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西伊：屬靈派與抗日運動

姚西伊/文

1931年「九·一八」之後，中國基督教界曾經發生過一場關於「戰爭」與「和平」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大致有唯愛主義、武力抵抗派以及處於二者之間的中間派三種聲音。在整個討論之中，神學自由派與社會福音派的投入最深，聲音最強。甚至可以說，這場討論基本上是由他們支配的。

然而，正如美國學者裴士丹(Daniel Bays)所指出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基督教史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即是獨立的、保守的教會與傳道人的出現。[1]保守派團體的壯大和如火如荼的奮興佈道運動使屬靈派迅速崛起，成為教會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不過，在「戰爭」與「和平」的社會倫理的討論中，屬靈派似乎始終默默無聞，從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這決不是說，他們對世上戰與和的大事毫不關心，對國難無動於衷。[2]屬靈派從來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避世清修者。他們感受著世態的炎涼，必須本著信仰對人生和社會的經驗做出反思和詮釋。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思想體系中的確包含著特定的社會歷史觀，儘管這社會歷史觀也許相比較而言並不博大精深。隨著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民族危機的步步加重和國際局勢的持續緊張，屬靈派與他們的同胞們一道承擔著國難家仇，自然要給予時局以較多的關注，並且要從信仰的立場做出回應。他們在「九·一八」之後針對時局所發表的言論既反映了屬靈派傳統的社會歷史理念，又進一步強化了這個理念，以及與之俱來的對基督徒在世使命的理解。因此，屬靈派在國難和抗日問題上的思考與討論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標本或窗口，使我能夠較為清晰、集中和完整地看到他們社會和歷史觀的基本脈絡。

一

在中國教會屬靈派的思維中，加爾文主義對人的罪性與神的主權的強調向來影響甚大，本源自路德主義和再洗禮主義的教會與世界的對立論也產生過極關鍵的塑造作用。其結果便是屬靈派一般對人類社會持有基本上負面的估計，認為此世為罪惡所充滿，為魔鬼所轄制，總的趨勢只能是越來越惡化，走向毀滅，只有等待基督第二次降臨才可徹底改觀。而在保守派人士看來，「九·一八」之後國際、國內日益動蕩、混亂的局勢恰好為他們的社會歷史觀提供了佐證。當時保守派人士所發表的言論都普遍地表達了這一點。譬如，「九·一八」之後，有人從人類始祖犯罪說起，來證明今日亂局的必然：「自從撒旦混進世界的舞台，虛偽的罪惡，即布滿了整個人心。亞當夏娃首先學會了偷竊，該隱遂著演成第一次流血的殘劇。從那時起到現在，撒旦老是耍這把戲，他趁機作那罪惡的播種，即是日本這次的逞凶，和不負責的推諉，也無非是當年始祖們和該隱的俗套而已。」[3]而對世界醜惡、混亂狀態的描述和定性則更為常見。下面這段話相當典型：

我們不要看錯了，以為世界愈文明，罪惡愈減少，其實是世界愈文明，罪惡愈加增的。因為現在的世界，不是耶穌為王的世界，乃是魔鬼操權的世界。所以現在之所謂世界文明，並不是真（精神的）的文明，乃是假（物質的）文明；在這所謂文明的幌子之下，是隱藏著許多猙獰的惡魔的。我們以前以為姦淫邪盜、殺人放火就算為逆天大罪，到了現在，炸彈毒氣大量屠殺平民，卻算為平常的事了。以前個人與個人之間，失了信義，還為眾人所唾棄，現在國際之間，任意撕毀盟約，破壞協定，卻不以為希奇了。

這種世界罪惡之愈演愈奇，愈演愈凶，乃是聖經所明示，也是我們基督徒所熟稔的；所以我們今日看見日本軍閥，向我們這樣無理的，殘暴的侵略，乃是這世界必有的事。……在直的方面查歷史，在橫的方面觀全球，何時何地，不有這種罪惡的殘劇呢？[4]

倪柝聲在1940年的一篇講道中高度歸納了世上種種亂象的屬靈意義。他認為：

今天的世界一塌糊塗，民攻打民，國攻打國，到處有爭戰、饑荒，這些乃是撒但的作為。以世人的眼光來看，國與國因敵對而爭戰；但在神看來，他們乃是聯合一起的。……我們需要看見，戰爭乃是背後的撒但所管理的。真實地說，國與國打仗，不是一國把敵國打倒，乃是敵對的雙方叫基督徒跌倒。[5]

這種看法清楚地反映了倪的二元化的世界觀。

在這樣一個頗令人悲觀的世界上，屬靈派在他們的末世論里找到了希望。馬太福音24章4－14節給他們解讀當前形勢提供了最清晰的線索。帶著對耶穌再來的企盼和聖經中預言的篤信，他們發現世界的亂像似乎在預示著末世的來臨：

「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太24：6）……到了現在，這一切預言的事情都逐漸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增加了不少的信心，確信他言語是不能廢去的。

現在打仗的事情和風聲，無時不湧進我們的耳鼓裡，繞在我們的心坎中，而這一切的槍炮聲，正像告訴我們，叫我們應當趕快地預備，等候，歡迎榮耀之主蒞臨。[6]

在屬靈派的眼中，世界的狀況無疑正在印證神給其所定的罪，世界的走向正在沿著聖經的預言展開。對於處在戰亂中的人們來說，這種信念確實具有相當強烈的安慰和引導作用。

在屬靈派對當時形勢的這種認識中，我們可以看到前千禧年主義的痕迹。特別是在王明道對當時社會與形勢的看法中，前千禧年主義的影響則更為突出。在1936年春寫成的題為「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的文章中，王明道明白無誤地陳述了他對人類歷史演變的觀點：「聖經告訴我們說，這個世界是要一天比一天敗壞，一天比一天邪惡，因此社會間的禍患痛苦也必定一天比一天加增，直等到這個世界惡到極點，便要有一場極大的災禍臨到。這場災禍是神向惡人所施的刑罰，也是人類犯罪所結的苦果。這種道理與我們在世界上親眼所看見的事實是完全相符合的。」[7]

倪柝聲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也一樣鮮明。他曾在1936年比較了基督的兩次來臨，以此來解說基督徒對國家和社會問題應持的態度。他說：

基督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主要是完成了對付罪的工作，拯救了人脫離罪，叫人得著新的生命。基督第二次來的時候，才是來解決這個社會的一切問題，更新一切的政治制度。……基督第一次來，只救我們個人，沒有對付這個世界和它的制度，也沒有對付社會問題。基督第一次來，只解決屬靈問題，沒有對付物質問題。但他不是不解決這些有關國家、社會、國際等等的問題。基督是要來解決這一切的問題，而且要徹底解決。[8]

不言而喻，在屬靈派的這種歷史觀看來，至少在現階段，人類歷史並無進步可言，戰爭與災禍在現世也不可避免。這是對自由派和社會福音派社會理念針鋒相對的挑戰。在同一篇文章中，王明道便批評了所謂「物質文明逐漸進步」、「人類信仰與道德不斷高尚」的說法，[9]又指責相信這個世界可以實現和平的人說：

可惜現代多少人竟是這樣昏聵無知！所行的路都是向著災禍走去，心中卻作著和平的夢，口中卻唱著和平的歌。欺了自己，還要騙別人。於是造出什麼「促進和平」、「建設天國」、「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等等的說法來。不信的人這樣做並不足奇，最希奇的就是許多稱為基督徒的，稱為傳道士的，也不顧事實，不信神的話，隨著世人喊那虛偽的和平口號，麻醉自己，欺騙別人。他們喊著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遲早有一日正在世人作著和平之夢，唱著和平之歌的時候，災禍就忽然臨到他們。[10]

這就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唯愛主義者，把他們為之奮鬥的理想說成是與歷史趨勢根本相悖的無法實現的夢想。

另一方面，王明道並不否認基督教的最終理想是一個和平的國度。事實上，他也非常想往《舊約·以賽亞書》2章所宣示的化劍為犁的理想狀態，憧憬一個「全地的人都要歸向神，敬畏神，遵行神的道。世上再沒有戰爭、兇殺的事，軍備完全撤除」的「大同的世界」、「黃金的時代」[11]。不過，他按照前千禧年主義的思路認定，這理想國只有當基督再來把眾聖徒接去，人間經歷大災難之後才會在地上建立。而且這新天新地決不是人類所造，而是基督審判和打碎列國之後建立和治理的。[12]這又從兩個方面否定了社會福音和唯愛主義的理論預設。其一，基督教理想中的公義、和平的社會不可能在當前社會的基礎之上經由逐步改革而確立，而只能在現世毀滅之後，在未來出現；其二，這理想社會不是經由人的努力完成的。所以，王明道拒斥「黃金的時代是借著人的種種努力漸漸造成的」這一說法，指認這種人本主義色彩頗重的說法「與神在聖經中所顯示的真理不合」，並且「今日教會中有一班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和傳道人，不信聖經中所記載神的這些寶貴的應許，同時卻從聖經中抽出幾段世界將要和平的話來，牽強附會地硬說那就是人用宗教道德科學所造成的天國。」[13]

倪柝聲則把當下的整個世界描繪為一隻「又大又破舊的船。……沒有一處是中用的，所以只救人，不管船了。」他進一步發揮說：

我們相信，今天世界上一切社會問題、國家問題、制度問題是完全不能解決的，唯一的方法是索性不要它，問題也就跟著完了。當主所造的新天新地來到的時候，這箇舊天地舊世界，聯帶著一大堆舊問題，自然就都解決了。我們今天不去解決那些問題，我們只救個人。雖然我們救了個人，社會會受一些影響，但是我們的目的卻不是來拯救這個世界。[14]

他又從他對基督來臨的解說出發，主張在現階段，「你我所注意的，也只能注意個人得救的問題，叫人屬靈的問題。這些問題得著解決，才是神今天的工作，也是我們每一個屬神的人的工作。」[15]歷史的發展總在神的計劃當中，信徒不必越俎代庖。「我們看見這一切的事，神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而且也定了解決的步驟。對於這一切的事，神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你不要急，也不要忙，不要急急忙忙地出主意說，該怎麼辦怎麼辦。」[16]這等於批駁社會福音派既搞錯了社會變革的時間，也搞錯了變革的推動者是誰。無怪乎倪柝聲明言，社會福音之類的進路是「不認識主工作的次序」，「此路不通」[17]。

二

屬靈派的這種社會歷史觀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對神執掌和支配歷史的權威的確信。因此，從民族的命運與遭遇背後都可以察覺神的意志。本著舊約聖經所記載以色列人與耶和華關係的歷史，許多屬靈派人士總結出，並且篤信這樣一條規律：當一個民族或國家順服神、行公義的時候，她就會蒙神的看顧；當她背離神、行不義的時候，她就會品嘗神的憤怒。循著這樣的邏輯，他們常常指出，中華民族之所以迭遭患難，歸根到底是因為國人信仰和道德上的敗壞，而招致了神的懲罰。正如王明道所言：「我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們今日的遭遇就是全國人民悖逆不認識耶和華，任意妄為，硬心犯罪，所招來的。……既悖逆了神，一切其他的罪惡便如江河決口，洪水橫流了。……在這種景況中，我們還能希望國家民族的前途有光明與和平嗎？」[18]而部分中國基督徒不能保持聖潔，甚至與國人同流合污，就更應該自省，承擔責任。難怪有人質問：「神的憤怒，臨到世界和中國，是否因為我們基督徒沒有脫離舊人的原因？以色列人何時遠離神，何時便有國難臨到，那麼我們豈不當猛醒嗎！」[19]

自然地，在屬靈派人士看來，中國扭轉國運的關鍵所在既不是整軍經武，也不是文化重建，而是徹底悔改，歸向上帝。這神學上的根據便是「上帝是公義的，是信實的，只要你能悔改，他的義怒，馬上就可以收回。」[20]所以，儘管中國已病入膏肓，危若累卵，「我們如果全國一心，悔罪改過，向上帝求恩，難道上帝就不聽我們的呼籲？這是一定聽的，不過要我們肯悔改祈求啊！」[21]王明道也曾非常堅決地宣布：「如果我們希望全國禍患減少，如果我們希望享受和平，只有群眾痛心悔改離棄罪惡誠心歸向神。若不走這一條路，其他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中國悲慘的命運決不是借著其他的方法可以挽回的。」[22]

悔改歸主不但上可以挽神意，而且下可以促成天國的早日來臨。在屬靈派的神學思想中，一切的社會問題總會被歸結為個人靈魂的墮落，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淪喪。因此，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並非社會福音派所倡導的社會道德與文化改造，而是福音的傳播與靈魂的拯救。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中，這種經典的思路依然左右著屬靈派對時局的意見，促使他們發出這一類的言論：

制裁罪惡的唯一辦法，就是宣傳福音。因為宣傳福音，有極切實雄厚的制裁罪惡勢力：1、可以叫人知道罪悔改；2、可以叫人崇善好義；3、可以叫人敬神愛人；4、可以團結善義的力量；5、可以制裁殘暴的行為；6、可以促成天國的實現。照這些效能看來，可見無論是促成國家的興盛；增進善義的能力，抵抗暴力的侵略，制裁罪惡的兇橫；為自己計，為國家計，為世界計，為子孫計，都是有密切關係的。[23]

倪柝聲曾借著這個時機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屬靈派的傳統立場。在他看來，「因為神今天要我們基督徒所作的工作，就是救人脫離罪，叫人得著神的生命，……我們的工作就是救人脫離罪，叫人得著神的生命。」[24]這樣，基督徒在世上的使命是非常明確的。然而，世上種種問題的產生歸根到底「是因為人有罪。因為人壞了，人與神為仇為敵」[25]。「有好些主義都很好，但是由壞人來作，就沒有一個好主義能實行出來。」[26]故此，個人的得救還是會產生間接的社會效果和影響。倪柝聲說：

當一個人得救之後，他自然對於社會是有益處的，他自然對於社會國家一切的問題都是有益處的，……我們只作一件直接的工作，就是去救人，其結果自然就影響到國家社會，不過那個結果完全是間接的。我們所注意的是屬靈的問題，但是物質問題自然會受到影響。我們注意的是個人，但是社會自然就受到我們的影響。[27]

換句話說，社會的改造決非基督徒努力的方向，但良好的社會影響又是基督徒品格的必然而自然的流露。倪柝聲沿著同樣的思路來理解信徒「光」與「鹽」的角色。他反對有人依此斷定「我們該出來，把這個世界造成一個光明的世界，造成一個乾乾淨淨的世界」，而宣稱：

我們是光，不是去焚燒賭具，懲罰壞人，改革社會，或是作類似的事情；乃是說，那裡的人本來不知道這些事是壞的，但是因為有基督徒進去，人就覺得出來這些事是不對的，因為光把一切顯明出來。……鹽的作用就是叫東西死而不臭不爛。……我們乃是世上的鹽，只叫那些死的制度不再臭再爛，而不是去改革他們。[28]

在風雲變幻，世事動蕩的日子裡，倪柝聲一再地告誡信徒們，「我們今天就是好好地作個基督徒，不必想去改變政體，改良社會。我們一切的盼望，就是等候主的再來。他一來，一切的問題都要解決。」[29]同時，信徒們必須警醒，撒但在操縱戰爭等手段對上帝的子民們展開攻擊。「在這些日子，我們沒有功夫去玩樂，我們要專一地禱告。……求神管理一切的局面，叫神的兒女不至於跌倒，並叫福音依舊能夠廣傳。」[30]

對某些屬靈派人士來說，宣傳福音的社會影響會比倪柝聲的看法更為直接，甚至當下即大有助於解決中日爭端，實現和平， 「因為日本人若得了這永生的應許，便強如得了東三省。中國人若都信了真道，全國也就一定和平起來。這一種和平的真諦，是超過一切的號召的。」[31]而那些思想上受前千禧年主義影響者，常常把戰爭看作末世的徵兆，強調宣傳福音是和平之君再來的先決條件，因此強化了傳福音、救靈魂的緊迫性。誠如有論者所言「在基督尚未復臨之前，福音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證，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因為福音必須普遍，然後末期才來到，神的國才能降臨在地如同在天。而我們要盼望天國早日降臨，實現在地，那就應當趕緊把這福音傳開。」[32]世界的邪惡、悔改的必要與傳福音的急迫均是中國教會內保守—基要派神學傳統的重要主題，也是他們眼目中基督徒在世的唯一真正使命。「九·一八」和抗戰的爆發不但沒有迫使保守派弱化或放棄這些主題和使命，反而更新和強化了對它們的篤信，因為它們又成了解釋民族危機的鑰匙和解決危機的根本出路。這使保守—基要派與社會福音—唯愛派之間在神學和社會觀上的認識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前者對後者在在依賴世俗的運動和人類的努力而非神的大能十分不滿，批評之聲時有所聞。下面這段話頗能表達保守派的立場：

國聯的能力不能使世界和平，非戰的公約不能停止世界的惡潮，這都是虛偽的欺詐品。要找真正的和平，唯有到天國來到時，假若我們願天國來到，除了宣傳福音別無他法，除了主的名以外，沒有名能借著設立和平天國的。新神學派的謬說，正是撒旦作工的詭計，利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叫人類離卻上帝，依靠自己的結果，只有失敗，連永生也沒有的。因為他們並不是福音的宣傳者，他們的言論離開聖經，他們是一群撒旦的走狗。[33]

毫不奇怪，「九·一八」之後，屬靈派在工作實踐上人仍然不改初衷，大致堅持以宣傳福音、靈性復興為教會工作的重心。抗戰前一年，王明道曾這樣鼓勵基督徒們說：「現在我們既已明白神在世界上的計劃，便當照著神的旨意向前進行，靠著主的大能大力，追求作完全的人；遠離一切罪惡和神所憎惡的事；忠心去作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本分；善用機會為主作見證，引領他人同來接受神的救恩，在神的光明中行走，預備迎接那榮耀的日子來到。」[34]這段話頗能代表當時屬靈派對基督徒在世上的任務的理解。在當時屬靈派討論時局的文章之中，「宣傳福音」、「努力佈道」[35]、「救靈運動」常作為救亡的主要對策被提出來，所謂「救國救世的、制裁罪惡的要圖，乃是宣揚福音。這宣揚福音的重責，已經放在我們基督徒身上，我們在這國難期中，是更要為這事努力的了。」[36]屬靈派所關注的任務其實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追求聖潔與傳揚福音。它們乃是屬靈派一向為之奮鬥的目標，與當下的動蕩局勢的確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只不過適應抗日的需要而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必要性。

三

不過，如果說「宣傳福音」即可以概括這一時期屬靈派對國難的全部反應，那也是不正確的。的確，「宣傳福音」可說是他們言論中最常見、最有支配性的一個主題。但除此之外，有些屬靈派人士還是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應對策略。這些主張的多樣性尤其是在那些不太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人士中較為常見。或出於較少前千禧年色彩的社會歷史觀，或出於樸素的民族感情，他們主張基督徒在側重「精神上」的事務和「救靈運動」的同時，應該兼顧「肉體上」的事物和「救國運動」[37]，甚至提出：「單講『救國』的，固屬是錯了方針，但單講『救靈』的，也未見得十分高妙，時至今日，道德斫傷，國家危亡，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我們只能雙管齊下，缺一不可。……在靈性方面,與空中的惡魔爭戰,消弭他那『殘民以逞』的毒心，在肉體方面，與那萬惡的倭奴爭戰，打破他那『大陸政策』的迷夢。」[38]有的人還拓寬了「宣傳福音」的含義，主張：「所謂宣揚福音，它的方式，不只是用口講，也可以用錢傳，用力做；在行為上，在工作上，尤其是在這國難的前方後方，種種服役上，都是我們宣揚福音的機會。」[39]這樣的觀點無疑體現了對社會生活和抗日運動一種更為積極和參與的態度，不能不說是對保守—基要派傳統立場的突破。

本著這種較為積極入世的態度，一部分保守派人士也曾對武裝鬥爭的正當性問題進行過思考。他們珍視耶穌言行中所彰顯出來的博愛與和平精神，說：「我們十二分相信世界的國家，都是上帝子民的集團。神並不願他的孩子自相攻打。」[40]他們也反對那種盲目的、侵略的民族主義。[41]同時，他們一般承認中華民族自衛的權利，對唯愛主義所倡導的非暴力不抵抗持批評的態度。有的人從聖經中找出根據為武力抵抗辯護說：「我們站在肉體的立場，自然有持戈禦寇的責任，從以色列人的歷史上，來推擴到現在的中國。強鄰無端的欺負，我們為自衛而戰，也是絕對在神方面可蒙原諒的。先知尼希米的自衛政策，和大衛王的努力殺敵；這都是在聖經上的前轍，那喪國辱民的事，只有不長進的西底加，和認賊作父的老希律，才幹得出來。」[42]有的人從神創論的角度來論證人的自衛權利：「上帝當初造人的時候，原知道人的爪、牙、角、毒不及禽獸，所以特賜人以自己的靈氣，叫人能分辨是非、善惡，自己想出辦法制止外來的壓迫，保障自己的安寧。」所以，唯愛主義的錯處在於：「如果我們看見外面的壓迫來了，不加抵抗，反倒引頸受刑，美其名曰：『我是酷愛和平，采無抵抗主義。』唉！這樣的人，豈不是羞辱上帝嗎？」[43]也有人對唯愛主義的實質有較深刻的認識，指出所謂「無抵抗」的內容「是要以愛心挽回惡者的，並不是如東北將校的退讓」[44]。但是，總體來說，保守派人士是站在武力抗日一邊的，而且他們為此採取的辯解進路與自由派內的主戰派頗為接近。在基督徒參與抗戰的具體措施方面，保守派與自由派人士之間也有不少共同之處，舉其大者，即有為國祈求得勝與和平，[45]「捐輸救濟」[46]，乃至親身參戰。[47]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九·一八」之後，屬靈派沒有、也不可能超然於國難家仇之外而無動於衷。時代的旋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只是促使他們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並且針對形勢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解釋與建議。他們也沒有完全置身於當時中國基督教就「戰爭」與「和平」、「唯愛」與「武力」所展開的大討論之外，而是以這場討論中的另類與少數派的面目出現。他們的言論表明，他們要麼把暴力看作是現階段人類社會中必要的邪惡，要麼鼓吹民族自衛的正義性，所以，他們絕不是唯愛主義的同道。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對唯愛主義的挑戰比自由主義主戰派更為深刻，更為全面。從上帝的意志，到社會的發展趨勢，再到基督徒的責任，屬靈派對唯愛派的批判可說是全方位的。另一方面，屬靈派與唯愛主義的自由派批評者或懷疑者們在基本的神學框架和社會歷史觀上也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分歧。在屬靈派看來，自由派對人類能力和社會進步的樂觀無異於痴人說夢。因此，「九·一八」之後國難家仇和世上亂局刺激屬靈派理清、突顯了他們的社會歷史觀，其結果是進一步拉開了與中國教會內其他神學流派之間的距離。

平心而論，中國教會屬靈派傳統對靈與肉、聖與俗、福音與世界之區分的執著，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歷史觀使得從屬於這個傳統的信徒個人和教會一向專註於墮落世界中福音信息的廣傳與人們靈魂的拯救，而沒有如自由派那樣系統、長期和主動地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追蹤、觀察和思考當時中國和國際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問題，以便使基督信仰更加貼近現實，發揮社會與文化改造的功能。在保守派的思想體系中，社會和文化問題從未佔有其在自由派思想體系中那樣顯赫的地位，他們對當下社會政治問題多採取漠視或迴避的態度。在20世紀上半期中國保守派的絕大部分教會領袖和神學家身上，我們都可以發現這個特點。即使陳崇桂等極少數較有社會關懷的保守派領袖人物，也沒有在社會與文化觀方面取得實質性的突破。[48]這種格局在「九·一八」之後也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不過，屬靈派沒有長期、深入地關注社會和文化問題，並不是說他們沒有自己獨特的社會與文化觀，也並不是說他們對世事變化沒有回應。我認為，屬靈派與自由派最根本的分歧在於他們不同的神學取向決定了他們對教會和信徒使命的理解不同，廣傳福音與改造社會之間的張力也就出現了。因此，在「九·一八」之後的處境下，自由派很自然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參與愛國救亡運動，而屬靈派則把注意力集中在亂局的屬靈意義和信徒如何保守和促進靈命上面。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在不同的層次上各說各話。屬靈派所最為關注的從來就不是為全民族設計一套救亡的方案，他們對時局的某些解讀和對全社會的某些呼籲其實也是以傳福音為落腳點。因此，我們沒有充足的根據說屬靈派的思考和立場排除了民族抵抗和自衛的可能性，事實證明也並非如此。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海內外華人教會在反省自身屬靈傳統的基礎之上，明顯增強了社會文化參與意識。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重溫當年屬靈派的所思所言，而惋惜、甚至批判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過度抽離和冷漠，乃至檢討他們對後來華人教會社會與文化承擔上的負面影響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他們當時對國難家仇的感受是極為深切和沉重的，他們處理的態度也是非常認真的，他們的回應也是儘力的。他們的思考和言論當中不乏值得我們珍視與深思的內容。反思過去，繼往開來，我們是否可以問：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是否已經證明啟蒙運動造成的歷史進化觀其實有很大問題，而早期屬靈派所闡述的社會歷史觀具有重要的洞見呢？這些洞見所天然具備的社會－文化批判意識是否有助於教會發出先知的聲音？以這些的洞見為出發點，結合教會悠久的傳統和中外神學界日後的豐富思想成果，是否可以提出當代中國教會福音主義的社會文化理論呢？對教會而言，早期屬靈派的思想是否可以再次提醒我們教會的非政治性，或超政治性？是否有助於教會在來自左、右政治勢力的拉扯和誘惑之下，始終忠於自己的使命呢？帶著這些問題來回顧歷史，我們將受益良多。

[1] 參看氏著：「The Growth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1900-1937,」 in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t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 by Daniel H. Bay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07-316。在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基督教界語境中，屬靈派、保守派、基要派和福音派基本上是通用的，因此本文也沒有做出區別。

[2] 倪柝聲於1936年在天津的一篇講道中提到：「有的朋友問我說，對於基督耶穌，我是相信了，靠著他的救贖，我的罪得著了赦免，我得救了，可是對於國家的事，對於社會的問題，甚至對於國際間的糾紛，我當採取什麼態度呢？我應該採取消極的態度，對這一切的問題不聞不問呢？還是應當積極地投身在其中，去解決這些問題呢？」（《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六冊，台北：台灣福音書房， 1997年，247頁）

[3] 姜樹藹：「國難聲中基督徒應有的認識和努力」，《真光》第31卷第1號（1932年1月），44頁。

[4] 編者：「基督徒在國難當中應整理的世界觀念」（《真光》第36卷第11號，1937年11月， 2頁）。約一年之後，《真光》雜誌在對待國難問題上的立場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接近中間派的立場，故該雜誌發表的兩篇重要文章放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討論。

[5] 氏著，「世界爭戰與教會的關係」，載《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五冊，81－82頁。

[6] 張庭瑞：「戰亂時期中基督徒不可少的責任」，《真光》第37卷第2號（1938年2月），5－6頁。

[7] 氏著：「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呢？」，《靈食季刊》第37冊（1936年春），23頁。

[8] 氏著：「基督徒對國家社會的態度」，《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六冊，248、250頁。

[9] 參看氏著：「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呢？」 24－25頁。

[10] 同上， 26頁。

[11] 同上， 21－22頁。

[12] 同上， 30－31頁。

[13] 同上，32－34頁。

[14] 氏著，「基督徒對國家社會的態度」，254－255頁。

[15] 同上，251頁。

[16] 同上，250頁。

[17] 同上，258頁。

[18] 氏著：「為什麼我們接連遭遇這樣多的禍患呢?」 《靈食季刊》第86冊，1948年夏，4頁。

[19] 姜樹藹，48頁。

[20] 王蘭蓀：「救靈運動與救國運動」，《真光》第31卷第5號（1932年5月），44頁。

[21] 同上，45頁。

[22] 氏著：「為什麼我們接連遭遇這樣多的禍患呢?」 5頁。

[23] 編者：「基督徒在國難當中應整理的世界觀念」，3頁。

[24] 氏著：「基督徒對國家社會的態度」，251頁。

[25] 同上，250—251頁。

[26] 同上，258頁。

[27] 同上，252頁。

[28] 同上，253－254頁。

[29] 同上，263頁。

[30] 氏著，「世界爭戰與教會的關係」，84頁。

[31] 姜樹藹，45頁。

[32] 張庭瑞，6頁。

[33] 姜樹藹，46頁。

[34] 氏著，「世界究竟能不能有和平呢？」 34頁。

[35] 張庭瑞，5頁。

[36] 編者：「基督徒在國難當中應整理的世界觀念」，3頁。

[37] 參看姜樹藹，49頁；王蘭蓀，39頁。

[38] 王蘭蓀，41、46頁。

[39] 編者：「基督徒在國難當中應整理的世界觀念」，3頁。

[40] 姜樹藹，44頁。

[41] 參看陳崇桂：「主耶穌怎樣愛國」，《佈道雜誌》第4卷第6期（1931年11－12月），6頁。

[42] 姜樹藹，44頁。

[43] 王蘭蓀，42頁。

[44] 姜樹藹，45頁。

[45] 參看張庭瑞，5頁；姜樹藹，44頁。

[46] 張庭瑞，6－7頁。

[47] 姜樹藹，44頁。

[48] 關於陳崇桂的社會關懷，可參看邢福增：《中國基要主義者的實踐與困境—陳崇桂的神學思想與實踐》，建道神學院，2001年，第四章。邢福增指出：「嚴格而言，陳崇桂沒有真正從基要主義傳統中，建構出一套社會關懷的理論，其社會關懷的最大特色，主要是心態上的突破而不是內容上的創新。」（166－167頁）

作者為哥頓康維爾神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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