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農業生物技術及生物技術食品的24個真相

目錄

安全與健康?謬誤1：「生物技術食品本質上是不安全的、未經檢驗的，已經傷害了成百上千的消費者」謬誤2：「美國消費者不吃基因工程大豆和玉米產品，因為這些作物都用於出口到中國和其它國家」?謬誤3：「隨著生物技術大豆的出現，大豆過敏現象多了?謬誤4：「生物技術作物增加了抗生素耐藥性」?謬誤5：「生物技術作物使得食品更不安全」?謬誤6：「農業生物技術沒有為消費者提供直接的益處」?謬誤7：「農民和生物技術公司反對基因改良食品的強制標識，因為他們試圖向消費者隱瞞安全問題，剝奪消費者自由選擇的權利」環境部分?謬誤8：「自從引進生物技術作物之後，農藥使用量有所增加」謬誤9：「生物技術作物的基因漂移威脅生物多樣性」?謬誤10：「生物技術玉米威脅著帝王斑蝶」?謬誤11：「用於生物技術作物的除草劑破壞環境」?謬誤12：「生物技術作物對於自然環境具有與生俱來的危險性」謬誤13：「生物技術作物沒有給環境帶來好處」?謬誤14：「對於免耕農業而言，沒有必要使用生物技術作物」農業實踐?謬誤15：「生物技術對農民並不划算」?謬誤16：「農民在種子和農藥方面受制於生物技術化學公司」謬誤17：「生物技術作物只適合美國農業」?謬誤18：「生物技術作物在歐盟被禁」謬誤19：「生物技術未能提高單產」?謬誤20：「生物技術只能讓人得到蠅頭小利」?謬誤21：「農民因不能保留生物技術種子而成為輸家」謬誤22：「農民經常被種子公司起訴」?謬誤23：「生物技術幫不了發展中國家」?謬誤24：「有機農業技術比生物技術具有更好的前景」執行摘要在生物技術作物經歷了17年的商業化種植以後，到2013年，27個國家超過1800萬的農民發現，這是一項極為成功的農業技術，帶來了巨大的環境效益和安全益處。過去17年里，全球數億萬消費者食用了生物技術食物或生物技術作物加工的食品，而沒有發現一例確認的健康問題。總體而言，通過減少燃料使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減少土壤侵蝕而獲得的環境效益已經使整個社會受益。儘管大量的科學實驗和實際經驗證明支持以上的觀點，卻仍然有人不相信這些益處，盲目地反對將生物技術應用於食品生產領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農業領域的應用相比，幾乎沒有任何人去關注生物技術在醫療保健領域的應用。例如，DNA重組技術提供了更安全更高效地生產胰島素和凝血蛋白的方法，這些產品已被全球數億萬人使用。這份報告——《以科學反駁歪理、用事實糾正謬誤》——是早前版本的更新。報告表明，儘管人為製造了一些農業生物技術的爭議，但這項技術帶來的效益仍然在持續增加。世界各地越來越多的農民轉向使用這項技術。理由很簡單：他們發現這項技術確實管用，給大小農場主都帶來一定好處。例如當生物技術的抗蟲棉2002年首次在印度種植的時候，種植面積為49，978公頃。到了2013年，超過700萬印度農民種植Bt棉花，種植面積超過1，100萬公頃，占整個印度棉花種植面積的95%，平均農田規模為1.5公頃。概括起來，諸多證據顯示農業生物技術有以下益處：提高了農民的收入，節約勞動，減少投入成本，提高競爭能力。?有助減少雜草和蟲害引起的單產損失。?減少了農藥的使用，用更溫和的農藥取代對環境有害的農藥。?推動了保護性耕作的廣泛應用，降低了土壤侵蝕，減少了耕作釋放到大氣中的CO2總量。?提高單產和減少有毒農藥的使用，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更為有利。?幫助降低了玉米感染黴菌毒素的風險，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這是一個嚴重問題。?最後，這項技術得到世界主要的科學機構和權威部門的認證，證明生物技術作物與傳統作物同等安全，迄今沒有一例經證實的生物技術作物對環境、人類或者動物健康造成傷害的事件。2014年3月?美國大豆出口協會密蘇里州，切斯特菲爾德?T：+1-636-449-6400&F：+1-636-449-1923美國大豆基金會是一個管理大豆農民繳款計劃(Check-off)的組織，得到美國59萬多戶登記在冊的大豆農民的支持——他們將自己大豆銷售收入的0.5%貢獻出來作為大豆基金。這些基金由美國大豆基金會的農民董事負責管理，用於支持市場開拓、市場研究以及商業化項目。美國大豆基金會董事會由69位自願為基金會工作並由美國農業部部長任命的農民組成。美國大豆出口協會是一個由主要利益相關方組成的、具有積極夥伴關係的行業組織，代表著美國的大豆生產者、加工企業、大宗農產品發貨商、經銷商、關聯農業企業以及農業組織的利益。安全與健康謬誤1：「生物技術食品本質上是不安全的、未經檢驗的，已經傷害了成百上千的消費者。」

事實：通過生物技術改良的作物和食品與通過其他方法生產的作物和食品相比至少是同等安全的。這一點已經被研究這個問題的每一個專家團體證實。實際上，唯一一例確定存在安全性差異的，是生物技術作物與食品要比傳統的更安全。農業生物技術讓作物育種更加精準。這項技術極大地減少了農民使用殺蟲劑的劑量，同時也減少了食品供應中出現毒素和食品過敏的案例。生物技術使得開發檢測食品中存在過敏源的新的診斷技術成為可能，也使得當敏感人群在偶然接觸致敏源時，防止發生過敏反應的干預治療成為可能。自1997年以來，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已經食用了多種形式的生物技術作物，而沒有任何健康或者安全問題的跡象。這項觀察結果與大量關於生物技術作物對人類、動物和環境安全性的同行評議結果一致。歐盟曾經歷過消費者焦慮的高峰，歐盟委員會在生物技術作物安全性方面資助了超過130項研究，覆蓋300多個研究小組，歷時25年。其中一項2008年由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所進行的研究總結道：「我們已有一個綜合的知識體系，足以應對當前包括與基因改良產品在內的食品安全問題，專家們認為它足以評估當前基因改良食品的安全性。」?2012年7月，歐盟首席科學家AnneGlover教授在一次採訪中說：「沒有一個屬實的案例表明基因改良食品對人類健康、動物健康或者環境健康有任何負面影響，這是一個相當強有力的證據，我可以肯定地說，吃基因改良食品不會比吃傳統食品有更多風險。」2012年8月，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應瑞士聯邦委員會的要求所做的一份報告的結論是：「基於長期的觀察和眾多科學研究結論，無法證實商業化的基因改良作物有任何健康的負面影響。」「Bt玉米對健康有正面的影響。它能使得由神經毒素或者致癌黴菌毒素引起的食品和種子感染變得更少。」安全方面的擔心主要是基於這樣的觀念：把性狀引入植物的生物技術方法可能比傳統作物育種方法更有風險。但這種誤解已經被權威的科學機構反覆駁斥。英國首席科學顧問曾經這樣說：「因為這項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從許多方面來說食用基因改良食品——通過基因改良技術獲得的作物——比食用傳統作物加工的食品也許更加安全。如果你對某種食物過敏，你可以把某些特定人群會引起過敏反應的蛋白質剔除。」德國科學院發現：「食用來自經過歐盟和美國批准的基因改良作物所加工的食品，風險不會比食用傳統種植作物加工的食品更高。恰恰相反，在某些情況下，來自基因改良作物加工的食品在健康方面表現得更加出色。」生物技術與傳統作物育種相比，精準度更高、預測性更強、安全保障也更強，因此進行安全性檢測的頻率也大幅度提高。例如，20世紀60年代，一種新的土豆品種(Lenape)在雜交育種方法下誕生，該品種包含接近致命水平的龍葵素——一種天然的生物鹼毒素。20世紀80年代，雜交育種方法又研發出了一種芹菜品種，它包含了高水平的補骨脂——一種屬於皮膚刺激源的天然毒素，它還在實驗室小鼠身上顯示能夠致癌。在這種芹菜從市場上退出之前，採摘芹菜作物的田間工作者的手部皮膚承受了巨大的痛苦。這兩個案例的發生都是因為育種者把馴化的作物品種與其野生近親進行雜交所致，雜交的目的是為了把人們期望的某些性狀(例如高產、抗病蟲害等)引入作物。類似案例見《基因工程食品的安全性：評估意外健康影響的方法(2004)》。這種雜交由於是混合兩種植物的基因，從而，產生的後代植株也會從它們的父本中繼承一些不想得到的特性。基於這樣的事實，美國政府的食品藥品管理局(FDA)要求對新的作物品種做相關毒素的存在性檢測，無論新品種是通過生物技術方法還是通過傳統育種方法研發的。FDA的要求，再加上潛在的財力方面的負擔，使得計劃在美國推出新型作物品種的種子公司確保對所有新引入的蛋白質做充分的過敏性測試。對生物技術食品和作物執行如此嚴格評估測試的，不僅僅只有美國，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都會確保生物技術作物和食品在獲得商業化許可之前要經過嚴格的科學和技術的評估。這就確保能夠發現潛在的安全問題。例如，有一家種子公司已經開始使用生物技術研發一種大豆品種，該大豆品種包含一個來自巴西堅果樹的基因(為了獲得更高的蛋氨酸成分)，但是當過敏測試顯示它可能會在對巴西堅果過敏的消費者中引發過敏反應後，該大豆新品種的所有工作都停止了。如上面提到的，這是生物技術如何能夠提升過敏檢測的一個典型例子。無論生物技術過程還是生物技術產品在權威科學認證方面都有著壓倒性優勢，但職業反對團體仍然繼續發出警告指責它們的安全性。然而，當與事實發生衝突時，並不是所有的反對者都固守著舊觀念。《全球概覽》(WorldEarthCatalogue)雜誌的編輯StewartBrand說：「我敢說所謂的環保運動因為反對基因工程而做出的損害，比其它任何我們曾經做過的錯事都要多......我們讓人群陷於飢餓，阻礙了科學，傷害了自然環境，並且否定了一項育種從業者的重要方法。」MarkLynas在《英國新政治家》雜誌中寫道：「基因工程是我花費了人生數年時間反對過的事物。然而現在，一項由科學主導的、針對它可能的風險和益處的評估顯示，我錯了。」在一份由歐洲科學院科學諮詢委員會在2013年發布的專業報告——《種植未來：使用作物基因改良技術實現可持續農業的機遇和挑戰》中，其中的一個結論是：「沒有有效證據證明基因改良作物比通過其它育種技術研發出來的作物對健康和環境有更大的負面影響。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基因改良作物能夠為可持續性研發的目標做出貢獻，為農民、消費者、環境和經濟帶來益處。」也許美國醫學協會概括得更為簡潔：「引入基因改良作物的嘗試激起的不是一場理性的爭論，而是一場由帶有其它目的的人參與的、有意的負面運動。反對者們忽視了關於作物的常規農業實踐和充分調查的事實，或者不準確地把常規問題當成是只屬於基因改良作物的特殊問題。」謬誤2：「美國消費者不吃基因工程大豆和玉米產品，因為這些作物都用於出口到中國和其它國家。」

事實：不對。1997年以來，美國消費者消費了大量的含有生物技術大豆和玉米加工而成的食品。2012年，總產量8，200萬噸的美國大豆中，近94%都是生物技術大豆。其中超過總產量一半——大約5，440萬噸的大豆在美國本土消費，主要用於家禽飼料(49%)和生豬飼料(26%)，剩下的以其它動物飼料和人類食品的方式消費。其餘的3，660萬噸出口到38個海外國家，包括中國和歐盟。內銷和出口的大豆沒有區分——它們都是同樣的大豆。英國科學與技術委員會發布一份報告，其中有一節是關於生物技術作物安全性的，強調了在美國消費的生物技術食品和作物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問題的事實，報告說：「顯然，即使在很容易發生訴訟的美國，1994年這項技術初次商業化以來，人們消費基因改良產品的過程中，沒有出現一起與所消費基因改良食品相關的成功的訴訟，沒有產品召回，沒有實際的疾病影響，也沒有其它風險的證據。」更有力的證明是，2012年國際食品信息理事會對美國消費者的一項調查顯示，30%的被調查者認為用生物技術生產的食品能夠在食品超市中購買到，超過70%的人說他們可能去「購買由生物技術生產的、提供像歐米茄-3那樣更健康油脂的食品」。除美國外，其它主要大豆出口國家也沒有對本國內消費的大豆和出口到其它國家的大豆做區分。例如，2013年，巴西大豆生產總量的89%是生物技術改良大豆，阿根廷則是99%。這兩個國家的出口量都約佔其產量的一半，出口到中國和歐盟等很多海外市場。更多信息請查看：www.soystats.org。謬誤3：「隨著生物技術大豆的出現，大豆過敏現象多了。」

事實：不對。持續出現這個錯誤的說法，可能是基於1999年一份英國報紙《每日快報》上的一篇報道。這項指控的來源—一家位於英格蘭約克郡的過敏檢測中心--發表了一個聲明，指出它沒有說過大豆過敏的增加是因為生物技術品種，而是說現在有了越來越多的大豆過敏患者，而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準確地說，可能是因為在現代食品結構中大豆食用量的增加(大豆原本就是著名的過敏源)。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生物技術大豆增加了大豆過敏的風險。相反，生物技術有助於從食品中去除危險的過敏源。事實上，食用生物技術食品比其它食品更不容易過敏。與所有其它食品相比，通過生物技術生產的食品會事先進行常規篩選，確保它們不含有與已知過敏蛋白的DNA序列相似的DNA片段。進一步說，生物技術研究者正在尋找不同的方法用以去除那些普通食品中威脅食物過敏人群的致敏性。研究者們正在努力從大豆中去除部分敏感人群致敏蛋白的基因。同樣，科學家們也正在努力從花生、牛奶和其它食品中去除相似的致敏蛋白基因。謬誤4：「生物技術作物增加了抗生素耐藥性。」

事實：應用「標記基因」所做的關於人體抗生素耐藥性細菌發育的研究，壓倒性地證明這種耐藥性的發生幾乎不可能(在早先商業生物技術作物中曾用到)。2009年6月，歐洲食品安全局發布了一份報告，報告提供了一個關於在生物技術作物中使用抗生素耐藥性標記基因的綜合結論。報告包含了歐洲食品安全局關於基因改良作物和歐洲委員會生物安全小組的聯合科學意見。該小組得出結論，沒有新的有效的科學證據來促使歐洲安全局改變其之前關於基因改良作物的意見。對一種投放市場的抗生素的過度使用(也就是過度的治療性使用)是這種抗生素耐藥性病菌產生的源頭。為了測試「標記基因」是否也可能是抗生素耐藥性細菌產生的一個來源，在一個嚴格控制的實驗室里，英國的科學家嘗試在一個「人工牛胃」里做細菌耐藥性試驗，他們向人工牛胃裡添加包含抗生素耐藥性「標記基因」的生物技術改良的玉米。試驗所設計的條件，是儘可能促使抗生素耐藥性從玉米向細菌的轉移，雖然細菌在「人工牛胃」里繁衍了1018代(即100億億代)，但都沒有發生轉移的情況。因此，這種抗生素耐藥性轉移發生的可能性(例如從Bt玉米到細菌)甚至小於1/1018。這種可能性很小，遠遠小於因臨床應用的抗生素過度使用而使細菌產生抗藥性的可能。作為對比，普通人群中大約有20%的人，體內消化系統中的細菌已經顯示具有對某種臨床應用的抗生素(例如卡那黴素和氨苄青黴素)的耐藥性。所有這些都在接下來的實驗中被反覆證實。後續實驗把帶有抗生素標記基因的生物技術作物餵食給家禽，在其腸道中沒有發現源自作物衍生的標記基因，更不必說存活下來轉移形成氨苄青黴素抗性了。英國抗菌化療協會工作小組報告說，「沒有找到客觀證據來證明抗生素耐藥性基因會轉移到細菌中從而帶來新的治療問題」。最終，在《明日的餐桌：有機農業、遺傳學和未來的食物》中，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PamelaRonald教授回答了抗生素耐藥性基因是否被生活在我們腸道中的細菌所獲取的問題。他說：「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一個委員會的結論，這是不可能的。首先，基因將需要逃過人體胃裡的消化液，然後它還需要在人體的腸道中完整存活，最後，它還需要轉移進入腸道細菌。事實上，有一項研究顯示，當基因改良大豆到達大腸時，其中的外源基因會徹底分解(Netherwoodetal.)。此外，許多抗生素耐藥性基因在細菌中已經非常普遍，並且在我們的食物中隨處可見。現在還有許多技術進步使得這種擔心更加遠離我們。例如，新的標記基因，比如糖份啟動標記基因現在已經可用，因此抗生素耐藥性基因的使用會逐漸減少。同時，許多新的轉基因作物，例如抗病蟲害的Xa21大米，根本就不包含標記基因。」謬誤5：「生物技術作物使得食品更不安全。」

事實：生物技術作物使得食品更安全。因為它降低農藥殘留，就Bt玉米而言，減少黃曲霉毒素感染，生物技術使食品更加安全。德國綠色生物技術科學與人文委員會學院聯盟報告說：「來自生物技術作物的食品比來自傳統種植作物的食品更健康。」之所以做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調查已經顯示，由致癌真菌毒素、煙麴黴毒素引起的玉米感染在生物技術抗蟲Bt玉米中大大減少了。德國委員會還強調，偶發的DNA突變的可能性，在使用致突變化學物或者電離輻射的傳統植物育種過程中比在生物技術作物育種過程中要高很多。而且，與傳統作物或有機作物不一樣的是，生物技術產品在獲得許可之前都要用畜禽和老鼠進行嚴格的試驗。抗蟲玉米增強安全性，這一優勢得到前義大利衛生部長、世界頂尖的腫瘤學家UmbertoVeronesi教授的進一步支持。他在《共和報》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基因改良的玉米比傳統玉米更少受到歐洲玉米螟的攻擊。這就是我為什麼反對那些對基因改良作物和食品不可思議的妖魔化的原因。當對人類健康有明顯的好處時，我完全支持使用基因改良作物。因此，我相信在未來，隨著研究者對現有技術的利用，我們可以為消費者生產出更優品質的食品，更好的保護他們遠離有毒物質，並給消費者帶來更高的安全性。」降低煙麴黴毒素水平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份。煙麴黴毒素是一種黴菌毒素，具有鐮刀菌屬真菌釋放的神經毒性。煙麴黴是一種在糧食作物中產生的穀物黴菌，或者由於儲存不當，或者由於蟲咬，為真菌孢子提供了入口。在具備現代農業體系的國家，常規檢測、良好的乾燥存儲設施以及化學農藥的合法使用都能夠將黴菌毒素控制到最低的水平。在發展中國家，所有這些都無法提供可靠的保障，黴菌毒素的危害就很嚴重。在瓜地馬拉及其它一些地區，由於母親食用大量被感染的玉米，生下的嬰兒患神經管缺陷的幾率比全球平均值高六倍。Bt玉米是非常有效的，在不使用農藥的情況下就能夠把煙麴黴毒素降低到安全水平。它自帶的抗玉米螟殺蟲劑極大地降低了對作物的損傷，因此消除了在加工之前真菌孢子侵入到內部的大部分風險。在美國眾議院的聽證會上，唐納德·丹佛斯植物科學中心榮譽主席RogerBeachy說：「我們已經看到某些傳統或者有機農業中大家熟知的風險得以極大地降低：通過生物技術，玉米中的致癌成份比如黃曲霉毒素引起食品感染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農民接觸用於蟲害控制的危險的神經毒素的機會也大幅下降，農民因不當接觸造成的健康影響也大幅減少；隨著生物技術作物的廣泛應用，免耕法用於雜草控制，土壤中的碳存量增加了，燃料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減少，農田徑流水等物質的品質得以改善。」Beachy博士在做總結時說：「一些術語的使用，不當地暗示風險和可能缺乏安全性，我們已經形成了這樣的觀念：技術本身是不安全的，因此由技術產生出來的產品也不安全。然而，過去20多年科學界達成的一致意見表明，情況恰恰相反。」但是，某些謬誤依然被頑固的反對者們反覆傳播，包括宣稱生物技術土豆或大豆已經被發現是不安全性的。對生物技術土豆的指責源自媒體對蘇格蘭研究者ArpadPusztai的採訪。此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一組大量刪改過的「指控」在一片爭論中發表(與其同行的意見相左)。英國皇家學會發現，實驗設計和執行過程中的大量錯誤使得該研究不可能得出任何站得住腳的結論。最後看起來，Pusztai實際上僅僅說明了一個毫不起眼、眾所周知的事實：單純食用土豆不足以保證老鼠的最佳健康。另一個案例，俄羅斯科學家IrinaErmakova因為其斷言而臭名遠揚。她在由綠色和平組織贊助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生物技術改良大豆餵食小鼠會導致死亡率上升及生育力下降。Ermakova的斷言沒有經過同行評議，便以論文形式發表在科學文獻上。但《自然·生物技術》雜誌上一個特殊欄目對其結果做了檢驗，結果顯示，Ermakova的主張在許多方面都是錯誤的：她餵食小鼠的飼料沒有標明生物技術飼料成份和傳統飼料成份的數量；她沒能在動物實驗中展示任何劑量/反應；她的對照組動物顯示的死亡率和不孕率大大超出正常飼餵環境下的比率。這項研究引起了全球科學家和食品安全機構的譴責，堅決否定此項研究，因為它缺乏科學性，研究方法無效。NinaFedoroff博士做出了對Ermakova研究的最好的全面反駁。以上的例子都極為惡劣，而另外一個被反轉份子和媒體利用的缺乏科學性的例子是2012年9月份在《食品和化學毒物學》發表的由法國分子生物學家Giles-EricSéralini所做的研究報告。這項研究聲稱餵食抗草甘膦玉米NK603並且飲用添加草甘膦的水的小鼠會長出更多的腫瘤，而且比對照組小鼠更早死亡。這項研究因為存在嚴重的缺陷和證據不充分而遭到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強烈譴責。數家歐盟國家的食品安全機構(德國、比利時和荷蘭)也加入了這一片批評聲中。歐洲食品安全局的初步審查指出，這項研究「對安全性評估來說沒有足夠的科學質量」。巴西國家技術委員會生物技術分會也在自己的報告中譴責這項研究沒有提供紮實的和完整的信息。法國科學界也極為罕見地由國家農學、醫學、藥學、科學、技術和獸醫研究院發表了一份聲明：「這項研究不能夠得出任何可靠的結論，它僅僅在公眾中傳播恐慌。」研究院的報告進一步說：「由於在方法和闡述中的巨大缺陷，這篇文章中展示的數據無法對先前的研究提出質疑。之前的研究結論認為NK603玉米從健康角度來說是無害的，如同那些已被批准用於動物和人類食用的生物技術作物一樣。」在這些研究院的聲明發表後不久，法國生物技術最高委員會(HCB)和法國國家食品安全當局(ANSES)也發布了他們的評論，也嚴厲批評了Seralini的研究。HCB總結道：「這項研究結果的報告是支離破碎、不精確的。只選取並報告或評論了部分結論；這些選擇性的結論缺乏準確性和生物學的關聯性，並且使用了非常規的「術語」。這種不精確的、支離破碎的描述組成了那些未經證實的結論，然後用這些未經證實的結論構建那些不合理的病理生理假說。」最後，2013年11月，出版方撤銷了那篇論文，這項研究也沒有得到任何可信的科學家辯護，也沒有被人重複引用。今天我們可以確信：通過生物技術改良的作物和食物，比歷史上任何其它作物和食物都事先經過更多深入細緻的審批。無一例外的，這些食品如果不比傳統食品更安全，至少與傳統食品同樣安全。謬誤6：「農業生物技術沒有為消費者提供直接的益處。」

事實：未來三到十年，下一代生物技術大豆將會為消費者帶來無數益處。生物技術作物及其加工的產品比同類普通食品品質更好、更便宜、更安全、更健康。農業生物技術因其減少農藥使用、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也更安全而帶來了明顯的社會效益。農業生物技術已經不局限於農業投入方面的性狀，到2015-16年，將出現數個能夠直接給消費者帶來益處的品種。這些有益特性包括飽和脂肪酸更低、大豆異黃酮成分及歐米茄-3脂肪酸含量更高。英國科學家報告說生物技術作物是唯一的可持續的方法，能夠把歐米茄-3脂肪酸添加到食物鏈中而不破壞越來越脆弱的魚類資源。還有一些新品種將會在飲食中增加50%的人體可吸收鐵元素，這將可以幫助那些貧血的消費者(聯合國估計世界範圍內有16.2億人處於鐵缺乏狀態)；2012年在美國首次種植的高油酸大豆將排除豆油的氫化需求——氫化的過程會產生反式脂肪。研發人員正在努力研發一種新型高β-球蛋白大豆，這將會使大豆具有更好的風味、食品質地以及與食品混合的能力。β-球蛋白是一種天然生長的、能改良食品質地和口味的化合物。這種新型大豆品種也含有將比市場其它大豆蛋白更多的可溶蛋白。這個大豆品種現在正通過傳統育種方法研發，但是在美國將採用基因改良技術使其具備除草劑抗性。然而，宣稱當前市場上的生物技術作物不具有「消費者益處」具有實質的誤導性。某些反生物技術份子非常樂意這樣誤導人。事實是，所有的消費者都共處同一個生存空間，環境的益處諸如更清潔、更高品質的作物，使用更少的水、更少的農藥、更少的燃料以及大幅減少表層土壤損失和溫室氣體排放，這使得全球的消費者都能受益。關於這一點，歐盟委員會的報告《歐盟資助基因改良研究的十年(2001-2010)》做出了最好的結論：「生物技術為我們在諸如農業、漁業、食品加工和工業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在確保環境可持續性的同時，要不斷應對作物生產所面臨的問題，以滿足快速增長的需求。自然資源的保護和支持農民及鄉村人口生活的需求是全球的主要關切。為了實施最好的方案，我們必須考慮所有選項，使用獨立的、有科學依據的方法去解決這些挑戰。這些選項包括基因改良技術以及它們的潛在用途。」謬誤7：「農民和生物技術公司反對對基因改良食品強制標識，因為他們試圖向消費者隱瞞安全問題，剝奪消費者自由選擇的權利。」

事實：如果消費者想要避開生物技術食品，現有的標識便可供消費者使用(有機標識)。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除非經過嚴格的科學和技術評估檢測並獲得安全批准，否則，生物技術食品不會上市。標識支持者宣稱強制標識是必要的，這樣，一些消費者能夠做出選擇來避開源自生物技術的食品。誰能反對告知消費者信息並且使消費者做出知情選擇的權力呢?這裡隱含的意思是，對安全的考慮為特殊標識提供了理由。但是，生物技術食品沒有任何特定的安全問題，「轉基因標籤」沒有給消費者提供任何健康風險的信息使他們在知情的情況下做出選擇。事實上，這樣的標識只會告訴消費者整個過程中的某些方面，最後用在食品中的農作物的種子是經過改良的，與食品的安全性沒有關聯，而跟安全性有關的信息必須按照法律披露。如果這樣基於過程的標識應用在有機食品上的話，那麼有機食品將會標上諸如「曾使用包含已知能夠導致人類疾病的病原體的動物糞便施肥」，還是說明「曾把蘇雲金芽孢桿菌或者致癌魚藤酮用於作物來控制蟲害」?——這些過程對大部分有機作物生產來說很常見。為生物技術食品做標識的標籤沒有給消費者提供任何有關安全性的信息，而只能夠帶來困惑，並且，在關於生物技術食品的案例中，會導致不必要的憂慮和擔心——事實上，這才是那些賣力推動這種標識的人們的真正目標。大多數國家的消費者通過選擇「有機」或者「生態」標識，已經能夠自由選擇避開源自基因改良技術作物的食品，這樣的標識意味著生產有機產品的農民不會使用基因改良種子。那些選擇有機食品的人們當然也會為這種通常高價的食品支付更高的費用。但是這顯然比強制標識更加公平，因為強制標識將會推高所有消費者的花費，無論他們是否願意為有機食品支付更高的價格。事實已經清楚地表明生物技術食品與其它食品(傳統或是有機食品)相比，即便不比它們更加安全也至少是同等安全。這說明標識支持者是通過暗示一個並不存在的安全性問題來尋求使用標識去誤導消費者。例如，前面提到的歐盟委員會所做的關於生物技術的十年研究總結道：「我們從130多個研究項目、涵蓋了25年以上的研究、涉及了500多個獨立研究團體的成果中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生物技術，特別是基因改良作物技術，不比諸如傳統植物育種技術更有風險。」生物技術的反對者們經常宣稱，「未經驗證的生物技術食品自由地擺放在市場上，即使人們擔心它們可能不安全。這些食品在未經測試的前提下被監管者錯誤地認為與傳統食品實質等同。」這樣宣稱是錯誤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專家小組經過數年工作之後，「實質等同」原則於1993年得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充分闡明。在這項工作中，專家小組提出了一系列必須回答的問題，這些問題及其答案在今天被用來常規評估生物工程食品的潛在危害。對於某一特定的食品，只有考慮了所有這些問題之後，還沒有找到關於健康、安全或者營養方面的不同，才能下結論說這種生物工程食品與其同類食品實質等同。也就是說，這是在充分而繁複的分析之後得出的結論，而不是前提假設。這種方法已經獲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認可。直到今天，最反對強制標識基因改良食品的並不是生物技術公司。生物技術公司的產品就是賣給農民的種子，產品上都攜帶著標識，清晰地表明種子是通過生物技術生產的。最反對基因改良食品強制標識的是食品公司，他們直接受到由職業反轉人士頻繁發起的誤導運動的威脅——而對於職業反轉人士來說，標識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集資工具。環境部分謬誤8：「自從引進生物技術作物之後，農藥使用量有所增加。」

事實：不對。如果這一說法是對的，那麼為什麼在農業增產的同時，美國農藥行業卻經歷了農藥需求量減少的困境?對於那些種植抗蟲和抗除草劑作物的農民來說，化學藥劑使用的減少是農民最先看到的，也是最明顯的益處。2009年6月，德國研究人員MatinQaim博士的報告總結稱：「基因改良作物既有利於環境，又有利於健康。尤其是Bt抗蟲作物，它顯著地減少了化學殺蟲劑的使用。」這一結論得到了其他同行研究文獻的充分支持，例如GrahamBrookes和PeterBarfoot在2013年4月發布的報告說道：「生物技術的特性使得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地區殺蟲劑和除草劑對環境的影響大幅度減少。1996年以來，生物技術作物種植區域使用的殺蟲劑中，活性成分減少了5.03億公斤(減幅8.8%)，如果用環境影響指數EIQ衡量，用於生物技術作物的殺蟲劑和除草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下降了18.7%。」孟山都告訴投資者，由於生物技術農作物降低了對農藥的需求，到2008年，農藥銷售額將下降10億美元(降幅28%)。同樣，拜耳公司早在2003年將第3季度的虧損歸咎於其全球範圍內農用化肥業務的衰減，特別是生物技術改良作物的種植量迅速增加，對化學殺蟲劑的需求減少。農業經營諮詢公司柯萊恩有限公司(Kline&Company，Inc.)預測，2004-2009年間，由於生物技術的應用，種植玉米、棉花和大豆的農民在化肥上的支出減少了10億美元，與此同時，用於玉米種植的傳統化肥銷售額將從2002年的3億美元驟降至2012年的7，000萬美元。這些預測經實際檢測已得到證實(Brookes和Barfoot，2009)。加拿大1995至2000年間，生物技術作物雙低油菜籽的種植比例從10%增長至80%，除草劑使用量降低了40%，相當於除草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下降了36%(根據對人類與動物的毒性和環境持久性計算)。在巴西，大豆種植者協會(Aprosoja)一項報告稱，2003年大豆產量創紀錄的同時，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卻使農藥的使用量減少了50%。據巴西南里奧格蘭德州穀物委員會(Farsul)主席說，種植傳統大豆的農戶每公頃使用2升草甘膦除草劑和5-6升其它除草劑，而種植生物技術大豆的農民只需要3-4升草甘膦除草劑，草甘膦比其它除草劑在環境中殘留的時間更短，增加了對環境的益處。2008年，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一項關於抗蟲玉米在西班牙應用和性能的報告稱，種植Bt抗蟲玉米的農民比種植傳統玉米的農民使用的農藥更少。一項針對整個歐洲的農藥使用和傳統農業較早的研究(作者Phipps、R.H.和Park，J.R.2002)表明，如果歐洲玉米、油菜、甜菜和棉花有50%為生物技術品種的話，每年的殺蟲劑配方產品將減少1，450萬公斤(活性成分440萬公斤)，農藥噴洒作業節省2，050萬升柴油，留存了7.3萬噸二氧化碳沒有排放到大氣中。殺蟲劑使用的減少，棄用毒性更高的除草劑而使用對環境影響更小的新型雜草控制措施，所有這些指標得到了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ERS)更多數據的再次確認。反對者通常選擇性地使用數據，採用無效的研究方法，其結論不足為信。謬誤9：「生物技術作物的基因漂移威脅生物多樣性。」

事實：異型雜交和除草劑抗性是為人熟知的作物管理問題，在生物技術出現之前早已存在。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生物技術作物的可控性低於或將會低於其對應的傳統作物。20世紀90年代中期生物技術作物商業化之前，已有42個不同國家分別記錄了11，188例耐除草劑的雜草。其中一些案例反映了某些雜草對抗藥性的適應，另一些則反映出多數植物與生俱來的對某一種或某幾種除草劑所具有的耐受性。為了抵抗雜草這種天然的抗藥性，農民只能隨著季節變換交替使用不同的除草劑，有些地方甚至在同一季節也要使用不同除草劑(不同除草劑的化學作用方式不同)。通過把除草劑施用在之前並不適用的特定作物上，抗除草劑的生物技術作物為農民增加了對抗雜草的「武器」(除草劑)種類，因此降低了雜草通過傳統選擇性壓力/適應力而產生抗性的可能性。研究證實，全球範圍內除草劑活性成分的使用量減少了7%。常與生物技術作物同時使用的、具有改善環境安全特性的除草劑，使得生物技術農業對環境的影響大幅減少，降幅約為18%。(Brookes和Barfoot，2012)沒有可靠證據表明正在研究中的或已商業化的生物技術作物已經或將會比傳統作物更難控制，也沒有證據表明耐除草劑作物會比其它育種方式的作物帶來更棘手的雜草問題。據《新科學家》(NewScientist)雜誌1999年7月報道，由於歐洲的一種雜草演化出了抗自然抑制生長能力的超級雜草，當地種植的傳統甜菜已於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在生物技術作物出現之前，就發生了異型雜交。人們不能使用內吸收型除草劑或其它類型除草劑，因為它們同時會殺死農作物。另一方面，英國一位著名生態學家經過長達十年的研究發現，生物技術耐除草劑作物不會存留於野生環境之中，也不比另一些未經改良作物對其它植物的生長環境具有更大的侵略可能。生物技術耐除草劑作物沒有變成自繁自種的作物，它們也沒有擴散到周邊環境。權威的英納斯研究中心(JohnInnesCenter)的一組科學家們在一篇關於生物技術作物對環境影響的論文中總結說(Dale，2002)：「我們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能夠證明生物技術作物和非生物技術作物有著本質性的區別。」謬誤10：「生物技術玉米威脅著帝王斑蝶。」?

事實：大量科學研究證明，Bt作物對帝王斑蝶沒有任何可衡量的影響。實際上，帝王斑蝶還從農藥噴洒的減少中獲得了益處。一項單獨的實驗室實驗表明，如果用Bt玉米的一種花粉直接飼餵帝王斑蝶的毛蟲，可能會對毛蟲造成傷害。大量的田間實驗和田間觀察已經表明，Bt玉米沒有對帝王斑蝶的種群數量產生任何可測量的影響，在未來也不會產生影響。2009年10月，享有盛譽的英國皇家學會在其報告《收穫益處》(ReapingtheBenefits)中指出：「研究顯示，Bt玉米花粉實際上並未造成威脅，因為帝王斑蝶毛蟲以之為食的乳草屬植物葉片上的花粉濃度遠不足以造成傷害。」帝王斑蝶在墨西哥森林過冬，一年一度遷徙到美國，它們的數量受墨西哥天氣和棲息地減少的極大影響。2000年，2，800萬隻帝王斑蝶在墨西哥過冬，到了2001年，在此過冬的帝王斑蝶有一億隻。近來，往南遷徙沿線的嚴重乾旱被認為導致了有記錄以來帝王斑蝶過冬數量的最低值。還有一種可能，向南遷徙的帝王斑蝶實際數量下降，是因為它們在美國中西部玉米帶的繁育棲息地減少了。當下，人們正在採取措施恢復和改善成年帝王斑蝶的繁殖棲息地，希望這些措施能夠奏效。Bt作物，主要是Bt棉花的最重要影響是在美國南部每年減少約100萬升化學殺蟲劑的使用量。這無疑保護了遷徙過程中帝王斑蝶的生命安全。在帝王斑蝶事件之後，又有人聲稱Bt棉花對中國以及其它國家的益蟲造成了傷害。事實上出現的情況正相反。2003年吳孔明的一項研究發現，由於殺蟲劑使用量大大減少，Bt棉花田中的節肢動物多樣性高於傳統棉花田，Bt棉花田裡棉鈴蟲天敵的數量也多於傳統棉花田。2010年1月，來自五個歐盟國家的科學家們也得出結論，Bt玉米對蝴蝶和飛蛾幾乎沒有影響。關於生物技術作物可能會影響蜜蜂的焦慮也已平息。實驗證明，飼餵蜜蜂的Bt作物所表達的純毒蛋白(用以控制毛蟲)或生物素結合蛋白(用以控制一般蟲害)對蜜蜂的健康沒有影響，給蜜蜂飼餵蛋白酶抑製劑(用以控制毛蟲和甲蟲)只有輕微影響。即使如此，這些實驗也只是極端情況，因為蜜蜂主要食用的生物技術作物的花粉中只有極微量的新蛋白。進一步說，那些認為生物技術作物導致所謂「蜂群崩壞症候群」的說法沒有任何數據的支持。實際上，「蜂群崩壞症候群」發生在很多沒有生物技術作物種植的區域和國家，比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和英國。對此最好的解釋似乎涉及一系列因素，包括害蟲(瓦蟎)、病毒性疾病、低水平暴露於煙鹼類種子處理劑等完全與生物技術無關的因素。謬誤11：「用於生物技術作物的除草劑破壞環境。」

事實：生物技術耐除草劑作物不僅減少除草劑的使用，帶來了更清潔的土壤和水，而且大大推進了免耕農業的應用，最大限度減少了土壤侵蝕和大氣中的碳排放。一般來說，相比那些正被歐洲和美國逐步禁用的老一代除草劑，可以施用到生物技術耐除草劑作物上的除草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更少。新一代除草劑在環境中效用期更短，對野生動植物和人類毒性更低，要麼迅速降解為無害的副產品(二氧化碳和水)，要麼緊緊附著於土壤顆粒而不會滲入飲用水源中。耐除草劑作物非但沒有危害環境，反而通過減少土壤翻耕需求，極大地改變了美國農業的面貌。正因為有了免耕種植以及其它形式的保護性耕作方式，土壤侵蝕和土體移動的發生降到最小，並極大增加了土壤健康和蓄水能力。此外，抗除草劑作物的免耕法有助於減少原先進行翻耕作業造成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免耕法還很節能，它只有一項操作——播種----而不是傳統種植方式所需要的犁地、耙地和條播。密歇根州立大學研究人員G.PhillipRobertson、EldorA.Paul和RichardR.Harwood發表的研究成果測算出，通過農作物免耕種植方式，現代農業對全球變暖的影響大約會降低88%。現代農業通過機械耕作與除草劑的使用實現了對雜草的控制。雜草的壓力因地而異，但如果種植玉米和大豆的農民們只使用機械耕作而不用除草劑(比如「有機農場主」)，他們要在每個種植季耕地14次之多。相比之下，免耕與少耕的作物生產方式分別只需要1次和2-4次耕作，這使由於風蝕和流水造成的土壤流失減少了至少90%。如果農民從密集化機械耕作轉變為免耕或少耕的生產方式，隨著機械耕作次數的減少，土壤中蚯蚓的數量隨後呈同比例增加。2001年，美國大豆協會(ASA)一項關於保護性耕作的研究發現，有75%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農戶報告稱，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土壤表面有更多的農作物殘茬。年復一年，農作物殘茬層層累積，最終分解為新的腐殖質納入土壤。艾奧瓦州一位大豆農民說：「我們農民生產表層土壤，這在農業中還是破天荒的事。」農作物生產方式的轉變還有助於減少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因為避免過度耕地使生長在植物根部的天然真菌產生球囊黴素，這是一種天然具有固碳作用的蛋白質，可將碳元素固定在土壤之中。球囊黴素有助改善土壤的肥力，它像膠水一樣，把土壤顆粒適當地聚集在一起，為水、氧氣和植物根系滲入土壤提供了表層土壤之下的空間。除掉水的因素，肥沃的耕地與荒蕪的沙漠之間最主要的區別之一就是球囊黴素存在與否。健康的耕地土壤被機械耕種得越多，球囊黴素被破壞得就越多，它之前固儲的碳就以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形式釋放到大氣中去了。謬誤12：「生物技術作物對於自然環境具有與生俱來的危險性。」

事實：沒有證據表明生物技術作物比其對應的傳統或有機作物更具危險性。正如前面提到的Brookes和Barfoot所作的生物技術作物對全球環境影響的報告所稱，生物技術作物通過減少翻耕、減少使用柴油和化學製劑來造福環境。Brookes和Barfoot在2012年的報告中稱，綜合這些與生物技術作物相關的二氧化碳減排，從減少燃料使用到土壤固碳，減排量相當於馬路上少了1，190萬輛汽車，相當於英國所有登記車輛的41%。紐西蘭科學家TonyConner、TravisGlare以及他們的荷蘭同事Jan-PeterNap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全面評價。他們評估了250篇已發表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涉及了關於環境影響的方方面面，包括雜草性、基因水平漂移、生態、生物多樣性和其它人們所關心的基因技術問題。他們最終得出結論，許多歸咎於生物技術作物的問題並不存在，有些確實存在的問題同時也發生在傳統作物和有機作物身上。評估的主要結論有：與傳統作物相比，生物技術作物不會更容易導致害蟲或疾病問題；?與其它品種相比，生物技術作物不會更容易在農田環境之外成為雜草；?與傳統同類作物相比，生物技術作物不具有更多侵略性和宿存性，也不會更容易變為雜草；?與其它作物品種相比，生物技術作物不會更容易轉移目的基因或其它基因；?基因水平轉移可能以極低的頻率發生，但沒有已知的原理可以證明這會產生問題，在這個方面，生物技術作物不比其它作物需要更多的管理；經過同行評議的嚴謹的科學類出版物在與傳統作物進行對比之後，也未能確認經改良的抗蟲生物技術作物對昆蟲天敵有不良影響；迄今發現的所有副作用案例(如果是真的話)都沒有說服力，生態系統層面並未顯現出問題；?生物技術作物使殺蟲劑使用量大幅減少，也為非目標昆蟲和總體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帶來了共生的益處。謬誤13：「生物技術作物沒有給環境帶來好處。」

事實：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必須忽略以下事實：因減少殺蟲劑噴洒而得以活命的更多昆蟲和鳥類；因農田提高產量而得以減小壓力的野生環境；碳排放的降低；除草劑和保護性耕種條件下更少的土壤損失；低氮/低磷飼料作物所減少的畜牧業對環境的影響。除了上面所說的最後一點，其它所有內容都在這篇文章中都詳細提到過了。2012年，中國科學家們在《自然》雜誌上發表論文，他們通過研究20年來的Bt棉花，發現Bt棉花為環境帶來了顯著的益處，種植在相鄰農田的非生物技術作物也從中受益。生物技術作物減少畜牧業污染這一點經常被人們忽略，然而，通過降低家禽家畜飼料中額外的蛋白質和磷的含量，生物技術極大地減少了畜牧業向環境中排放的污染物。農業科學技術委員會(CAST)20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計算得出，低植酸酶玉米和大豆這類新技術產品可以有助於減少豬和禽類排放的氮和磷，分別多達40%和60%。改善牛的消化系統也可以減少高達34%的氮排放和50%的磷排放。另外，201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與Bt玉米相鄰種植的傳統玉米也獲益於歐洲玉米螟的減少。這項研究涵蓋了美國盛產玉米的明尼蘇達州、伊利諾伊州、艾奧瓦州、內布拉斯加州和威斯康辛州14年的種植記錄。研究顯示，與Bt玉米相鄰的非Bt玉米田間螟蟲數量減少了28%-78%，減幅取決於周邊Bt玉米種植數量的多少。這項研究還計算出，14年來由此獲得的經濟效益共有68億美元。研究衡量了由於玉米螟的數量減少而增產的玉米的價值，也考慮了農民在生物技術作物的種子上額外付出17億美元開支，相當於每公頃花費10-20美元。Bt玉米田間害蟲顯著減少，然而相鄰的非Bt玉米田獲得了害蟲減少所帶來的總收益的2/3。換句話說，Bt玉米抑制害蟲的益處顯著體現在了相鄰的非Bt玉米田裡。謬誤14：「對於免耕農業而言，沒有必要使用生物技術作物。」

事實：免耕的種植方式雖然在化學除草劑被引入前就已做過嘗試，卻很少像生物技術作物品種出現之後這樣簡單易行、經濟有效。2002年，Fawcett.R.Towery針對耐除草劑作物引入以來所做的調查報告進行了分析，強烈支持這樣的結論：1996年以來，保護性耕種的生產方式在生物技術作物的促進下得到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地增長，每年得以節省10億噸土壤，為鳥類和哺乳動物提供了有益的棲息地，減少了磷和氮的流失，減少了土壤中的碳逃逸和耕地所用的拖拉機燃料，從而減少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值得肯定的是，在耐除草劑大豆問世之前，使用免耕生產方式的農民必須使用土壤型除草劑。這種除草劑需在播種之前噴洒到田中，它的效用經常被前一茬作物的殘留物所削減，而在免耕耕作中，田間必然會有殘茬。1996年之前，其它免耕生產方式本身的局限包括：(a)窗口期短。在窗口期內，農民需要把有限的除草劑施用到生長中的大豆上。除草劑噴洒過早可能損害或殺死大豆，噴洒太晚可能有雜草失控的風險，因為太大的雜草已經不能用除草劑殺死。所以，對於1996年以前採用免耕方式的大豆農民來說，一兩個星期的雨就足以毀滅為控制雜草做出的所有努力。(b)窄行密植栽培大豆的新興生產方式風險較高。窄行密植栽培，即密集種植以更高效地利用陽光，利用葉冠投在地上的陰影來節約更多的表層土壤水分。由於作物間隔窄，無法對大豆進行機械鬆土以控制雜草，農民採用窄行密植的栽培方式只能依賴於農葯除草。密西西比大學農林實驗站的研究人員NormanBuehring說，「窄行密植栽培大豆可能帶來單產增加，如果不能(可靠地)贏得與一種稱做決明子的野草的鬥爭，這種野草一旦失控，將使大豆單產損失多達35%。」農業生產謬誤15：「生物技術對農民而言並不划算。」

事實：生物技術改變了全球農業，使農作物產品價格更便宜，更容易種植，同時減少農藥的投入。作為一項被一些人宣稱會引發經濟災難的技術，全世界的農民卻對農業生物技術顯示出極大的熱情，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在農場上使用這一技術。近二十年前生物技術出現時，耐除草劑大豆還沒有商業化，但到了2012年，美國農業部的數據顯示，生物技術大豆、棉花和玉米在美國的種植面積已經分別佔總種植面積的94%、76%和75%。在巴西，從2003年開始合法種植耐除草劑大豆，到2012年，85%的大豆都是生物技術大豆。而在阿根廷，生物技術大豆超過95%。此外，1996年以來，生物技術作物種植面積每年都呈現大幅增加，到2011年，共有29個國家的近1，700萬農民(其中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種植了1.6億公頃的生物技術作物。而在1996年，生物技術作物推廣的第一年，總種植面積僅為170萬公頃。農業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不能歸因於農民的盲目熱情。生物技術作物幫助農民省錢，降低了工作強度。農民不僅是土地的守望者，生活在人們所關心的環境里，農民也是生意人。如果一件工具或一項技術不管用，人們根本不會使用它。同理，如果生物技術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在生產效率、栽培管理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令農民受益的話，他們根本就不會年復一年地應用它。Brookes和Barfoot在他們2014年的研究論文中指出：「......基因管理技術對農場收入有顯著積極的影響，這來自於生產力提高和效率提高相結合。2012年，全球直接受益於生物技術作物的農場收入的好處是188億美元。這等同於增加了全球四個主要農作物——大豆、玉米、油菜以及棉花總產值的5.6%。自1996年以來，農業收入是1，166億美元。」2012年農業收入的最大增長來源於玉米，主要是單產增加的收益。2012年由基因改良抗蟲(GMIR)玉米創造了67億美元的額外收入，使生物技術作物種植國家的農作物產值增加了6.6%，相當於使2012年全球2，260億美元的玉米總產值增加了3%。1996年以來，GMIR技術已使全球種植玉米的農民收入累計增加了323億美元。提高單產和降低成本相結合，使得種植棉花也獲得了可觀的收益。2012年，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國家的棉農收入水平增加了55億美元，並且自1996年以來，棉花額外增加了377億美元的收入。2012年的收入增長相當於使這些國家的棉花產值增加13.5%，也就是使全球棉花470億總產值增加了11.5%。兩種新棉花種子技術的產值增加是很可觀的。在巴西，農業經濟師諮詢公司Celeres在2012年的報告中指出：「......在過去的十五年......產出了119億美元的收益，其中44%的收益是由於提高生產力創造的，相較於前一年，提高生產力的增值是27%，主要是基因改良玉米所推動的。去年，產生收益主要歸功於生產成本的降低，節省的成本折算後相當於同期收益的52%。目前，這一部分相當於總量的37%。」在歐洲，農民們更希望有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選擇。但目前，只有一種於1996年批准的抗蟲生物技術玉米可以種植。西班牙農民一直是這種玉米的追捧者，他們的產量佔六個歐盟國家種植11.6萬公頃的85%。然而，1996年以來，受限於高度緊張的政治、立法和輿論環境，歐盟沒有再許可任何其它生物技術作物品種進行商業化種植。2011年的一項歐盟農民對生物技術態度的研究顯示，「經濟的考慮，例如較高收入水平的保障，或雜草控制成本的減少，對於批准種植抗除草劑作物的潛在支持者和潛在反對者兩方而言，都被認為是最令人振奮的推動因素。」該研究還發現：「......超過半數的德國農民，以及接近一半的捷克和英國的農民熱衷於使用GMHTOSR(抗除草劑生物技術油菜籽)，而只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西班牙、法國和匈牙利農民熱衷於採用GMHT玉米(抗除草劑生物技術玉米)。抗除草劑生物技術油菜籽相比抗除草劑生物技術玉米更吸引歐盟農民，這一事實從側面反映出油菜籽中的雜草比玉米的雜草處理起來更複雜。」201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大約有三分之一接受採訪的瑞士農民表示如果生物技術能夠提供一些如抗病性那樣的生產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們將願意種植生物技術作物。他們認為，生物技術作物將有助於降低作物生產成本，特別是如果免耕法能引入的話。他們也認為，抗除草劑生物技術油菜籽、玉米或甜菜將有助於增加凈利潤率。政治上的阻擾和以意識形態為動機的反對，使得歐洲的農民錯失了獲取生物技術的機會，而同時，這一技術正在其它國家的農業生產中得到迅速推廣。政治意願未能消除反對生物技術分子的宣傳和消費者的誤解，只是導致農民不能應用該技術。例如，歐盟農民和農業合作社協會(COPA-COGECA)的秘書長表示，已經留意到消費者的擔憂，但同時呼籲歐盟農民使用生物技術。「......歐洲的農民應有權選擇和使用這種技術。農民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和購買意願也非常重要，迄今大多數歐洲消費者不願意購買基因改良農產品......歐盟批准的基因改良生物的法律框架內需要正確實施。」「由於額外的行政管理負擔、消費者的反對以及對他們作物可能受到銷毀的擔憂，農民往往不願意種植這種作物。今後，我們要確保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高產、高效和可盈利的歐盟農業領域，來為5億消費者提供高品質的食品，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全球食品需求。利用現代生物技術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但它必須建立在確鑿的科學結論、一個有效的歐盟監管程序之上，還必須能被消費者接受。」生物技術技術在南美洲得到了迅速認可，2011年統計，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國共種植了4千多萬公頃的生物技術大豆。阿根廷農牧漁業部和美洲農業合作研究所2012年10月份公布的一份報告總結說：「......相比於生物技術大豆，常規大豆需要更多的耕地面積和勞力作業才能達到當前的產量水平。此外，由於需要使用多種農藥，傳統大豆的生產還會更嚴重地對水、空氣和土壤產生污染，並加劇溫室氣體的排放。基因改良大豆品種由於更易於農藝管理、雜草控制，以及降低生產成本，所以它的引進徹底改變了上述四個國家的作物種植格局。」該報告接著指出，種植生物技術品種和常規種子之間的直接成本經濟差值是15%，有利於生物技術種植。謬誤16：「農民在種子和農藥方面受制於生物技術化學公司。」

事實：傳統種子供應行業規模大、業務活躍，僅在美國，就有超過550家經營傳統種子供應的公司——表明非生物技術種子依然隨處可得，廣為使用，這才是事實。耐除草劑大豆量產的成功，促使很多大豆品種能夠適應美國的所有氣候區域。然而，有機產品種植者和只願意種植非生物技術大豆的農戶仍然可以種植非生物技術大豆品種。此外，目前還有大約100家獨立的種子公司(並非由生物技術公司所擁有)還銷售著種子，他們與生物技術公司收購的種子公司相互競爭。傳統農業生產中，農民必須使用數種農藥以控制雜草。有些農藥效果比較好。但也有一些農藥，若過度使用會導致雜草產生抗性，如磺醯脲與咪唑啉酮、三嗪類除草劑、百草枯等。過去50年里，人們研製使用了許多不同作用機理的除草劑。通常，農藥使用大約十年的時間，目標雜草種群便會產生出明顯的耐藥性(比如草甘膦，已經應用了十五年，在一些地區耐草甘膦的雜草才出現耐草甘膦的抗性問題)。但是應當指出的是，因為幾乎所有的植物都對某些(不同的)除草劑具有先天的抗性，因此所有這些除草劑銷售時必須標識為用於消滅某些特定的雜草而不是全部雜草。當使用除草劑超過十年以上，產生了雜草抗性問題，這通常是出現了一種或另一種現象(有時是二者兼有)：(1)出現了原來不是問題的雜草，這種雜草填補了生態位上原本是主要的、但現在已被有效控制或淘汰的雜草留下的空缺(這似乎就是抗草甘膦性雜草出現的途徑)；(2)目標雜草種群通過進化產生抗性。其特徵在於，最初除草劑能夠很有效地治理雜草，現在失去了其效用。由於部分農民沒能遵守良好農藝操作模式，輪流使用不同作用機理的除草劑防治雜草，加劇了以上兩種情況的出現。農民種植耐除草劑作物的時候，即使用了多種農藥，他們也能夠減少總體農藥使用量，而且這些作物是有耐受力的(參考Brookes和Barfoot，2014)。然而，必須採取健全的管理方法，以避免過度使用除草劑導致雜草產生抗性。2010年4月，美國國家科學院報道了抗草甘膦雜草出現的案例。然而，雜草對農藥的抗性並不是新事物也不是第一次發現，而且這也不是生物技術導致的結果。許多情況下，它是由於一些不良管理方式造成的，農民過分依賴某些單一的除草劑(例如草甘膦)，而且沒有採用作物輪作，也沒有混合使用多種除草劑。這是Brookes和Barfoot所著的《1996-2012全球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影響》一文提出的觀點。原文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抗除草劑生物技術農作物廣泛種植的地區，一些農民過於依賴使用單一的除草劑如草甘膦來管理抗除草劑生物技術農作物田間的雜草，已經導致雜草抗性的發生。目前世界範圍內有25種表現出抗草甘膦的雜草，其中有一些與抗草甘膦作物無關(www.weedscience.org)。例如，目前14種在美國鑒定為抗草甘膦的雜草中，其中有兩種與抗甘草磷作物無關。在美國，受影響地區目前占玉米、棉花、油菜籽、大豆和甜菜總面積的15%~40%(這些作物使用了基因改良的抗除草劑技術)。近年來，研究雜草科學家達成越來越多的共識，他們認為，需要改變抗除草劑生物技術作物的雜草管理方案，因為這些雜草種群正朝著抗草甘磷方向進化。基因改良抗除草劑作物的種植者越來越多地被告知要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措施，即使還沒有發現草甘膦抗性的雜草，在他們的雜草綜合管理系統中也應該加入其它除草劑(種類不同並且作用方式互補)與草甘膦混合。這種積極主動的、多樣化的雜草管理方法是避免基因改良抗除草劑作物出現抗除草劑雜草的主要策略，這也是解決傳統作物中雜草抗性的主要途徑。一個積極主動的雜草管理計劃通常要求使用更少的除草劑、具有更好的環保特性而且要比被動反應式雜草管理計劃更經濟。」發生雜草抗性的地區可以通過輪作、不同作用機理的除草劑交替使用以及雜草種子庫的管理等農民熟知的方法進行雜草控制。將芽前除草劑的辦法併入除草防控整體方案特別有效。尤其是在除草困難的情況下，可能需要實施農藥、栽培和機械措施相結合來有效地管理抗性雜草。處理抗草甘膦雜草跟過去處理抗三嗪類雜草、乙醯乳酸合成酶(ALS)抑製劑類雜草、或原卟啉原氧化酶(PPO)抑製劑類雜草沒有區別。(更多詳情另請參閱刊登於2012年10月的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關於雜草抗性高級會議的報道。)謬誤17：「生物技術作物只適合美國農業。」

事實：在美國以外廣泛種植著生物技術作物，發展中國家種植的生物技術作物面積佔全球總面積的三分之一。而且，發展中國家採用農業生物技術的速度持續增加，比工業化國家快兩倍。根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2014年2月發布的年度報告，2013年，全球27個國家合法種植了生物技術作物，1，800萬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農戶中，百分之九十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匱乏的小農戶。(參閱www.isaaa.org)Brookes和Barfoot在他們2014年的研究報告指出：「關於生物技術作物種植者的性質和規模，有明確的證據表明，農場規模並不是影響該技術應用的因素。大小農戶都接受了生物技術作物。經營規模不是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障礙」生物技術作物的主要生產國還包括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中國和南非。西班牙30%以上的玉米是生物技術玉米，該國2013年種植面積較2012年增加了20655公頃。澳大利亞和印度是生物技術棉花的重要種植國家。布吉納法索、玻利維亞、埃及現在已經商業化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墨西哥、宏都拉斯、哥倫比亞、智利、烏拉圭、巴拉圭、捷克、葡萄牙、菲律賓、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等也在其中。阿根廷關於糧食生產(Trigo和Cap，2004)的詳細研究結論是，商業化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在農業的發展中起到了戰略性的作用。這不僅是因為它們的直接影響，同時還有生物技術與其它技術相互作用的影響，以及其對該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而產生的全球宏觀經濟影響。在中國，Bt棉花引入種植，減少了使用有毒殺蟲劑的風險，不僅節省了農民的成本也挽救了成百上千條生命。印度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棉花種植國，這主要歸因於生物技術棉花極高的採用率。2002年，Bt棉花才被引入印度，種植面積為12.35萬英畝。到2012年，720多萬農民(2010年為630萬)種植了超過1，080萬公頃Bt棉花，占棉花總種植面積的93%。謬誤18：「生物技術作物在歐盟被禁。」

事實：大錯特錯。歐盟不僅進口，而且還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對進口、加工和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和食品有現成的法律體系。歐盟可能有比其它任何地區更多的反對生物技術的人士，包括消費者和政治家，這明顯是那些資金雄厚且極為活躍的職業反對人士鼓動的結果。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某些成員國政府在沒有任何科學或立法理由下禁止種植歐盟批准的Bt玉米的行為，加劇了「歐盟已經禁止所有的生物技術作物和食品」謠言的傳播。然而，現實情況是：歐盟已有現成的法律體系來管理生物技術作物及食品的進口、開發和商業化；歐盟每年從美國和南美洲進口生物技術大豆超過3，000萬噸。試圖實施禁令的國家政府必須有科學依據來證明生物技術玉米可能危及其國家安全。迄今為止，在違反歐盟法律(生物技術玉米在歐盟是被完全授權種植的)下煽動這些「非法」禁令的國家中，沒有一個能夠提供為歐盟委員會所接受的數據。事實上，歐洲食品安全局在2009年6月重申了抗蟲玉米的安全性。這些獲得政治授意的國家禁令已經遭到歐盟無數科學家和農民的譴責，不僅是因為他們反對合法批准生物技術作物，更是因為他們間接阻礙了科學界和消費者對生物技術的接受。一些歐盟成員國政府持續的政治性抵制，導致歐盟的生物技術審批流程緩慢。對於動物飼料企業、農戶和家禽養殖者來說，這是讓他們相當擔心的事情，因為審批緩慢意味著其它國家批准並商業化而歐盟沒有批准的生物技術作物將禁止入境。例如，一項生物技術作物特性在美國進行徹底的評估，有望在15至18個月內就能得到市場准入許可。在巴西，審批時限甚至可縮短至12到16個月。而在歐盟，平均授權時限大約是四年。謬誤19：「生物技術未能提高單產。」

事實：通過減少由於蟲害和雜草造成的產量損失，生物技術作物確實提高單產。他們還降低了單位種植面積或單位作物的成本，從而增加了產值。這個謠言主要是由一個專業的反對農作物生物技術組織在一篇自己發布的文章中鼓吹出來的。該論文不僅被嚴肅認真的審核也被鐵定的事實所拆穿。耐除草劑作物使農民能夠更好地控制雜草，否則這些雜草會與作物競爭，影響它們正常生長。抗蟲植物保護作物免受攻擊，特別是對噴洒農藥都難以控制的蟲害，如玉米螟和棉鈴蟲。在這兩種情況下，生物技術作物提供了一種低成本的方法來控制單產危害，勞作更少(例如，噴殺作業更少)，農藥也更少。除草劑已被證明在保持單產方面是很重要的，它還不會增加昂貴的成本。美國糧食與農業政策中心(NCFAP)在一份研究中(Gianessi，2003)測算，如果沒有除草劑，作物種植者需要僱傭600多萬工人來清除雜草，但即便如此仍然會因為雜草的競爭損失掉20%的收成。2009年，美國大豆種植者可以種植高單產的抗草甘膦大豆。生物技術提供了新種子，它與第一代產品具有相同的抗草甘膦性能和一樣低的成本，但是具有更高的單產潛力。當年的作物單產表現高低不一，主要是因為』第二代"大豆可供種植的數量有限，且該技術還沒應用在很多高性能的種子品種中。然而，2010和2011年，當上述這些優良特性出現在更多的高性能種子品種中時，農民們報告說平均單產更高。2010年，Brookes和Barfoot使用平均單產提高5%，且假定與第一代大豆成本節約相同，計算出了2009年的種子溢價是65.21美元/公頃；2010年的種子溢價50.14美元/公頃，2010年包含單產增加在內的對農場收入的凈影響增加了72.87美元/公頃。按全國水平匯總，這就相當於2010年美國農場收入提高了1.7687億美元，兩年的農場總收入增長超過了2.023億美元。該生物技術也在兩年中使美國大豆產量增加了44.6萬噸以上(Brookes和Barfoot，2012)。謬誤20：「生物技術只能讓人得到蠅頭小利。」

事實：大豆、棉花和玉米生產經濟效益的轉變，降低了耕作成本，增加了農民的收益，也減少了農藥的使用，這當然不是微小的收益。以美國種植木瓜為例，生物技術拯救了整個產業。生物技術把夏威夷木瓜產業從經濟災難中拯救出來。1992年，番木瓜環斑病毒(PRSV)在夏威夷島的主要木瓜種植產區普納(Puna)被發現。僅僅三年時間就使整個木瓜產業岌岌可危。康奈爾大學的科學家們研發出兩種轉基因抗環斑病毒木瓜品種：彩虹(Rainbow)和日出(SunUp)，它們不需要農民先對之前生長過受感染木瓜樹的地塊進行處理就可以種植。如今，生物技術品種大幅降低了番木瓜環斑病毒的病毒載體，夏威夷的木瓜產量恢復到了1992年的水平，甚至一些非抗病的品種，包括有機的品種，都可以放心種植。更重要的是，在2011年12月1日，夏威夷產的彩虹木瓜獲得銷往日本的批准，這標誌著始於1999年的漫長審批程序的結束。這是日本第一個獲得法規審批的，第一個消費者直接食用的產品，也是第一個園地栽培品種。謬誤21：「農民因不能保留生物技術種子而成為輸家。」

事實：在現代農民的生產總成本中，種子的費用只佔很小的一部分。購買新種子，農民們能享受到多種好處：能得到最新的品種，可以選育選擇適應氣候、土壤條件，或抵抗預期蟲害的壓力，並得到育種者的擔保。農民通過購買新種子的收益總是大於自留種子所節省的開支和花費的勞力。在生物技術育種出現以前，這些情況就早已存在了。沒有人要求農民必須購買種子，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從生產的角度說是有道理的。對於現代的自由授粉的大田作物，雜交優勢使雜合體具有明顯的單產優勢(「雜交優勢」的結果)，保留種子將給現代商業化種植的農民帶來損失，他們更喜歡每年購買新種子，從增長的單產中獲取更多的利潤。種子公司可以更好地防止作物由於交叉感染而通過種子傳播病害，並通過規模化的種子儲存設施，保證種子的質量。此外，種子公司在不斷提高種子的遺傳性狀，以提高單產和抗病性。自留種子的農民是得不到這些好處的。即使在一些沒有更多選擇的發展中國家，有些貧困農民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每一個商業化種植的農民都知道，影響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種子的成本，而是最終收穫的凈值。在美國，只有少於5%的大豆是來自農戶自己保留的種子，而且，大豆是自花授粉的作物，農民可以很容易合法地保留非專利保護或非PVP的種子。另一個與此密切相關的謠言是指責生物技術種子因為不育所以不能留種，其它與這種帶有「終結者」技術種子雜交的作物，農民也將無法保留種子。這種陰謀論有多個漏洞：不育的種子不能給下一代傳遞任何性狀，這是因為它們從名字上看就不具有再繁殖能力。另外，所謂的「終結者」技術是一個專利，由一家棉花種子公司和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局共同研發。但是這種技術從來沒有在實踐中應用過。換句話說，在市場上沒有所謂的「終結者」種子，也從未生產出過這樣的種子。最後，謠言忽視了一個事實，這種「遺傳應用限制技術」可能的結果是，鼓勵私人投資於對目前還未受到足夠重視的、自然授粉種子進行改良。技術上有數個更有希望的解決方案正在研發當中，雖然還沒有任何一個接近推向市場階段。謬誤22：「農民經常被種子公司起訴。」

事實：只有少數的農民違反了他們自願簽署的特許協議而被起訴。農民和生物技術公司一樣，很容易區別種子的意外混雜和故意種植的種子。58個國家已經加入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聯盟(UPOV)。UPOV成立於1961年，由那些共同贊成互相保護個人或公司知識產權的國家組成，這些個人和公司願意投入努力和資源，開發新的植物品種(通過這種方式提高農業生產力造福人類)。專利是種子公司用來保護其自身擁有的作物品種知識產權的方法之一。專利可以用來保護通過生物技術或傳統育種手段得到的新品種。農民購買受到專利保護的種子需要簽署一份該專利的特許協議，同意僅種植一個季度。有些農民聲稱他們的「傳統品種的種子」因為異花授粉被生物技術種子污染，繼而被擁有生物技術專利的種子公司起訴。這種交叉授粉的情況在自花授粉的作物比如大豆中是不會自然發生的，即便是在自由授粉的作物中，交叉授粉情況出現的幾率也非常小。在聲稱傳統品種的種子由於異花授粉被生物技術種子污染，從而使自己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案例中，最典型的是加拿大的PercySchmeiser。然而，法庭發現，在他所有的作物種子中，幾乎100%都含有專利保護的生物技術標記，這說明他的種子不可能是因為異花授粉造成的污染。於是，這個農民輸掉了第一次訴訟和第一次上訴，也輸掉了隨後第二次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訴。謬誤23：「生物技術幫不了發展中國家。」

事實：所有發展中國家已經從生物技術中獲益，農產品進口更便宜，作物黴菌毒素水平更低，國內種植單產更高，收穫作物更清潔。種植生物技術作物的國家也從減少農藥的使用、提高產量和提高競爭力的農業中受益。2013年，27個國家合法種植生物技術作物，其中有19個是發展中國家。1，800萬種植生物技術作物農民當中90%以上，或者1，600萬名農民是發展中國家的小農戶(James，2014)。發展中國家常常是主要的大豆進口國，他們從數年間因大豆單產增加而出現的低價格中受益。因為生物技術抗除草劑大豆種子隨時可以買到，這種較低價格有常常出現的趨勢。隨著主要出口國投入大豆生產的成本降低，即使他們的大豆收穫價格更低，大豆種植面積也在增加，產量也得到提高。玉米進口國從種植Bt玉米的國家採購玉米(種植Bt玉米國家例如美國、阿根廷和加拿大)，他們受益於自1996年以來Bt玉米品種中黴菌毒素含量的大幅度減少。Bt玉米大大減少了黃曲霉毒素等黴菌毒素在作物中的形成，而且還降低了在一定環境條件下玉米植株中由真菌毒素導致的黴菌毒素含量。此外，數個發展中國家依靠其自身的農產品出口獲得收入和就業機會。以阿根廷為例，他們出口大部分(幾乎100%)的生物技術大豆。阿根廷前農業部長MarceloRegúnaga2002年7月表示，當年生產抗除草劑生物技術大豆，阿根廷的大豆農民節約了約合4億美元的生產成本，種植Bt玉米的農民節省生產成本高達15%。與反對者批評聲音相反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農戶證明是生物技術作物種植的主要受益者，種子抗病蟲的能力節省了昂貴的農藥支出，而這些農藥常常是有害的。它也減少了田間管理勞作。研究表明，抗蟲作物如Bt棉花不受種植規模限制，大農場主和小農戶都可以種植。來自印度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證據表明，在一個有益的公共制度環境下，使用生物技術作物有助於提高家庭收入和減少貧困。英國獨立的納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一篇涉及內容廣泛的論文總結說，在個案基礎上，生物技術不僅僅惠及小農戶，還有可能做得更多，譬如改變香蕉的基因，使它能夠抵禦嚴重的真菌性疾病，還可以通過生物技術提供給農民抗旱和耐鹽鹼的作物等。註：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關於生物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潛力，請查閱由南非開普敦大學微生物學教授JenniferA.Thomson所著的「GenesForAfrica：GeneticallyModifiedCropsInTheDevelopingWorld」，本書由開普敦大學出版社發行於2002年。謬誤24：「有機農業技術比生物技術具有更好的前景。」

事實：如果要穩定地滿足全球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食品需求，而又不採用不可接受的、侵佔生物多樣性棲息地方法，那麼生物技術作物至關重要。多數美國農業組織的成員中都有使用有機、常規和生物技術方法的種植者。研究和經驗表明這樣一個結論，從科學的角度看，這些方法並非不能共存，它們具有高兼容性和互補性的潛力。有機農業有其自身的地位，其優勢集中於低單產作物的生產，提供給那些願意支付高額溢價的消費者，消費更為勞動密集型的，也被這些消費者認為是「天然的」的產品，即使研究並沒有發現有機農業比普通生產方式有穩定的安全和健康方面的優勢。如小麥、棉花及用於動物飼料的大豆和玉米這類價格敏感的農作物，所有這些都構成美國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機方式都太昂貴，單產也太不穩定，大規模生產太容易受到蟲害和氣候問題的影響。最近完成了數份(相互矛盾的)有機農業和常規農業方式的比較報告，所有這些報告都指出採用有機體系會使單產大幅度減少(衡量數年，不排除休耕或「惡劣的天氣」時期)，投入勞動力也大幅增加。南達科他州的LynnJensen先生的經驗可能有一定代表性。他向《大豆文摘》(SoybeanDigest)報告他種植的有機大豆需要翻耕的次數是生物技術作物的三到四倍，而且單產減少了30%至40%。就此原因和其它很多原因，現代的免耕農業使用生物技術，如抗除草劑作物，近乎是低環境影響、可持續的和可負擔得起的。美國農業科學技術理事會(CAST)的一份報告列舉了大量的文獻綜述，這些文獻從可持續發展方面比較了生物技術、傳統的和有機大豆生產體系。這篇報告的結論是，所有這三個生產體系從環保角度來看都是可持續的，並且經營均可盈利。然而，該報告指出，有機大豆需要高溢價，以彌補較低單產的收益，從而確保生產這樣的作物能夠盈利。（註：本文由美國大豆出口協會授權轉載）

來源：美國大豆出口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