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既得利益集團濫用了改革
轉型陷阱特徵是權力與市場結合
提出轉型陷阱的概念,對中國現在具有重要意義,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究竟身在何處:我們現在已經不是處在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也不是處在中間的過渡狀態,而是處在一種結合了新舊體制的混合型體制的定型過程中。現在對新的體制,混合型體制最好的概括就是中國模式。
第一,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明確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第二,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準確理解到現在改革的主題集中在哪。現在問題的實質並不是改革舊體制,而是今天的既得利益者要固化現有的發展狀況。在此情況下,將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國家、綁架社會的現象。
第三,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改革遇到的實質性問題是什麼。現在改革處於停頓狀態,我覺得問題不僅僅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更重要的來自於在改革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濫用了改革,敗壞了改革的聲譽,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眾對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認同。現在很多人都在呼籲重新形成改革共識,但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形成改革共識已經相當困難。
第四,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看清楚種種困惑現象背後的基本邏輯是什麼,為什麼一些地方的發展會進入走火入魔的狀態,為什麼只能在一些特殊情形下的措施會常態化、體制化,所有東西的背後是有邏輯的,這個邏輯就是轉型陷阱的邏輯。
第五,轉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們對一個問題產生警覺,在轉型陷阱的邏輯沒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謂深化改革的措施,甚至那些想矯正目前問題的措施都可能被扭曲,變成獲取既得利益的環節。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會進入進退維谷的狀態,不改不行,改也不行。
第六,轉型陷阱的概念有利於澄清籠罩在左與右爭論上的迷霧。在轉型陷阱的背景下,中國的問題已經不是改革與保守,前進與倒退的問題,甚至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左與右的問題,轉型陷阱形成了混合型體制,這個體制最大的特徵是權力和市場結合在一起。
改變社會力量對比打破僵局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轉型陷阱的概念對我們認識社會建設當中的一些問題非常重要。就拿目前很棘手的一些問題,比如最近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來說,如果群眾的要求是不對的,不能解決;如果老百姓的要求是對的,更不能解決。為什麼?如果群眾的要求是對的,解決了,解決一個出來十個,解決十個出來一百個,它已經形成了一種邏輯。再比如土地的問題,征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在市場交易的契約上,在法制的框架下進行的,結果產生了很多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要不要解決?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其他人的怎麼辦?原來我們形成的那些問題,已經使得我們用新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只能用將來的錯誤做法維持過去的錯誤做法。所以,為什麼我要提出轉型陷阱概念,是因為這是我們整個社會建設面臨的非常現實的問題。
在轉型陷阱的背景之下,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打破轉型陷阱當中的僵局。從這點來說,最近剛剛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我個人覺得,這是美國社會運行中機制在發揮作用,他們正處於打破社會僵局的過程中。這些年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出了嚴重問題,表現在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失衡。這些年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已經成為了吸收社會財富的黑洞,並且社會已經無可奈何,傳統的監管措施無能為力。美國財政部長講了一句話,「法律賦予政府的權力,我們已經基本用盡,但是不起作用。」但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社會當中還是有一種機制在起作用,這個機制是什麼,就是社會,就是民眾。美國社會的民眾開始介入這個過程,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抗議,對於打破原來的僵局,改變社會力量的對比,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這個事情如果利用得好,可能會形成一種變革,通過這場變革改革既得利益格局。
中國其實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大家知道現在都在講「溫州危機」,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有美國的一個類似因素,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失衡。過去一年,我們的產業經濟、實體經濟可以說是非常艱難,但前些天某銀行行長講了一句話,他說今年的業績之好,讓我們都不好意思公布了。一個老闆講,我手下1000人的工廠,一年的利潤是100萬,他說我老婆在上海買了八套房,掙了3000萬,老婆這八套房子夠我這間工廠1000人干30年。可我們要打破這樣的僵局,機制在哪?只有社會力量的發育,我們才會有一個正常的社會。
建利益均衡機制和基礎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社會建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但是這個社會建設最主要的是要解決一些什麼樣的問題,我覺得有六大問題:
問題一: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機制。這是我在2005年提出的。我們到了市場經濟的時候,整個社會的利益能不能有一個相對的均衡,關鍵在於有沒有一套利益均衡機制。我們現在經常在講這個問題,講現代利益關係的時候就說,吃虧的永遠吃虧,佔便宜的永遠佔便宜,背後的問題是什麼,是一個社會力量的失衡,導致了利益關係的失衡,如果沒有這樣一套新的機制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利益關係很難平衡。
問題二:要有一個好的社會結構,優化社會結構。我們前段時間講得比較多的,是以中產階層、中產收入為主的社會結構,但是我覺得還應該加上一條,就是結構要具有流動性,能夠給人們提供希望。在這樣一個轉型陷阱的背景下,實際上不僅僅結構是不合理的,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定型化,定型後人們的機會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立社會流動正常的渠道,我覺得這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通過這個渠道提供希望,沒有希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問題三: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
問題四:要形成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的制度化方式。現在人們都在強調社會矛盾多,社會矛盾尖銳,我個人認為這不是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問題是缺少制度化的辦法來化解社會矛盾。
問題五:促進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制的建立與完善。
問題六:重建社會的基礎秩序。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概念,要把社會中和城市基礎設施具有同樣意義的最基礎的制度建立起來。我們現在很多的問題為什麼解決不好,跟我們缺少最基礎的制度是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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