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毀於背叛——辛亥八廓之四

李大苗|文

　　1905年7月16日， 清廷發布派遣大臣出國考察政治的上諭，晚清的立憲作業由是啟動。相見成趣的是，此日孫文自歐洲去日本的海船上，兩天後抵達橫濱，著手協調派系組建「同盟會」，革命黨人開始新一輪暴力政治運作。從時間邏輯上看，革命黨人這個動作是對滿清政治改革的直覺反應，兩個月後吳樾北京車站謀刺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可以證實這個猜想。效果上看，革命黨人的暴力與立憲動向共進退，或者，至少相互刺激。而這個時間邏輯關係，與革命暴力促進立憲的慣有說法頗有差異。

　　道理愈爭愈明。出洋考察政治，當權者這一做派將政治改革推到公開議論的程式上來。一年後，清廷頒布「預備仿行立憲」的告示，「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 「大權」「庶政」之分，意在「抓大放小」，雖仍是中央權重，但讓與地方分權。但這並非是最重要的，因為，「公諸輿論」就是公開爭論，允許「公諸輿論」，就是許可民眾向朝廷擺事實講道理。「公諸」的用詞更值得注意，訴諸輿論評議，對專制國家來講，另一個術語就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在操作層面上，開「報禁」、結政黨就是「公諸輿論」應有要義。就邏輯關係，以輿論議國政，求的當然是「理」，「理」當然就比「權」大，既然是論理，就不會有先驗之「理」，而是拿事實辯道理，即，以現世之實求國政之是。

　　但立憲仍不能呼之欲出。新制度據於新思想，新思想存於新話語，這已在不同部分有述，在此不冗言。相對「獨裁」，「憲政」是涇渭分明的概念，是立場的選擇。 然，一俟「立憲」，就是設定規矩，構建許可權的政治設計的議題。以帝國為看，德意志憲法與德意志建國同步，即使俾斯麥恩威並施，軟硬交加，也是權者間討價還價的協商與妥協；日本的帝國憲法，哪怕最終是少數精英專斷密謀而成，畢竟也經歷了十多年「私擬憲法」的公議公論過程，有各層人士與利益團體的申張和辯議。 所以，在中國，在「立憲」之前應該有一「議憲」階段，各個階層，不同團體申訴自己的利益之外，按照自己的想像或要求，編製自己覺得應然的憲法，經由社會公開審議。倘若「立憲」的決取還在朝廷的話，那麼，「議憲」則全然由民間自為。

　　但，中國卻走了另一條道路。1906年9月頒布「準備仿行立憲」上諭，並沒有帶來熱熱鬧鬧的「議憲」民間運動，能讓史家拿來稱道的，大致是「自治」活動，背後多為官僚推動或默許，展示「憲政」樓花的樣板間。或許因為這個原因，使得「立憲」避開了「議憲」這開智進程，步入地方自治的直行道。所謂「直行道」，是相對日本政制嬗變而言。日本政制之變，首開於「廢藩置縣」，廢除封建藩制的同時，取消了地方治權，實行全面的中央集權制度。日本的這個制度選擇，與那個時代世界潮流不符，某種程度上看起來像是大革命製造的法國制式，可與後來作為自己老師的德國所保持的地方自治相背。在國家政制建設上，日本走了一條之字形的彎路。

　　清末立憲運動以地方自治開步，直邁政治分權之路，切中憲政制度的另一個要點。其時，日本反思其教訓，已經開始逐漸復置地方自治。日本維新之路的成功，可資直接受益，其錯謬和教訓，可間接例為參考，這是後發者的某些好處。然而，清末「地方自治」運動中，最真切且最得當的，並不是借於日本的經驗，是對上海萬國租界的觀察與體會。1905年11月11日，上海紳商們成立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這並非是如今概念下的「工程局」，是模仿萬國租界「工部局」的稱謂。「工部局」，又是曲用清政府「工部」名稱，而著實卻是城市的行政管理機構。

　　上海這一景緻，值得壘字。與其他地方不同，上海的「自治」不僅是其民間自發性，更是其「總工程局」本身就是受控於公議的執行機關，直接向城市居民提供各種公共物品。這些公共品包括衛生、教育、環境、道路交通、治安等等，整體性地搭建起政制概念下的現代城市自治框架。紳商以納捐資格參與並主導自治，決定了「納稅人自治」的性質，從另一個方向表現「無代議，不納稅」的正當主張。比袁世凱在天津花樣化的「地方自治」，上海的自治向居民提供城市必須的公共物品，使得居民向市民的身份轉變有了物質條件準備。更不能忽視的是，民間自發性質決定了，沒有絕對人物可以肆意專權。與政的紳商們一開始就老道地入境於妥協與合作，張揚起自由社會的「契約精神」。

　　1908年7月，清廷頒布《各省諮議局章程》和《議員選舉章程》，限令各省一年內完成咨議局建設和議員選舉。「咨議局」，從其名稱可知，在制度設計上，是督撫的「咨議」機關，官制《章程》中所申「採取輿論之地，以指陳通省利病，籌計地方治安為宗旨」，也並非立法和監督機構，更非「地方自治」的權力機關。清廷的政治設計者和決定者所不知的要害是，這樣的政制設計恰恰是日本「地方自治」正在左右為難，進退失據的困境所在。那時日本「地方自治」之所以處於熱議，並非社會共識，而是激烈爭論。真否為「地方自治」，最矚目的就是地方行政長官是上級派出還是民選。只要是民選，毫無疑義，就會弱化，以致不能中央集權。

　　咨議局的設計本意，就是為督撫陪襯參議機關，以緩和地方民眾利益與中央政治的衝突。從機制的權術上，也可以制約封疆大吏坐大，又可開通渠道將民意送達天聽，以使得中央監督地方政治。這個立意忘卻，或者根本不知的是，只要是民選的，或者退一步說，只不要是欽定的，就必定不為官府所左右，而且以其正當性和民意性，膽於對抗派駐地方官員。這個權力機制就是「制衡」；一事不容二權，就會必爭事權；凡事必須確權，就必然界定責任；如何擔當責任，就必須事先設立規則； 如此規則關乎治政，所以，立起的規則就是憲政之法。這樣，「自治」必然導致「憲政」。其實，在憲法的學理上，「自治」本身也就是「憲政」。

　　「民選」之路一開，絕對權力必衰，無論是不可置疑的天賦皇權，還是自稱歷史選擇的僭主極權，都無以為繼。在「資政院」中看得更清楚，地方選派來的議員大都鬥志昂揚，動輒以辭職來威脅，而朝廷欽定的議員，往往垂頭喪氣，事事委曲求全。在地方的咨議局，督撫過往的權力左右受到掣肘，人事、預算、役負、建設等等不一而足。若稍許想想，事理就很是清楚。比照行政長官派遣制，咨議局的所有議員都是在野政客；對行政長官道理亦然，然極其實在的是，若民選行政長官，議事堂里多少會有合於自己政見的議員，至少能幫著自己在議事中據理一爭。派遣的可就無比糟糕，議事堂里，幾乎所有民選議員都是自己的反對派。沒有立法權，議員們的申張，甚至無法算是政事方略；既然針對行政權力，那麼無論成敗，都是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官員們總要說個明白，也要做個明白。各地咨議局的質量當然有差，官員推動或直接操縱建立的咨議局，就相對聽話安詳，反之，則激烈乃至對抗。

　　民選還是欽定之間的效用反差，遠比議員本身人格良莠幾何來得根本，相對於議員的智識寬窄，實證亦然。比起動輒拍槍，縱意拍案有著永不會凋謝的理性，是議事堂 永恆的毅然正氣；守在晚清的這些案例，可以看到，議員一個個地賄選與否並不重要，究竟代表哪個社會層面利益也不重要，是普遍民選還是有身份限制的民選也不重要，根本的是只是民選。只要是民選，其資格正義就可以實現對權力的抗衡；在權力這個共同的對手面前，當選者必然結成共識，這樣的同盟一定基於妥協，個人私慾就必定受到遏制。所以，那個時代的議會政治或選舉弊端，即令後人總能舉出些許案例來詬病，但這樣的矯正，只是喻來贊當今階級的本性人格，並非意在百年前那個時代的風采再現。說起來，事理很簡單，就是欽定還是民選。

　　清末時代的議事政治，閱讀到的細節有時也很是打趣。比如三讀審議，比如分組專審等等，活靈靈地就搞了起來；再比如，既然議政會議有期限規定，咨議局的議員們就為閉會期設立常駐議員會議。常駐會議和議員，這是後來「常務委員會」和「常委」最初的稱謂；還比如，常駐議員要求行政長官凡事都要先送到常駐會議來「咨議」，未經「咨議」不得實施，林林總總，花樣百般。所有對設計漏洞刁鑽以用，其實都是現代政治的訓練，也是社會法治的實習。倘若未經規矩准許的就不可以操作，那麼這個道理既適用「咨議局」，也同樣適用督撫大員，誰都不可越權。

　　「咨議局」的政治設計，立意在政治地方化，也就是「地方自治」，舒中央集權之失能之困。修辭學的工藝並不能修補智識上的困窘。「地方自治」首先就不是「地方」 和「自治」，而是各個地方共同的國是政治。出於共同本能，在尚未能理清地方政治如何前，各地方咨議局的議員們就建立起「各省咨議局議員聯合會」，結成進退 同盟，對抗中央權力。相比「資政院」， 「各省咨議局議員聯合會」看似院 外遊說團體，實際上與資政院民選議員內外呼應，在體態和輿論上構成政治強勢，更逼真的理解，應當是議會政黨的雛形，自發的，直覺的，但漸漸走出當局預設的 政治藍圖。緊接著，又和議事堂外的自發團體組織起來「憲友會」，明確宣示政治宗旨，從立憲的對策延展出維憲準備，長期化也常態化，亟心傾力推進中國議事政 治的建設。

　　「地方自治」先行，這個政治動議很大意圖在於暫且迴避國政的敏感和艱巨，但，的確是歪打正著的精準和迷迷怔怔的正確，前者形容的是滿清朝廷，後者說的是「咨議局」。民眾的利益是在地方切身感受的，民眾的民事權利也是在地方施加的。美國前眾議院議長奧尼爾一句名言是，「政治在地方」（All politics is local），說的就是這個事理。另一本土名言謂之「父母官」，是說，地方為政的善惡，對民眾有親爹般的貼膚之蹭，以此襯說「天高皇帝遠」的底層逍遙與苦難。自治，越底層越自在，越城市越自由。

　　「各省咨議局議員聯合會」的效用不止於上。共進退，大約可以理解為安危同擔的政治保險，但遙相呼應的互助，更促發思想傳染和智識共享以及經驗懇談，還推動彼此競爭，地方的與個人的競爭。比學趕幫，取經送寶地，聚焦在媒體輿論中，成為聞人名人，這樣的情形，恐怕是那些實踐者都未及預想。靠著本能的和自發的衝動，議員們，各地咨議局的議員和北京資政院的議員，只憑自己簡陋的理解和全無的經驗，打造中國未來的政治秩序。過了些許年份，哈耶克說「自發秩序」，兩者相見，互為不假；而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亞里士多德說，「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論的是古希臘城邦的聞政議事，今古對照，中外皆然。

　　清末議事政治，最令人怦然心動的是召開國會的請願運動和彈劾軍機大臣事件，前者以「各省咨議局議員聯合會」為領導和策劃，三赴北京顯示頑強；後者以「資政院」為舞台，體現堅韌。兩者互動互勵，將立憲運動推向一個高潮。百年過去，對這些政治先賢的膽識，無論是贊還是嘆，都扯動我們這樣後人的愧與恥。

　　革命黨人的暴力革命，首要的就是秘密，事先不得泄露，事後怯於張揚。而議事政治則不同，黨人們要大喊大呼，要引動視聽，不止於一個事件的固執，更有一連串動作的變幻，營造的就是不可遏制的勢頭，而且還要愈演愈烈。當革命黨人的荊軻們隱蔽不宣喬裝而行時，議會黨人則風僕僕，無定暖，議士一去兮簞壺滿。革命黨人所處心的是意外，製造震驚和聳人聽聞；議會黨人堂皇無忌踏梯而上，扔下一隻靴子，世人引項那下一隻的震響。議會黨人的進退有據，坦蕩堂皇的做派，直到攻下南京前，都享有不爭的聲譽。

　　對那個時代，現在的一個說法是，「革命壓倒了立憲」，但這與史實相悖。1911年11月14日發布《中華民國鄂州約法》（編者註：此約法由宋教仁起草，大致時間為1911年10月2日至11月13日之間，當時宋身在武漢。發布時間有11月9日、14日或16日的說法。），在「革命」最初時分就徑直步入「憲政」，即令還處於戰爭時期，就將孫文所稱「革命的軍政階段」的政綱完全摒棄。而在此前，兵營槍響當夜，當起義士官忙不迭涌到咨議局搜查自己領袖的時候，議長湯化龍就早已等候在那裡。湯化龍為代表的議會黨人，一開始就參與並領導了起義，用咨議局的身份賦予起義以政治意義，在安定民心，更在領導層里發揮重要作用。

　　十四個起義省份中，至少有八個是咨議局主導或領導的。咨議局的身份，使得起義平和或至少最大限度減低了流血與暴力，極其從容地得到民眾的認可與支持。以省為單位均衡觀察，議會黨人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不是追隨者，更不是抗拒者。在突發的事變面前，議會黨人比同盟會更早擔當起領導責任，相當程度地可以這樣說，即，「立憲領導了革命」，以《鄂州約法》論，還可以這樣說，即「立憲規範了革命」。《鄂州憲法》非常清楚地擺開「三權分立」的權力格局，同時也規定了「行政責任制」以及行政長官和議員的民選任期制。

　　起義爆發時，黃興、宋教仁並不在場，漢口失守，漢陽不支，在武昌岌岌可危的時刻，軍事總指揮黃興與宋教仁匆忙出走。說這樣的領袖是革命的領導，既罔於史實，也有嫌取辱。至於孫文，當他蹣蹣跚跚晃出洋輪時，唐紹儀和伍廷芳間議和談判基本結束，就等著袁世凱把勸退的戲演足了，革命暫且告歇，自後亦不再起。自打踩穩上海的那爿碼頭開始，在「革命」大勢已成的情態下，孫文只著著實實領導一場給自己加冕總統的儀式表演。

　　這樣，革命最初的模樣，不僅是「憲政」的，還是「民主」的。《鄂州約法》的制定，有革命黨人，議會黨人，也還有起義反正的文武官僚，各方利益和意願都能得到平衡，實現的是「共和」，避開的是「獨裁」。思想意境之高，可堪為各省楷模，還可用作南北政治磋商的模板，以致最終升級為《憲法》。「憲政」、「民主」、「共和」，中國現代政治的胚體，在其剛剛形成的時候，就受精於現代思想，結成第一顆種子。在這幅形象里，如今我們仍在期待的那些，在那一時刻，有著全部的可能。

　　共和的原則，民主的方法，憲政的理念，這一切，以孫文抵達上海那一刻開始，遭到革命黨人的全面的背叛。「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中多有各省咨議局議員或咨議局委託代表，但在革命黨人的槍杆子威懾下，這個聯合會宣布解散自己，並宣布新成立的「參議會」只能由各省都督派員，不得由各省咨議局的代表出任。這個在槍杆子脅迫下的政治決議，孫文、黃興、宋教仁及陳其美等的狂妄作為，是對共和原則的背叛，是對民主的強暴，對憲政理念的踐踏。這些人的政略是：在我的地盤，就得我說了算，在我的槍杆子下，我就是老大。此招得手，孫文等以為經驗，然後力迫袁世凱立都南京投網就範。日後，北京演出一場兵亂將其蕩然，袁世凱分明讀出這些背叛者的處心。

　　倘若說暴力反抗並推翻專制就是革命的話，此時，革命黨人已經抹去了革命本意，他們要實行，也開始實行的是暴力政治，暴力鎮壓和驅逐當日的盟友，不是暴力從清廷那奪權，而是暴力恫嚇和排斥盟友，只由自己掌權，簡言之，就是暴政。自暴政一開始，議會黨人就以與堅決的譴責和反抗。不助紂為虐，這是他們正直的選擇，哪怕革命黨人對同黨或對手的殺戒已開，江蘇、湖北的議會黨人仍面不改色，義正詞嚴，堅定抨擊這些倒行逆施，明確指向「亂世禍首」孫文。

　　其時，南北兩立還未融合，國民尚待清室退位，面對專制意義的革命還未完成，國家甚至猶有分裂的危險。即使這樣，革命黨人都不惜剪滅自己的同盟者。明知自己遠弱於北方軍事和政治集團的強勢，也不容持有政治異見同盟者站在身邊，哪怕在政治博弈中輸得一塌糊塗。直到自己成為千夫所指的流氓，連自己的黨人都懷疑是否無賴，險為孤家寡人的孫文不得不徹底交牌，想額外得到的一個也沒拿到之外，下三濫的手法，把中國政治舞台攪到只剩下兩個痞子的流氓對局，而且，袁世凱應牌上吟吟後手，大勢上還悠悠撤軍，老道地贏得眾望所歸，道德上和民意上的，把革命黨人生生坐死。

　　但立憲黨人，也就是此文所稱的議會黨人，還沒有放棄自己的憲政努力，但那是另一段舊去的故事。中國的憲政，中國的民主，中國的共和，曾經那麼真真切切地近，以至於覺得手指摸過的那種顫顫，倏間煙消雲散，至今不現。每每回望，禁不住潸然。

　　作者為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