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真相：胖皇帝不能承受之重

　　康乾盛世是了不起的，這一點，從嘉慶皇帝的體型上就能看出。嘉慶皇帝很胖，有點「三高」，其實康乾盛世，不只是給我們留下了胖胖的帶點「三高」的嘉慶皇帝，還留下了「三高」的政府——高奢侈、高腐敗、高內耗。

　　據《清宣宗實錄》記載，嘉慶皇帝「天體豐腴」，啥意思呢？就是說嘉慶皇帝比較胖，但作為臣子後代要避諱，為尊者諱，皇帝怎麼能胖呢？只有王二、張三、李四等小小屁民吃多了，能量消耗不完了，積累成堆了，才叫胖。皇帝胖了，那是天下之福，是太平盛世的明證。按照董仲舒先生的觀點，皇帝是上天的兒子，皇帝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皇帝的身體因而叫做天體，所以皇帝胖了不能叫做胖，要叫「天體豐腴」。

　　嘉慶皇帝雖然「天體豐腴」，但身上的這堆脂肪沒多少是靠自己能力掙來的，嘉慶之所以這麼胖，是因為他的爸爸乾隆皇帝太富有了，也就是說嘉慶這一身膘主要是啃老啃來的。

　　數數愛新覺羅家族的牌位，可以發現，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真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從第一位登上歷史舞台的努爾哈赤起，第二代皇太極就超越了老爹，不僅建立了清朝，還做了皇帝；第三代順治，也超越了父親皇太極，他進了北京，成為愛新覺羅家族第一位入主中原的皇帝；第四代康熙更是功勛卓著，平定三藩、征服漠西蒙古、台灣、西藏；第五代的雍正雖然不如老爸康熙但卻很好地收拾了老爸留下的爛攤子，設立會考府，整治各省錢糧奏銷中的貪腐問題，吏治上實施高薪養廉制度，稅賦實施了「攤丁入畝」；第六代乾隆也算得上不辱家門，有「十全武功」。

　　嘉慶有一位好爸爸乾隆皇帝，有一位好爺爺雍正皇帝，有一位好太爺康熙皇帝……但同時決定了他必須生活在這些人的光環下，除非他能超越這些先祖。但這些人的成就猶如一座座大山，要想超越，對嘉慶來說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嘉慶帝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乾隆留下的局面太亂了。

　　正如嘉慶的胖不能證明嘉慶身體健康一樣，所謂的「康乾盛世」同樣不能證明大清王朝太平盛世。

　　「康乾盛世」，一個史學家沾沾自喜的口號，已被無數次引用，以證明天朝的繁榮昌盛。無論怎麼說，我們不能否認，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取得的成就，確實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達到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度，這裡絕對不包括政治，僅僅是「文化和經濟」。就是「文化和經濟」也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一族之利益，是為了萬世一表，也就是說那僅僅是皇家的瑞氣，和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關係是不大的。

　　「康乾盛世」真的像傳說的那樣嗎？事實告訴我們，那是騙人的，是有水分的。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乾隆時期詩人魏來朋，在其詩作《鬻子行》里寫道：「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仆。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如果說中國人自己的東西不可信，涉嫌利害關係，那就引用親身經歷康乾盛世的馬戛爾尼的記錄來例證。關於「康乾盛世」，最具影響力的當屬馬戛爾尼使團馬戛爾尼的記載。這件事影響深遠，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英國都是如此。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7月3日，馬戛爾尼使團乘坐「克拉倫斯號」使節船到達舟山。9月14日，乾隆皇帝正式接見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了天朝，馬戛爾尼親身體味了我們頂禮膜拜的「康乾盛世」，這位老外的感受是什麼呢？很出乎意料，這位老外給我們「抹黑」了，和我們自己人的感受一樣，馬戛爾尼看到的卻是這樣的情景：「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據馬戛爾尼的日記記載，他對大清朝的印象是：「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按照史學家的界定，「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這一年還應該是盛世，盛世就是這樣的，而且是巔峰時期的盛世。

　　康乾盛世對嘉慶來說，除了吃一身肥膘外，還留下了一些遺產，諸如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當然最好的就是留下了一個白胖胖富得流油的和珅。

　　康乾盛世的兩個關鍵人物康熙和乾隆有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窮奢極欲。被譽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就是在康乾盛世時締造的，其實這個稱號很不好，應該叫做「萬惡之園」或者「恥辱之園」，因為這裡沒有什麼值得驕傲和炫耀的地方，難道要對外人說，看看我們執政者多麼會享受生活、多麼會創造享受生活的奇蹟？

　　據史書記載，圓明園始建於康熙時期，雍正進一步擴建，乾隆時期終於完工。圓明園的奢華遠非今天的我們所能想像到的，所以只能從大小上來做比較了。這圓明園有多大呢？就拿大家熟悉的故宮做參照物吧，從面積上比較，圓明園相當於五個故宮那麼大，而且裡面建築設施的奢華程度絕對超越了故宮，至於修建圓明園到底耗費多少銀子，那就不得而知了。

　　還有一個就是承德避暑山莊，這個山莊至今仍在，只不過成為展覽品了。避暑山莊就更邪乎了，它佔地五百六十四萬平方米，環繞山莊的宮牆接近萬米，比「萬園之園」的圓明園還大出兩百萬平方米，同樣始建於康熙，成於乾隆。這個山莊又花費多少銀子呢？這個就更沒有辦法考據了，只能從故紙堆里找到一鱗半爪，窺豹一斑。《清史紀事本末》中就有一處提及修建避暑山莊的信息，修建避暑山莊之初，「先是沿途建設避暑山莊七十二處，圈地數十里，雜植時花，分置帝榭，所費約計億萬」 。只是一個概數——「所費約計億萬」，可以肯定的是這筆款子肯定還不包括拆遷補償這一筆費用，不過當時也沒人敢向皇帝討要。皇帝是舒服了快活了，那些被「圈地數十里」的百姓怎麼過啊？

　　或許應該感謝康熙、乾隆，感謝他們給我們留下了驕傲的資本和震撼世界的文物，但我們在感慨的時候，要考慮一下當時、當地的老百姓的心情是這樣的嗎？康熙和乾隆這祖孫倆都愛好旅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驢友，只是這倆驢友出行的排場忒隆重忒場面。直到今天人們還津津樂道，並且改編成什麼《康熙微服私訪記》、乾隆下江南……把他們揮霍民脂民膏的行為，美化成微服私訪了，為他們歌功頌德，而實際上完全不是這碼事。

　　據《清史紀事本末》記載：「康熙朝借閱河為名，有六度南巡之舉，至乾隆時，循其舊例，南巡者亦六度，東巡者七，西巡者五。」名義上是關心民眾疾苦體察民情，實際上就是蝗蟲過境，土匪下山，老百姓自然被搜刮空空。

　　皇帝這樣，弄得民不聊生，當時有大臣看不下去，於是上諫乾隆。《清史紀事本末》是這樣記載這件事的：「其時朝臣中亦未始無阻駕請迴鑾者，然一經抗論，斯嚴譴隨之……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言上兩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嚴諭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坐謫戍。」

　　乾隆皇帝大怒，就你尹會一知道體察民情，難道朕就不知道嗎？我不就出去玩玩樂樂嗎？有那麼嚴重嗎？還什麼「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你倒給朕「試指出何人疾苦」 「試指明何人怨言」，也就是你個人想出風頭，想青史留名，於是「謫戍」。所謂「謫戍」，就是發配邊疆守護國土。但問題到這裡還沒結束，後來尹會一去世後，他的兒子尹嘉銓想給老子討個謚號，畢竟爸爸好歹為大清朝奮鬥了一輩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本來也不是個事情，但乾隆的積怨未消，不但沒有給尹會一謚號，還趁機製造了一樁文字獄，把尹會一的兒子絞死。

　　在上諫方面栽跟頭的不止尹會一一個人，還有一個人，而且是一個大腕——大名鼎鼎的紀曉嵐，就是在電視劇中經常讓乾隆難堪下不了台的那位。而實際上，根本就不是這回事。據《清史紀事本末》記載：「紀昀嘗從容為帝言，東南財力竭矣。上當思所以救濟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而後朝臣皆相與結舌吞聲，無復有為民請命者矣。」

　　看到這段話之後，只能無語，堂堂的大文豪紀曉嵐在乾隆眼裡——實不過「倡優蓄之」。僅僅一個勸諫，就被罵成妓女，紀曉嵐哪裡還敢讓皇帝難堪。別的不說，把大臣比做妓女，乾隆皇帝估計既是空前也是絕後的。

　　皇帝如此，政風自然好不到哪兒去，而政風的好壞，則關乎天下興亡，朝代的更替。在這方面，愛新覺羅家族應該有切身體會的，如果不是明朝老朱家的政風不好，他們哪能入得了關，定鼎中原。

　　由於一定的歷史原因，清朝入關初期曾經任用了大量明末官吏，這些明朝的官吏自然就會把明朝的政風帶到清朝，所以清朝初期的政治風氣一直不好。但康熙通過個人魅力，親作表率，同時進行多方政治教育，宣傳儒家學說，以此提高官吏的道德素養，效果很不錯，出現了以于成龍為代表的一批清官。

　　儘管如此，康熙時期的腐敗依然很嚴重，尤其是康熙末年。這主要是康熙本人為了給人們留下「仁愛」印象，對貪污腐敗的官員基本上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即使處罰也是象徵性的。因而，在康熙朝就出現了明珠、索額圖等巨貪，明朝的嚴嵩一直被認為是大貪官，但明珠、索額圖他們所貪污錢財是嚴嵩的數十倍，由於他們和康熙的特殊的關係——明珠是康熙的大舅子、索額圖是康熙老丈人的弟弟，所以康熙對明珠、索額圖的貪腐行為聽之任之。於是乎，就導致了更為嚴重的腐敗行為。

　　康熙駕鶴西去，接手的是雍正，暫且不論雍正的皇帝位子來路是否名正言順，雍正在反腐敗方面還是大有作為的。面對老爸康熙留下的爛攤子，雍正雷厲風行，實行鐵腕反腐。採取兩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是加強反腐敗的力度，對貪官污吏嚴懲不貸毫不留情；另一方面進行制度建設，從根本解決問題，實行「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所謂 「火耗」，其實就是一種稅收，在明代萬曆年間，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收取碎銀熔化重鑄銀錠的損耗費用。在徵稅時，加征的「火耗」往往大於實際「火耗」，之間的差額就歸官員了。清朝初期，政府官員沿用了這種做法，「火耗」自然落入了官員的口袋。

　　為了解決貪腐問題，雍正實行「耗羨歸公」，就是將「火耗」變為法定稅款、固定稅額，由督撫統一管理徵收，所得稅款，除辦公費用外，剩餘的作為「養廉銀」，用來提高官吏的收入。這樣，一方面能減輕老百姓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有助於廉政的推行。所以雍正不無自豪地說：「自行此法以來，吏治稍得澄清，閭閻咸免擾累。」這也是雍正一朝吏治一直較好的原因所在。

　　其實，即便在雍正對貪腐高壓時期，還是出現了多起因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而到了乾隆時期呢，老子好不容易取得了一點成就，乾隆卻不好好珍惜，到乾隆中期以後，官員的腐敗那是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這個時候，不僅中下級官吏貪污腐敗，就連大學士和珅也是如此，這可是乾隆皇帝身邊的大紅人，連他都腐敗，那局勢可想而知。

　　終於自食其果，嘉慶三年(1798年)八月，乾隆還在世的時候，發生了川楚白蓮教起義。起義被鎮壓後，乾隆非常高興，在功勞簿上又添一筆，除了「武功十全外」，再添「巨功」。

　　一年後，乾隆皇帝去世，但卻給他的旁兒子嘉慶留下了一個更爛的局面，畢竟，乾隆不是康熙，嘉慶也不是雍正，所以面對乾隆留下的這個局面，嘉慶是承受不了的。

　　從汪中求先生和王筱宇先生合著的《1750—1950的中國》為我們提供的GDP走勢圖上就能看出，1793年之後，中國的經濟就直線下降，往後幾乎沒有再上升過，直到1949年。也就是說，大清朝從1793年之後就開始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