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福慶：論中國人的日本觀

——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中心

　　一、前言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淵源極深，不僅日本人致力於研究中國問題，中國人對日本問題亦極重視，兩國之間彼此研究，原為互相觀摩，互相切磋，以促進兩國間之親近與交流。迨至近代，由於日本侵華政策之暴露，日本人研究中國問題，漸漸變質，目的在於配合其政府方針，作為日本政府推行大陸政策的參考資料，而中國人之研究日本，無形中也成為了解日本、作為因應對策的根據。　　我們不否認日本人研究中國，遠較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積極而熱心、細心而徹底。戴季陶在《日本論》的開頭，就有這麼一段話：「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了。」他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實利主義」及「自大思想」的心理作祟所致 。　　自清末以來，有不少中國的朝野人士遊歷日本，從他們的遊記中，發現不少他們對日本的所見所聞，但是大部分都是基於表面與直觀式的看法，鮮少作深入的研究。戴季陶的《日本論》是根據日本歷史的發展，是從皇權神授思想、武士道精神、明治維新成功的因素及形成帝國主義的過程，作了精闢的分析。尤其他撰寫《日本論》的1927年，正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日本眼看中國即將統一，幾次想用軍事挑釁來阻止中國的統一，此時正是田中義一當權時代，戴季陶對田中義一作了嚴厲的批評。在他批評中亦寓意於喚醒國人的「信仰力」與「自信力」。《日本論》雖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不朽之作，而且其中論調難免有主觀偏頗之處，然而在二次大戰前中國人所寫的近代日本論之中，似可視為最佳作品之一。如果想了解日本在明治以後的發展，該書是很好的參考數據。　　二、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民族性　　一個人的行為與他的個性有關係，而某一民族的舉動亦被該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所約束，這是一般人所持的見解。當然中國人把日本人的行動，也解釋為這是日本民族所持有的民族性所使然。但是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不像西歐各國，用近代民族學、民族心理學或文化人類學等「學理」的分析或用其理論來解釋，而是根據經驗或直觀的那種「文人」式來解釋的民族性論者，佔大多數。對日本民族性的這種直觀式的看法，大致由下列三件事而來：（1）中國經悠久的歷史經驗培養出來的對人類的觀察與智慧；（2）從中、日長久的交流歷史及因近鄰的接觸而獲得豐富而具體的知識；（3）面臨日本的侵略，必須向日本奮力抵抗 。中國人對於日本民族性的觀察，有許多地方是無法用西歐各國所謂近代科學的方法來解釋的。因為中國人對日本民族性的看法，主要依據體驗與直觀，又由於論者對於歷史上的觀點及經驗的差異，觀察的深淺不同，所以對日本民族性的看法，亦有所不同。例如，有的人只看其表面，有人則很深入；有人表示好感與敬意，有人則表示厭惡及反感；甚至於同是一個人，有時其內心交織著好意與反感，前後矛盾。　　關於中國人對日本人的看法，日人信濃憂人曾經將刊載於《宇宙風》及《生活周刊》等雜誌中，有關中國人的日本遊記或提及日本的民族性、風俗、習慣、文化等資料加以搜集，譯成《支那人の見た日本人》一書（東京，青年書房，1937.11）。陶亢德亦編有《日本管窺》一書（上海，宇宙風社，1936.12）。上列兩書，皆為代表中國「文人式」的對日本民族性看法的典型文獻。　　廖世承在《游日鳥瞰》中，提到日本的社會比中國安定，人民比較守法，國家所經營的產業、交通及衛生等頗為發達。他認為日本的長處在於他們工作認真，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大部分的日本人都很儉樸，能耐勞，奢侈的習慣不多。胡行之在《印象中的日本》一篇中，也說日本人極為刻苦耐勞，衣食住極為簡單。羅牧在《日本人》一文中，說日本人很像「雪中之松」，不辭勞苦，認真、儉樸、神聖而嚴肅。像上列對日本人的看法，不勝枚舉，是為中國人共同的日本民族觀。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那種儉樸、勤勉的看法，大多依據他們在日本的見聞，或者與日本人的交往中所得到的感想而來。有人認為日本的民族性與武士道及宗教信仰有關，甚至有人從日本的國土、人口、激烈的生存競爭或優美的風景等自然環境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去探索。例如傅仲濤在《日本民族之二三特性》中，是從宗教的愛國心及武士道來觀察日本民族。他認為日本人那種認真努力的精神，是出於日本兩千年來萬世一系的忠君思想所養成的愛國精神，也就是說因一種宗教型的信仰心而來，同時也是受到六百七十五年的幕府武家政治決定性的影響而產生的。又如把日本喻為「雪中之松」的羅牧，亦認為日本人的嚴肅認真是來自類似宗教信仰的愛國心。羅牧與傅仲濤的見解，與戴季陶在《日本論》中的見解很相似，他們可能是受到戴季陶的影響。　　除上述一般文人以外，如官僚階層中的右派或左派人士，都很重視日本軍國主義中的天皇制度及武士道精神所佔的地位，而認為日本人是勤勉的民族。李凡夫曾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評日本為「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他的日本觀雖與戴季陶不同，但是在他所說的勤勉而能幹的日本民族的帝國主義的行動中，仍然投射著如戴季陶所說的「皇權神授思想」及武士道精神，這一點，兩者的見解是一致的。　　傅仲濤及羅牧等人既認為日本人的儉樸及勤勉是由來於武士道及愛國心，自然就會從好的角度去看武士道及愛國心，認為日本的民族性是尚武的、有為的、積極的、剛毅的，並稱讚日本人富於進取。像這種認定日本人為勤勉儉樸、進取、剛毅、積極的見解，是為廣大中國人之間的日本民族性觀。相反的，如果從壞的角度去觀察武士道及愛國心，則殘忍、殺伐、性急、小器 ，或偏狹而自尊、傲慢、誇大的性格，為日本民族性的缺點，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清。自1928年發生濟南事件（五三慘案）以後，由於日本的軍事侵略及對中國人的種種殘暴、虐殺的行為，使日本壞的一面，深深銘刻在廣大中國民眾的內心中。中國人對於日本民族的那種野蠻、殘忍、易怒、自大傲慢的舉動所發生的強烈憤怒的情緒，再經過抗日戰爭慘痛的受害，更加深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壞印象。看到佩帶軍刀的日本人，會使中國人想起過去倭寇那種剽悍、狡猾的姿態。　　廖世承曾含蓄地說日本人過於嚴肅，缺少感情的陶冶及自由發展的精神 。羅牧也說他們好勝，患得患失的觀念很深，器量小而偏激 。林語堂認為日本人的行動及國家生活，其本質與缺乏幽默感的德國人一樣，不靈活，很遲鈍，無趣而論理性，絕望而官僚性。郭沫若也評日本人為器量最小而短見的民族，事前往往低估他人，而且容易輕舉妄動，一旦事實到來時，也只能認識局部現象，看不到全體，事後又健忘，容易再踏覆轍。孫中山先生也曾警告日本的政治家及軍人，認為他們的眼光像豆子一般小。　　以上中國人對日本民族性的看法，大致上都是基於直覺以及長期受日本壓迫殘害的經驗而來。但是其中亦有從歷史變化的角度上去觀察日本民族的，因為中國自先秦以來，經過很長的歷史過程，有廣大的土地，眾多的人口，中國人若從時代的變化及民族的動向去探索，較能掌握歷史及觀察民族。中國人無論在時間上或是在空間上，都比日本人能從較大的尺度上來觀察歷史及判斷事物，所以對日本人那種性急以及器量狹小的民族性，都非常敏感。　　中國人又認為日本人很富於模仿他國文化的能力，而自己卻缺乏創造性，因此日本沒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謝晉青在《日本民族性研究》一書中說古代的日本，一切典章文物，無不模仿中國。明治維新以後，一切科學知識以及陸海軍的制度、鐵路、輪船、郵政、學校、醫院、公司、銀行等皆來自西洋，在這短短的幾十年期間，日本學習西洋，有今日的成就，可見日本民族模仿的能力實在驚人。然而由於日本沒有固有的文化，因此對於學習任何民族的東西，絕不猶豫，而當他們接觸某一民族的文化，尚未加以融合併創造新的東西時，又去吸收新的外來文化，所以他認為日本民族在世界文化創造史上，並沒有任何地位 。　　上述的見解，不僅是謝晉青如此，相信這是中國人共同的見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仿效中國，維新以後學習西洋，中國人的這種日本觀，是由一種內含於心底中的傳統的自負心所使然的，因為中國在先秦及唐宋時期曾創造輝煌的文化之故。　　日本民族雖然善於模仿而且日本文化缺乏創造性，但是他們的模仿不是一味的模仿，而是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能將別人的長處加以消化，變成血與肉，藉此發揮自己的本領。日本人就像健壯而樸素的鄉下青年，能夠熱切地接受都市的一切與外來文化，但是卻不會因此而喪失自己固有的傳統。不僅如此，他們還會善加保存傳統，甚至將傳統發揚光大。有一些人認為日本在藝術或生活方面，則有其獨特的文化，如周作人從文化的觀點上認為他很喜歡日本的《源氏物語》、和歌、俳句、浮世繪，清潔、洒脫、休閑的日常生活。林語堂也認為日本人是中國很有希望的學生，在藝術的感覺、詩的感情上，凌駕於中國，他們能夠理解單純的東西，小形的東西及輕巧的東西。　　一些中國人認為日本人所表現於和歌或俳句、日本料理、插花的情趣，及對於纖細而清潔淡白的美的感覺，與日本清澈的河川、秀麗的山巒及四面環海的島國等自然條件有關。蔣方震也談到日本的自然環境是促成日本民族悲劇的性格的因素。中國人所寫的文章中，提到欣賞日本那種風光明媚的自然環境及稱讚溫柔、體貼而不辭辛勞的日本女性者很多。但是相反地，這種自然環境，卻為導致日本民族性急、器度狹窄、敏感、神經質的性格。這是生長在擁有廣大土地的中國人與國土狹窄的日本人的對比下，自然產生的感想。　　其他也有不用自然條件及其風土來探索日本的民族性，而是用社會構造及社會階級來討論的，如謝晉青的《日本民族性研究》就是一例。他認為在日本的社會中已經根深蒂固的封建的階級制，養成了日本民族的奴隸性及服從性，併產生嫉妒、陰險、內部互相排斥互相怨恨的派閥性及煽動眾人反叛的鬥爭性，又由於土地狹窄，人口不斷增加，促成他們的侵略性，這種侵略性是繼承豐臣秀吉以來的歷史的遺風，而其侵略的目標，是指向中國的，這是引起中國人嚴厲批評的地方。　　三、戴季陶對日本的批判　　戴季陶於1890年（光緒廿三年）生於四川，1902年曾在成都進入留日預備學校，1905年留學日本，進入日本大學法科，據稱其長兄為了戴季陶赴日留學，賣掉三十畝土地，得七百兩銀子，充當其學費。留學日本期間取名戴良弼，1909年，在畢業前夕，因學費不繼乃提前返國。至1948年去世為止，曾任上海日報及天鐸報記者，亦曾創辦民權報，協辦建設雜誌。他曾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宣傳部長、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長、中山大學校長、考試院長等職。　　戴季陶的日本觀，就像他在三民主義的解釋中所說的一樣，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主張的。但是他與孫中山先生所不同的地方是，孫先生對日本始終抱著好感及寄予期望，而戴季陶的文章，其出發點多出自批評與抗議，這是因為戴季陶是活躍於民國時代，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已經明顯地暴露之故。戴季陶於1911年在上海創辦民權報，1912年，他將其論說輯成《戴天仇文集》，在文集中，對日本即作了如下嚴厲的批評：　　日本者東方之德意志也，其國力既足以自保而有餘，而以人口增殖、地方限制之故，絕不能不為對外之擴張也。琉球并吞矣，台灣佔領矣，高麗亦亡矣，則其勢之所趨，必進而侵略中國內部，亦勢之使然也。　　他又說日本對朝鮮「奪其地，亦已甚矣，而更以種種手段，虐其人民，物極必反，吾殊為日人憂也」，他認為「南滿一帶，步朝鮮之後也，瞬息間事耳」 ，所以他預料將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大衝突，不能避免。他肯定地說：「日人之極力以從事大陸之侵略者，非日人之幸也，非中國之憂也，是日本帝國衰微之待兆也。」 戴季陶斷言，中國必能恢復獨立，而朝鮮及台灣亦必能繼其後。戴季陶的日本觀的出發點，一方面固然繼承著孫中山先生的對日批評態度，一方面卻代表了比孫先生更年輕一輩人士的那種憤怒的心聲。他的憤怒主要是針對「彼三島之無智文盲，近眼政客輩」 而發，充分顯示他極端輕視日本的這些政客。戴季陶似乎極為憤恨日本在中國革命之際，一方面同情革命軍，另一方面則協助清朝壓製革命軍的這種欲坐收漁人之利的態度 。　　對日本滿腹憤恨的戴季陶，曾隨從孫中山先生幾次前往日本，並會晤桂太郎、犬養毅等知名之士，加深了他對日本的認識。他將對日本的認識於1917年《民國日報》及1917年的《建設雜誌》上分別以《我的日本觀》及《日本觀察》為題，發表其觀感。為了充實論文內容，乃繼續搜集資料，並從歷史的角度上加以分析，尤其他將《我的日本觀》加以補充，而撰寫完成的是大家所矚目的《日本論》。該書於1927年撰寫完成，次年春天出版。　　戴季陶在《指日本政治方針之誤》中所說的中日間的大衝突的第一步，終於在1928年發生，這就是濟南事件，真是不幸而言中。他在《日本論》中，對於不可避免的日本的大陸政策及帝國衰微的待兆，在極端憤怒之中，作了很深入的分析，並帶著幻滅感來描繪日本的大陸政策。他回顧了日本歷史，並檢討日本的明治維新，他將孫中山先生對日本，尤其是對明治維新的期望及摯愛，以歷史的觀點，作了精闢的分析與探討。　　孫中山先生評明治維新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而戴季陶依然繼承孫先生的這個評價，認為以東方全體來看，日本維新的成功，的確是有色人種覺悟的起點，是東方民族復興的起點 。　　孫先生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其基本因素在於日本人具有朝氣、冒險精神、民族主義，志士仁人有捨身救國的愛國精神，而戴季陶則對日本人民的信仰心或信仰力、自信心、向上心、武士道等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詳細加以探討。他說：「我對於日本維新成功的歷史，認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於兩點：一是有時代的切實要求，一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這兩個原因，又通同歸結在歷史上日本民族統一的發展能力已經確實具備的一點。」 戴季陶認為日本自「豐臣秀吉以來，直至條約改正，這三百年間的努力，民族主義的確在無形中成了一個指導原則」 ，因此在維新以後才很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國家。孫中山先生主張在三民主義革命之際，最重要的莫過於實踐民族主義，以達成中國的自主與獨立，因為戴季陶繼承了這個主張，所以才認為日本民族在其歷史過程中，民族主義在無形中成為指導原則，此為促成維新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當然發揮民族主義，必須要具備有時代的切實要求，所以他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為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內成功，則完全是歷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出去的。」 所以戴季陶認為日本是因為從歷史上就培養了民族統一的能力，並且深切地了解民族主義，而以自己的能力完成了維新。戴季陶時常用「自信力」、「自信心」、「向上心」或「人民共同的信仰」等來稱讚日本民族卓越的能力 。他說日本國民是對信仰最熱忱最真實的國民，他們的信仰生活是促成個人及社會進步團結的最大原動力。　　他認為日本人的信仰生活，比中國人要純潔，而且他們的信仰生活是積極的，不打算的。他們的犧牲精神，確是由這一種信仰生活的訓練而來。他又說他們的特質表現於下面兩點上：一點是戰鬥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這是好戰國民戰鬥生活的結晶，是由武家時代的習性而產生的。另一點是優美閑靜的意態，精巧細緻的形體，這是溫帶島國之美麗的山川風景的表現，是由公家時代的遺音而產生的。日本在氣度上雖然缺乏偉大與崇高，尤其缺乏偉大，但是他們那種純潔的、積極的、犧牲的、鬥爭而熱烈的信仰力及優美、精緻的愛美精神，產生了日本民族的信仰心與自信心，促成了明治維新的成功。　　日本民族對「萬世一系」感到很自負，他們所說的「神選民族」，實際上是由來於「皇權神授思想」。至於佛教思想及儒家思想對奠定日本民族信仰心的問題，他曾引述德川時代的古學派或陽明學派等學說，盡情地加以評論，他似乎從武士道中發現了日本民族信仰心的精髓，並認為「日本的改革，並不是由大多數農民或者工商者的思想行動而起，完全是武士一個階級發動出來的事業」。　　戴季陶認為日本的武士道最初是由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主義發展而來的。日本的武士道是「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的，是純潔而犧牲、積極而尚武的，而且又極具藝術的。因為日本具有這種武士道的精神，所以才產生了尊王攘夷與開國進取的氣魄，也因此產生了維新以後的自由民權運動，所以他把日本今日興隆的基礎，都歸結於這種武士道上。　　日本在維新以後，雖然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然而「町人根性」卻取代了武士道而支配著日本。這是因為精打細算及卑劣陰險而具有「町人根性」的御用商人與維新以後躊躇滿志的武士階級的官僚、軍閥勾結，是日本邁向資本主義的途徑。戴季陶說：「軍閥和官僚是武士階級的直系，資本家和工商業的支配者是武士與町人的混合體，政黨是介居軍閥、官僚、財閥之間的掮客。」所以他認為現代日本上流階級及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而已 。戴季陶對當時日本支配階級的「町人根性」似乎投以輕視與憤怒。　　戴季陶在《日本論》中列舉了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著武士道的外套的典型人物——當時的首相田中義一，加以嚴厲批評，並將田中義一所代表的日本大陸政策，作了詳盡的分析。但是他對於因田中義一的抬頭而喪失了的武士道的那種愛惜之情，依然可以從他敬仰桂太郎及日本海軍將領秋山真之的心情中表露出來。戴季陶曾說桂太郎與孫中山先生持有共同的見識。戴季陶對於日本武士道的愛惜之情愈切，則指責田中義一的「町人根性」愈為強烈。　　他評田中義一為「日本長洲軍閥的嫡孫，是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 ，他是日本軍部的直系，與資本家及商人勾結，以操縱日本。但是「他只是在日本傳統思想、傳統政策、傳統勢力下面，運用他的聰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干著，乾的什麼，是沒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方法、一定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權，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沒有的」。他說田中看到日本的社會傾向變了，革命的風潮起來了，所以他很怕日本的藩閥失去政權，怕日本的神權失去信仰，怕日本的帝國失去生命，然而明天怎麼樣他不明白，明天應該怎麼樣他沒有一點打算，只是敷衍現在而已。田中又看到中國的民眾已經覺醒，中國的革命勢力已經擴大，乃遵循日本傳統的政策，一心一意想左右中國的政治以確保日本的地位。戴季陶對於這位眼光如豆的政客，頭腦如化石的田中義一，帶著侮蔑的態度加以批評。這個批評，不僅針對田中義一或當時的日本軍人，也是對當時日本全體政治家的批評，甚至也是對現在日本政治家的嚴厲彈劾。　　戴季陶對於田中義一所遵循的日本對中國的傳統政策，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說：「本來日本人的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的對華方針，可以說無論什麼人，大體都差不多。維持在滿洲的特權，和在直魯及三特區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維持日本在中國的最後發言權支配權，尤其是經濟的支配權，這幾種根本政策，現在政治上的人物，誰也沒有兩樣。當然外務省系的人和參謀本部系的人，決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為對於世界關係的認識兩樣，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 由此可知，日本外務省與軍部之間，所持的態度及手段，有很大的不同，看起來像是雙重外交，但那只是表面，事實上，擴大其在中國的特殊權益，想支配中國的根本政策，兩者是相同的，不僅外務省與軍部如此，所有的日本人都是一樣。這種見解，不僅戴季陶如此，也是當時甚至日後的中國人共同所持的見解。　　日本雖然具有外務省與軍部的雙重外交，實際上，推動根本政策者為軍部。戴季陶認為日本自日俄戰爭以後，已經轉變為徹上徹下的軍國主義，因此日本的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皆以國防計劃為基本；外交成為軍事交際，財政成為軍需，教育成為軍事訓育。戴季陶進而將墮落於「町人根性」並且操縱日本的軍閥的真面目，加以剖析，並將日本軍部的對華政策，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說日本的對華政策，不僅軍部與外務省之間形成對立，連軍部之內也分裂為「北進論」與「南進論」。前者由陸軍軍人所倡導，稱為「大陸進取政策」，後者由海軍軍人所主張，稱為「海洋進取政策」 。雖然如此，無論是海軍或陸軍，對於不希望中國統一，尤其不希望中國統一於革命 ，而對中國採取分裂政策，兩者的見解是一致的。戴季陶對日本軍部所採取的分裂中國的政策評稱：「陸海軍系的人，尤其是陸軍系的人，他們對於中國一切的方針，向來是抱定一個進取的國防計劃，所謂"蠍形政策』，一切方法都從這裡面打算出來。」　　所謂「蠍形政策」，就是如同蠍子用兩個螯和一個尾巴來對付對方一樣。日本軍部於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已經佔據了蠍尾的台灣，想以此窺伺華中、華南到東南亞。日俄戰爭以後，獲得旅順、大連，把遼東半島成為它的蠍螯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取得青島，將山東半島成為另一蠍螯。日本使用這兩螯控制渤海灣，由滿蒙而華北，次第完成其「蠍形政策」的計劃 。日本採用蠍一樣的劇毒及使人憎恨的姿態，北方自陸地，以北進論的兩螯，南方則自海上，以南進論的一個尾巴來襲擊中國。這就是日本軍部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的實際情況。　　戴季陶認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大陸政策的性格，早已在「征服四周的民族」及「支配世界」的那種古代的神權思想中萌芽，只是日本軍部加以繼承並加以發揚光大而已。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從國家主義轉而為軍國主義，而在轉為帝國主義以前的民族主義的階段中，就已經具有這種性格。他說：「他的民族主義開始的時期，已經包含著帝國主義的胎種。我們試讀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統論》、《中朝事實》，德川光國所編的《大日本史》，賴山陽所著的《日本政記》，我們已經很感覺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僅在統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圍的民族，建設大帝國。」 　　當然日本在民族主義的階段中，他們具有像武士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民族統一的純潔的信心，也因為如此，日本的維新才能成功，才能建立強盛的國家。但是日本自從轉變為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以後，尤其是大地震後的日本，已經喪失了這種純潔的精神，暴露了自古以來所持的征服世界的野心，變成像田中義一那種「町人根性」般的軍部，肆無忌憚地侵略中國，導致中國與日本陷入不可避免的大衝突之境界。孫中山先生曾經希望田中義一拋棄日本的傳統政策，而且還希望他改正一切錯誤的認識，因為其他的日本人，沒有比田中的地位關係中國更大的。但是戴季陶卻與孫中山先生所持的態度不一樣。他認為這個希望絕對沒有效果，因為他把田中義一的腦筋喻為化石。他說一切動植物，都可以變成化石，而化石決不能再變成動植物。事實上，約與戴季陶撰寫《日本論》同時，一向受到戴季陶批評與輕視的田中義一，於1927年6月召開東方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決定了侵略中國的強硬政策。次年發動濟南事件，接著發生九·一八、七·七事變，中日間的大衝突漸次擴大，終至不可收拾。戴季陶對田中義一的化石頭腦的評語，真是不幸而言中。　　四、日人對《日本論》的評價　　《日本論》出版以後，日本人曾將它譯成日文。因為當時日本政府正熱衷於實行大陸政策，該書似乎沒有引起太多人士的注意，但是戰後，由於日本不少學者檢討中日之間過去所發生的不幸關係，因此該書的價值重新得到評估。其中雖然有人不甚贊同戴季陶的看法，一般而論，對《日本論》的精闢分析，都表示敬佩。我們不否認《日本論》不是一部唯一從涵蓋歷史的政治觀點來寫的，而且其中有許多疏漏及偏頗之處，但是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戰前中國人所寫的有關日本問題的著作之中，《日本論》應為最佳作品。如果想知道日本在明治以後的發展，該書實為很好的參考資料 。　　日本民族的信仰力、信仰心等為戴季陶所推崇。他雖然嚴厲批評日本的文化及政治，但並不抹殺日本的優點，目的在於藉此勉勵中國人能取其優點，運用在新中國的建設上。他很讚美日本人的尚武風氣及武士道的精神，尤其對武士有很高的評價，然而卻很看不起「町人」資本家。他所以對武士道深表關切，也許是他所交往的日本人士之中，大部分都是崇尚武士精神的人士之故 。　　日本人對於戴季陶觀察日本民族深入的程度甚為佩服，他尤其對日本人的心理及感情，作了很仔細的分析。就以他對日本語的評論為例，他說日本男性向對方使用最敬語的時候，也處處很留意地保持著人格的威嚴，而他對於柔順的女性的用語，也能夠精巧地理解，相信近代的日本人之中，已經有很多人喪失了這種語感。由此可知戴季陶與日本人之間，有很深的心理交流的經驗。在《日本論》中，他對於日本人的戀愛感情的純潔性，也描述得很生動。他與日本人士的交際可能很廣，例如他與山田純三郎、萱野長知及頭山滿等都有深交，他所以能將日本女性及男性作深入的了解，這是不足為奇的。他的理解日本，與僅僅在日本旅行的外國人或志在讀書的留學生對日本的社交及了解，是迥然不同的。　　戴季陶對自殺一向採取卑視的態度，所以他說：「在精神生活上，最矛盾最紛亂而不能統馭的心理，無過於自殺。」他把日本人的自殺行為認為是日本民族的特性，在自殺者的心理狀態上，捨得有一種積極的意義。他又提出日本人兩種自殺的方式，那就是切腹與情死，尤其對後者頗為讚美。他認為情死的男女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對的二人間的絕對的戀愛是他們的世界。他們為了這個世界，能夠捨去一切世界……熱烈的性愛和優美的同情，這兩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識，是引著他們走向死路去的動因。在中國的北地胭脂上，已經沒有這種激越的性行供我們追懷，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見這種深刻的人生意義。在自殺這種死的事實上，看得出很豐富的生意來，是日本民族一種信仰真實性的表現」。有人懷疑一向把自殺認為是一件頂懦弱頂愚蠢的行為的戴季陶，竟然也讚美了因特殊因緣而殉身的自殺，似有矛盾之處，但是對戴季陶所說「男女的關係，是人類生命的總關鍵，他在生的意義上，只有和殺的意義集中的戰爭，可以相提並論」 這句話所涵蓋的思想與感情，則表示同感。　　明治維新為日本近代化的一大關鍵，中國自光緒以後主張改革者，對明治維新皆有很高的評價，尤其是康梁的維新變法，莫不以日本維新為藍本。戴季陶亦極推崇明治維新，然而他沒有忽略日本在德川時代所奠定的基礎。他認為「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代），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遂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社會的階級，也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曆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在明治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 日人對以上的分析，不僅認為很中肯，而且對於戴季陶所稱「一部明治維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實，作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幾十年的事實，忘卻德川時代三百年的治績，是不對的」 這句話，認為是對昭和初年以來日本唯物史觀派的歷史觀的最大挑戰。　　日本的學者之中，早就有人提出這個看法，例如曾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歷史教師的齋藤斐章在其《日本國民》一書中即稱德川時代不僅完成了舊的日本（即受中國影響的日本），也奠定了新日本的基礎，所以德川時代無異為明治文明的準備時代 。我們很難肯定戴季陶的看法是否受到齋藤的影響，至少他推崇德川時代替明治維新鋪好基礎，這一點日本學者也表示同感。　　《日本論》雖然以分析近代日本歷史的演變過程為主，但是戴季陶每提到某一種問題，常寓意於勉勵國人努力向上，不可墮落。就以豐臣秀吉侵略朝鮮而言，戴在《日本論》中，僅摘錄了豐臣秀吉致朝鮮國王的國書內容，而對豐臣秀吉這份如同帝國主義的國書未加以抨擊，這是因為他有自己一套的歷史哲學。他主張全世界人類的文化大同，為達到這個理想的過程中，有其歷史的道德觀。他說：「在國家生活的當中，常常是用武力為推進的動力……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戰勝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別順當而且迅速，然而歷史上的事實不是如此。山蠻海寇侵奪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據……使文化的進展，一退幾百千年，這樣的事實，歷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記了奮鬥，忘記了武力是文化推進的原動力，這就是文明的墮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類的努力，人類的生存。『自然』是大公無私的，它不單是不私於野蠻，它也不私於文明。它只要懲罰墮落，懲罰文明的浪費者，懲罰懶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 這是戴季陶的思想核心，他從歷史哲學的觀點上認為明朝這個時期的中國，陷於墮落，並且他似乎也承認以武力來實施王政的豐臣秀吉的措施。　　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有很大篇幅批評田中義一的大陸政策，他撰寫《日本論》的最大目的可能在此。日本學者對戴季陶所批評的大陸政策，從很多角度作了檢討。例如戴季陶批評田中義一的大陸膨脹政策時稱：「想起他過去一切有害無益的活動，實在不能不為中國、為日本、為東方一切民族嘆氣。」 日人卻認為田中的政策，不是靠田中一個人的頭腦想出來的，這種政策，有其很深的根源。早在明治十年代，福澤諭吉在攻略東洋的論說中就說到「我們是日本人，我們不僅要炫耀國威，而且要仿效英國控制中南半島的土人的方法，甚至要逼英國人陷於窘境，由日本一手掌握東洋的大權」，福澤在《脫亞論》中又說：「我國不必等待鄰邦開明以後再共同振興亞洲，我們寧願脫離這個行列，而且與西洋的文明國家共進退。我們對待中國與朝鮮，不必因為兩國為我們的鄰邦而特地向他們打招呼，我們應該學習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方法，去處理他們。跟惡友親近，依然脫離不了沾上惡名聲，我們應該與亞洲的惡友隔離。」 以上所述不僅是福澤一個人的想法，是為風靡當時的時代精神，而且這種精神，經過明治、大正、昭和三代，一直支配著日本國民，換言之，是為日本的基本態度。就以這一點而論，如將福澤的節操與戴季陶比較，則前者實為低俗醜陋，如說戴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則福澤應視為一位民族利己主義者。日本學者認為日本實際上就沒有所謂應喪失的民族主義，如果說有，也只是不值一提的民族利己主義而已。日本學者承認日本並不是沒有優秀的中國通，如橘朴就是其中之一。橘朴的確抱有東洋的理想，他的理想與戴季陶的期待互相吻合，但是他的理想，最後也落空，這是因為整個日本尚不能擺脫民族利己主義之故 。　　戴季陶似乎將日本的對華策略分成兩個階段。有些日本學者認為他的兩個階段的理論互相矛盾，但有一些學者卻認為並不盡然。因為戴季陶認為日本到甲午及日俄戰爭時期，日本民族在作某一種奮鬥，換言之，這個時期日本的戰爭對象是墮落的文明國；而大正時期（即民國以後）日本對中國的壓迫，是對從墮落中站起來正進行革命的中國加以軍事干涉，前者似可容忍，後者則不能寬恕，所以戴的理論並無矛盾之處。戴季陶無論從常識上、倫理上或者他個人的歷史哲學上，都認為田中義一的大陸政策，是不智之舉，但是他在《日本論》中，在嚴厲指責日本之餘，也涵蓋著對中國民族的現狀作同樣嚴厲的自我檢討 ，這一點是日本學者最為敬佩的地方。　　《日本論》的重點在於批評田中義一，並稱田中為「失敗的非英雄」，在某種意義上而言，這是卓見，但是有些日本學者認為他對田中的了解不夠徹底，戴對大正時期的日本政治史雖然頗為了解，然而他對田中組閣以後的問題及出任政友會總裁以後的知識，似乎尚嫌不足，由他在《日本論》中對田中的描述，可知他是以大正時期所接觸的田中為主，其在這方面的知識構成，也僅以該範疇為主 。　　戴季陶很重視武士階級在明治維新時期所扮演的角色，他所接觸的日本人大部分可能是軍人或者是士族出身的浪人，因此他常透過人際關係以觀察歷史的心情來研究日本，又由於他看到這些武士的後裔推動大陸政策，所以他探索武士的宗譜，不遺餘力。他從山鹿素行所著《中朝事實》中發現了用神權思想武裝起來的武士，因此很能夠抓住明治維新時期及以後的時期中，日本人擴張領土的性格。　　然而戴季陶對於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有時候說是由於武士，有時候又說是歸功於歷史所培養出來的民族的整個力量，這一點論述使人有矛盾之感。其實戴季陶一再強調明治維新後的歷史，早被數百年以前的歷史所決定。他說：「倘若那一個社會裡面，沒有預備起改造的材料，沒有養成一種改造的能力，單靠少數人做運動，決計不會成功。」 由上面的解釋，可知武士一方面肩荷了日本民族統一的發展能力的責任，一方面也是民眾努力奮鬥的統率者，由此觀之，並無矛盾之處 。　　日本人對戴季陶在《日本論》所敘述的日本政治家如西鄉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桂太郎、秋山真之、田中義一等的評語，不甚贊同，認為戴對他們的評價，使人懷疑。戴似乎很讚賞西鄉隆盛的征韓論失敗後對日本所發生的功能。他說：「我們試把日本這幾十年的歷史統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失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業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民論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了目的。」 林房雄認為戴季陶的這一段話，是奉獻給西鄉隆盛的最好的弔詞，連所謂被侵略對象的中國人都讚美西鄉隆盛的征韓論。當然林房雄想藉此辯駁日本不是侵略東亞，更不是「亞洲的罪人」，所以不必糾彈自己 。　　其實戴季陶之所以論西鄉隆盛，本意是要說明明治維新的精神在於日本民族的統一和國家的獨立。換言之，在「內治」與「攘外」的優先順序中，選擇前者而達到民族統一，並不是歌頌西鄉的征韓論，這從戴的下列一段話中可以證明。他說：「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闖下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幹凈。」　　戴季陶似乎也很敬佩桂太郎，其實桂太郎這位軍人政治家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屬於風評不佳的人物，而他竟敬佩他，使不少日本學者感到意外。蓋戴季陶曾幾次隨從孫中山先生前往日本，擔任秘書及翻譯工作，對印象好的桂太郎，就形容為高識遠見有能力有魄力的政治家，對印象不好的田中義一，就批評為反動潮流中「失敗的非英雄」。戴所以崇敬桂太郎，是因為桂太郎曾表示要中國、德國、奧地利、土耳其、日本聯盟起來，以解決印度問題，並抗衡美澳的排黃運動。但是戴季陶卻沒有想到他撰寫《日本論》的時期，與桂太郎當時的想法，在時間上有一段差距。這期間的國際情勢有很大的變化，就以1927年的中國而言，經第一次大戰後，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已經被日本侵奪，但是桂太郎發言的時期，德國的權益依然存在，戴的這一點看法，似嫌不周。其實，桂太郎和田中義一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是長州軍閥中的一丘之貉。一些日本學者一再強調戴季陶是一位政治的實踐者，他對於桂太郎的論述，不是單純的歷史紀錄，其中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的意識存在，如冷靜地加以檢討，戴對於事實不僅有認識錯誤之處，也有偏見之處 。　　使人百思莫解的是戴季陶在《日本論》中，對於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時表示同情的桂太郎、秋山真之等已故人士，雖有詳細的介紹，然而對於作者在執筆時仍然健在而且曾支助孫先生革命的犬養毅、頭山滿、山田純三郎、萱野長知等，不僅沒有敘述他們的事迹，連他們的名字都隻字不提，實耐人尋味。　　關於這一點，日本學者的看法是，當戴季陶執筆撰寫《日本論》時，正是中國的排日風氣最為激烈的時候，此時在作者的心目中，最為關切的日本人應該是山田純三郎、萱野長知、頭山滿、犬養毅等人。例如1929年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安奉大典時，中國特地邀請孫先生的革命之友及支助者頭山滿及犬養毅前來參加。戴季陶及胡漢民親自前往南京車站迎接，對於他們的招待非常殷勤。戴、胡等不僅以恩人之禮對待他們，並認為他們是將來中日外交上的重要人物，把一切期待及信賴都寄托在他們身上。中國當局也深知犬養毅是日本政黨中的重鎮，而頭山滿則為頗具勢力的在野浪人。　　無論是孫中山先生或者是戴季陶，對於他們在日本所具有的影響力，都寄予莫大的期望與信賴。但是當時兩國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排日風潮瀰漫全國，在這種情勢之下，如果戴季陶的身份只是一位學者或新聞記者，也許可以將信賴或讚美犬養毅的心意公開地表達出來，然而他畢竟是一位政治的實踐者，實有不便表達之處。其實戴季陶或國民黨當局與頭山滿等一直保持著相當程度的聯繫。戴季陶固然感到中日間的交涉非常辣手，然而暗中依然希望他們能助一臂之力。因此他對印象最深刻的日本人如山田純三郎、萱野長知，隻字不提，對於堪稱最親密的黨友的頭山滿、犬養毅，也未加評論，身為政治實踐者的他，當然有他內心的想法 。　　除此而外，可能另有原因。他曾說：「除了孫中山先生和真實是他領導下的國民革命勢力而外，在中國一切政治的勢力，都是受東京的支配，聽東京的指揮的。」 他對過去中國革命的失去自主性並受東京指揮一事，大加痛斥。但是當他論及往昔在東京進行革命運動時，也只提到孫中山先生以外各派的情形而沒有論及援助革命的日本人。其原因可能是孫中山先生固然曾經得到頭山滿、犬養毅等人的援助，但是孫先生決不會甘心受外人指揮，他所以避而不談，可能是為了避免有人也把孫先生列入受外人指揮之流之故 。　　五、結論　　《日本論》是戴季陶在中日之間的衝突發展到尖銳化的1928年所發生的濟南事件的前夕撰寫的，相信作者在執筆時的心情是相當複雜而沉重的。戴季陶也像孫中山先生一樣，對日本的期待甚為殷切，而且對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中所表現的那種日本民族的信念及精神，極表敬佩。但是對於已經軍國主義化的日本神權思想及具侵略性的日本大陸政策的野心，在極端憤怒中，嚴加痛斥。他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批評，成為日後中國民族抗拒日本的重要典據，對整個中國人的日本觀，帶來莫大的影響。　　濟南事件發生以後，國人分析日本大陸政策的根源，其方法及觀點也許與戴季陶不同，但或多或少都受到戴季陶的影響。　　戴季陶一再強調日本具有消除不掉的島國根性，而且自維新以後，一味崇拜歐美而侮蔑中國，但是他仍然站在客觀的立場，從很多角度上去分析日本，對日本這個民族的自負心及向上心，作很高的評價。他也像清末時期那些已經覺醒的青年一樣，致力勉勵中國人學習日本，仿效日本的維新，以完成祖國的民族獨立與繁榮。由於他對日本太過於了解，對日本的期望也過於殷切，然而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條以後的種種侵略行為，使戴季陶的期望逐漸變為失望，以至於幻滅，看他的《日本論》提到日本的大陸政策時，很容易使人感覺出已經顯露出幻滅感。戴季陶雖然一再呼籲日本糾正錯誤，然而並沒有改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本質，甚至變本加厲，終至演變成中日戰爭的悲劇。戰後雖然有不少日本人檢討近幾十年來中日關係的不幸事件，並以亞洲的罪人來糾彈自己，當他們重新閱讀《日本論》時，似乎給他們很多感受，這一點也是日本學者給《日本論》很高的評價的地方。　　黃福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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