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非詩：張瑞德 : 文 學 :文學理論 :文學理論 :博庫書城
07-28
詩與非詩作者：張瑞德
內容提要他的詩學可以說是吸收了不同詩學的精華又發揚光大、開拓創新的詩學。他主張詩有益於世，卻反對哲學、歷史、理論等非詩因素為詩；他重視包括名言之理在內的理對詩的作用，但反對"名言之理"入詩；他主張詩言志、言理、言義，但反對抽象的議論，說教入詩，主張"不言之言"；他強調詩的興觀群怨作用，但又強調興觀群怨同原於情……這種不同詩學互相吸收、互相影響的局面與中國古代文化"儒道互補"的大格局是完全吻合的。它充分說明，在中國詩學史上，人們對詩本質特徵的認識有一個由分歧到一致，由彼此排斥到互相吸收的過程，有一個由單面到多面、由外部到內部、由淺層到深層的過程。這過程實現的主要標誌就是：詩與非詩、詩的獨立性與詩的依存性由對立、拒斥到融合、統一。詩要想具有永久的生命和價值，就要拒斥政治、道德、理性、歷史等非詩因素的直接介入，就要克服短視行為，忘卻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詩短命，甚至非詩。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詩學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目錄序第一編：關於語言藝術語言和語言藝術「語言轉向」：從哲學到詩學，從西方到東方20世紀西方詩學中的文學語言研究述要第二編：關於文章文章概念的更新及其他文章的傳播過程文章傳播的回顧與展望主席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評曾祥芹、王紹令主編的《毛澤東與文章學》第三編：關於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文學獨立性思想管窺回眸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十年來小說理論研究述評近年來文學批評學研究綜述略說比較文藝學關於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思考第四編：關於詩學中國古代詩學整體評價之我見《隱喻》：詩學新論中西比較詩學中的詩與史詩的獨立性與依存性中西方詩學文本理論之比較第五編：關於學術自然主義戲劇也談民族文化心理嬗變——與丁帆同志商榷對中國當代美學的總結和反思——評張涵主編的《中國當代美學》第六編：博士論文導論上篇政教中心和審美中心——中國古代詩學中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考察中篇實用功利和審美超越——西方詩學中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的歷時考察下篇跨越時空的異同——中西方詩學關於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的比較研究結論附：主要參考書目把生命化作永恆——記原鄭州大學副教授、文藝學博士張瑞德[點擊隱藏更多內容...]
導語不同詩學互相吸收、互相影響的局面與中國古代文化"儒道互補"的大格局是完全吻合的。它充分說明，在中國詩學史上，人們對詩本質特徵的認識有一個由分歧到一致，由彼此排斥到互相吸收的過程，有一個由單面到多面、由外部到內部、由淺層到深層的過程。這過程實現的主要標誌就是：詩與非詩、詩的獨立性與詩的依存性由對立、拒斥到融合、統一。
前言1999年的春天，在廣州，瑞德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做的是把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把靈魂信託給上帝，就安然離去了。已經幾年了，病魔纏繞著他，然而他在手術初愈、甚至在治療中依然平靜地繼續讀完了博士，獲得了學位。他是我們的同學和朋友中最為堅韌、勤奮而沉默寡言的一個人。他永遠帶著謙遜得近於羞怯的微笑。傲慢與冷漠他可能遭遇過，然而他決不以冷漠傲慢接物待人。即使在醫院裡仍然能夠看到他那令人寬慰的笑容。疾病似乎從來沒有戰勝過他。即使到了最後的時間，他仍然經歷著人生最痛苦的思想，最後幾天，他獲得了平靜。有時我想像，假如瑞德能夠倖存下來，他也許會把這些痛苦的經驗所引發的思考表達出來，也許他會走向學術研究與寫作的另一個方向？在他經歷了哲學與詩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後，會不會再次有一個「死亡的形而上學」或者「痛苦的詩學」的轉向？他留下這些文字，離去了。我們的同學劉建生為瑞德收集編輯了這些文章與著述。從這些著述中可以感知到瑞德的學術敏感性、開闊的理論眼界和深藏在專業面具下的詩化的激情。在瑞德涉獵廣泛的寫作與研究中，他一直關注著敏感的學術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概念的思潮中，在熱鬧而不免混亂的新術語的大爆炸中，瑞德以其細緻的專業精神做了一件非常清醒的工作，這就是他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著作《西方學術術語詞典》，這項工作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十分可貴而有價值的。自90年代以來，瑞德一方面對中西方詩學和文藝學的基本問題進行著比較研究，又從史論的角度描述著理論變化的軌跡。這些工作顯示了瑞德的學術理性和專業精神。在他從事寫作與研究的這些年，他基本上不直接介入熱點發言，但他耐心地堅實地從事著學術工作。而且，似乎也仍然遠離個人生存的具體問題。也許，在瑞德的關於「西方與東方」、「傳統與現代」、「詩歌與歷史」，以及他不斷探討的「詩與非詩」、「藝術的獨立性與依存性」問題的下面，深埋著另一方面的思想性問題，這些詩學和文藝學的命題下面，深藏著生命哲學的話語，學術語言和學術命題似乎覆蓋著一個生存者的處境與困惑的持續表達。不只是在詩學和文藝學的層面，在現實生存的層面上，一個學人不也同樣受到西方與東方、傳統與現代、詩與非詩、獨立性與依附性的歷史性糾纏？在詩學和文藝學專業的修辭語彙下，這些語言已經成為許多無可表達之物的一種系統的隱喻？有時我猜想，如果他能夠存活下來，他也許會最終去穿透這層學術語言與命題，穿過「語言學轉向」，去發掘詩與非詩、獨立性與依存性問題下面的生與死的話語，以期給那些在生命中遭遇不能承受之重的人以思想與情感的援手。我們是否仍然有可能在專業化與理性化的面具之下，為無助的生靈提供關於痛苦與慰藉的詩學？或者提供一種死亡的形而上學，以便把個人無力承擔的問題轉移到一個具有某種可能性的層面上，以慰藉的詩學分攤個人命運中無可逃避的痛苦與焦慮？在當代的思想理論與文學研究中，能夠給人提供精神與心靈慰藉的資源是越來越稀有了。與痛苦和死亡相抗衡的希望成為當代思想中的一種稀有元素。我們忙於研究很多關於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的問題，那些多多少少似乎有希望在技術與制度層面加以解決的問題，以及那些可以改善我們物質生活的問題。顯然，即使在文學研究中，對個人在現代世界所遭遇的另一種困境就缺乏洞察與回應能力了。現代性不僅是一個合理化進程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可以由市場經濟一攬子解決的問題。現代性涉及到人們的感知方式，涉及到一種現代感受性的形成，包括人們對生與死的感受性。在社會層面上，現代性把時間感知為一種直線進步或直線發展的歷史模式，這種直線進步的樂觀主義的時間觀，在進入個人生命時間領域時就變成了虛無主義的時間感受：個人生命時間只是一段片刻延續的直線，在生命的終結之處，不再有輪迴、往複與迴環。社會歷史時間的進步發展在個人生命中變成了時間的純粹流逝。 不幸的是不僅有生活的現代性，它還同時製造了「死亡的現代性」：這是一種沒有慰藉、沒有儀式、沒有靈魂不朽之預言的死亡的現代性，甚至連傳統的哀悼方式都變得不可能的現代性。連傳統的悼亡詩的悲哀與安慰的詩學都變得不可能了。不僅死者的痛苦變得蒼白無力，連生者想給予的安慰和希冀都沒有留下。人們能夠給予彌留之際親朋的話語，要麼是善意的謊言，要麼是冷漠的躲避，要麼是揪心的無助。生活世界的現代性是從理性化和無信仰開始的，死亡的現代性就是以無安慰而終結，成為一個物質事實和物質的過程。傳統的安慰方式是以一系列信仰為基礎的：來生、轉世、復活或者靈魂不滅。這是沒有時間的世界，或者是時間的循環與輪迴。近代的安慰形式至少還有家族香火延續或者在人類的共同事業中的永生。而今隨著諸神之死、家族的分崩離析、人類共同事業最後一個世俗神話的破滅，所有這些慰藉形式無論在宗教儀式還是在表達悲哀的詩學方式中都沒有了存身之處。在沒有儀式、沒有安慰、沒有靈魂之不朽的現代方式的死亡中，彌留變成了人生最大的刑罰。彌留時間變成了對人的難以承受的懲罰。死亡暴露了它從前所不具備的殘酷性。當然，這也是現代性所帶來的後果之一。是思想方式的理性化和文化祛魅的現代性的後果之一。現代性的成果使我們在生活的時刻更加舒適，而使死亡變得更加絕望無助，令人難以承受。 不僅是從事技術性或工具理性的工作的人，如果現在連從事文學寫作與研究的人，也不能給人的痛苦與不幸任何慰藉，或者說，沒有能力沒有方法也沒有語言在文化中轉換這種痛苦，使其具有某種超越死亡的意義，那麼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現代性所產生的，就是死亡的現代性。在我們享受了生活的片刻現代性(且不說其中仍然包含著新的磨難)之後，死亡的現代性就會抵消一切。抵消人們曾經覺得生命具有價值的一切感受。使人生複雜的公式演算最後等於零。它甚至將消除倖存者的悼念方式和紀念形式。也就是說，死亡的現代性不僅消除了「死亡的形而上學」，也消除了「痛苦的詩學」。生活世界的物質性無可避免地侵入死亡的物質性。死亡中的形而上學維度和宗教維度、痛苦與不幸中的詩學向度隨著靈魂神話的破滅似乎永遠消失了。這就是我在這裡既無法預言死者的不朽也無法寫出悲哀的輓歌的癥結。正像逝者或彌留者沒有了從恐懼到欣然地忍從命運的過程，倖存者的心中也沒有了從悲哀到慰藉的康復過程，所能夠有的就是遺忘。 這些問題可能與瑞德生命最後幾年的痛苦經驗有關。雖然瑞德永遠不可能實現「痛苦的詩學」與「生命哲學」或者「死亡的形而上學」的轉向了，但可以注意到，在瑞德以往的著述中，在他所一直從事的詩學與文藝學專業之外，在他的《幻天》、《道教精華》和《二十二子》等研究、撰寫與註疏中，可以發現他對這些問題表達的另一種形式。在其中他力圖發現某些可能與死亡的形而上學或者痛苦的詩學有關的原始思想與「古代性」。在這些文本中，不僅具有經驗世界的古代性，還有「死亡的古代性」。這些文本中有永恆的幻境、泛靈論和超越死亡的鍊金術，有著超自然現象的感情範疇和天真的經驗之歌。這些古代性最終能夠把人生轉變為一種「傳奇」。也許瑞德在關於古代文本的研究中已經隱隱地感知到這一點，這些因素也許都暗示他在生命終結之時選擇了信仰與安詳的態度。如今他留給我們的似乎是繼續探討這些已經在他的著述中所初露端倪的問題。 最後我想說的是，最有資格在這裡談談瑞德的是劉建生，不僅是因為建生收集整理了瑞德的這些作品，更因為在瑞德最需要友情和救助的時候，總是同學中事務最繁忙的建生陪伴在他的身邊。也許需要我們去探討的不僅是「死亡的現代性」，不僅是表達悲哀與慰藉的詩學，更應該包括友誼與關切的道德實踐。後者也是許多古代性的文本中所經常談論的主題和他們所身體力行的德行。通過建生之為人，我想：人生的安慰也許仍然能夠來自世俗世界。 [點擊隱藏更多內容...]
後記對中西方詩學中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的考察就這樣匆匆完結了。回首反思，有幾個要點似乎應予重申：其一，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不僅是詩學自身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也是中西方詩學從古至今一直非常關注的熱點之一。但是，在中西方詩學史上，或過分重視藝術的獨立性，或過分重視藝術的依存性，很少對二者關係持論公允的辯證而科學的處理。即使有理論上清醒者，而在創作或批評實踐中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偏執一端，或者僅僅對問題有原則性的高論，而在一些重要和關鍵性問題上又顯得蒼白無力。因此，研究詩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既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尤其對我國的文學藝術和詩學是如此。其二，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是相對的和辯證的。「藝術首先是藝術」，它有其自身的本質特徵和規律，它不是非藝術的實用工具和僕人。只有首先肯定藝術的獨立性，才能確立藝術存在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劃清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界限。但是，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又是相對的，對獨立性無論強調到何種程度，都不意味著要把藝術變成純而又純的、與非詩和依存性無緣的精神產品。事實上，詩離不開非詩，講獨立性不能離開依存性，這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同樣，無論怎樣強調藝術的依存性，也不能剝奪或取消藝術的獨立性。否則，詩就會成為非詩，藝術的獨立性也不復存在。其三，處理詩與非詩、藝術獨立陸與依存性關係的關鍵，在於解決好非詩人詩的方式問題。既然不可能將詩與非詩、獨立性與依存性決然分開，那麼就應努力解決好非詩人詩的方式問題。非詩的政治、道德、宗教、歷史等因素不能以直接的、簡單粗暴的方式人詩，那樣只能有害於詩，只能剝奪藝術的獨立陸，使詩成為非詩。如果非詩的諸種因素以詩所特有的、詩所能允許的方式(即藝術掌握世界的方式)人詩，不僅不會對詩造成傷害，而且還有可能激活詩、激活詩學，有可能使藝術進射出耀眼的燦爛火花。對於非詩的人詩方式，中國詩學中有許多精闢的理論觀點(這是西方詩學所欠缺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和發掘，並開拓和創新。其四，對於文學藝術和詩學的發展，筆者不無主觀臆斷地認為：人類文學藝術和詩學，總是由重藝術的依存性和實用功能到藝術的獨立性和依存性、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並重，由比較重藝術的獨立性和審美功能再到完全重藝術獨立性和審美功能一步步發展的。目前，我們還處於第一、二階段之間，即或者重藝術的依存性和實用功能，或者藝術獨立陸與依存性、審美功能和實用功能二者並重。當然，早已有過分重視藝術獨立性的思想，這當屬一種超前的詩學思想，儘管它往往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假如筆者所設想的這一發展趨勢是符合實際的，那麼，我們就應當適應之。其五，藝術世界是個色彩繽紛、百花齊放的天地。我們可以追求一種注重藝術獨立性和純美的藝術，但同時也承認藝術應有雅俗之分，純美和實用之分，有精品和大眾化之分，藝術品從題材、主題、體裁、形式、技巧、風格等方面都應多樣化、多元化，這也是藝術繁榮和發展的必然和標誌。同樣，詩學也不能強求一律，我們可以倡導一種比較重視藝術獨立性的詩學，但必須承認，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人類各種活動與學科也存在著分化和綜合的雙重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有渾然一體之特點的人文科學，形成一種全新的、多學科、綜合性的科學體系的可能性大大加強，學科界限會被打通，彼此交叉、互滲的現象會很普遍。我們也許應該敞開胸懷去迎接多學科互相交叉、整合、吸收、關照且更富有張力的新詩學的誕生。[後記]在此，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饒艽子教授，沒有她的熱情關懷和悉心教誨，本論文很難順利完成；胡經之教授和蔣述卓教授對作者也多有指教和幫助。另外，對我的妻子和女兒以及許多老師和朋友的關心，一併致謝！1998年4月25日 [點擊隱藏更多內容...]
精彩頁（或試讀片斷）嚴格說，20世紀以前的西方詩學中沒有關於文學語言的理論，最多也只有些零星的認識。進入20世紀以來，語言學在西方現代哲學社會科學中扮演了一個極特殊的角色，它幾乎影響到上述領域的各個方面，詩學自不例外。可以說，文學語言研究是20世紀西方詩學的熱點之一，或者說是西方詩學探討的主要對象。正如雅格布森所說，「詩學的主要對象是語言藝術與其他藝術及其他語言行為之間的特殊性質。」托多洛夫也認為「詩學所探尋的是文學語言這種特殊語言的屬性」。因此，本文將對西方20世紀詩學中的文學語言研究做一些梳理和評價，以求對我國的文學語言研究稍有啟發或借鑒。尋求文學語言與普通語言(包括科學語言)的區別，從而突出文學語言的本質特徵，是西方現代詩學研究文學語言的邏輯起點和主要特徵。這一點幾乎在西方現代詩學的各個派別中都能找到例證。俄國形式主義是較早關注文學語言的詩學流派。雅庫賓斯基早在1919年出版的《形式主義文論》第三集的《詩學》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了詩歌語言與實用語言的對立。他說：「把自身擁有價值的人類活動同追求外在目的、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具有作為手段的價值的人類活動區別開來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們把第一種稱為詩的語言，那麼第二種就是實用語言。雅庫賓斯基認為，實用語言在自身之外、在思想傳達和人際關係中找到它的價值，它是手段不是目的；相反，詩的語言在自身找到價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自主的或者說是自在目的的。俄國形式主義的主將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從「藝術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種對事物的感覺即幻象，而不是認識，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難度和時間造成困難形式的程序，就是藝術的程序」這一宗旨出發，進一步指出了兩種語言的對立：「詩的語言以其構詞的顯著特點而與散文語言相異」；「詩就是受阻的、變形的言語。詩歌言語是建構言語，而散文是普通言語，節約的、靈活的、合理的」言語。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把詩歌語言規律和散文語言(普通語言)規律混淆起來是一個「普通的錯誤」。為此，他進一步闡述了詩歌語言的特徵：在詩歌語言，「詞是由自動論引申出來的感知而有意創造的，其中對它的幻象是作者的目的，它是如此『人為地』被創造出來，致使感知停留於其上並精疲力竭，儘力延伸，同時事物不是在其空間性上，而可以說是在自己的連續性上被感知的」。雅格布森則指出，詩歌語言的特徵表現在：「首先，把詞理解為詞而不是所稱客體的簡單代表或情感的釋發；另外，詞及其句法、含義、內在外在形式並不是與現實毫不相干的，而是擁有自己的力量和自身價值的。」蒂尼亞諾夫在《文學發展論》中則強調：「在某一時代是文學現象的到了另一時代則成為公眾語言的日常現象，相反，這一現象卻與總的文學系統相適應，在總的文學系統中得到發展。」在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語言論里，可以看到兩點明顯的抵牾之處：其一，文學語言是自主的或自在目的的語言，是拒絕任何意義的、純能指的、語音和字母的語言；但是文學語言又是增強可感知性的手段，是一種讓人們感覺事物變化的方法，因而它又是有外在目的的。其二，文學語言與普通語言是根本對立的，但二者的對立隨著時代的發展又趨於消亡並互相轉化。這些矛盾對立，是作為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詩學自身難以克服的。儘管如此，形式主義的文學語言研究還是對西方現代的文學語言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捷克著名文學理論家穆卡洛夫斯基直接受到形式主義的影響，對文學語言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在《標準語言和詩的語言》一文中，他指出，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的關係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方面，詩人是否受到標準語言規範的約束？另一方面，一首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用作認識這種標準語規範的材料？可以說，詩的語言的理論的根本旨趣在於標準語言和詩的語言之間的差異，而標準語言的理論卻側重於它們的共同點。因此，穆卡洛夫斯基認定自己的任務是正確處理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的關係，正是在處理這一關係時，他揭示了文學語言的本質特徵。穆卡洛夫斯基認為，詩的語言並不是標準語的一支。這樣說，並不等於否認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繫。這種聯繫存在於如下的事實里：「對詩歌來說，標準語是一個背景，是詩作出於美學目的藉以表現其對語言構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對標準語的規範的有意觸犯的背景正是對標準語的規範的有意觸犯，使對語言的詩意運用成為可能，沒有這種可能，也就沒有詩。一種特定語言中標準語的規範越穩定，對它的觸犯的途徑就越是多種多樣，而該語言中詩的天地也就越廣闊。另一方面，人們對這種規範的意識越薄弱，對它的觸犯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詩的天地也隨之狹窄。」在這裡，穆卡洛夫斯基比俄國形式主義的高明與不同是顯而易見的：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並不是絕對對立的，不掌握標準語言規範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創造詩的語言。在這一前提下，穆卡洛夫斯基對詩歌語言的認識與俄國形式主義又非常相近：詩的語言的功能在於最大限度地把言辭「突出」，突出是「自動化」的反面，即是說，它是一種行為的反自動化。(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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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序第一編：關於語言藝術語言和語言藝術「語言轉向」：從哲學到詩學，從西方到東方20世紀西方詩學中的文學語言研究述要第二編：關於文章文章概念的更新及其他文章的傳播過程文章傳播的回顧與展望主席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評曾祥芹、王紹令主編的《毛澤東與文章學》第三編：關於文論中國古代文論中文學獨立性思想管窺回眸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十年來小說理論研究述評近年來文學批評學研究綜述略說比較文藝學關於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思考第四編：關於詩學中國古代詩學整體評價之我見《隱喻》：詩學新論中西比較詩學中的詩與史詩的獨立性與依存性中西方詩學文本理論之比較第五編：關於學術自然主義戲劇也談民族文化心理嬗變——與丁帆同志商榷對中國當代美學的總結和反思——評張涵主編的《中國當代美學》第六編：博士論文導論上篇政教中心和審美中心——中國古代詩學中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考察中篇實用功利和審美超越——西方詩學中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的歷時考察下篇跨越時空的異同——中西方詩學關於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的比較研究結論附：主要參考書目把生命化作永恆——記原鄭州大學副教授、文藝學博士張瑞德[點擊隱藏更多內容...]
導語不同詩學互相吸收、互相影響的局面與中國古代文化"儒道互補"的大格局是完全吻合的。它充分說明，在中國詩學史上，人們對詩本質特徵的認識有一個由分歧到一致，由彼此排斥到互相吸收的過程，有一個由單面到多面、由外部到內部、由淺層到深層的過程。這過程實現的主要標誌就是：詩與非詩、詩的獨立性與詩的依存性由對立、拒斥到融合、統一。
前言1999年的春天，在廣州，瑞德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做的是把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把靈魂信託給上帝，就安然離去了。已經幾年了，病魔纏繞著他，然而他在手術初愈、甚至在治療中依然平靜地繼續讀完了博士，獲得了學位。他是我們的同學和朋友中最為堅韌、勤奮而沉默寡言的一個人。他永遠帶著謙遜得近於羞怯的微笑。傲慢與冷漠他可能遭遇過，然而他決不以冷漠傲慢接物待人。即使在醫院裡仍然能夠看到他那令人寬慰的笑容。疾病似乎從來沒有戰勝過他。即使到了最後的時間，他仍然經歷著人生最痛苦的思想，最後幾天，他獲得了平靜。有時我想像，假如瑞德能夠倖存下來，他也許會把這些痛苦的經驗所引發的思考表達出來，也許他會走向學術研究與寫作的另一個方向？在他經歷了哲學與詩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後，會不會再次有一個「死亡的形而上學」或者「痛苦的詩學」的轉向？他留下這些文字，離去了。我們的同學劉建生為瑞德收集編輯了這些文章與著述。從這些著述中可以感知到瑞德的學術敏感性、開闊的理論眼界和深藏在專業面具下的詩化的激情。在瑞德涉獵廣泛的寫作與研究中，他一直關注著敏感的學術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概念的思潮中，在熱鬧而不免混亂的新術語的大爆炸中，瑞德以其細緻的專業精神做了一件非常清醒的工作，這就是他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著作《西方學術術語詞典》，這項工作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十分可貴而有價值的。自90年代以來，瑞德一方面對中西方詩學和文藝學的基本問題進行著比較研究，又從史論的角度描述著理論變化的軌跡。這些工作顯示了瑞德的學術理性和專業精神。在他從事寫作與研究的這些年，他基本上不直接介入熱點發言，但他耐心地堅實地從事著學術工作。而且，似乎也仍然遠離個人生存的具體問題。也許，在瑞德的關於「西方與東方」、「傳統與現代」、「詩歌與歷史」，以及他不斷探討的「詩與非詩」、「藝術的獨立性與依存性」問題的下面，深埋著另一方面的思想性問題，這些詩學和文藝學的命題下面，深藏著生命哲學的話語，學術語言和學術命題似乎覆蓋著一個生存者的處境與困惑的持續表達。不只是在詩學和文藝學的層面，在現實生存的層面上，一個學人不也同樣受到西方與東方、傳統與現代、詩與非詩、獨立性與依附性的歷史性糾纏？在詩學和文藝學專業的修辭語彙下，這些語言已經成為許多無可表達之物的一種系統的隱喻？有時我猜想，如果他能夠存活下來，他也許會最終去穿透這層學術語言與命題，穿過「語言學轉向」，去發掘詩與非詩、獨立性與依存性問題下面的生與死的話語，以期給那些在生命中遭遇不能承受之重的人以思想與情感的援手。我們是否仍然有可能在專業化與理性化的面具之下，為無助的生靈提供關於痛苦與慰藉的詩學？或者提供一種死亡的形而上學，以便把個人無力承擔的問題轉移到一個具有某種可能性的層面上，以慰藉的詩學分攤個人命運中無可逃避的痛苦與焦慮？在當代的思想理論與文學研究中，能夠給人提供精神與心靈慰藉的資源是越來越稀有了。與痛苦和死亡相抗衡的希望成為當代思想中的一種稀有元素。我們忙於研究很多關於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的問題，那些多多少少似乎有希望在技術與制度層面加以解決的問題，以及那些可以改善我們物質生活的問題。顯然，即使在文學研究中，對個人在現代世界所遭遇的另一種困境就缺乏洞察與回應能力了。現代性不僅是一個合理化進程的問題，不僅是一個可以由市場經濟一攬子解決的問題。現代性涉及到人們的感知方式，涉及到一種現代感受性的形成，包括人們對生與死的感受性。在社會層面上，現代性把時間感知為一種直線進步或直線發展的歷史模式，這種直線進步的樂觀主義的時間觀，在進入個人生命時間領域時就變成了虛無主義的時間感受：個人生命時間只是一段片刻延續的直線，在生命的終結之處，不再有輪迴、往複與迴環。社會歷史時間的進步發展在個人生命中變成了時間的純粹流逝。 不幸的是不僅有生活的現代性，它還同時製造了「死亡的現代性」：這是一種沒有慰藉、沒有儀式、沒有靈魂不朽之預言的死亡的現代性，甚至連傳統的哀悼方式都變得不可能的現代性。連傳統的悼亡詩的悲哀與安慰的詩學都變得不可能了。不僅死者的痛苦變得蒼白無力，連生者想給予的安慰和希冀都沒有留下。人們能夠給予彌留之際親朋的話語，要麼是善意的謊言，要麼是冷漠的躲避，要麼是揪心的無助。生活世界的現代性是從理性化和無信仰開始的，死亡的現代性就是以無安慰而終結，成為一個物質事實和物質的過程。傳統的安慰方式是以一系列信仰為基礎的：來生、轉世、復活或者靈魂不滅。這是沒有時間的世界，或者是時間的循環與輪迴。近代的安慰形式至少還有家族香火延續或者在人類的共同事業中的永生。而今隨著諸神之死、家族的分崩離析、人類共同事業最後一個世俗神話的破滅，所有這些慰藉形式無論在宗教儀式還是在表達悲哀的詩學方式中都沒有了存身之處。在沒有儀式、沒有安慰、沒有靈魂之不朽的現代方式的死亡中，彌留變成了人生最大的刑罰。彌留時間變成了對人的難以承受的懲罰。死亡暴露了它從前所不具備的殘酷性。當然，這也是現代性所帶來的後果之一。是思想方式的理性化和文化祛魅的現代性的後果之一。現代性的成果使我們在生活的時刻更加舒適，而使死亡變得更加絕望無助，令人難以承受。 不僅是從事技術性或工具理性的工作的人，如果現在連從事文學寫作與研究的人，也不能給人的痛苦與不幸任何慰藉，或者說，沒有能力沒有方法也沒有語言在文化中轉換這種痛苦，使其具有某種超越死亡的意義，那麼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現代性所產生的，就是死亡的現代性。在我們享受了生活的片刻現代性(且不說其中仍然包含著新的磨難)之後，死亡的現代性就會抵消一切。抵消人們曾經覺得生命具有價值的一切感受。使人生複雜的公式演算最後等於零。它甚至將消除倖存者的悼念方式和紀念形式。也就是說，死亡的現代性不僅消除了「死亡的形而上學」，也消除了「痛苦的詩學」。生活世界的物質性無可避免地侵入死亡的物質性。死亡中的形而上學維度和宗教維度、痛苦與不幸中的詩學向度隨著靈魂神話的破滅似乎永遠消失了。這就是我在這裡既無法預言死者的不朽也無法寫出悲哀的輓歌的癥結。正像逝者或彌留者沒有了從恐懼到欣然地忍從命運的過程，倖存者的心中也沒有了從悲哀到慰藉的康復過程，所能夠有的就是遺忘。 這些問題可能與瑞德生命最後幾年的痛苦經驗有關。雖然瑞德永遠不可能實現「痛苦的詩學」與「生命哲學」或者「死亡的形而上學」的轉向了，但可以注意到，在瑞德以往的著述中，在他所一直從事的詩學與文藝學專業之外，在他的《幻天》、《道教精華》和《二十二子》等研究、撰寫與註疏中，可以發現他對這些問題表達的另一種形式。在其中他力圖發現某些可能與死亡的形而上學或者痛苦的詩學有關的原始思想與「古代性」。在這些文本中，不僅具有經驗世界的古代性，還有「死亡的古代性」。這些文本中有永恆的幻境、泛靈論和超越死亡的鍊金術，有著超自然現象的感情範疇和天真的經驗之歌。這些古代性最終能夠把人生轉變為一種「傳奇」。也許瑞德在關於古代文本的研究中已經隱隱地感知到這一點，這些因素也許都暗示他在生命終結之時選擇了信仰與安詳的態度。如今他留給我們的似乎是繼續探討這些已經在他的著述中所初露端倪的問題。 最後我想說的是，最有資格在這裡談談瑞德的是劉建生，不僅是因為建生收集整理了瑞德的這些作品，更因為在瑞德最需要友情和救助的時候，總是同學中事務最繁忙的建生陪伴在他的身邊。也許需要我們去探討的不僅是「死亡的現代性」，不僅是表達悲哀與慰藉的詩學，更應該包括友誼與關切的道德實踐。後者也是許多古代性的文本中所經常談論的主題和他們所身體力行的德行。通過建生之為人，我想：人生的安慰也許仍然能夠來自世俗世界。 [點擊隱藏更多內容...]
後記對中西方詩學中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關係的考察就這樣匆匆完結了。回首反思，有幾個要點似乎應予重申：其一，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不僅是詩學自身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也是中西方詩學從古至今一直非常關注的熱點之一。但是，在中西方詩學史上，或過分重視藝術的獨立性，或過分重視藝術的依存性，很少對二者關係持論公允的辯證而科學的處理。即使有理論上清醒者，而在創作或批評實踐中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偏執一端，或者僅僅對問題有原則性的高論，而在一些重要和關鍵性問題上又顯得蒼白無力。因此，研究詩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既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尤其對我國的文學藝術和詩學是如此。其二，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是相對的和辯證的。「藝術首先是藝術」，它有其自身的本質特徵和規律，它不是非藝術的實用工具和僕人。只有首先肯定藝術的獨立性，才能確立藝術存在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劃清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界限。但是，詩與非詩、藝術獨立性與依存性的關係又是相對的，對獨立性無論強調到何種程度，都不意味著要把藝術變成純而又純的、與非詩和依存性無緣的精神產品。事實上，詩離不開非詩，講獨立性不能離開依存性，這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同樣，無論怎樣強調藝術的依存性，也不能剝奪或取消藝術的獨立性。否則，詩就會成為非詩，藝術的獨立性也不復存在。其三，處理詩與非詩、藝術獨立陸與依存性關係的關鍵，在於解決好非詩人詩的方式問題。既然不可能將詩與非詩、獨立性與依存性決然分開，那麼就應努力解決好非詩人詩的方式問題。非詩的政治、道德、宗教、歷史等因素不能以直接的、簡單粗暴的方式人詩，那樣只能有害於詩，只能剝奪藝術的獨立陸，使詩成為非詩。如果非詩的諸種因素以詩所特有的、詩所能允許的方式(即藝術掌握世界的方式)人詩，不僅不會對詩造成傷害，而且還有可能激活詩、激活詩學，有可能使藝術進射出耀眼的燦爛火花。對於非詩的人詩方式，中國詩學中有許多精闢的理論觀點(這是西方詩學所欠缺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和發掘，並開拓和創新。其四，對於文學藝術和詩學的發展，筆者不無主觀臆斷地認為：人類文學藝術和詩學，總是由重藝術的依存性和實用功能到藝術的獨立性和依存性、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並重，由比較重藝術的獨立性和審美功能再到完全重藝術獨立性和審美功能一步步發展的。目前，我們還處於第一、二階段之間，即或者重藝術的依存性和實用功能，或者藝術獨立陸與依存性、審美功能和實用功能二者並重。當然，早已有過分重視藝術獨立性的思想，這當屬一種超前的詩學思想，儘管它往往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幻想。假如筆者所設想的這一發展趨勢是符合實際的，那麼，我們就應當適應之。其五，藝術世界是個色彩繽紛、百花齊放的天地。我們可以追求一種注重藝術獨立性和純美的藝術，但同時也承認藝術應有雅俗之分，純美和實用之分，有精品和大眾化之分，藝術品從題材、主題、體裁、形式、技巧、風格等方面都應多樣化、多元化，這也是藝術繁榮和發展的必然和標誌。同樣，詩學也不能強求一律，我們可以倡導一種比較重視藝術獨立性的詩學，但必須承認，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人類各種活動與學科也存在著分化和綜合的雙重趨勢。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有渾然一體之特點的人文科學，形成一種全新的、多學科、綜合性的科學體系的可能性大大加強，學科界限會被打通，彼此交叉、互滲的現象會很普遍。我們也許應該敞開胸懷去迎接多學科互相交叉、整合、吸收、關照且更富有張力的新詩學的誕生。[後記]在此，要特別感謝我的導師饒艽子教授，沒有她的熱情關懷和悉心教誨，本論文很難順利完成；胡經之教授和蔣述卓教授對作者也多有指教和幫助。另外，對我的妻子和女兒以及許多老師和朋友的關心，一併致謝！1998年4月25日 [點擊隱藏更多內容...]
精彩頁（或試讀片斷）嚴格說，20世紀以前的西方詩學中沒有關於文學語言的理論，最多也只有些零星的認識。進入20世紀以來，語言學在西方現代哲學社會科學中扮演了一個極特殊的角色，它幾乎影響到上述領域的各個方面，詩學自不例外。可以說，文學語言研究是20世紀西方詩學的熱點之一，或者說是西方詩學探討的主要對象。正如雅格布森所說，「詩學的主要對象是語言藝術與其他藝術及其他語言行為之間的特殊性質。」托多洛夫也認為「詩學所探尋的是文學語言這種特殊語言的屬性」。因此，本文將對西方20世紀詩學中的文學語言研究做一些梳理和評價，以求對我國的文學語言研究稍有啟發或借鑒。尋求文學語言與普通語言(包括科學語言)的區別，從而突出文學語言的本質特徵，是西方現代詩學研究文學語言的邏輯起點和主要特徵。這一點幾乎在西方現代詩學的各個派別中都能找到例證。俄國形式主義是較早關注文學語言的詩學流派。雅庫賓斯基早在1919年出版的《形式主義文論》第三集的《詩學》一文中就明確指出了詩歌語言與實用語言的對立。他說：「把自身擁有價值的人類活動同追求外在目的、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具有作為手段的價值的人類活動區別開來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們把第一種稱為詩的語言，那麼第二種就是實用語言。雅庫賓斯基認為，實用語言在自身之外、在思想傳達和人際關係中找到它的價值，它是手段不是目的；相反，詩的語言在自身找到價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自主的或者說是自在目的的。俄國形式主義的主將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從「藝術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種對事物的感覺即幻象，而不是認識，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難度和時間造成困難形式的程序，就是藝術的程序」這一宗旨出發，進一步指出了兩種語言的對立：「詩的語言以其構詞的顯著特點而與散文語言相異」；「詩就是受阻的、變形的言語。詩歌言語是建構言語，而散文是普通言語，節約的、靈活的、合理的」言語。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把詩歌語言規律和散文語言(普通語言)規律混淆起來是一個「普通的錯誤」。為此，他進一步闡述了詩歌語言的特徵：在詩歌語言，「詞是由自動論引申出來的感知而有意創造的，其中對它的幻象是作者的目的，它是如此『人為地』被創造出來，致使感知停留於其上並精疲力竭，儘力延伸，同時事物不是在其空間性上，而可以說是在自己的連續性上被感知的」。雅格布森則指出，詩歌語言的特徵表現在：「首先，把詞理解為詞而不是所稱客體的簡單代表或情感的釋發；另外，詞及其句法、含義、內在外在形式並不是與現實毫不相干的，而是擁有自己的力量和自身價值的。」蒂尼亞諾夫在《文學發展論》中則強調：「在某一時代是文學現象的到了另一時代則成為公眾語言的日常現象，相反，這一現象卻與總的文學系統相適應，在總的文學系統中得到發展。」在俄國形式主義的文學語言論里，可以看到兩點明顯的抵牾之處：其一，文學語言是自主的或自在目的的語言，是拒絕任何意義的、純能指的、語音和字母的語言；但是文學語言又是增強可感知性的手段，是一種讓人們感覺事物變化的方法，因而它又是有外在目的的。其二，文學語言與普通語言是根本對立的，但二者的對立隨著時代的發展又趨於消亡並互相轉化。這些矛盾對立，是作為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詩學自身難以克服的。儘管如此，形式主義的文學語言研究還是對西方現代的文學語言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捷克著名文學理論家穆卡洛夫斯基直接受到形式主義的影響，對文學語言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在《標準語言和詩的語言》一文中，他指出，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的關係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一方面，詩人是否受到標準語言規範的約束？另一方面，一首詩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用作認識這種標準語規範的材料？可以說，詩的語言的理論的根本旨趣在於標準語言和詩的語言之間的差異，而標準語言的理論卻側重於它們的共同點。因此，穆卡洛夫斯基認定自己的任務是正確處理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的關係，正是在處理這一關係時，他揭示了文學語言的本質特徵。穆卡洛夫斯基認為，詩的語言並不是標準語的一支。這樣說，並不等於否認二者之間的密切聯繫。這種聯繫存在於如下的事實里：「對詩歌來說，標準語是一個背景，是詩作出於美學目的藉以表現其對語言構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對標準語的規範的有意觸犯的背景正是對標準語的規範的有意觸犯，使對語言的詩意運用成為可能，沒有這種可能，也就沒有詩。一種特定語言中標準語的規範越穩定，對它的觸犯的途徑就越是多種多樣，而該語言中詩的天地也就越廣闊。另一方面，人們對這種規範的意識越薄弱，對它的觸犯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詩的天地也隨之狹窄。」在這裡，穆卡洛夫斯基比俄國形式主義的高明與不同是顯而易見的：標準語言與詩的語言並不是絕對對立的，不掌握標準語言規範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創造詩的語言。在這一前提下，穆卡洛夫斯基對詩歌語言的認識與俄國形式主義又非常相近：詩的語言的功能在於最大限度地把言辭「突出」，突出是「自動化」的反面，即是說，它是一種行為的反自動化。(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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