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什麼炸死張作霖(續) 一幕驚天醜劇(圖)

2009年08月05日 14:22 來源：遼瀋晚報 郭俊勝

在張學良(左三)年幼時張作霖與日本人已有了交往。

最慘烈卑鄙的恐怖襲擊 日本人為什麼炸死張作霖

日本從中央政府得到「二十一條」中涉及東北的土地商租權、雜居權和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權，非常興奮，以為一直對日示好的張作霖會積極落實。日本怎麼也沒想到，抵制最力的就是這位他們考察了12年才最後確定下來的代理人。張作霖是農民出身，他深知土地是中國老百姓的命根子，農民離開了土地如同交戰中的軍隊被解除了武裝，牛羊被趕進了沙漠。在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索要的「三權」無異於東北人的生存權、獨立權、尊嚴權，如果兌現這「三權」，大批的日本人可從島國湧入中國東北，建房、設廠、雜居，東北也就成為第二個日本了，日本吞併東北的計劃就悄然無聲地實現了，張作霖也就成了任日本擺布的傀儡。為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尊嚴，憑張作霖的脾氣會明火執仗、死磕硬拼的，但他深知自己的實力、中國的國力遠不如日本，所以才絞盡腦汁給中央政府出主意，指揮法律專家定規章，偷偷摸摸地下密令，據統計，他一共下發了40多道有關日本的密令。在張作霖看來，這些動作有些屈辱，地方大員還要給中央揩屁股，軍隊統帥還要指揮文人摳文字，一方長官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里命令下屬還得偷偷摸摸地進行。雖然這些動作是迂迴求曲的，但卻是附和公理的、迂而有效的、曲而有力的、少懈難擊的，切實地抵制了日本和平佔領的計劃。日本人的評價雖然別有用心，但也接近實情：「奉天官憲不論上下都在外表上裝扮成親善的樣子，儘管極力取締那些無益的輕舉妄動，但在裡面卻包藏著強烈的著眼於收回利權的排日用心」，「推行著從根本阻礙邦人安居，逐漸加以壓迫以至驅邦人之策」。 2.自建鐵路的鋼軌，扎漏了日本「生命線」的主動脈日本對張作霖失望之二，是自建鐵路。在張作霖時代，東北鐵路密度居全國前列，但多掌握在日俄兩強手中，且久成南北分據之局面。日本人以旅順、大連為根據地，其鐵路直貫東三省南部；俄國人以海參崴為基地，其鐵路橫貫東三省北部。東三省命脈，懸於兩國之手。日本憑藉南滿鐵路，不僅在經濟上享有莫大好處，而且在軍事上可隨時制約奉軍的行動。奉軍使用該鐵路時，除當場交付運費外，事先須報經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和關東軍司令部批准；乘車時須解除一切武裝，槍支彈藥另行託運；關東軍對乘車之奉軍有監督權；奉軍的軍需物資，須經關東軍司令部批准才准予運轉；日方可隨時中止其運輸等等。無論從軍事防衛上還是從經濟建設上看，自建東北鐵路都是挽救民族危機的一項迫切任務。因此，張作霖決心自建鐵路。 1922年，以張作霖為首的奉天當局，作出了修築東、西兩大鐵路幹線的計劃。一是從葫蘆島經由通遼、齊齊哈爾至璦琿的西部幹線；一是從奉天，經由海龍、吉林到佳木斯的東部幹線。兩大幹線都通過京奉鐵路與關內相連，一旦修成，對東北經濟、國防的前途有無限好處，勢將成為與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兩大鐵路系統相抗衡的東北第三大鐵路系統。這無疑是張作霖擺脫日本控制和干涉的重大舉措。為加強對如此大規模鐵路建設的領導，1924年5月，張作霖任命奉天省長王永江為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委員長，並作出為避免日本干涉，分段修築、不使總體規劃儘早暴露、一概不用外資的決定。從1925年起，奉天當局先後建成打通鐵路、錦朝鐵路、奉海鐵路、吉海鐵路、呼海鐵路等，至20世紀20年代末，東北自建鐵路網基本成型。在啟動兩大鐵路幹線的同時，張作霖開始修建葫蘆島港。他說：「我要開辦自己的葫蘆島港，就是為抵制日本的大連港口，我們一定要辦好這件事情。」通過張作霖及東北官民的努力，在中國大部分城市沒有火車站，大部分地區沒有鐵路的20年代，奉天城內居然出現了兩個火車站，東北大地出現了自建鐵路與南滿鐵路相抗衡的「平行線」。自建鐵路打破了日本長期控制東北鐵路幹線和壟斷鐵路運輸的局面，東北自建鐵路的鋼軌無疑扎漏了日本「生命線」的主動脈，日本眼睜睜地看著大批物資、旅客、軍人轉向了東北自建鐵路，留給滿鐵的是日漸增強的失落和失望。

3.主動擁抱其他列強，日本被曬在了沙灘上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張作霖被免去本兼各職，遂宣布東三省「獨立」。放棄統一全國的野心，專註於落實「二十一條」中日本在「滿蒙」的「權益」是日本對張作霖的一貫要求。張宣布「獨立」，是否有助於日本「滿蒙獨立」野心的實現呢？

此時的張作霖(前排右一)已與日本人貌合神離。

張作霖(前排左四)與日本人的合影。

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可以表明張作霖是依照日本意向行事的跡象。他的「獨立」實際上是自治，不僅是獨立於北洋政府的自治，更是想擺脫日本控制的自治。1922年是張作霖對日關係中後12年里的一個分水嶺。在張作霖與日本之間，表面上沒有什麼大的衝突，似乎雙方都在極力維持著風平浪靜的局面。但為了彼此心照不宣的「二十一條」，張作霖對原來的計劃做了重大而又冒險、微妙而又大膽的調整。無論是軍事、政治領域，還是經濟、文化領域，在政策上都有了值得注意的轉變，即從依賴日本提供武器、技術、資金和各種顧問的依附政策轉而採取一種廣交盟國的「以夷制夷」策略。在奉天兵工廠，不再是「黑頭髮、小鼻子」的天下，最多時外籍技師達1516人，大多是來自蘇、德、英、美等國的「黃頭髮、大鼻子」。軍火貿易對象也不再是僅日本一家，義大利、法國、德國、捷克、挪威、丹麥、美國、瑞士、荷蘭都成了張作霖的客戶。彈藥、槍支、大炮、坦克、飛機、軍用電話機和軍裝等各種軍械、軍需用品不再是清一色的「東洋造」。與西方列強的擁抱，冷落了「舊情人」，日本實實在在地被曬在了沙灘上。日本又有苦難言，因為張作霖懷裡的「新情人」幾乎個個都比他這個「舊情人」「身強力壯」，打不過，拆不了，罵不得。失望，只剩下失望。比失望更嚴重的在等待著日本。五、絕望，他原來是一頭公牛人進入絕望狀態時智力是最低下的，這個時候最容易干出超越常規、有悖常理、有違公義的蠢事。人的智力低下後，原來支持智力的能量就轉化成了膽量，人易瘋狂，正常的人誰也不會考慮用自己的膽去包天，人瘋狂的時候就敢以區區斗膽去包九重天。個體的人如此，一個利益集團也是如此。日本一個島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採用非常手段，在別人的國土上，幹掉一個世界上人口最為眾多的大國首腦，這不是絕望後的瘋狂是什麼呢？ 斗膽包天，常在絕望後。東方會議定調。日本對張作霖的絕望感從時間上看產生於1927年。在這一年，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幾乎同時發生了變動：4月20日，田中義一在東京組閣，並出任日本首相；6月17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一躍成為北洋政府元首。似乎這兩件事沒有什麼聯繫，但經過一次會議，兩個人的命運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這次會議導致日本對張作霖產生了絕望，最終演變成絕望後的瘋狂，張作霖被炸身亡。也因為張作霖被炸，田中下台，當月暴死於家鄉。這次會議就是日本歷史上臭名遠播的「東方會議」。張作霖就職典禮後的第10天，上任不到70天的田中主持召開了有陸軍、海軍、外務省、參謀本部、關東軍、駐華使領館人員參加的所謂「東方會議」。其中有關「滿蒙問題」、張作霖的問題是會議爭論的焦點。最終的結論大致可以概括為：(1)滿蒙實行分離，與中國本土區別對待，也就是推行「滿蒙分離」；(2)對張作霖採取強硬措施，逼其迅速解決「滿蒙懸案」；(3)如果張作霖滿足日本的要求，支持他；(4)如果張作霖再不聽話，日本「應決心不失時機地作出適當的措施」。這些內容最後都寫進會議文件——《基於對華根本方針的當前政策綱領》。會後，田中將會議精神寫成奏摺，上報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田中奏摺」。日本兩派政治合流。東方會議是1916年後藤新平援張理論、寺內正毅內閣援張國策的終結，也是日本和平佔領派和武裝佔領派的一次政治合流。日本在滿蒙政策上一直存在著兩派，日本的外交官、政治理論家、商界和企業界主張採取和平的手段佔領東北，即通過獲取在中國東北的商租權、雜居權、企業興辦權、鐵路修築權、軍火貿易壟斷權、設警設領權、領事裁判權等蠶食東北，通過不流血的非軍事手段，培植代理人而且通過代理人的方式，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來，實現對東北的和平佔領；而日本軍人主張武裝佔領。兩者除了實現方式不同外，其最終目的毫無區別，都視東北為日本的生命線，都要實現「滿蒙獨立」。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緩慢，後者迅速；前者和平，後者流血；前者主要靠政治、外交、商貿、企業、文教人員打頭陣，軍隊作後盾；後者是軍人開路，其他人員在後面收割。對張作霖的態度，前者主張：能利用時盡量利用，像對待奶牛一樣，有多少奶擠多少奶；後者主張：不聽話就打他，擠不出奶就殺掉他。兩者各說半句話，都是為了擠奶，合在一起就是日本完整的政策。只不過是角色不同，手段不一，各有側重，其本質別無二致。到了1927年，兩派趨於合流，說是合流，實際是和平佔領派向武裝佔領派靠攏。兩派都參加了東方會議，結果得出一致的結論：幹掉張作霖。唯一有所差異之處是：和平佔領派主張「讓張作霖多活幾天」。如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恆在日記中記載：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張作霖首席日籍顧問町野武馬主張：「讓張多活幾天。這個傢伙，如果好好做工作，或許會聽話的。徹底不聽話，再幹掉也不遲。」武裝佔領派則主張立即幹掉。兩派觀點基本一致，只在幹掉時間上相差「幾天」。那為什麼兩派在這個時候都同意幹掉張作霖呢？和平佔領派為什麼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其一，中日兩國的國力差距拉大，日本越來越強，中國與之相比差距越來越大。其二，日本加快了實現「大陸政策」的步伐，「征服支那」排上了日程，這樣「征服支那」的前一步「征服滿蒙」就迫在眉睫，再繼續和平佔領的方式就顯得太慢了。其三，張作霖已經不是1916年前的張作霖了，隨著張作霖的勢力越來越大，權力越來越大，對日本的脾氣也越來越大，和平佔領派對張也越來越感到頭疼。當年後藤新平選擇張作霖所闡述的理由已被張作霖11年的實際表現否定得一乾二淨了。如後藤說「張作霖並無宦途履歷，與中央政府亦無密切因緣」，此時的張作霖已由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當上了北洋政府元首，官宦履歷不再是沒有，而是極其豐富；不再是與中央因緣不密切，而是中央就是他的。如「張離滿洲則無地位，蓋以滿洲為其唯一之勢力範圍也」，張作霖一直為武力統一中國而努力，從東北一直打到上海，勢力範圍早已突破了長城、黃河，甚至已經飲馬長江；離開東北，不是沒有地位，而是比在東北時還高。如說他「有權勢利慾，別無他種知識」，而他對付日本索要商租等「三權」時，完全運用的是國際法知識，而且十分嫻熟。如「照其心中所認識者而行，則張氏將為滿洲專制之王」，而張作霖不僅成了東北王、北方王，還成了「國王」。如後藤說「日本利用張氏，在滿洲可為所欲為」，實際上，日本在東北處處碰釘子。一言以蔽之：和平佔領派既失去了支持張作霖的理論支撐，又失去了繼續推行其政策的實踐基礎。其四，1916年至1927年的11年中，日本從張作霖手裡也得到一些東西，但都不是日本最想要的，日本最想要的幾乎一樣也沒有要到手。正因為如此，兩派合流。和平佔領派也絕望了。東方會議之後，田中內閣決定兵分兩路，軍隊為武裝佔領東北做準備，外交官和滿鐵以推行「滿蒙鐵路計劃」為實施「滿蒙分離政策」的突破口，由駐奉總領事吉田茂、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滿鐵社長山本條太郎組成對張談判陣容，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逼迫張作霖委託滿鐵建造敦圖(敦化至圖們江)、長大(長春至大賚)、吉五(吉林至五常)、洮索(洮南至索倫)和延海(延吉至海林)等五條鐵路。張作霖非常吃驚，深感這五條鐵路宛如五把鋼刀插向中東鐵路，插向北滿，其意義已經超出了鐵路本身。他意識到，這五條鐵路是日本的「戰略鐵路」，向北運兵可與蘇聯開戰，向南戰略物資源源不斷，向東可與朝鮮鐵路相接，日軍可在一日之內到達東北，一旦修成，東北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張作霖越想越感覺後背發涼，只好重拾「假痴不癲」之計，裝糊塗，先是推託這些事情他不熟悉，請與楊宇霆談；再是說，這屬於地方問題，應該跟地方談；接著又說軍情緊急，外交問題應當推遲。總之，以拖代拒。交涉遇阻，山本條太郎派出與張素有深交的江藤豐二見張，張表示，事關重大，斷難接受。江藤恫嚇說：「如果你不合作，日本軍隊將要幫助蔣介石。」張躊躇再三，在江藤準備好的文件上畫了四個圈。江藤再次逼迫，張又圈了一條。據江藤向山本條太郎彙報時說，張在文件上畫圈時，似乎渾身都在哆嗦，一再叮囑江藤，這只是預備性商談，千萬不要向外界透露。為將預備性商談向正式商談邁進，山本條太郎親自出馬，在山本的百般威逼下，張不情願地在《滿蒙新五路協約》上籤了字。簽字之日，53歲的張作霖「蹣跚踉蹌」，「一夜之間，憔悴萬分」。張在協議上簽字前，已找人對文本進行了研究，他知道協議第十條明確規定：「本協議簽字後，尚須派兩國代表正式簽字，方能生效。」因此，張雖在協議上籤了字，但協議仍然屬於沒有履行完法律程序的無效文件。此後，張作霖以各種理由拒絕辦理正式手續。1928年6月3日下午4時半，張作霖離京前夕，芳澤按約定到中南海取正式密約。張讓辦事人員將文件轉交芳澤。芳澤回到使館，打開文件一看，大呼上當。原來文件上只有個「閱」字，既無簽名，也無「同意」字樣。當芳澤打電話詢問究竟時，張作霖已離開北京。日本和張作霖打交道最多的是和平佔領派，最令日本和平佔領派心驚膽戰的是，張作霖運用中國古代兵書戰策對付日本：日本索要「三權」時，張以「瞞天過海」加「釜底抽薪」術對付之；郭松齡反奉期間，張無奈之下答應了日本的無理要求，事後，則以「偷梁換柱」的方式巧妙地「金蟬脫殼」；日本以「平行線」為借口，反對張自建鐵路網，張則「暗度陳倉」，用分段施工、最後相連的辦法加以應對；為打破日本對東北的商貿、工業、技術、顧問等壟斷，擺脫控制，張採用「遠交近攻」策略，弄得日本只能捶胸頓足，毫無辦法；實在找不出辦法時，張就一招：「假痴不癲」……三十六計，張作霖計計精通，令日本人苦不堪言，由希望滑落到失望，再由失望墜入絕望谷底。日本軍人斗膽包天。日本關東軍認為張作霖已變成了一頭根本沒有奶的公牛，而且橫在滿蒙分離的道路上橫衝直撞，必須將他殺死。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開口閉口說：「張作霖曾受日本培養，但竟忘恩負義，接近英美，從事排日運動，真是豈有此理。日本滿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釘就是張作霖。」他在《我殺死了張作霖》一書中披露，他曾以隨員的身份，參加了日本東京的東方會議。在會上，他力主對張作霖再用外交手段已經沒用了。「只要打倒張作霖一個人，其他所謂奉天派的諸將，必將樹倒猢猻散。時至今日，相信只要依靠一個張作霖，使之主宰滿洲，就可以確保治安的想法是錯誤的。」「幹掉頭子，除此之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第二條路。只要幹掉張作霖就行。」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田中首相都同意他的主張。 1928年5月28日，田中聲明發表的同時，關東軍司令部密議，乘張作霖敗退出關之際，迫其下野。但在會上，河本大吼道：「殺掉張作霖豈不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迫張下野，誰能保證其繼承人改弦易轍，若比張更難控制又怎麼辦？殺掉張作霖，其子張學良必不善罷干休，其部下亦必騷動，我軍可借維護治安名義，解除奉軍武裝，一舉佔領滿洲，進而另覓屬意人選，我軍在保護下，組織政府，滿洲權益問題豈非一勞永逸！」他的言論得到許多軍人的擁護。所以，才有了「皇姑屯事件」的發生。有學者說，張作霖被炸是幾個日本軍中少壯派的胡來；也有的說是日本關東軍與張作霖之間的矛盾衝突所致；還有的說張作霖簽署新五路條約，東北事實上被和平佔領了，使軍人失去了立功機會，關東軍才把他炸死。其實，日本人炸死張作霖，是張作霖和日本之間長期矛盾的總爆發。它不僅僅是因為日本感覺從張作霖身上擠出的奶越來越少，而是「田中奏摺」出籠後，日本的胃口驟然間由一隻老鼠變成了一隻餓狼，在胃口激增後的日本眼裡，張作霖簡直就是一頭本來就擠不出奶的公牛，而且是一頭經常橫衝直撞、不聽使喚的公牛。張的被炸是日本侵華步伐突然加快的必然結果，是餓狼在絕望時刻本性的大暴露，是日本和平佔領派和武裝佔領派同時絕望、共同演出的醜劇。這幕驚天醜劇，以「田中奏摺」為劇本，田中奏摺的制定者、日本首相田中為幕後總導演，日本陸軍部任總策劃，日本關東軍司令官任前台指揮，至於河本幾位「智障」軍人充其量是前台表演的小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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