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語言」的泥淖——中國哲學及其教育現狀的「病」與「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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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言

最近頗想從自己身邊的小事和閱讀論文的實際經驗，談一談目前中國哲學及其教育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言多言少，不成系統，亦不成家。

「古文」是一條滑不溜秋的泥鰍

我從大三開始在南大搞中國哲學的讀書會，到我出國為止已經堅持了三年，可以說是我們南大自發形成的讀書會中間持續時間最久的其中之一了。我搞這個讀書會（我們自己叫做「講習會」），是受了北大同學的啟發，我在參考了他們的讀書會模式的基礎上，加上我自己基於對中國哲學特點的思考對它進行了一定的損益，形成了一套我自己認為很有特色的讀書會模式。

其中有一個點是我認為有「補偏救弊」「起死回生」之效的，那就是讀書會流程的第一項：背誦。

我跟我自己的導師討論過讀中國古書跟讀西方哲學書的區別，其中我們倆的一個共識就是：中國的書不能只是讀過一遍——只是讀過一遍，恐怕只是腦中空空無一物。因為古文就像一條滑不溜秋的泥鰍，思維之手無法在自己的褶皺中捕捉這種起伏與波瀾。所以讀完西方哲學的書，你也許能夠記得它的邏輯，它的論斷，它的範式，總之，能夠獲得一個清晰穩定的印象，也就是思維的手，或者說思維的鏡頭能夠捕捉到書頁中流動的文字背後之意蘊；但讀完一本《莊子》或者《中庸》，這些古文就像是一條泥鰍從你的頭腦中滑過，這種滑溜溜的感覺不是通過閱讀次數的增加而能夠克服的。

如果說，西方哲學是依靠閱讀-文本-書寫這個肉體之鏈而建立起來的說，那麼對於中國哲學來說，這個肉體之鏈內部充滿著反叛與摧毀：文本意味著一種思想性的閱讀的不可能性，古文滑溜屬性排斥著作為一個單純「閱讀者」的主體；而閱讀也很難催生出書寫的源動力，如果我的感覺不差的話，那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閱讀完某部古籍之後，我們的衝動不是「書寫」，而是「默言」——「默言」是由絕對的完美性所襯托下的閱讀者的自慚形穢與讚美之詞。

中國哲學文本啟發我們：我們必須在主體中尋找新的主體，一個並非閱讀者的主體，一個並非思想性的主體，一雙善於和具有滑溜屬性的事物打交道的「巧手」，一個衝破「默言」的封閉以進行書寫的中國哲學讀者。

而這就是背誦。

背誦建構了一種新型的文本關係：並非是讀者與物質性書頁之間的視覺投射，並非是作為符號性事物在思維中的解碼與鎖碼，並非是思想之手對思想對象的捕捉與鉗制——背誦的內容是存在在背誦者之中的內在客體。如果說object（德語Gegenstand），對象，就是那面對我而立的東西，那麼我們怎麼會面對自己的靈魂與精神而立？不，我們在靈魂之中，靈魂構成我們成為主體性的東西，而背誦的內容，就是在廢黜「閱讀者」的一切特權，對「唯一的凝視者——思想著的人」進行繳械，而把自己交給更加悠長綿密的歷史之手中，

背誦：這是通過一種新型的主體關係而學會的與別具一格的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在使用我們除了「思想者」之外的另一種理性者的能力：「記憶者」。只是這種記憶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到了經由它可以讓一個並非與我的經驗直接掛鉤——甚至有時候是咫尺天涯——然而卻畢竟寓居於我們的經驗中的古老魅影現形的地步。這種經驗它不隸屬於私人，而是天下之公器；它並沒有過濾乾淨歷史的泥土所累積下來的土層中的雜質，而是從這種雜誌中汲取生命之活力。這種親熟的記憶關係，這種超越了書頁只在背誦者頭腦中存在的語言形態，是中國哲學——或者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及其教育體系的專權。

「親熟的記憶」之幻想：真知還是熟知？

背誦，建立了中國哲學學習者與中國哲學的第一層親密關係。

正如閱讀，建立了西方哲學學習者與西方哲學的第一層親密關係。

也正如閱讀者宣稱以理性為一切的度量衡，記憶者以它所記憶的事物的準確性與親熟度為一切的度量衡。

這就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墨子講過一個很有名的故事：你問一個盲人，你知道什麼是紅色黑色這些顏色嗎？瞎子可能會說，我知道啊，紅色是如此如此這般的一個顏色，黑色是如此如此這般的一個顏色。但是如果你讓一個盲人切切實實地去辨別「這個紅」與「這個黑」的時候，他就要為難了。

為什麼？因為熟知不等同於真知。如果說背誦給予了我們與具有「滑溜屬性」的文本打交道的技巧，它卻有一個本質性的缺陷：背誦者的「純熟」傾向於製造「真理」的幻想，這個真理的幻想，是被記憶者的言辭所堆積出來的。

那些認為道不可說的人，說得最多

我想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幾個月前，一個學弟和我抱怨，他和另一個同學主編我們系的一份學術刊物，但是這位主編和他有很多理念上的分歧，尤其是在徵稿文案的問題上。這位學妹認為前一任的徵稿文案是按照西方哲學的理路寫出來的，充滿了空疏無意義的語言；她自己寫了一份用中國哲學寫出來的文案。

我並不想對這兩份文案進行任何點評，我只想討論，為什麼學妹會覺得她寫的內容更「實在」，而第一個文案更「空疏」——在這裡，「實在」與「空疏」更多的是一種心理體驗，而不是一種哲學範疇。我們在讀了第一個文案之後，會覺得文辭華麗，高深莫測，但看過了卻又好像什麼都沒說——這就是「空疏」的體驗。然而第二個文案是否比第一個更「實在」？

這位學妹的意思能夠代表很多「中國哲學愛好者」的共識：如果說哲學是愛智慧，那麼中國哲學更多的卻是對「道」的追求，「道」是一種存在上的「終極實在」與境界上的「分限泯滅」。她說：

「哲學」在中國本身就是晚近一詞，以「哲」論儒釋道本身就只能看到「哲」話語權下的儒釋道，邏格斯中心論下的「中哲」畢竟狹隘，「道」也無法被說明，故更無法在「語言」下討論，所以這樣的「道」在「哲學」研究者眼中缺乏討論的意義。既然如此，我也無法剝離大家對中哲世俗的見解，更覺得在本身就意味十足的「原典」下不適宜濫加辭藻解釋，憑吾之力只能「述而不作」。

如果翻閱近十年來關於「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的論文，我們會發現其中很有一種「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觀點與這位學妹的觀點合拍：「道」的不可言說成為了中國哲學合法性的鎧甲，而這副鎧甲也一定要陪著「邏格斯霸權論」的寶刀。所以一方面是我自身的無法被言說不再是一種缺陷，而是我之為我的關鍵特色；任何妄圖用西方哲學進行言說的行徑，都是霸權主義的流氓行徑。一方面是不可被「語言」說明，另一方面又變成了不可被「西方哲學語言」說明，這虛虛實實、進進退退之中，就給自己的自圓其說留下了轉圜的餘地：我可以用「述而不作」的方式言說「道」，但卻不能用西方哲學的語言言說「道」。

何以古文就能夠言說不可言說的「道」，西方語言就不可以，這在聰明學子的腦子中，卻未必見得有多少思考。

這種辯護可以說乍看起來是有力的，但是仔細想想，卻是虛偽透頂。所謂「不可言說」者，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翻開知乎中國哲學專欄，浩如煙海的操著各種原典語言進行言說的答案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叫囂不可言說，「述而不作」；一方面卻是說不可說以至於癲狂，說不可說以至於「不可說」成為一種「大說特說」的卷首語。

「須知潛龍勿用，吾等卻敏而好學，只願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這位學妹文案中的句子，以她所謂「述而不作」的姿態，從《周易》《論語》中把風馬牛不相及的句子，在一個破碎不相干的語境中可憐巴巴地粘貼起來，強說一大通，就是今日中國哲學教育的一個「大病痛」。

自我麻痹，自我沉淪：「語言的鴉片」

背誦者的鴉片就是「古文」。為什麼基要主義者對自己的傳統充滿驕傲，而這種驕傲只能通過一種「無法說明」的「說明論證」來進行迴環往複的曲折辯護，這一切恐怕還要從語言這個大鴉片說起。

任何一門學科，尤其是主要依靠語言作為自己工具的人文學科，在積累了大量的術語之後，在其中的學習就很容易成為一種「術語的學習」，就像學習一門外語，你要識別這些術語，知道如何在合適的地方使用這些術語。然而，所謂「在合適的地方」往往是難以說明，或者說這類術語太多，如果導師要一個一個教恐怕也沒有這種時間。

我隨便翻開手邊朱利安的一本書《大象無形》，任意摘引其中一段話：

如果說繪畫所書寫的的確是「意」，那恰恰是為了更好地凸顯他，因為激奮之流、意向性之流以更少描述、更為內在的方式穿透萬事萬物並激蕩它們，為它們賦予生機：沿著山的脈絡紋理，一如沿著人體的各個動脈，被感受到的是陰陽節奏、宇宙脈動。我們不可能說出更多、設想更多或回溯到更高的地方：整個極性遊戲交替性地孕育諸形式，帶來呼吸；如果說「大象」是無形的，那是由於它的現象性始終貫透著這種氣息-能量。（p480）

如何去理解這段話中所說的激奮之流、意向性之流（明顯與現象學的意向性不同）？「陰陽節奏、宇宙脈動」以怎樣的方式在山水畫中體現？陰陽的極性遊戲帶來是怎麼樣的呼吸？我想，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本身有著透徹的思考，而只是學會了言說「意向性之流」「極性遊戲」「氣息-能量」，則只能說是學到了皮毛。

如果說在西方哲學內部，一種純粹的「鸚鵡學舌」可以被輕易證偽，這得益於他們良好的討論氛圍——在寂寞的獨體中，討論是多餘物，辯難是下等事，在寂靜無言中證道是不需要外在的力加以為難的。於是，中國哲學的學生，越來越多地去學習語言，學習說一種「不可說」的語言，沉寂在典籍話語所造就的黑漆漆的世界中。這也就是獨霸一種話語的壟斷權，就是一種「你不可以質疑我因為道本身泯滅是非」的邏輯。

我這個學弟這麼跟我抱怨的：「背書果然有用，一個人巴拉巴拉吐出一段原話就是比邏輯有說服力。」

這種巴拉巴拉吐出一段原話，然後認為這種「不可言說」的「道」的話語比西方哲學的邏輯更加有說服力的輿論導向，不正之風，現在正從內部瓦解中國哲學作為哲學的基本尊嚴。我認為這是一種嚴重的精神危機，一種沉陷在語言的鴉片煙中不可自拔的痼疾。

現在的問題是，侃侃而談的盲人越來越多，操著「道的話語」，古文古書張口就來，造就了一種將會帶來嚴重後果的幻想：把中國哲學當成一門語言來學習，而且是一門具有優越性的語言，學會了這種語言就可以不理會世間的辯難。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基要主義的語言主義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