百週年時，對一般大眾的兩個啟示是：尊敬科學的求真，以及推廣知識的普及。在知識的長河中，如果任何個人、組織或社會陷入落後與陳舊的泥淖中，勢必會被淘汰。Ａ是Action：「執行力」是要把對的事徹底做好。在《執行力》一書的導讀中，我強調：透過執行力，「想法」才會變成「做法」，夢想才能成真。Ｏ是Open Society：「開放社會」一直是我所嚮往的。一個社會愈開放(如美國)，愈會有競爭力。但「開放」不是無規範的濫用自由，一個開放社會必定也是一個有嚴格的遊戲規則(如股票市場)、共同接受的社會紀：律(如不準有性別歧視)、公正的法治(即使總統犯法也要辭職，如尼克森)與人民之間的相互尊重。有了「知識」與「語言」，就具有優勢；如能再加上「品德」與「留學經驗」，就擁有了更大的「競爭優勢」。【卷三11：讓台灣減少「開方現象」】 台灣未來做大或做小取決於政策與績麥能否擴散「平方效果」◆數學題中的中國大陸在今年四月傅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演講中，以數學上的乘除加減，討論中國的和平崛起。他說：「乘法題是：無論看似多麼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難點，只要乘以十三—十五億總人口，那就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規模的問題。除法題是；無論絕對總量多麼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十三—十五億總人口，那就不僅不會是多麼大的，而且會是相當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加法題是：如果亞太經濟加上十三億人口這樣的大市場且迅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將產生多麼巨大的增長潛力；減法題是：如果亞太市場減去這個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將出現多麼巨大的市場真空。」這個深入淺出的看法，十分傳神，可以刺激大家對大陸經濟做多層面的思考。我也要在這裡借用數學上的平方來討論台灣。◆台灣的「平方」與「開方」算術上的平方與開方，正反應出當前社會上普遍的焦慮；台灣是愈做愈大？或者台灣是愈做愈小？「平方」是把一數自乘後所得的數，以級數倍的增加，如十的平方就是一百，愈變愈大。「開方」是把一數折算成某一個數的自乘數，以級數倍銳減，如一○○的開方是十，愈變愈小。在本文中讓我引伸出兩個「新」名詞：「平方效果」：是指經由一股力量，一個變局，一個過程，一種組織，一種文化，一種人性…的相互影響，產生了擴散作用，其結局是愈變愈大。十分的資源產生了倍數上升的效果，相當於俗稱的「事半功倍」，「贏者通吃」。十加十變成「二十」是「加」，「超」過二十，就可以泛稱它產生了「平方效果」。這是良性的增加，值得鼓勵。「開方現象」也是指經由一股力量，一個變局，一個過程，一種組織，一種文化，一種人性…的相互影響，產生了萎縮現象，其結局是愈變愈小。十分的資源只發揮幾分效果，相當於俗稱的「事倍功半」的、「徒勞無功」。十減一變成「九」是「減」，小於九，就可以泛稱它產生了「開方現象」。這是惡性的下降，必須避免。這裡先要強調：一個和諧、合作、團結的家庭、政黨及社會，才會出現「平方效果」；反之內訌、內耗、內鬥必然產生「開方現象」。台灣的大與小，台灣的升與落，台灣的進與退，就取決於「平方」與「開方」的較勁與拉鋸。◆努力擴散「平方效果」無庸置疑的，一個有執行力的政府，就是要盡所有力量開創一個有活力的大環境，孕育一個公平的大氣候，使「平方效果」在政府機構、在企業，在城鄉，在社區，在學校，在家庭擴散。這不能靠口號與文宣。這需要靠有效的政策與績效。台灣此刻的問題，當然是四處出現了愈變愈小的「開方現象」；半世紀以來台灣所累積的有形與無形的資產—從國際空間、社會安定、族群和譜、出國深造人數、國內儲蓄率、到青山綠水、白雲藍天，都在快速衰退中。當「平方效果」逐漸出現時，企業的投資增加、社會的安定會增加、人民的愛心會增加、兩岸的互信會增加。如果「平方效果」持續擴散，就會帶來和諧的小康社會。為了全體人民及下一代子孫的整體利益，我們別無選擇，祇有共同努力來擴散「平方效果」，減少「開方現象」。
0-4 【內容試讀】見好收，見壞更要收
社會沒有明快無情的淘汰機制，就無法新陳代謝。單靠「退休」來更新，速度上還是不夠；不論政府或企業，愈有權力的人，做得不好，就要趕快換掉。如果一個現代社會擁有嚴格的競賽規則、公平的競爭環境、優勝劣敗的文化這三個條件，這個社會就能在人才、創新、科技、產品等方面，不斷出現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壯闊場景，這就會是一個充滿生命力與競爭力的進步社會。美國是當前最接近這個境界的國家。◆勝出與淘汰經濟學上的一個重要法則──比較利益──也就可以在生產因素（人力、資本、技術……）自由移動下，實現人才與企業的勝出與淘汰，使得全社會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近20年來的台灣，儘管已享有自由、民主與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但使人失望的是，有兩種人對民意的檢驗及市場的裁判反應遲鈍。他們就是選民已經不再有興趣的政治人物，與正在被市場淘汰的企業人士。◆八年大限有一些政治人物，一旦有權有位（不論中央或地方，民代與官派董事）就絕不放棄，並且用盡方法戀棧。輸了選舉的，要爭取下一次；任期已滿不能再選的，就另闢戰場；靠各種關係獲得的職位與高薪，就不斷以各種方式（包括政治獻金）回報。這些人物所爭者不是政策與政績，而是人脈與金脈，民主政治變成了分贓政治。理應選賢與能的選舉，居然也會出現「壞」者為「王」，「好」者為「寇」的現象。另有一些擁有強烈使命感的政治人物，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證明自己愈來愈少有選民支持的，還要堅持興風作浪；使得全體人民因此負擔了太多內鬥與偏見的社會成本。以兩岸三通而言，各種民調指出：企業界有半數以上希望實現三通，但是就有極少數人士的強烈反對，至今未通。辜振甫先生有一句寓意深長的話：「下台的背影要優雅！」徐志摩更寫下了「再別康橋」的瀟灑。面對「民意如流水」的台灣，政治人物不要再硬拗。人生，除了追求政治權力，還有太多值得做的事，以及太多不值得做的事。他們應當想想：權力再大的美國總統也只能做兩任，做八年。八年之中，可以呼風喚雨，但不能為所欲為；八年之後，也就不得不變成平民，安於平凡。也許對任何掌有重大政治權力的人，要有「八年大限」的規定（包括民意代表）。做得好的，八年不算短；做不好的，八年已太長。近20年來的台灣社會，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太少；但還是出現了幾位值得尊敬的大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的本領之一，就是能夠掌握市場商機，開拓市場潛力。◆失敗是生命的重生當企業人士全心全力投身於一個事業，面對持續的虧損，當然會想到艾科卡的《反敗為勝》來激勵自己，會借重《執行力》一書的方法來改善企業，會運用威爾許《致勝》中的理念來改變一切。但極大的可能是：所有這一切的補救都已經太晚了。往下沉的船，已危在旦夕。對一個虧損中的企業負責人，最痛苦的決定：就是痛下決心，為了減少更多的虧損，關門清算。被譽為「世紀CEO」的威爾許，就指出：「不能賺錢的CEO，第一個就要被裁掉。」在企業失利中，再苦活、再白等、再讓虧損擴大，對股東與員工，是犯了第二次的罪過。因此，只剩下三個選擇：1. 承認錯誤，辭職謝罪。2. 痛切檢討，等待另一次機會。3. 想出可以賺錢的新商業模式，東山再起。今天台灣社會中充斥了破產邊緣的企業（傳統產業、高科技、媒體、出版業…）。他們在愛面子、不服輸、最後一搏、相信運氣等各種因素相互影響下，就是不肯承認失敗，結束營業。更可怕的是，在破產前夕，有人鋌而走險做出各種犯法與不道德的行為（如捲款潛逃、詐欺、假帳、假貨…）。他們以為結束營業，就是結束生命。事實可能剛好相反，結束一個失敗的事業，對個人就是生命的重生；對全社會來說，更可能是福祉的增進。◆不能在位置上「永續經營」社會沒有明快無情的淘汰機制，就無法新陳代謝。單靠「退休」來更新，速度上還是不夠；愈有權力的人（不論是政府或民營企業），做得不好，就要趕快換掉。國家、社會、企業是需要永續發展，但是有權力的人，絕不可以在位置上「永續經營」。因為權力使人腐化、傲慢、貪婪、自私；幸有「富不過三代」的「自然」法則，否則貧富差距會更嚴重。是否社會上更應當出現「權不過二代」的另一個「人為」法則？引起社會不安的政治人物，最後的貢獻，就是早日退出政壇！產生虧損的企業人士可以自我安慰；個人的撤退，就是社會的進步。這真是一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年代。在現實世界中，快走下坡時，善意的忠告是：見「好」就收；已走下坡時，更重要的忠告是：見「壞」更要收。◆台灣的V型選擇當前的台灣有兩個：一個是正在邊緣化中的台灣，一個是急待奮起的台灣。造成邊緣化台灣的元素是：內有內耗性議題一個接一個地操弄；財經、民主、環保、教育等重大政策一個又一個地空轉；兩岸關係一件又一件地僵持；廉能政治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外有全球化的風起雲湧，與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二者都對台灣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造成衝擊。內外形勢的惡化，造成了人民、企業、外商束手無策。急待奮起的台灣，祇剩下一個選擇，要以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包容、最廣的視野，追求勝利──VICTORY。「勝利」有七個元素組成：1. 願景 (Vision)2. 誠信 (Integrity)3. 承諾 (Commitment)4. 人才 (Talent)5. 開放 (Openness)6. 和解 (Reconciliation)7. 年輕一代 (Youth)把七個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聯結，就是VICTORY，就是書中提倡的「V」型選擇。【卷三22：八個觀念改善台灣】 高希均教授提出的八個觀念是1. 大格局思維；2.「台灣優勢」比「台灣優先」重要；3.不獨不統下的兩岸雙贏；4.「有靈魂的」知識經濟；5.開放社會與國家競爭力；6.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7.人文情懷；8.學習型台灣。明日起，聯副節刊精要，歡迎讀者一同思索，以觀念建立共識，重建價值傾頹的台灣！（編者）◆不僅是「一字之差」一位美麗但脾氣急躁的女子在眾多的追求對象中，選擇了一位相貌平庸的男子，母親忍不住追問她的選擇，她向母親解釋：「別的男子只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只有他說他會耐心地來『改善』我。」一次美國的州長選舉中，兩黨競爭劇烈，最後共和黨候選人險勝。險勝的關鍵是他在投票前夕向選民承諾：「本州不需要盲目的改變，而需要有秩序的改善。」「改變」與「改善」只有一字之差，但差之毫釐，真是失之千里。一位新任命的國營事業總經理，上任三把火，把一個擁有數萬名員工的機構弄得上上下下無所適從。半年後董事會調換了他，理由是：「本公司不需要為改變而改變的負責人，本公司需要改變能帶來改善的負責人。」◆代價與白流人類歷史上，流血的革命，有時帶來人們渴望的「改善」，有時卻帶來令人痛心的「改變」。成功的革命，在於它「改善」了人類的命運，血流得有代價；失敗的革命，只是「改變」了人類的命運，血就白流了。從一九五○－一九八○，中國大陸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沒有驚天動地的改善。五十年來，台灣社會沒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卻有驚天動地的改善。在現代社會中，人民所關心的不再是承諾有多大「改變」，而在於實際上有多少「改善」。因此，在國際上，大陸得到重視；台灣卻得到尊敬。◆「合二為一」以詭異的國內外情勢來衡量，今天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改變」現狀，而是「改善」現狀。良性的改變就是「改善」；既是「改善」，則此一「改變」不能夠增加人民的不安定感，不能夠增加戰爭的風險，不能夠增加社會的對立。所幸絕大部分的人民，對統獨這種「改變」現狀的爭論興趣淡薄；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工作、就業、教育、健保、稅收、治安、交通，環保……。在這個層次上，政府有絕大的改善空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這也正符合「一任做不完，要做第二任」的訴求。如果二○○四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已把台灣撕裂為二，那麼任何一位愛台灣的人都心來癒合這一分裂。使台灣社會「合而為一」。一葉扁舟是承載不住二股方向不同的均衡勢力！我相信自己提出的八個觀念──從大格局到人文情懷──都有助於不同族群、不同政黨、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二千三百萬人民，逐漸凝聚共識。◆能「改善」什麼？這八個觀念反映了二十餘年來我對台灣及大陸的觀察，以及對國際趨勢的理解。這些觀念到底能「改善」什麼呢？樂觀地說，我奢望它˙能協助政府推動較周延的公共政策與財經支出的優先次序。˙能勸說兩岸進行對談，謀取雙贏，台北領導人的成就不是「買到了最新武器」，而是「三通終於可以直通」；北京領導人的成就不是「飛彈嚇阻了台獨」，而是「彈性推動了對談」。˙能提醒企業做更具遠見的投資，也能兼顧社會責任。˙能鼓勵每一個人做出色的「知識人」。˙能加快台灣社會走向開放與現代化的速度。如果這些觀念，真能引起各方共鳴，那麼下步就應當要有另一本書來討論「八個『政策』改善台灣」。面對多元而分裂的、民主而對立的選後台灣，又面對一邊要統、一邊要獨的恐怖僵持下，台灣要追求的不是「改變」，而是「改善」。【卷三23：超越利潤大山，攀登另一座責任大山】 在提倡進步觀念的長河中，時間過得特別快；今年4月已經是《遠見》雜誌舉辦的第四屆「企業社會責任獎」了。四年來國際、兩岸與國內的經濟，都有劇烈的變動。簡單地說：國際經濟在區域板塊中走向整合，大陸經濟在風浪中前進，台灣經濟則在「政治超越一切」中走向邊緣化。唯一令人稍微放心的是：台灣的民間企業仍然在烏雲密佈中發揮了他們的創意與生命力。台灣「經濟奇蹟」的最大功臣，是台灣的企業家。沒有他們的創業、打拚、冒險、創新，就沒有今天小康的台灣。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當前台灣所缺的是人才，更缺的是人品。反映在企業經營上，就是少「企業倫理」，少「企業社會責任」。是這樣的認知，促使《遠見》雜誌毅然決定在三年前設置「企業社會責任獎」。我們鼓吹「企業社會責任」，就是希望台灣的企業：(1) 能與「世界標準」接軌，超越當地環境中的自我要求。(2) 能與「楷模經營」接軌，超越正派經營的自我要求。(3) 能與「永續經營」接軌，超越財富增加的自我侷限。打破這種「自我滿足」、「自我要求」、「自我侷限」，就是要開創台灣企業宏觀天下、胸懷遠見的大格局，就是要變成世級的企業。在「世界是平的」浪潮中，台灣企業要驕傲地現身於世界舞台，只有走一條窄路：「與世界接軌」。這是指企業要與世界上先進國家已出現的高標準、高規定、高典範銜接。這個銜接的過程有三：(1) 咬緊牙關，迎頭趕上；因此可以不再落後。(2) 突破轉型，並駕齊驅；因此可以平起平坐。(3) 價值創新，開創藍海；因此可以獨佔鰲頭。「企業社會責任」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標準」。這使我想起蕭伯納的話：「講理的人（reasonable man）去適應世界；不講理的人（unreasonable man）堅持世界要適應他。因此，世界的進步就靠不講理的人。」大多數的社會企業家是屬於「不講理」的。當然，大文豪筆下的「不講理」的人，是指那些不安於現狀的、要突破創新的、要爭取公平正義的、要與人共享的理念與做法。去年9月，我去胡志明市，參加了「2007年亞洲論壇」，主題是「企業社會責任－成長與發展的啟動力量」。這種「時髦」的題目，理應在市場經濟制度下，選擇在那些企業最大、賺錢最多、產品最新的美、德等先進國家召開，那樣安排下的討論，才能言之有物，引起共鳴。大會的逆向思考，令人佩服。正因選擇了一個在急起直追的開發中國家，這樣的討論更具示範性與預防性。來自34個國家的50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實際參與CSR的專業人士，代表了369個不同的公司與機構，參加了這個會議，使它極具多元色彩。此刻的台灣企業，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僅不陌生，而且已經有不少企業在認真地推動。他們在登上「利潤」這座大山之際，正攀登另一座「責任」大山。做為媒體與社會的一份子，我們要給予更多支持與肯定，希望可以讓更多企業加入這個行列。【卷三24：台灣企業與世界標準接軌】 台灣企業要驕傲地現身於世界舞台，只有走一條窄路：「與世界接軌」。這是指企業要與世界上先進國家已出現的高標準、高規定、高典範銜接。這個銜接的過程有三：(1) 咬緊牙關，迎頭趕上；因此可以不再落後。(2) 突破轉型，並駕齊驅；因此可以平起平坐。(3) 價值創新，開創藍海；因此可以獨佔鰲頭。這就是近年來《遠見》雜誌提倡「世界標準」與「世界接軌」的用心。「企業社會責任」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標準」。此一觀念在各界努力推動下－特別是企業界本身的重視與實踐－已經逐漸變成了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以及提升企業形象的重要因素。三年前我曾提出一個觀察：「台灣最缺的不是人才，是人品。」同樣的思路，使我感覺到：「台灣企業不缺各種獎項，獨缺企業社會責任獎。」◆企業三P──利潤人民環保台灣卓越的企業所能獲得的榮耀，真是琳琅滿目。遴選的標準基本上都環繞著企業的規模、利潤、產品、品質、創新等項目。《遠見》雜誌希望能以更宏觀的指標，推展企業成長與社會進步的雙贏互動。「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Social Responsibility）這個理念正符合我們的期望。它要求企業重視倫理、品德、環境、股東權益、員工尊嚴、供應商規範、消費者權益、社區參與、財務資訊披露，以及對利害相關人的責任等。因此，這些可貴的企業，不是在追求利潤極大化，而是在追求企業利潤與社會責任的極大化。這也是西方國家中，企業要追求的「三P」－Profit、People、Planet（利潤、人民、環保）。我們鼓吹以及持續舉辦「企業社會責任獎」，就是希望台灣的企業：(1) 能與「世界標準」接軌，超越當地環境中的小我滿足。(2) 能與「楷模經營」接軌，超越正派經營的最低要求。(3) 能與「永續發展」接軌，超越企業獲利的單一目標。打破這種「小我滿足」、「最低要求」、「單一目標」，就是要開創台灣企業宏觀世界、胸懷壯志的大格局，就是要變成世界級的一流企業。一個社會的進步，除了內部自省的力量，有時更需要外來的刺激。在全球化衝擊下，開發中國家常常不得不咬緊牙關順應潮流，從智慧財產權的遵守到國際污染標準的改進。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要求，構成經營的壓力，但也變成了脫胎換骨的動力。當台灣每人所得排名在全球前二十六名時，我們是沒有理由不積極推展CSR的。台灣正在走這條路，但要加快地走，勇敢地走。《遠見》雜誌希望「企業社會責任獎」的設立與鼓吹，能為台灣企業樹立新典範。我們要誠摯地向這些企業領袖以及他們付出心血的夥伴們道賀。【卷三25：台灣的出路－以「軟性實力」立足世界】 二十九年前提倡「天下沒有白吃午餐」的觀念，是盼望企業與民間能「自求多福」，減少「倚賴心態」；此刻提倡Soft Power，是盼望決策階層能在施政優先次序上做「對的選擇」，民間能積極參與，厚植「軟性實力」。國際情勢詭變多異，台灣前景混沌不清。其中兩個關鍵變數是：(1) 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與持續發展，已使台灣的發展空間愈來愈被壓縮；(2) 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已無法任性地我行我素，愈來愈需要中國或暗或明地支持。在「經貿熱、政治冷」的兩岸關係上，台灣正進退失據，陷入被邊緣化中。台灣在被邊緣化的國際大環境中，自己千思萬慮之後，唯一可以突破的出路，就是全面提升自己的「軟性實力」──以吸引力呈顯台灣的實力，以實力來增加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哈佛大學奈伊教授在一九八○年代末提出了hard power與soft power的概念。前者是指一國以軍事上的強勢來壓制對方，完成國家政策目標；後者是指一國以其制度上的、文化上的、政策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展現其吸引力。在他二○○四年的近著《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曾對這兩個觀念做過籠統性的討論。硬性實力在使用時容易產生負面力量，如依靠軍事力量來摧毀對方，造成佔領及傷亡，美國對伊拉克的動武即是近例。軟性實力則是一種正面力量，展現在制度組織上（如民主、法治）、生活方式上（如多元、開放）、政策推動上（如環保、消滅貧窮）、文化的分享與互動上（如藝術、音樂），因其展現了吸引力，使別人樂意仿傚、學習、嚮往。硬性實力（如武器採購）費用龐大，有時沒有嚇阻敵人，先拖垮了自己財政，並且會產生支出上的排擠效果（前蘇聯即是一例，我們也面臨了嚴峻考驗）；軟性實力（如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常常靠民間的自身投入，產生了良性的擴散作用，增加了別人對台灣的好感。當史達林嘲笑：「羅馬教皇有幾個步兵師？」教徒回答：「梵諦岡統治世界，從不倚靠軍隊。」這是知識與智慧的分野，這也是軟性實力表現的極致。就台灣當前處境來說，最安全的國家安全政策就是不改變現狀──不獨不統、不修憲法、不改國號、不辦公投。在不挑釁對岸下，台灣就可以安全地生存發展；對岸也可以專心地接續它的改革與開放。這正是藍海策略的思維，讓雙方跳出硬性實力的競賽，開創軟性實力的汪洋大海。因此，台灣的選擇只剩下台灣人民要主宰自己命運的路。台灣人民應當把有限資源，不再追求那些沒有結果的議題。台灣人民應當集中力量，來提升軟性實力，把台灣變成亞洲沒有煙硝的人間淨土。我們要再度呼籲，政府的注意力與資源應從政治與軍事層面轉向社會面與文化面。大家共同推動「全回提升台灣軟性實力」的大工程，創造一個「吸引力之島」。這個吸引力要表現在六個方面：(1)創造有競爭力的投資環境；(2)創造有優勢的工作環境；(3)創造有特色的教育環境；(4)創造有品質的生活與文化環境；(5)創造有品味的旅遊環境；(6)創造能永續發展的環境。台灣如果真能創造那六個大環境，不僅立於不敗之地，更能立足於國際社會。事實上，令人嚮往的北歐、瑞士、紐西蘭，甚至新加坡等小國都是依靠軟性實力，受到世人稱讚。提升軟性實力的終極目標，就是把台灣變成一個吸引力之島。只有政治人物覺醒，全民熱心參與，台灣才會有美麗的明天。這是台灣在被邊緣化中可以最後一搏的選擇。提升軟性實力，沒有陷阱，只有機會。【卷三26：禮義之邦，快樂之島】 台灣社會的沈淪，台灣經濟的衰落，台灣政治的腐敗，已是不爭的事實。最使人忿忿不平的是：這個島上有這麼多心地善良的人民、這麼多認真工作的人民、這麼多樂於分享的人民；他們就幾乎無能為力地在沈淪、衰落、腐敗的大浪濤之中被吞噬了。如果用八○／二○原則來反問：怎麼八○％的好人會被二○％的人弄得束手無策？台灣在「軟性實力」領域，大有可為；在商業世界中，隨著中國的崛起，除了高科技這一塊，台灣已變成一個可有可無之地。以「邊緣化」來形容台灣處境，正如一位企業家所說：「台灣從未佔有過樞紐的地位。」他在提醒大家：邊緣化不一直就是台灣的宿命？雪上加霜的是因為政策空轉與兩岸三通僵持，在台外商已一再表達嚴重的失望。去年十二月《遠見》雜誌的「外商大調查」中就有怵目驚心的發現：八十五一％認為大陸最具投資吸引力，六十四六％希望兩岸直航。台灣需要重新定位的再生。去年英國萊斯特大學的一項調查指出：在一七八國家和地區中，全球最快樂的三個國家是丹麥、瑞士、奧地利；美國名列二十三，台灣是六十八名，中國大陸為第八十二名，日本則落後在九十名。一項國內調查也指出：台灣男性中有三分之一不快樂，女性也近三成。經濟學家早就承認：所得增加並不等於快樂增加；甚至也承認：金錢可以購買財貨、休閒、甚至大部分的健康，但不能購買到「完全的快樂」。如果台灣不夜郎自大，大家都會同意：我們沒有本領能夠變成一個大國，但我們或許有可能的本領變成禮義之邦；我們沒有實力能夠變成一個強國，但我們或許有實力變成快樂之島；我們沒有條件能夠「獨立建國」，但我們或許有可能的條件變成幸福之地。這樣的認知與嚮往，當然要有二大條件的配合：一、政府施政的優先次序要徹底調整；二、民間的思維與行為也要徹底調整。近年來我不斷提倡哈佛大學奈伊（Joseph Nye）教授的軟性實力與硬性實力的概念，這個概念可以完全用在台灣社會最迫切需要的這個大轉型上。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中央政府要勇敢地把提升硬性實力的財源（如武器購買），移轉到軟性實力的提升（如教育及環保）。當台灣的人民在追求禮義、快樂、幸福之際，仍然會面臨一個無可逃避的現實問題：如何面對大陸：統乎？獨乎？維持現狀乎？一月二十二日的美國《時代》雜誌以「中國世紀」為封面專題，指出「中國早已是一個商業大國，現在要變成世界舞台上另一超強」。去年十月下旬訪台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會晤過陳水扁總統後，公開指出：「台灣應完全開放與中國的經貿互動，雙方的互動愈多，依賴愈深，台灣的危機將愈小。……二邊關係愈密切，中國愈不會用暴力破壞這個關係，所以我完全支持開放，政府應該非常開放，讓中國去擔心是否過於依賴台灣的貿易。」可惜的是，台灣既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英雄，也不可能產生大政治家，更不可能產生大思想家；但是，台灣太迫切需要讓common sense抬頭，讓common sense變成主流。Common sense就是普羅大眾──無數的你與我－的普遍看法。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民的common sense，就是寧可放棄追逐大國、強國、「獨立建國」之夢，讓這片土地變成禮義之邦、快樂之島、幸福之地。【卷三27：看不見的新柏林牆】 拓荒是拓找機會，開路是開發出路，造橋是造建希望；唯有築牆是在築構隔絕。◆「國際外交」變成「村落聯誼」在強權較勁的世界舞台上，中國弱，就被輕視；中國強，就變成威脅；此刻的中國既不強又不弱，就被圍堵。近年來，二個最明顯的發展，就是美日加強軍事合作，與過度誇大印度的崛起。台灣在這盤棋局上，本來就難以施展。早在四年前，我就指出「兩個台灣」的出現，一個是快速沉淪的「公家」台灣，一個是難以提升的「民間」台灣。一直受到世人稱讚、最具活力的「民間」台灣，正被少數政治人物的意識型態所主導的「公家」台灣拖垮中。這就是說：「政治台灣」已經壓垮了「經濟台灣」。◆幸與不幸1988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相隔了三十九年的故土。北京是第一站，開始與北大、清大、社科院的同行們由相識而相知。那是驚心動魄的「祖國行」──經濟還是那麼落後，思想還是那麼僵硬，知識分子的生活還是那麼艱苦；但是鄧小平的改革與開放已經啟動，1992南巡之後更產生了驚天動地的改變──那是一場大規模的寧靜革命，那更是一場不可能退縮的和平崛起。此刻的中國儘管有它的近憂與遠慮，但它已經是可與任何一個強國並起並坐。此後每年都有幾次往訪北京的機會。最近一次是上月下旬。我真為北京的同行（更廣義的說特別要包括中國知識分子、教師、年輕人）們感到興奮。儘管他們還有抱怨、還有失望，但社會的進步從來不是直線的。此刻他們擁有的機會與發展空間，尤其那些年輕優秀的大學教授們，絕不是二十年前能夢想到的。台灣再不爭氣，優秀人才的大量流去，正在蓄勢待發。自己生在南京，當然是大陸人；十三歲來台灣，讀完大學後，又有機會出國讀書。在台灣被稱為外省人，回大陸被稱為「台胞」，在海外讀書教書的歲月，又被稱為「中國人」、「華人」、「華裔教授」。自己又何其不幸：從沒有真正同時享受過做兩岸中國人共有的驕傲與同胞手足之情！「中國情懷」是何等的令人嚮往；政治上的「選邊站」又是何等的殘酷！所幸自己從不需要掙扎，我只選擇在歷史與文化長流中，那浩浩蕩蕩的大是與大非。◆新柏林牆的升起1989年11月柏林牆的倒塌，獲得了自由世界全體人民的歡呼！誰也沒料到七年之後在太平洋這端，出現了一座更龐大的「新柏林牆」，它阻隔了海峽兩邊的兄弟之邦。那就是李登輝在1996年9月所宣布的「戒急用忍」，他是「新柏林牆」的始作俑者。這使二位行政院院長連戰與蕭萬長所一再提倡的「亞太營運中心」等突破台灣被邊緣化的藍圖變成泡影；而終至演變成到今天，台灣的經濟一路下滑，已跌落至四小龍之尾。不同於舊柏林牆的是，它不是實體的；但是它無所不在的阻擋、限制、監視，使一年幾百萬人次要去大陸的台灣人民飽受少數政客的愚弄及旅途勞頓。「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二十年前我在威權時代提出的警告，居然變成了對經國先生接班人李登輝最貼切的指責。李登輝之大錯，就是把台灣所擁有的才華、精力、資源與發展的空間，轉化成島內無休止的、無生產力的意識型態鬥爭。2000年後當選的陳水扁令太多人失望；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可能出現的典範，竟轉變成了幻影！◆CHATs兩岸的領導人從檢沒有得過諾貝爾和平獎，就是因為他們所追求的不是雙方的「和平」，而是一方的「勝利」。近年台灣媒體對BRICs有不少報導。有人誇大地稱它們為「四塊金磚」，朱雲漢教授認為應以中性的「新興四磚」來形容。近二年來，我提出另一個新組合：CHATs－China、HK、Macau用第二個字母）、Taiwan。可意譯成「話題」（按：新加坡的友人指出「s」也可指新加坡）。尤其就台灣的地緣政治、經濟實力、外貿地區等因素來評估，巴西、俄羅斯、印度太遙遠、太陌生、太隔閡、太不確定感。CHATs則近在身邊、同文同種、擁有共同記憶與前景。自1990年代初起，海內外學者、企業家與稍後卸任的財經首長都倡導過類似的觀念：「大中華經濟圈」、「經濟中國」、「兩岸共同市場」。參與提倡的包括了顧應昌（院士）、趙耀東、高清愿、於宗先、鄭竹園、蕭萬長、江丙坤等。《亞洲大趨勢》的作者奈思比曾經在書中指出：當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後，亞洲將揮別四百年的殖民歷史，進入「東方世紀」。我們必須務實地指出：一個富裕的日本及四小龍不足以構成東方世紀，唯有一個「經濟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初葉形成以後，才會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出現「東方世紀」。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指出：「對所有亞洲國家而言，中國大陸是如此強大的勢力，想辦法和中國大陸合作是他們唯一的合理反應，這股潮流無法抵擋。」既然經濟整合的大趨勢是如此的勢不可擋，台灣與大陸本來就是同文同種的同胞手足，為什麼還不能減少猜忌與防範？還不能超越各種藩籬與鴻溝？一個答案是政治人物為了自己的政治算計，終是掩耳盜鈴，埋在自欺欺人的沙堆中。世界銀行的夢想是「一個沒有貧窮的世界」；台灣的夢想應當是「一個沒有烽火的兩岸」。遙望2008年春天，台灣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那座看不見的「新柏林牆」全面倒塌。【卷三28：財富不需要留給子女：一位韓國學生的回饋】 四月間回到河城，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校友會的負責人比爾羅斯特正急著找我。電話中就興奮地說：「你記得三十年前教過的一位韓國研究生S.H.（名字的簡稱）嗎？」我告訴他：「當然記得。」腦海中立刻出現了他的身影。比爾接著說：「他要捐一些錢給學校，指定是用來表達對你的敬意。他現住在矽谷，只等待你的答覆。」次日在校友會的辦公室中，我們三人有個「電話會議」。三十年沒有聽過他的聲音，S.H.講的英語還是很熟悉。他一口氣告訴了他奮鬥的故事：一九七五年拿了學位後，就到了矽谷來做房地產的開發。正是選對了時機，矽谷三十年來的空前發展，使我的經營房地產獲得了極大的成長與利潤。剛剛三天前我結束了所有的投資，付清了所存的銀行貸款，繳完了應繳的稅，我現在已經六十五歲，決定過退休的生活；但有一件事還沒有做，就是要感謝高教授對我求學時代的鼓勵與照顧。我與內人要飛來河城，捐贈一些錢，當面表示謝意。」◆人生大夢，勇敢承擔那是一九七四年的秋季，一位已是中年的父親，帶了三個子女及妻子來攻讀應用經濟碩士。從他並不流利的英語中，我有些擔心；但從他堅定的表情，我想經過一學期適應，可以修完學位。當時我擔任系主任，就決定自己擔任他的指導教授，並且分配了一間研究室讓他專心研讀。他曾修過我兩門經濟理論的課，有些辛苦，但都通過。我自己常在晚間及週末到系中工作。每次經過他的研究室，他總是在那裡埋首苦讀。有時與他短談，就更了解他的奮鬥與志氣。他在二次戰爭中長大（日本佔領與韓戰），來美前是一位中學老師，覺得只要出國進修，才有發展。帶來了幾萬美金的積蓄，沒有退路。住在一個狹小的「流動屋」（trailer）中，買了一架舊鋼琴，二個女兒喜歡彈。為幫助家用，妻子常常一天工作十餘個小時，做裁縫修補工作。威州的冬天冰天雪地，三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冒著寒風，獨立地來回學校，參加活動，照顧自己。記得有一次在感恩節的假期中，他在我的研究室中談到這些家常；他又談到畢業後打算去西部冒險創業。三十多年的教書，學生中有成就的不少，但一位外國學生，身無分文，自己創業而累積到億萬財富的，S.H.大概是第一位。◆「做事嚴謹，做人謙和」很湊巧的是，家人、與多年老同事們正準備為我開一個「生日派對」，時間是七月二十九日中午，地點在明城密西西比湖的一艘遊艇上。S.H.夫婦決定那天也飛來參加。七月二十九日，盛暑中難得天氣涼爽。十二點正遊艇準時啟航，八十餘位親友及老同事們敘舊談天，好不熱鬧。岸邊的建築與花草相映成趣，密西西比河在藍天白雲下格外地嫵媚。既然是「生日派對」，一定有來賓對壽星講一些好話。從前校長、前院長到老友盧偉民兄等都輪番稱讚。剛上任的威斯康辛大學的新校長貝茲博士（Don Betz）也起來道賀：「……我此刻要介紹一位高教授的學生，他與夫人專程從矽谷飛來……。」三十年不見的S.H.，除了多些白髮，一切都沒變，臉上還是充滿著堅毅的表情。船上頓時鴉雀無聲，他開始說：「沒有高教授的教誨，就不會有今天一些成績。我時時記得高教授教課時的嚴謹，以及下課後的謙和。這變成了我的規範：做事嚴謹，做人謙和；是這個觀念幫助了我的事業。現在我把這張支票交給校長，做為捐獻的開始，以後還會繼續，來表達我與內人對高教授的尊敬，明年春天我們希望能邀請高教授與夫人一起去韓國渡假一週，我們全程招待…」船上響起熱烈的掌聲。這張支票是六位數字，校長說這是上任以來收到最大的一筆捐贈。◆奉獻，而且無憂這正是意想不到的生日禮物。三十年前播的一顆種子，在矽谷開花結果。做為一個外國教授，遇到一位刻苦努力的外國學生，是偏愛，更是博愛。更令我驚喜的是，S.H.三個子女的傑出成就，分別在哈佛、史丹佛及加州理工學院畢業。小女兒（Susan）十六歲進哈佛，十九歲就修畢經濟學士。二位女兒分別在加州全州的比賽中分別獲得鋼琴與小提琴首獎。今天三位都有很好的工作與極高的收入。三年前S.H.捐了三百萬美元在新幾內亞島建了一所孤兒院。南亞海嘯時也捐了巨款。在我家中小聚時，他說：「三個孩子都告訴我們：『你們的財富，不需要留給子女，應當要用來幫助別人。』」「現在我們已經在慢慢地開始。」夫婦倆出現了誠懇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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