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錯了，哈耶克是對的

第一章導言：二十世紀的先知

　　一、「世界錯了，哈耶克是對的」

　　公元1989年——1991年，全球狂潮排擊，矗立了半個多世紀的世界性紅色帝國轟然崩頹。其時其刻，人們念念有詞，其中，有一個名字不時飄蕩於那片紅色廢墟之上。

　　那個名字就是：弗里德利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正是他，堪稱這一歷史性時刻的最主要的先知，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哈耶克的幸運在於，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親眼目睹了他一生中主要理念的戲劇性實現。在經歷七十多年痛苦的煎熬之後，他在二十世紀所主要抗拒的邪惡——**主義，終於潰敗；**統治的主要象徵符號——柏林牆，轉眼之間灰飛煙滅。歷史之神居然如此眷顧，這對任何思想家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儘管學術界對他的理論仍然聚訟紛紜，但是，當他兩年多之後去會見其自由主義先驅時，已經足資欣慰，可以死而瞑目了。

　　1994年，為紀念哈耶克的經典著作《通向奴役的道路》發表50周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再版了該書，在其封面上，赫然印著：「近半個世紀前，當哈耶克發表《通向奴役的道路》之時，大多數聰明人嗤之以鼻。」羅納爾德?貝里(Ronald Bailey)如此總結道，「然而，世界錯了，哈耶克是對的。」

　　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奈爾(Janos Kornai)在八十年代末期也寫道：「回顧過去的五十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哈耶克在(同計劃經濟)辯論的每一論點上都是正確的。」①

　　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在授予哈耶克自由勳章時，讚揚他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思想家之一，他勘探了自由的範圍和輪廓。……他革命性地改變了世界之智識的和政治的生活。」②

　　「世界錯了，哈耶克是對的。」一位特立獨行對抗舉世狂潮的思想家獲得如此盛譽，可謂不虛此生了。

　　從他發表第一篇論文的時間算起，在哈耶克學術生涯的六十多年中，其思想和學術涵括面涉及經濟學、政治學、哲學、人類學、法學、心理學、知識論和倫理學諸方面，其研究領域可以被概括地稱為「人類行為學」(praxeology)的統一理論體系。他在每一方面均非淺嘗輒止，而是深刻犀利，入骨三分，真正當得上「博大精深」這一套語。特別是在經濟學和政治哲學方面，其卓越建樹在本世紀的影響既深且遠，並於一九七四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自成一派振聾發聵的學術創穫已改變了歷史，刻在了二十世紀人類精神成就豐碑上。

　　二、思想淵源與傳承

當然，哈耶克的成就並非橫空出世，並非空無依傍。他有其深厚的思想傳承與學術傳承。

他曾從師於維舍和米塞斯，研究經濟學。同時又於1921年在維也納大學獲法學博士學位(J?U?D?)，1923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Dr? rer? pol?)。1943年，哈耶克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科學博士學位(Dr? Sci?)(經濟學)，同年，當選為英國學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經濟學淵源

　　哈耶克學術思想的淵源，在經濟學脈絡方面，主要是奧地利學派，由創立者孟格(Carl Menger)以及維舍(Friedrich von Wiesee)、龐巴衛克(Eugen von Bohm-Bawerk)並稱三傑。後繼並集大成者則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與哈耶克本人。

　　在經濟學上，哈耶克通過維舍與米塞斯，從奧地利學派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主觀主義入手，研究貨幣理論與產業波動，由此從一個廣泛的觀點探討自由市場秩序的運作及其理論假設，也即適當的運作功能所需要的法律與道德條件。於是，越出經濟學的邊界，從自由社會之哲學的發展途徑上，進入政治理論與科學底哲學之領域，然後進一步考察這些預設的政治哲學依據，並在其中精心地提出若干在經濟與政治秩序的明智抉擇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從而進入更廣大的學術領域，建立了貫通性的複雜精深的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理論體系。

　　政治思想淵源

　　在政治哲學脈絡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哈耶克的影響，思想史上劃分出了所謂兩種自由主義傳統(或兩種啟蒙運動傳統)的對比，這一划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風雲流傳，成為對於自由主義的主要分析模式之一。這兩種傳統，一個是英國傳統(English Tradition)，又稱蘇格蘭啟蒙運動傳統，另一個則是法國傳統(French Tradition)，又稱法國啟蒙運動傳統。在哈耶克看來，雖然二者以地理命名，但顯然，對自由主義這兩大傳統的劃分，主要依據的並不是地理的脈絡，而是思想內涵脈絡。

　　在這一划分的脈絡里，哈耶克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傳人。他繼承了英國老輝格黨人的自由主義(Whiggism)傳統，成為古典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的主要代言人。同時，針對二十世紀出現的對於自由主義的兩種主要挑戰——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他作出了賦有原創性的深刻回應，並且幸運地獲得了歷史的輝煌而及時的迴響。

　　所謂英國傳統，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英國人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孟德維列(Bernard Mandeville)、弗格森(Adam Ferguson)、杜克爾(Josiah Tucker)、柏克(Edmund Burke)、佩利(William Paley)、阿克頓(Lord Acton)、巴柏(Karl Popper)；

　　法國人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cu)、康斯坦(Banjamin Constant)、托克維爾(Aleis de Tocqueville)以及圖爾果(Turgot)、康非拉克(E?B?DE,Confillac)；

　　德國人康德(Immanuel Kant)、洪保特(Wilhelm von Humboldt)、席勒(Friedrich Schller)、盧朴克(Wilhelm Ropke)、薩維尼(F?C?von Savigny)；

　　義大利人維科(G?B?Vico)；

　　美國人麥迪遜(Madison)等。

　　這一英國傳統還可以追溯到英國輝格黨人直至古羅馬的西塞羅(Cicero)和古希臘雅典人。

　　所謂法國傳統，在思想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則是：

　　法國人笛卡爾(唯理主義Cartesian Rationalism)，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ts)、重農學派(the Physiocrats)、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cet)；

　　英國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高德溫(William Godwin)、普利斯列(Joseph Priestley)、潘恩(Thomas Paine)；

　　美國人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旅法之後]；

　　這一法國傳統還可追溯到羅伯斯庇爾(Roberspiere)和聖鞠斯(Saint Just)直至古希臘軍事城邦國家斯巴達(Sparta)。

　　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其核心是從經驗主義出發的批判的唯理主義，主張文明生長論和社會演化論，強調一種歷史的、自然的、有機的、演化的和漸進的社會成長，尊重個人自由，尊重法治，反對無限地誇大理性的作用，反對人為的、全盤性的社會設計。

　　這一傳統是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發端的(英國傳統之名由此而來)。事實上，達爾文最初也是從蘇格蘭哲學家的著作中知道社會演化的概念的，並受其啟發，創立了生物演化論。另外，英國的自由觀念，還出自英國歷史上法學家和法官們，如柯克(Edward Coke)和首席平衡法官霍爾(Chief Justice Hale)的經驗和直覺：法律是長期的經驗積累的產物，是人類發展出的最明智的典範之一。英國習慣法的實踐告訴人們，長期的經驗能夠獲得很多創見，由此所導致的法律上的裁決，往往是當事人的理性不能立刻看出其合理性之所在的，但從久遠的效果而言，卻是經受得住考驗的。

　　法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其核心是認為理性具有無限裁判能力，是一種理性萬能論。它強調人類理性的一種超歷史的對社會進行設計的能力，崇拜組織，崇拜人為建立的新社會，新秩序。

　　法國傳統大部分本來源於解釋英國制度的企圖。故開初二者區別不顯，而法國作家的詮釋尤其眾多。到後來，連在英國居領導地位的自由黨人，其思想亦受到大量法國傳統的影響。以至到了邊沁哲學的激進派(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戰勝了輝格黨人後，愈加遮蓋了這兩種傳統的差別。

　　然而，英法傳統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區分二者也是極其重要的。舉其犖犖大者，人們不難發現：

　　法國唯理主義者假定人有天賦的良善(natural goodness)，即道德秉賦，以及智能秉賦，故而能鑄造文明。而英國演化論者則認為文明是通過試錯的過程(trial and error)累積而成，其中包含兩個主要成分：一是世代相傳的明確知識，二是更大的部分，已融匯為工具和制度的未經明確道出的知識，它是我們文明進展的基礎。

　　法國的唯理主義者極其推崇「天賦」「與生俱有」等東西的全能性，對人的理性有極高的信賴。英國演化論者則深信文明的構造非常微妙而脆弱，必須依賴制度的力量來約束並導正人類的原始本能。這種制度並非人所設計，也非個人所能控制。制度正是適應協調社會上各種利益衝突而出現和成長的。「保障生命、自由和財產」的，並非天賦自由，而是制度。

　　受法國傳統影響的邊沁(Jeremy Bentham)說：「任何法律都有害，因為每項法律都侵犯自由。」這一觀點的邏輯後果是無政府主義。而英國傳統則只相信法治下才可能有自由，它主張有限國家。

　　關於人性。英國傳統比較接近基督教的觀點，人必有誤且有罪惡。人性中最普遍的動力是「愛己」(self love)，人生而具有惰性、放縱、愚昧和浪費等天性，只是由於環境和制度的驅迫，他才去選擇取捨，謹慎地運用各種方式去達到目標。而法國的唯理派則對人性持天真的樂觀態度，認定人有天賦的智能和善良，是一個運用理性的「經濟人」(Economic Man)。

　　關於傳統。凡是相信一切有用的制度出自於精巧的設計者，以及相信凡非出於人們有意識設計的一切事物，都無助於人類的任何目標者，必定是自由之敵。唯理論者如傑弗遜則認為：「前人先輩賦有超越的智慧，……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不可增刪不可修正的。」這就杜絕了演化之路。英國演化論者相信制度中凝聚了眾多人「試錯」的歷史經驗，不是某一人所創發的。

　　風俗習慣和道德規範，是一個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們已構成了歷史悠久的傳統，人們遵守此類習俗，並不是出於命令或壓力，很多自己甚至還未意識到，但它已經是此類習俗和道德的結果了。我們生活世界的秩序所以能維持，與上述習俗和道德能獲得普遍的遵守有很大的關係。自動地無意識地遵守習俗、道德和有意識地服從法律，為一個自由社會運作的基本條件。

對於上述不具壓力的習俗規範的遵守，還預留了其他變遷的空間。大多數人的遵守，固然是常態，但也有少數人，不顧社會習俗的普遍非議而我行我素，他亦享有法律下的自由。因為風俗習慣和道德規範有其彈性，因此漸進的演變和自發的生長才有可能。由於此可能性的存在，往後的經驗才可能走向變化或改進。法律，由於具有強制性，因此是相對穩定的，帶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徵。它若變動，必須具備間斷性和齊一性，一旦變動，則對所有人同時有效。

文化的發展，是介於本能和理性之間的演化過程的結果。如果說本能比習慣和傳統來得古老，習慣和傳統就比理性來得古老；無論就邏輯、心理或時間先後順序的觀點來看，習慣和傳統都是介於本能和理性之間的。他們的來源不是所謂的無意識(the unconscious)，也不是直覺(intuition)，更不是理性的理解(rational

understanding)，它們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就此意義而言，它們是人類經驗的積累。儘管如此，它們並不是我們運用理性所歸結出來的③。

　　而唯理主義者的想法則較為單純而直接，只是簡單地把習俗等看做社會進步的障礙，希圖一舉徹底掃蕩之。這從他們對待「迷信」(superstition)的看法上，表現的最為清楚。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者，猛烈地抨擊了已被證明為錯誤的觀念，當然有其歷史功績。但如果將「迷信」一詞用於稱所有未證明為真的信念，則缺乏根據，並且遺害甚多。不相信已被證明為錯誤的觀念，並不等於應當只相信已經證明為真的觀念。如前所述，如果我們生活於社會中且希望有所成就時，必須接受某些共同信念。這與該信念是否真理關係不大。這些信念產生於過去積累的經驗，但那些經驗並不是某人能提出證據而確認的「真理」。事實上，有些過去的信念就曾被人們淘汰過。然而，我們不可能證實或否證一切目前還缺乏科學證據的信念。如果我們把一切尚未獲得科學證據的經驗統統束之高閣甚至決然拋棄，那將從根本上斷送行動的可能和成功的可能。我們採取行動，並不必然以我們已經懂得其中的道理為前提。洞察理路當然是採取適當行動的一種方式，但並非唯一途徑。「水至清則無魚」。倘若我們將社會上存在的一切還未理解闡明的因素，一律剷除，則世界將變成一個單調、死氣沉沉的不毛之地，極其恐怖。

　　以道德律為例。雖然道德律支配了我們的生活，但我們並不知道它們何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它們從何處來，將變成怎樣，對我們有什麼確定的影響。

　　唯理主義者認為自己已經洞悉了人性，所以很容易發現適合人性的道德。但是，他們所謂的「人性」，基本上是來源於人們從口頭或書面交往以及思考中所習得的道德觀念或行為觀念。

　　任何創造和進化都是社會生長和文化生長的一部分，不可能無所憑籍地產生，它們有自己成長的土壤。所以，除了遵循共同規範外，我們別無選擇。就此意義而言，道德律具有工具性，它協助我們獲取其他的價值。我們不必就每一件特殊的事項，都去追問窮究其背後的存在之理。

　　當然，並不是來自任何社會的所有道德觀，都會永遠有利於人類的生存。一個部落的興盛，可以追溯到其成員所遵循的道德律被全民族所接受，因而取得領導地位。但是也有固守其道德觀而日益衰落的例證。指導社群的價值觀孰優孰劣，全靠事實印證。自由社會的優越之處在於，由於人們能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則某一價值觀導致全社會衰落或滅亡的悲劇的可能性極小。因為衰落的趨勢將自行得到修正，或僅限於自甘衰敗的不切實際的人群。而那些能適應的人們，則調整方向，起而代之。而在無選擇自由的社會，則同歸於盡，玉石俱焚。

　　進一步的問題是，大多數同意的道德律，是否應強行於持不同意見的少數？即：有無更一般的原則在前面所說的各種道德律之上？答案是：有。這就是個人自由。「個人自由」是人類經過長期「試錯」調整後發展出來的最一般的原則中的最重要者。可以視之為政治行動中的最高道德原則。這是一項「獨立的價值」，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容許追問它在具體時間中是否產生有利的後果。在每一特殊情況下，人們都容易找出借口說削減自由可以得一些具體有形的實惠，但所犧牲掉的永遠是未知的長遠的根本利益。

　　發現並確定理性的限度，為最重要而困難的任務。我們必須保留不被控制的、理性鞭長莫及的領地，以便既運用理性，又不濫用理性。

　　反對唯理主義，並非主張非唯理主義(irrationalism)或神秘主義(mysticism)。實際上我們仍然需要運用高度的理性，去裁定理性能夠適當發揮功用的範圍，即，明智地使用理性。實質上，指出傳統的文化、器物，典章制度，風俗道德及一切廣義的工具，都是出自歷代人們的經驗、智慧和理性凝聚成長而成，我們這一代人的理性是無法使之完全還原、重現的，是無法徹底推論出其所以然的。獲得這一見識，本身就是高度運用理性的範例。

　　哈耶克並不反對以理性去從事嶄新的實驗，所謂理性的濫用，典型的事例是指：政府擁有無所不至的、高度壟斷的、壓制性的權力，排斥其他一切獨立的權力，排斥一切未經政府認可的新實驗，並宣稱自己具有超越性的智慧，不容許任何替代的方式存在，從而在根本上取消了通過競爭而出現較優方法的可能性。

　　簡言之，一派從自發生長、壓迫不存的條件下尋求自由的本質，另一派則堅信自由必須依賴一個絕對的集體目標實現後才可能實現；一派主張有機的漸進的半意識的生長，另一派則主張獨斷式的教條；一派推薦試錯式的程序，另一派則追求強制有效的統治模型。

　　上述差別只是經過各自的歷史後果出現，即演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態後才昭然於天下的：英國傳統演變成了現代主流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法國傳統經過未曾預料到的複雜演變，促成了社會主義或全權主義的制度的出現。

經濟學成就

　　哈耶克的學術活動經歷了奧地利(維也納)—美國(紐約)—奧地利(維也納)—英國(倫敦、劍橋)—美國(芝加哥)—德國(弗賴堡))—奧地利(薩爾茨堡)—德國(弗賴堡)這樣一個地理遷移過程，其中在奧地利和英國居住時間最長。他出生成長於奧地利，在英國居住了二十年，並最後歸化為英國公民。因此，他的基本心態、智慧和學術淵源主要與這兩國的關係深遠，仔細尋覓他的思想學術線索，也可以看出這兩國文化的痕迹。

　　哈耶克1924年由維也納赴美在紐約研究貨幣理論與商業循環後，不久即返回維也納，並於1927年就任奧地利商業循環研究所所長。該研究所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經濟學家，形成了有影響力的學術集團。兩年後，哈耶克兼任維也納大學經濟學與統計學講師，發表其第一部專著《貨幣理論與商業循環》，從此其學術生涯一發不可收拾。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講演及其出版物《價格與生產》引起廣泛注目。1931年他出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與統計學講座教授，1938年歸化英國國籍。此後，他發表了《貨幣的國家主義與國際穩定》(1937)、《利潤、利息與投資》(1939)、《純資本論》(1941)等專著，建立起一套有關資本與產業波動的完備理論。而他自己非常看重在1937年發表的論文<經濟學與知識>，認為是自己在經濟學上的原創性貢獻。

　　在經濟學上，哈耶克於三十年代早期同凱恩斯(Keynes)有一場著名的辯論。其分歧的要點在於：凱恩斯認為政府的干預能夠在市場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減少不穩定性，克服經濟危機，並改善預期；而哈耶克卻認為政府干預從長遠看必將束縛經濟發展並使經濟形勢越來越壞。

　　從當時看起來，這場辯論表面上以凱恩斯的獲勝而結束。這當然不是由於凱恩斯證明了自己的論點，而是在於當時世界經濟的大蕭條大衰退。其時沒有人會去仔細考察導致危機的原因，也無人有興趣去研究經濟是否會在幾年或幾十年內重新振興了。大家都把希望寄託於國家從外部的干預，例如：嚴厲的金融管制，超常的貿易保護，大規模的國家福利政策等，翼圖使經濟起死回生。沒有人再有興趣聽「市場的自發的調節功能」和「自發的秩序」之類被認為是陳舊的告誡了。於是，在這一段時期內，以(民族)國家主義為重要特徵的希特勒主義崛起，它與共產主義一起，成為國家干預乃至統制經濟的極端派別。甚至在自由主義立國的國家，也興起了以凱恩斯主義為特徵的「新政」，例如在美國就有著名的「羅斯福新政」。

　　上述趨勢，只是到了本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才徹底扭轉過來。這是後話，下面我們將詳細論及。

　　總之，分析哈耶克與凱恩斯的分歧，也許可以追溯到雙方的氣質和民族背景上。凱恩斯是一個設計政策解決問題的人，而哈耶克則更有興趣於分析和推薦可以預防問題發生的法則與制度。哈耶克曾經用一句格言來對比凱恩斯和他自己：「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無庸置疑，人類社會的成功管理既需要「狐狸」，也需要」刺蝟」。而哈耶克，正是這樣一隻巨大的「刺蝟」。

　　政治哲學上的貢獻

　　在哈耶克作為思想家的生涯中，他對鋪天蓋地洶湧澎湃的社會主義思潮投入了極大的關注，更重要的是，他是促成這一全球性潮流的衰落與終結的核心人物。

　　自1848到1948年，在這一百年里，社會主義吸引了大部分知識界領袖人物，二次世界大戰後臻於頂峰。將來的歷史學家或將把這一百年命名為歐洲社會主義時代。

　　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有相當確定的內涵和綱領。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是使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交付國家控制，使一切經濟活動，都納入國家的統一計劃，並走向某種社會正義的理想。社會主義者並宣稱其生產的目的，是用途，而不是利潤。

　　雖然社會主義有各不同派別的區分，例如有主張暴力革命的馬克思派和主張漸進道路的費邊派(Fabianism)，但其間只是方法道路上輕重緩急的差別，二者的最終目標，並無不同。

　　由於所處時代的基本思潮背景，在英國倫敦執教期間，哈耶克逐步轉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並開始了挽狂瀾於既倒的歷史勛業。他全面而深入地批判業已廣為泛濫的集體主義思潮：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主編了《集體主義的經濟計劃》(1935)，出版了《自由與經濟系統》(1939)，指出了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共性，闡述了計劃經濟對個人自由的危害。為了追根溯源，他特別發表專著《科學反革命》，指出，以聖西門和孔德代表的實證主義的歷史後果，他們對西方知識分子的影響助長了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和發展。而上述實證主義主要導因於對自然科學巨大成就的誤解。於是，1942、1943和1944年連續三年哈耶克在《經濟學》上發表《科學主義和社會研究》，從方法論的角度，釐清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基本區別，批評了科學主義的還原主義的信條。

　　1944年，哈耶克發表劃時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這是一部捍衛自由，系統抨擊社會主義的經典。在舉世滔滔的社會主義浪潮前，它力拒狂潮，發出警告，指出了社會主義導致奴役的基本特徵；它以其深刻的洞見，昭告天下；從而永垂青史，聲震環宇。它被翻譯成十一國文字，暢銷於英美兩國，風行於全世界，毀譽紛紜，引發軒然大波。但同時也引起全球性的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深入考察與思考，成為世界性討論的熱點。

　　1947年4月，在瑞士的日內瓦湖畔的培勒林山，哈耶克發起組織培勒林山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共有三十九位經濟學家、哲學家、法官、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文學評論家及政評家出席，哈耶克任首屆會長。該學會會員有：原聯邦德國總理艾哈德、米塞斯、鼐特(Frank H? Knight)、巴柏(K? Popper)和斯悌格勒(G?Stigler)等。學會是一個與哈耶克有相近學術觀點的強調自由的學者的集合，在哈耶克的學術生涯中佔有重要地位。

　　1950年，哈耶克應邀赴美，擔任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社會與道德科學教授。在此期間，他致力於建構自由哲學的完整體系。作為準備性的工作，1951年發表有關思想史的《密爾與泰勒》，1952年發表有關理論心理學的《感覺秩序》，1955年發表有關法理學的《法治的政治理想》。在此基礎上，於1960年，哈耶克終於完成了他的煌煌大著《自由的憲章》，建構起了他的自由哲學的基本體系。以後，在七十年代，又寫成三卷本的《法律、立法與自由》，補充並完善了他的理論體系。

　　哈耶克的體系性著作《自由憲章》，作為密爾(S?J?Mill)上世紀經典著作《論自由》在二十世紀的姊妹篇，使他成了自己時代自由主義的最強有力的捍衛者，也是最具原創性的自由價值的守護者。雖然，二十世紀曾湧起過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左翼和社會主義運動浪潮洶湧，但隨後的歷史發展表明，那已經不過是其徹底衰退前夕的泡沫政治的迴光返照而已。

　　1962年，哈耶克結束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工作，應聘前往德國講學，並成為弗賴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終身教授。1967年，他從弗賴堡大學退休。1974年，他又接受了薩爾茲堡大學名譽教授的位置並前往講學。

　　自由狂飆再起

　　從本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人類思想界的情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經典的自由主義開始了其歷史性的偉大復興。首先，最根本的觸目驚心的事實是，在所有的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無一例外，都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困境、甚至經濟災難，並且這些國家內部都毫無例外地實施殘酷的政治高壓，其次，則是由於西方世界經濟出現「滯脹」現象，這是與凱恩斯理論完全矛盾的，它使信奉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遭遇到嚴重困難，此外，在那些民主福利國家(主要在北歐)，也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停滯。

　　於是，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其時以降，環望全球，從東到西，自由的復興此起彼伏，席捲整個世界。先是，在中國，在瘋狂的「文革」旋風停息後，以安徽省一個村莊的農民冒著巨大的政治危險，秘密立下生死文書，分田到戶自主經營開始，以「四大自由」「三自一包」為出發點的中國經濟自由化浪潮洶湧而起，隨後，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七七憲章」、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以及戈巴喬夫的「新思維」「公開性」和「尊重個人權利」，西班牙、菲律賓、南韓、台灣和印度尼西亞的民主化風雲；……而在西方工業國家，最典型地象徵潮流轉換的就是美國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和英國撒切爾(Thacherl)政府的出現，及其它們引人注目的成功。這就是史稱「新保守主義」(實即古典自由主義)潮流的興起，也即社會主義衰落、凱恩斯主義退潮和哈耶克風靡全球的時代降臨天下。

　　至此，哈耶克的論點已獲得輝煌勝利。社會主義已在全球知識分子中喪失號召力，同時也被民眾所拋棄。其中的主要失敗原因不外如下三點：

1) 以社會主義的方法組織生產，生產效率遠低於私有企業；

2) 社會主義並不比過去的制度有更高的社會正義，反而產生了獨斷的、無可逃遁的等級身分秩序。

3) 社會主義不僅未能實現它許諾的更大自由，而且產生了新的極權主義，其控制和壓迫社會的程度，遠遠超過歷史上的暴君。

　　知識分子的失望主要是社會主義全面剝奪了個人自由。

　　勞工階級的失望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普遍貧窮以及他們與國家交涉的能力遠低於過去與資本家交涉的能力。因為國家僱主的地位是唯一的、壟斷的，勞工無從選擇；同時，工會也已成了官方的一個附庸機構。因此，勞工的政治經濟地位甚至還遠不如前。

　　社會主義以許諾經濟平等和經濟安全為旗幟，他們看來確乎觸摸到了一點人性的脆弱面。誠然，所有的人都希望獲得經濟上的安全保障。但是深入追究，社會主義者的問題是，他們未能區分兩類不同的安全概念：一類是有限的相對的安全，是所有人都能獲得的，對人民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營養保障，因此不至於發生特權。而另一類則是絕對的安全，是無法對一切人提供的「一定的生活標準」，它要求把社會的全體生活水準拉成同等整齊。要達成後者，必須依賴國家強制性地對另一些人的合法收入進行剝奪，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最後造成經濟的衰退、普遍的貧窮以及高度的國家控制。

　　這是哈耶克用清晰的理論語言早就預言了的。而歷史的進展一步步攤開了驚人的證據。

　　遲到的桂冠

　　為表彰哈耶克在經濟學上的卓越成就及其高瞻遠矚，1974年，哈耶克與孟德爾一起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8年，哈耶克已近八十高齡，與社會主義思潮搏鬥一生的他，希望對社會主義來個總的清算。因此，他試圖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正式辯論，辯論的一方是社會主義理論家，另一方是主張市場秩序的理論家。辯題則為：「社會主義是否是錯誤？」但由於某些技術性理由，譬如應當如何遴選社會主義的理論代表難以解決等等原因，因而未能實現這場大辯論。然而，這一設想卻促使哈耶克寫出並發表了其最後一部重要著作：《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精闢而扼要地總結了他的基本思想，並作出了重要的發展和創穫。被列於《哈耶克作品全集》之首，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廣泛注意。

　　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哈耶克對其一生的學術思想作了重要的發展。主要之點在於仔細綿密地分析了延續的秩序(The Extended Order)是人類群體生長出的奇蹟般的極複雜結構，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間，對人類文明的保存和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地位。這種延續的秩序是由一些中心價值和制度成規支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規範。

　　哈耶克在書中對唯理主義作了空前堅決的拒絕。他集中批判了近代西方的四個基本的哲學概念：唯理主義、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過去幾百年間，這四種信條一直是科學的時代精神的代詞。而哈耶克在其晚年這部著作中，對上述信條批判之徹底與堅決令人大為驚訝。這同他過去對於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的褒揚，對巴柏的「批判理性主義」的同情都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對照。他的逐漸疏離經驗主義同他更深地傾心於不可知論構成了某種同步演化的思想歷程。同時，哈耶克也對在左翼思想陣營里極其時髦流行的「異化理論」進行了辛辣的嘲諷與批判，特別仔細地分析了異化說是如何反對現代文明而又無法逃離現代文明的。該書還包含有哈耶克的語言批判，這是他過去的著作里所罕見的。作者分析了在社會主義者影響下，我們的語言如何被變形被毒化。我們應如何應付，以免受這種語言的牽引而進入社會主義思考的陷阱。

　　要言之，哈耶克在本書中，圍繞「延續秩序」這個中心概念，總結並發展了他一生的基本思想，深化和修正了他過去的一些論點，特別是剔除了原存在於其思想中的經驗主義成分，從而完成了他的獨特體系。他強調指出共產主義正在迅速走向衰落，而這一現象特別發生在已經實施共產主義的地區，只有在那些地方才有機會確確實實地感受到這種不切實際的希望幻滅，並使那些在西方一度時髦新穎的左翼理論成為笑柄，並被徹底掃蕩之。

　　1984年，在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提議和推動下，哈耶克成為英國的榮譽院士。

　　歷史的報償

　　自1989年開始，僅僅在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負》於1988年出版一年之後，全球的政治經濟生態突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前述全球性自由主義復興迅速臻於頂點，哈耶克的預言戲劇性地兌現了。這就是1989年至1991年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潰滅。

　　這一大崩潰幾乎是出乎所有研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專家學者的預料之外的。人們一直被一個巨大的問號所困惑：何以至此？

　　西方知識界之所以跌破眼鏡的原因，與長期流行的兩個神話有關：一個來自歷史的類比，一個來自現實的觀察。

　　第一個神話認為，現代人類世界，正在驚人相似地重複古希臘時代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及古羅馬帝國衰亡的兩道覆轍。即，正象當年有較高文化的民主繁榮的雅典被軍國主義的斯巴達所戰勝一樣，也正如繁華奢侈文明的古羅馬被軍事化的東日爾曼蠻族的入侵而消亡一樣，現代自由民主繁榮而奢侈的西方世界也將被高度組織化和軍事化的共產主義陣營所擊敗。

　　而第二個神話則斷言，根據來自現實的觀察所獲得的結論，鑒於共產黨控制國家的嚴厲程度在世界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它消滅了民間社會，消除了任何反對力量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共產黨存在的唯一性就保證了它存在的永恆性。因此共產社會一旦建立，它就將不可逆轉永世長存。而過去的經驗，似乎也暗示了這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陣營的擴張，文明古老的中國被內戰染成紅色，韓戰的僵局，1956年匈牙利起義的失敗，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特別是越南戰爭的失敗，加強了這個神話蠱惑人心的力量。

　　於是，這兩大神話猶如兩朵濃重的陰雲，籠罩在文明人類精神世界的上空。

　　然而，哈耶克卻是一個異數。雖然在其早年他曾為社會主義思潮的泛濫而憂心忡忡，然而越到晚年，他反而越來越擺脫了焦慮和悲涼之霧的籠罩了。他以其獨特的洞察力指出，正是在實驗共產主義國家的內部，存在著巨大的變革力量。因為那裡的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為狂妄和壓迫性的烏托邦，是一個完全行不通的制度。而且那場實驗的失敗已經日益明顯，無可掩蓋了。

　　果如其言，1989年，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的一次解除魔咒的潮流呼嘯而起，掃蕩全球。它證實了哈耶克作為本世紀的先知的獨特魅力，證實了其觀察力之犀利與深遠。

　　1991年11月，哈耶克獲得美國自由勳章。這是對他畢生的工作對自由事業的偉大貢獻和影響的確認與表彰。

　　1992年，在目睹了人類歷史上千年難遇的冷戰結束後，哈耶克那顆與自由事業息息相關的心贓，那顆一直隨這場人類命運之戰起伏跳動的心贓，也隨之結束了跳動。他的生命與他全心關注的基本事業是同時划上階段性句號的。

　　雖然他的學說還會引起綿延不盡的爭論和批評，雖然各種時髦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仍然視他為老古董而對之不屑一顧。但是，歷經苦難和滄桑的原共產主義國家的千千萬萬民眾，卻對他投以極高的敬意；歷史，無可爭辯地眩人眼目地赫然站在他一邊。哈耶克已經獲得了最輝煌的回報。在任何意義上，他都可以平靜地闔上雙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