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大學的人文向度：真正的北大 是看不見的北大|北大|政統

2016年3月8-23日，著名歷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應邀做客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以「拓寬思想史的視界」為主題發表三場演講。除此之外，王汎森先生還與陳平原、趙世瑜、楊立華、渠敬東、王風和陸胤等北大中青年學人進行了一場名為「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見的北大——現代大學的人文向度」的座談會。北京大學中文系陳平原教授主持本次座談。

王汎森先生長期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視野宏闊，倡導大學應以精神至上為標的，以風氣引領為理想。此次北大講學，他提議的座談會主題「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見的北大」，帶給人豐富的思考空間。在座談會開始的基調演講中，王汎森先生介紹道， 他選擇的這一題目脫胎於1903年，心理學家、教育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致辭——「真正的教會，是看不見的教會；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見的哈佛」。王汎森先生指出，威廉·詹姆斯用「看不見」（Invisible）一詞形容哈佛特別好。對北大而言，亦是如此。他回顧了從民國以來的一段很長的時期里，尤其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北大所扮演的角色。大學是養成高深學問的地方不是養成官僚的地方，這一風氣由蔡元培先生首倡。而北大成立各種的研究會，也一起帶動了新的風氣。看得見的北大固然重要，但縱觀北大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擔任的角色，其對社會風氣的帶動和塑造這些看不見的部分，奠定了北大毋庸置疑的地位，這些都無需用指標化的數據來論證。之所以來到北大，需要向北大的深厚傳統和人文向度致敬，是因為他對近些年來愈演愈烈的指標化運動感到憂心。大學排名指標化的風氣，已遍及全球，不獨一地一校為然。借這次座談會的契機，王汎森提出了自己對這一現象的反思。首先，當前對大學排名的過分重視可能會使人文學科庸俗化，因為人文氣質不是過度僵化、簡化的指標能夠涵蓋的；第二，各類評選指標對文化關注向度的篩選，使得知識分子為了滿足國際學術社群的需要而過度傾向它們，這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造成了知識分子對現實的疏離。

除了自然科學化指標對人文學科的侵蝕，大學過度產業化的傾向也讓人文社科院系處境難堪：技術化的處理方式與態度，侵蝕著自由的學術和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在當今學界的巨大壓力之下，反而更不容易產生偉大的學問，因為偉大的學問出於對知識的真摯追求，不是簡簡單單用客觀化的指標衡量出來的。王先生總結道，他心目中有人文素養的大學，要讓人文知識擴及每個學生，帶動一種「學風」，而學校則應當為此提供適當的資源，如同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在標舉一種價值，造成一種學風。

王汎森（中）

人文的精神氣質

中文系陳平原教授長期關注高等教育史和大學改革進程，著作頗豐。在回應發言中，他通過回顧北大近十幾年的發展歷程，闡述了自己對中國大學建設的思考。「好大學是以故事而不是數字著稱的。有故事的大學是好大學，體現一種精神的故事，才能代表大學的追求。」

作為話題（而不是具體專業問題）的大學，其精神氣質必定是人文的。北大尤其在對中國思想進程的塑造中功不可沒。「大學不是放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的。和工廠不同，它不是能夠直接移植的，而是順著土地、水分、陽光逐漸生長的。倘若我們將北大改造成為一所有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大學，但卻與中國的歷史進程無關，那麼這樣的北大算不上成功。」然而，如今的人文學科在大學中卻並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所以，作為人文學者，要能夠大膽地、大聲地說出人文學科的優勢和貢獻；與此同時，還要在實用性學科在綜合性大學中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的今天，找准人文學科的定位。人文學在大學的位置，就是大學在社會中的位置。

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楊立華教授就「人文向度」講出了自己的體會：人文應該是北大的目的，而不是條件。人文作為不可或缺之物，包含在「北大」的概念當中。而北大一直以來的精神，就是「不苟流俗，狷狂自任」。最後，楊教授指出，北大雖然從建制來說是西方化的，但紮根於中國的傳統之中。教育不應該隨便發明理念，而是要從幾千年來早已探索過的一些教育的基本規律中汲取營養。《禮記·學記》中「比年入學，中年考教」，說的是每一年有入學的學生，但是考核一定要隔一年才考核，遵循一定的為學次第；另一條「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說的是，在沒有占卜之前，是不應該去考察大學的。由此可見，學問需要安靜和悠遊，是要「養」的東西。這種優遊的學問，不為了什麼外在的目標，就是為了求知的興趣。因此，我們對人類最根本問題的思考，在這些問題上做出的每一點突破，都不是能夠通過可量化的標準衡量的。

文明載體與理想擔當

北大社會學系的渠敬東教授表達了對王汎森教授著作內在觀照的共鳴，並指出了北大作為文化理想載體的獨特之處，以及具備這一擔當的學者所應具有的素質。他認為，在世界化的時代中，不同文明都會講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想狀態，而北大獨有地講出了一種生活方式和理想狀態，成為了一種文明的載體。而大學是否能夠擔當此任，要看有沒有這三種人。第一種是「有志之人」，其學術志向不受金錢等外在條件的干擾；第二種是「有學之人」，有真正「流淌的」學問而非僅僅是「論文作者」；第三是「有趣之人」，即能夠不同於流俗，自得其樂之人。

可見，人文是某種精神狀態和文化狀態，否則北大不成其為北大。我們讀前人的書，能夠體會到前輩們的學問與心態是相關聯的，這才是北大應該有的學者。然而到了今天，「眼光冷漠，口吻冰冷」的學者卻難以產生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體驗，陷溺在方法論的泥潭中。而學問的整體深陷方法論泥潭的代價，其結果就是世俗化世界中的精神危機。而只有多讀前輩們的書，才能重新體會到人文的溫度。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趙世瑜教授則從梳理歷史中大學的「理想」與「現實」的激蕩入手，對人文的意義做出了詮釋。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過去還是當下，大學的職能總是被不斷地追問著，而以後還將不斷地問下去。為什麼大學受到如此重視？以美國為例，上世紀初，美國在電氣化時代獲得了長足進步，也開始追求在世界上發聲，與歐洲抗衡；後來一戰後美國地位提升，而二十世紀60年代初，美國在二戰後的黃金時代，是更努力地追求世界霸權的時代。可見，在時代、國家、社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需求時，大學都彷彿有了某種朝向「理想」的動力；但是，其中包含的危險，也可能使大學和自身的理念背道而馳。趙教授認為，應該有一個對於「看不見的北大」的理想追求，但是我們要做的，可能要從看得見的北大入手。比如要求自由寬鬆的討論場地。而「看不見的北大」在很多時候體現在一位位潛心讀書的北大人身上，其精神還需要我們努力體會、繼承。

個性訴求與自由空間

北京大學中文系王風教授通過舉例說明了「人文」對於學科個性與學校個性的塑造。學校的人文向度的問題，歸根到底，一方面是一種「人文學」，相對於其他學術方向，通用性比較低，由此可以展現為個性；另一個就是學校的人文氣氛，這可以成為學校的個性。

對於後者，雖然當今大學在趨同化，但曾經的大學，都形成過相互的咬合關係，在不同方向上發展，也形成了不同的傳統和處事風格。對於前者，過去和現在的學者和學術環境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當今資本主義學術大工業的潮流中，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以致進入「網路學術工業」。之前的學者是手工藝人，而現在是很大程度上是工人，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他從教學中的體會出發，認為當代學術文體的單一化對學術個性的豐富和飽滿也是非常大的傷害。不同的學術文體承擔不同功能，本無高低之分。但現在的要求使得很多人放棄了鍛煉其它文體寫作的機會。在這個時代，學者能做的，就是堅持學術理想過自己的生活。同時，對下一代的年輕人，需要我們在可能條件下去保護，並給他們儘可能多的自由空間。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陸胤博士從「看得見的制度」入手，來回歸「看不見的精神」。他認為，這二者在北大是密不可分的。而看得見的東西，一個是空間，一個是空閑。從創校以來到現在，空間問題一直是北大的難題。不同時代的風景構成的北大認同是不一樣的，反映了不同時代承載的北大的理想。現在北大的空間變得更加擁擠，而「思想者的孤獨」變得非常昂貴，這份孤獨需要一些風景來涵養。如今，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格子，可能是實驗室、宿舍，但唯獨缺了一條可以遊盪的小路，缺少可供學術交流和情感投射的公共空間。與空間相關的另外一種訴求，是空閑。北大本來以閑著稱，但是北大的「閑」更多是「閑世人之所忙者，方忙世人之所閑」。北大的「閑」背後，其實有一種選擇和眼光，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值得做。

那麼，從「看得見的北大」回到「看不見的北大」，北大在哪裡？陸胤引用周作人的文章《北大的支路》說，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因為北大不做別人所做的，而做的是別人所不做的。現在我們是支路，到了別人的主路走不通，自己的支路就變成了主路。回到人文學的主題之一「閑」，陸胤指出，「閑」是和中國的人文最貼合的特性和氣質。嚴格的時間控制和計劃可能會使傳統學問的本質喪失。「空閑」的人文學可能會縱容某些懶惰，但是這些懶人是必要的代價，因為少數勤奮者獲得創造的突破，同樣不能被物理的時間與空間局限。作為被擠壓的「青椒」一代，自己更要強調空間和空閑。北大的人文性格還是要在百忙中抽點時間，保持某些不合時宜的理想。

人文學科在當今大學中的處境

老師們依次發言之後，陳平原老師進一步延伸討論，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其一，在人文學科受到廣泛擠壓的今天，人文學科是只能在邊緣發聲，還是可能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其二，如何回應社會對國家以資金支持人文的「悠遊」的質疑？其三，針對「悠遊」可能造成的偷懶現象，如何在悠遊和管理之間保持平衡？其四，如果以人文學「看不見」的精神引領大學，那麼如何應對「看得見」的排名可能的下降？總的來說，面對變化的外在世界，面對變化的大學，人文學科應當如何自處？

王汎森先生認為，從中古到現在，大學的性質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直到德國的大學改革後，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才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當今排名的風氣和產業化的趨勢的確不利於人文學科的發展。許多機構用以排名的衡量指標都是非常獨斷的，並不具備高參考價值；而大學將「產業創新」做為自身的主要功能，這一轉換常常是消耗性的。因此，王先生認為一些評價並不具有真正的價值，盲目地重視排名還可能支配學術的研究方向和資源調動的方向。而在這些問題面前的保留，就是拒絕助長這一風氣。這不是一兩個國家的問題，而是很多文明面臨的問題。指標不能作為全民運動和導向，根本在於學術的未來本來就是沒有辦法完全規劃和掌管的。如果學者的水準不夠高，自然是不能服眾的，不待指標進行說明。

渠敬東引用費孝通《皇權與紳權》中「政治守政統，士人守道統」，點出學者持守道統在當今體制下的重要性。政治的歸政治，學問的歸學問，學者的職責不是全盤考慮可能的行政問題。楊立華老師認為，「人文」作為北大的概念內容並非現實運作的基本條件存在，人文學科不能接受降格。對於「偷懶」的問題，趙世瑜老師回答道，在一個有自信的大學裡，真正好的成果往往是極少人做出來的。除去偷懶的少數，大部分學者始終在不懈的研究或者教書育人，發揮自己的長處。王風老師接著提出，制度管理的問題並非一個絕對的對錯問題，但是要反對以看得見的成果論英雄，是因為很多表面上很快出成果的都未必能持續。精神上的自由和悠遊不是學術上的不努力，而是學者需要在相對自由的空間做自己的事。

座談會的最後，王汎森先生總結道，人文的「用處」，最重要的恰恰在於「說不清楚」，正如大象是不能舉起自身的。比如大數據作為資料則可，但無法取代人文的智慧。人文的作用，很多都如章太炎所說，在於擴充人的「心量」層面。每個學科內部都會形成自己的紀律，也會形成自己的口碑。它們並非是抗拒標準，只是天然地抗拒外來的的標準要求。在這一點上，人文學科也並不例外。

（作者系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學生）

原標題：真正的北大，是看不見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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