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在「史學品格」與「現實感懷」之間

　　於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傳媒史交叉處的學術研究，這是陳平原面向廣闊而又縱向深厚的「學問」。而在這重重學問下，他更呼喚學者的「溫情」、文人的「情懷」，因而他撰寫了多部隨筆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保持心境的洒脫與性情的溫潤」。「學問」與「溫情」，可看做是陳平原的兩大人生底色。

　　一

　　記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您與錢理群、黃子平的「三人談」，開啟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此後您一直致力於文學史的研究，新近出版的《假如沒有「文學史」……》一書可以看做您對這一問題的階段性總結。文學史該如何寫，這是貫穿三十年來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而寫出一部自己滿意大眾認可的文學史書甚至是有些學者的最終目標。有評論稱，您的努力似乎是在力圖「擺脫以教材為中心的『文學史』情結，關注兼及大學課程、著述體例、研究思路、知識體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學史』，將『文學史』納入到學術史和教育史的夾縫中」。

　　陳平原：你提問的後半句，有點繞，半通不通的，雖加了引號，不是我的原話。好像是摘自此書廣告，而那廣告又是在撮述我刊於《讀書》2009年1期的《假如沒有「文學史」》。原文是這樣的：「在我看來，『文學史』是一門既可愛又可疑的學問。為此，我寫過不少文章，質疑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學史』情結。從一九八八年追隨王瑤先生思考『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算起，我之關注兼及大學課程、著述體例、研究思路、知識體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學史』，至今已有二十年歷史。……總括起來，不外是在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 『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

　　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我的主要著述屬於廣義的「文學史」。不是面向大學生、取居高臨下姿態的「教材」，而是與國內外學人平等對話的「專著」或「論文集」。那時候，我關注的是作家評價、思潮論述、著述體例等，不斷花樣翻新，目標是撰寫「好的」文學史。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我傾向於「重建文學史」，即藉助學術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視野，審視百年來中國「文學教育」的得失成敗，反省「文學史」的工作目標，重新建構此知識系統。

　　就像我在三聯版《假如沒有「文學史」……》的「小引」中所說的，這麼做，並非全然抹殺「文學史」的價值，而是蘊含「知識考古學」意義上的反省與質疑。質疑眼下遍地開花的「文學史」著述，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呼喚「兼及技術含量、勞動強度、個人趣味、精神境界」的「可愛」的文學史。至於我個人能否寫出合格的、被學界認可的「文學史」，不是很重要；若能推動中國的文學史著述逐漸從「以時間為線索，以排座次為旨歸」，轉向「以問題為中心，兼及敘事能力與理論發現」，則於願足矣。

　　記者：上文您提到「在學術史與教育史的夾縫中，認真思考『文學史』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由此不難看出學術史研究的重要性。您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一書中以章太炎和胡適為中心，闡釋了中國現代學術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推崇晚清、五四兩代學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對您而言，重要的是章太炎、胡適的學術姿態，而不單單是他們的學術思想內容，這樣的態度是對學術脈絡和歷史進程的看重。是否也就是說，當下的文學研究者們，有必要了解、追尋前代的治學傳統，從而選擇自身的學術之路？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 在國內外學界評價不錯。本書在思想史的視野中談論學科建設、研究方法以及學術轉型，論者大都表示讚許。另外，不少書評提及作者「別有幽懷」。此書的撰寫，遵循嚴格的學術規範，但選題本身很大程度是為了解決自身以及一代學人的精神困惑。正是這種壓在紙背的「現實關懷」，才使得此書「那樣地切中當代學人的心病」。「讀《建立》一書有一種讀史之樂，歷史需要今人這樣談論，才會顯得親切可愛；　今人需要有人這樣談論歷史，才會覺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參見李書磊 《陳平原學術觀討論》，《文藝爭鳴》2000年3期)最近到馬來西亞講學，在不同場合，有幾位年輕教授不約而同地提及此書，都說讀後「好感動」，尤其是辨析「學術與政治」那部分。我一聽就明白，不是這書寫得特別好，而是因為他們也身處類似的環境，面臨同樣的選擇與困惑。

　　我的專業是文學研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因「現實感懷」而關注學術史。如此半路出家，史學根基必定不及專治思想史或學術史的學者。1998年，《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 剛出版時，我曾接受《文匯讀書周報》記者採訪，當時就自我表白：「對我來說，『學術史』既是一項研究課題，也是一種自我訓練：在觸摸近百年學術傳統的同時，不斷調整研究思路，加深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甚至尋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而，此舉既牽涉才智，更關聯心態與性情。這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工作，需要熱情，更需要恆心，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不假定研究的邊界，也不預言前面是墳場還是鮮花。這種相對個人化的、與學界主潮若即若離的狀態，是我的自覺選擇，目的是保持獨立思考的時間與空間。」十多年過去了，雖然也有《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等專著問世，但還是沒能達成自己最初設定的目標。只是在「史學品格」與「現實感懷」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這一追求沒有變。

　　若借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眼光，同樣是做學問，「啟蒙期」之「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與「全盛期」之「門戶堂奧，次第建樹，繼長增高，『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二者最好是兼而得之；若實在不行，非二選一不可，我更傾心於前者。

　　二

　　記者：作為學術最重要的生成地和成長地，大學近年來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您有這樣一個觀點：中國的大學教育史引進的是西方教育體系，而「中國書院的組織，是以人為中心的，往往一個大師號召，四方學者翕然從風，不僅學問上有相當的研究，風氣上也有無形的轉移」，而在當下「融會中西教育的嘗試或許更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您提倡「大學管理之組織，書院教學之精神」。其實中國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或許正是在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缺失了傳統的資源。

　　陳平原：我在別的地方說過，要講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西化」最徹底的，莫過於「大學」。今天中國的大學，不管是進入「985」、「211」，還是普通高校，都與傳統中國教育沒有多少精神上的聯繫。1925年4月，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德國作題為「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的演講，稱對於古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其質與量不能估價過高」，晚清以降，「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要仿效歐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學」(《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1988)。實際上，自從書院制及科舉制被正式廢除，中國人對於自家傳統教育方式，信心始終不足，不存在「估價過高」的問題。

　　十多年前我撰寫 《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時，中國的高等教育剛剛開始提速，如何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成了最為時尚的話題。有感於世人只談「榜樣的學習」，不說「傳統的轉化」，似乎光明就在前頭，只要你努力往前趕就行了。我在好多文章中提及，對於中國大學來說，「轉型」比「接軌」要艱難得多，因為方向、路徑及動力均不確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但中國大學如果不滿足於成為「歐洲大學的凱旋」，就得這麼摸索著前進。這裡的關鍵，除了不能失掉「自信心」(參見陳平原 《如何建立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中國青年報》2012年5月16日)，還有就是對於傳統中國教育的菁華以及百年中國大學的經驗，得有足夠的體認。

　　我曾提及，教育部把大學校長們輪番送到耶魯大學接受培訓，讓他/她們真切感受國際一流大學的氛圍，這很好；但同時也希望有關部門為大學校長們辦另一個培訓班，專門講授我上面提及的「傳統中國教育的菁華以及百年中國大學的經驗」。這樣，才不會「食洋不化」。我不是專業的教育史家，談什麼不談什麼，取決於時局變化，也取決於自己的心情及立場。

　　傳統資源的缺失，不是喊幾句口號、貼幾塊補丁，或發起「讀經運動」就能解決的。這裡需要細緻的辨析，以及艱難的轉化。比如，單就教育理念、校園氛圍以及師生關係而言，歐美著名大學的書院制(或稱寄宿學院)，與傳統中國書院是比較接近的。華人社會裡，香港中文大學一直這麼做，且效果很好。眼下國內復旦等大學也在嘗試，但這涉及校舍建設、經費使用、社團活動、管理方式，以及國人對於「一流大學」的想像等，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種事情，想比沒想強，做比不做好。

　　記者：當下的大學似乎總不叫人滿意，大家常在問一個問題：中國當代大學教育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人們懷念追溯五四、西南聯大那些大師輩出的時代，期冀為當下大學獲取經驗，但效果不顯。中國當下大學似乎存在著難以解決的問題，大師的願景也離得越來越遠。

　　陳平原：「大師」不是一個確定的術語，隨語境以及發言人的立場而上下滑動。你看報紙文章，有時批評中國沒有愛因斯坦那樣的「大師」，有時又報道政府在表彰做出突出貢獻的「大師」，且數量不少。至於「學術江湖」上，年紀稍大且稍有點名氣的，全都被當做「大師」介紹或引進。所以，我不想參加此類討論。

　　另外，在「大師」之外，近年又冒出一個很響亮的名頭，叫「領軍人物」。在當下人才競爭白熱化，人才流動頻繁活躍的情況下，高校往往努力延攬「學界的領軍人才」，而忽視了學科間的差異。尤其是在哲學、史學、文學、藝術等人文領域，能取得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的，大都是我行我素的「獨行俠」，而非所謂的「領軍人才」。好的人文研究，以個人的才華、激情與學養為核心，有沒有合作者、參與人數多少、經費充足與否等，全都不重要。但我們現有的人才觀乃至整個社會的評價體系，傾向於「學術領導」，熱衷於大規模的「集團作戰」。這種做法，必定偏向於「編纂」而不是「著述」，編幾百冊、上千冊一套的大書，擺在屋裡很好看，此等「皇皇巨著」，其作用僅僅是滿足領導「盛世修大典」的虛榮心而已。反之，那些有思想、有個性、特立獨行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者，則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很容易被湮沒。

　　當下中國大學的主要問題，在我看來，不在大師之有無，而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好的制度，能讓「中才」板凳甘坐十年冷，經由不懈的努力，做出一流的成果；壞的制度，則唆使所謂的「大師們」或陷於內訌，或忙於奪利，或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

　　三

　　記者：學問之下是治學者的性情，正如您所說，「如此反省當今中國以『知識積累』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像力』」。「溫情」一詞成為您學問的底色，這大概與您自身的性情有關。而對於學者們的專業著述，我們也期待看到學者顯出自身的性情，而不是冷冰冰的毫無溫情的機械學問。

　　陳平原：有專業考慮，也有個人因素。五六年前，我在題為《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的演講中，提醒大家關注人文學的特點，那就是學問中有「人」、學問中有「文」，學問中有「精神」與「趣味」。自然科學不是這樣的，社會科學也沒必要如此，唯獨人文學，允許乃至鼓勵研究者將「專業研究」與「個人情懷」相結合。「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裡面，對於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說的是，學問中有人，有喜怒哀樂，有情懷，有心境。」我的感慨是，當下中國學界有兩種偏差，一是缺乏必要的專業訓練及「實事求是」精神，信口開河；一是被自己那個強大的專業背景給壓垮了，學問越做越沒趣。

　　作為人文學者，治學時的「溫情」與「想像力」，很大程度體現在如何思接千古，與古人處同一位置，感同身受，設身處地地體驗、思考、表達。做研究不可能沒有理論預設，但最為忌憚的，還是拿一把固定的尺子，東裁西量、左砍右殺。古今之間，科技水平及生活方式千差萬別，但人的「心情」及「感受」還是相通的，千萬別把古人想得太笨——我這裡所說的「古人」，沒有特定年限，泛指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先輩們。

　　有些學問日新月異，比如生物醫學、航天科技，不要說唐宋人不懂，百年前也無此夢想。人文學者沒有這麼幸運，很難「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與趣味，生活在「科技發達」的21世紀，我們不敢說自己比先秦諸子或古希臘人更有智慧、更有教養。托科技進步的福，今人容易顯得「很有學問」。今天從事史學研究，若完全拒絕資料庫或電子檢索，是很大的遺憾；但同時我還是想提醒，即便是竭澤而漁、網羅天下資料的新考據學，也不能讓機器味道湮沒了研究者的精神與趣味。

　　記者：如您所說，人文學者治學時的「溫情」與「想像力」在於他們更注重「思接千古」。這承接了中國文人治學中注重自身的性情、喜好表達的傳統。但這樣的傳統在當下似乎有所斷裂，一些人文領域中的治學者，他們僅是「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而非「學者文人」。我們應該做的，是去反觀傳統文人的治學，去尋求當下做學問應該秉持的態度、顯現的性情。

　　陳平原：傳統中國，「學問」與「文章」之間，確有較好的溝通，但這不等於說「文人」與「學者」沒有分別。翻閱古代史傳，「文苑」與「儒林」分列，各有各的天地。偶有跨界表現且兩邊都得到承認的天才，但一般情況下，還是「術業有專攻」。不能標榜「傳統文人的治學」，那很容易引起誤解的，因這並非治學的正途或理想境界。

　　古人讀書與今人讀書，從內容到形式到趣味，全都不一樣。這牽涉到社會氛圍、生活方式以及技術手段，只可以「借鑒」，不可能「複製」。我主張對「傳統」有較多的體貼，但不欣賞招搖過市的「古衣冠人物」。大概跟我長期關注「現代中國」的文學、教育、思想、學術有關，談論此類問題，必定左右開弓。還有，在我看來，這很大程度上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跟學者自身的閱歷、處境及性情直接關聯，強求不得。

　　四

　　記者：「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洒脫與性情的溫潤」，《學者的人間情懷》一文，可能是最早反映您這種對現實關懷的文章了，而之後您出版了同名的隨筆集，又有《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書，是否在您看來，做學問的同時，是應該將自己從學術中抽離出來，寫散文、記隨筆，關懷現實人生？

　　陳平原：同樣是讀書做學問，學科不同，才情迥異，沒有「應該」這一說。所謂「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洒脫與性情的溫潤」，那只是我個人的志趣。去年復旦大學出版社約我編「三十年集」，一開始謝絕，因已出版過類似的「自選集」；後來改變主意，是因為出版社答應我只選評論或隨筆，著眼點在「個人三十多年來的切身的經歷、體驗，獨特的觀察與思考」。這樣一來，從「專業成績」轉為「學術觀察」，那我有興趣，也有把握。書名定為《壓在紙背的心情》，正是立足於此。

　　《學者的人間情懷》寫於1991年4月，那時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人，對學界前途以及個人命運多有思考。文章經過一番審查與打磨，面世是在兩年之後。此文被多種選本收錄，流傳甚廣，我自己也很看重。經歷過一場動蕩，讀書人何去何從，那時我們的困惑與掙扎，二十年後看，你或許會覺得幼稚，但這是歷史的「必經之路」。不敢說記錄下一代人的足跡，但自家走過來的路，以及特定時刻的心情與志向，若不寫散文隨筆，很可能就隨風飄逝了。

　　既希望「堅守書齋」，又拒絕「不食人間煙火」，如何兼及「學問」與「人生」，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獨得之秘」。選擇何種文體來表達自己的現實關懷，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比如，最近幾年我多寫短文，不是想轉行當作家，而是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時間被切得很碎，且有義務在各種場合「講話」。與其講些不痛不癢的官話，乾脆「物盡其用」，寫成小文章。現在任期已滿，有時間從容讀書，希望能完成那些「半截子」論文。由此可見，影響一個人的「文體選擇」的因素很多。

　　記者：您《讀書的「風景」》一書最近剛出版，副題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這是一本以公開演講為主體的面向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書，在剛結束的上海書展上，被上海新聞出版局攜手星尚傳媒評為10本好書之一。「春花秋月」讓人不禁想起一派春日裡秋夜下勤勉讀書的畫面，似乎正是讀書的好時節、好「風景」。

　　陳平原：《讀書的「風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出版後，《文匯報》《新京報》《光明日報》《南方都市報》 等都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書評，讓我很感動。此書「小引」提及自己既希望盡教師的職責，又不願耳提面命，於是換一個法子「勸學」。接下來，便是印在封底的那段話：「書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經濟實用的『指南』，只不過是一片鬱鬱蔥蔥、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間並評頭品足的『讀書的風景』。」下面還有一句，可惜沒被摘進來：「至於諸君瞥過一眼之後，是否願意深入堂奧，那得看各人的機緣。」之所以如此低調，因我知道，當下中國，任何形式的「勸學」，效果都很有限。弄不好，還可能招來一通嘲笑：難道「風景」只屬於大學？「春花秋月」值多少錢？「讀書」有什麼意義，能改變貧富兩極分化的現狀嗎？面對此類或雅或俗的詰難，我只能虛心受教。

　　倒是另一個問題，此書「以公開演講為主體」，可又經常旁徵博引，是如何處理「論述」與「史料」的關係的，這值得辨析。我平日演講，並非張口就來，都是認真準備的；而且，演講之後，若公開發表，還得認真修訂。根據演說整理成文，一般都旗幟鮮明，思路清晰，語言也比較順暢。因為，你不能「說」得特別曲折，特別複雜，特彆拗口，那樣不會被接受的。用眼睛閱讀和用耳朵傾聽，途徑和效果是不一樣的。寫文章力圖簡潔，即便問題很重要，也都是點到為止，切忌反反覆復、婆婆媽媽的。可你要是這麼演講，沒人聽得懂。尤其大段引用古詩文，除非人所共知，否則不解說不行。比起文章來，演講的篇幅會拉長，因基本立論不變，但需要解釋史料，或藉助若干有趣的小故事來調節現場氣氛。好的演講就像好的文章，都需要認真經營。

　　我寫過一篇題為《有聲的中國》的長文，副題是「『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3期)；另外，也主編過「現代學者演說現場」叢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在「總序」中稱：「只有在現場，演說才能充分展現其不同於書齋著述的獨特魅力。不單論題的提出蘊涵著詭秘莫測的時代風雲，現場的氛圍以及聽眾的思緒，同樣制約著演說的發展方向。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演說』的魅力，必須努力回到『現場』。」表面上，你讀到的都是「文章」。可由演說整理成文的，與在書齋里獨立撰寫的，味道就是不一樣。書齋撰述直接訴諸讀者的眼睛，只要我的論證完美，你一時讀不懂沒關係，可以反覆看。但如身處演說現場，聽不懂，來不及回味，一下子就過去了。這本書基本上都是演講稿，肯說「多餘的話」，長處與短處，均在此。

　　五

　　記者：作為北大人，對於這所百年高校歷史的打撈鉤沉是您的一種責任，而四十多年前四千名北大、清華教職工的鯉魚洲歲月更是難以避開。反觀一段歷史並與之對話，既是一次記憶也是一次啟程，因而您編了《鯉魚洲紀事》 一書，是為這段鯉魚洲歲月「立此存照」，更是為了一次思想的遠航。

　　陳平原：從編 《北大舊事》(三聯書店，1998)、寫《老北大的故事》(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起，我就有意識地關注自己就職的這所大學。但有一點，拒絕成為專門評功擺好的「校史專家」，希望保持特立獨行姿態，在現代中國教育、學術、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史的夾縫中，反省這所大學一百多年的歷程。具體操作時碰到一個很大的困難，新中國成立後的人事檔案，尤其有關「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部分，基本上無法查閱。只從教授名單、學生成績、課程設置談大學，沒什麼意思。短期內，這個狀態不會改變。這就使得我萌生從民間立場打撈「歷史記憶」的願望——能有效闡釋最好，做不到，起碼也是「立此存照」。之所以旁枝逸出，在從事學術研究之餘，花時間編《筒子樓的故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和《鯉魚洲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背後的情懷在此。

　　編「筒子樓」，校內校外都叫好，因沒有任何「副作用」；談「鯉魚洲」就不一樣了，不斷有人舉牌或私下「警示」。說實話，我已做了最壞的打算，且設計了第二預案。請那麼多老先生寫文章，勾起很多不愉快的回憶，我必須對作者們負責。書能順利出版，且獲得媒體的關注和好評，已經出乎我及不少文章作者的意料。當然，此書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有的可以辯解，如徵稿對象僅限於北大中文系教師及家屬，那是為了迴避陷阱而採取的策略；有的則是編輯時的疏漏，如某作者開列在鯉魚洲的北大中文系教師名單，漏了向仍旦、袁行霈等先生，引起不必要的紛爭。

　　編輯此書的體會，我在《「別忘記苦難，別轉為歌頌」——對話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許荻曄，《東方早報》2012年4月5日)以及《「既有激情燃燒，也是歧路亡羊」——對話《鯉魚洲紀事》主編、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劉悠揚，《深圳商報》2012年5月7日)中，已大致說清楚了。唯一需要補充的，是「技術」之外的「情懷」。我曾經提及「1968」乃20世紀人類史上關鍵性的一頁，而看看法國知識界與中國讀書人對各自的「1968」的反省與解讀，你真的很慚愧。「牛棚」、「幹校」與「知青下鄉」，此三大舉措，均屬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創舉」，年輕一代不了解，中年以上或許記得，但缺乏深刻的反省。我在文章中提及：「『事件』早已死去，但經由一代代學人的追問與解剖，它已然成為後來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料。在這個意義上，我甚至有點懷疑，近二十年中國學界之所以成就不大，與我們沒有緊緊抓住諸如『1968』之類關鍵題目，進行不屈不撓的『思維操練』有關。」(參見《無法迴避的「一九六八」》，《萬象》創刊號，1998年11月)在我看來，20世紀中國眾多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只有「五四」是得到比較充分的理解與闡釋的。不管風雲變幻，無論褒貶抑揚，「五四」能成為一代代人精神成長史上必不可少的對話目標，實在極為幸運。

　　記者：從事文學研究已近三十年，許多問題其實歷久彌新，每一次的闡述都有新的內容。您最近研究的重點仍然圍繞著這些問題來進行的嗎？

　　陳平原：產品還沒做出來，就開始「廣而告之」，這習慣不好。我不願意申請「課題」，就因為對此類目的性與規劃性很強的「學問」不以為然。手頭有若干書稿，都是寫了好多年，不滿意，仍在琢磨中。什麼時候放出去，沒定，也不著急。等正式出版後，再來「邀功請賞」。

　　我曾說過，因為在大學教書，必須帶著學生往前走，故關注的問題很多。不斷開設新的專題課，有的日後寫成專著，有的則只是開了個頭，就轉給有興趣的學生去做。研究重點分散，這是當老師———尤其是像我這樣自認為對學生成長有責任的「老教授」的宿命。大概只好等退休後，才可能一段時間內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執行院長。著有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等著作三十種。治學之餘，撰寫隨筆，藉以關注現實人生，並保持心境的洒脫與性情的溫潤。(記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