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鳴：全面深化改革 大膽創新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解讀

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與丰台區的同志們共同圍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交流一點學習的心得和體會。這屆三中全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五年的節點上又一次研究改革的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新一代領導人具體治國之政、大思路大理念的一個亮相會。這兩個特點決定了這次三中全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對我們來說，學習領會三中全會精神，它的必要性也就凸現出來了。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文有六大部分組成，共六十條，每一條用一堂課都講不完。為了讓大家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對三中全會的精神實質和戰略要求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今天我想從總的角度談談這次大會的歷史背景，以及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的一系列重要戰略部署，這些部署意味著什麼。今天我講四個方面的內容：歷史方位、目標任務、戰略重點和實踐要求。　　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方位　　先講第一個，歷史方位。清晰、科學的歷史方位的判斷，是做出科學決策的重要前提。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究竟處於什麼歷史方位呢？三十五年來，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變化，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從看得見的成果說，我們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和改善，國家的綜合實力不斷提升。看不見的可能比看得見的還更加重要，現在如果再有人說還想回到計劃經濟，會被視為老古董，社會狀態越來越開放。今天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決定》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深水期和攻堅期。這個判斷很準確。「深水期」和「攻堅期」大家並不陌生，這些年來我們反覆在說這樣的話。為了讓大家對中國目前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歷史方位有清晰的把握，我想把這個攻堅期跟深水期給大家再具體化一點。究竟攻堅這個「堅」在哪裡？這個深水期有什麼特點？今天中國社會改革所處的歷史時期有三個特點。　　第一，改革進入了膠著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改革開放面臨著膠著狀態，往前走，好像感覺到步履蹣跚、舉步維艱，往回退好象也不可能。中國社會這些年來制定了不少制度，但是我們發現有很多制度都在空轉。有的甚至到了具體的制度、具體的方案，也依舊是在空轉。比如收入分配製度，說要改革，不改不行了，中央也下大決心了，今年年初頒布了《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可是一年快過去了，大家沒有感受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進展，制度很好，但是它在那空轉。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現狀是什麼樣的？就是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這是中國社會未來想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又好又快發展的抉擇，李克強總理已經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到了事關中國經濟發展性命攸關的高度，可是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力量越來越弱。我們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過去20年了，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這些年來，由於貨幣寬鬆政策和經濟的刺激，投資規模變得比較大，中國經濟過熱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嚴重了。目前中國23個行業，有18個行業基本上出現了產能過剩，甚至是嚴重過剩。面對這樣的狀況，國務院提出應該抑制經濟的虛熱，要剎車。我們發現了雖然出台了一系列剎車的政策，但是效果不明顯。面對越來越多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中央也意識到了宏觀調控勢在必行。以房地產為例。這幾年來房地產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現象和問題。這些問題處理不好，不僅會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致命性的影響，甚至會帶來政治和社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力度也越來越大，中央的態度也越來越堅決。　　第二，改革進入了分裂期。社會上不同群體之間關於應該如何改革，應該朝什麼方向去改，應該先改什麼，越來越缺乏共識。不僅沒有共識，甚至連坐下來心平氣和地交流對話都變得困難。在改革開放之初，為了讓大家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小平同志下了大功夫費。改革推動以後，當時中國社會，上下對改革持有了高度認同，這種高度認同不僅體現在改革目標預期上，甚至對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思路上也是出奇的一致。所以當時能做到中央政府一聲令下，我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用，想改什麼就改什麼。但是今天我們發現，不管中央出台什麼樣的改革政策，馬上就會有人提出這個不行，那個也不對。比如這次三中全會前夕，就出現了兩種極端對立的爭論，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中國社會不同群體都想讓自己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去影響中央，去讓中央採納。就算不能被中央採納，哪怕裝出來被中央採納，也能在社會上拉大旗作虎皮。所以，要儘快形成改革的共識，讓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勁用。　　第三，改革開進入了零和博弈期。過去經常講改革開放可以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後大家都可以多分一塊，所以當年中國改革開放是奔著把蛋糕做大，之後大家都可以多分。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大家越來越明白，改革最大的功能不僅僅是把蛋糕做大，還要調整這塊蛋糕如何分配。看到蛋糕做大了，很多人就開始考慮如何把這塊蛋糕給自己切得更大一點。這種改革的思維就從過去正和博弈變成零和博弈。簡單說來，今天一部分群體所得到就是另一部分群體失去的。正因為看到這點，整個中國社會關於改革的心態就開始有變化，大家琢磨的不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多搶走一塊。　　改革如何不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不把13億人民做一個整體來思考的話，這種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也不會得到認可。所以中國下一階段的改革要更加呼喚公平正義。這三大特點決定了未來改革的三大要求：更大的力度，更多的共識，更多的公平。　　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目標任務　　十八屆三中全會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改革的目標是什麼？這是第二個方面，目標與任務。目標與任務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努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是我認為本屆三中全會《決定》里最重要的兩句話。這個目標有什麼意義呢？這個目標明確回答了中國社會關於改革的方向目的。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這些年來儘管大家對改革的態度、心態已經發生變化，但是中國社會從來不缺乏講話的聲音。當我們仔細琢磨改革聲音的時候，會發現大家關於改革的想法截然不同。這個不同不僅有群體方向的對立，甚至改革的方向都有很大的差異。鄧小平同志當年說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總目標里的這句話是對小平那句話的繼承和發展。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改革意味著改變。改變有兩種方式，一種改變是從A變成B，這種很明顯不是我們要求的。那麼我們要求改變什麼？是從小變成大，讓社會主義通過改革以後從弱小變成強大，從初級階段變成高級階段乃至到成熟階段。我們的改革著眼於第二種，它的結論就只能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而不是把社會主義制度推倒重來。在改革過程中間，不可避免要借鑒人類文明一切成果，由於這些年來在學習借鑒西方制度方面做得比較多，所以有很多同志一談到改革，就說要向世界接軌，要向西方社會接軌。這些年來確實搬了不少西方的制度，但問題是搬這些制度的時候，我們沒想過這些制度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有的同志可能會說，不要老用意識形態眼光看問題，就算再搬一些也只不過拿來為我所用，不會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這樣嗎？恐怕不太好說。制度哲學最核心的概念是什麼？制度的變遷是在潛移默化之間產生的。打個很簡單的比方，大家都知道未來黨員幹部要開始坐中國的紅旗車。假如我們面前擺了一輛紅旗轎車，有人說紅旗車座位不太舒服，領導坐起來不舒服不行，那麼就換上賓士的座位，坐著舒服了又說發動機跑不起來，可以換上賓士的發動機，結果又有人說跑是跑起來了，可是輪胎不抓地不安全，那麼再換，換上賓士的輪胎，到最後就剩下又土又保守也不太好看的殼子了，再換一次，換上賓士的大殼子。換了一圈之後，大家想一想擺在我們面前的這輛車究竟是中國產的大紅旗還是德國產的賓士車？改變就在這不知不覺間發生了。所以中國社會搞改革開放一定要勇於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社會的制度體制，為我所用，但是一切為我所用裡面有句話叫「以我為主」。什麼叫「以我為主」？《中國通史》四卷本結尾的地方打了個比方，說人類社會發展要善於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比如中國社會要取得發展，要把人類文明一切有益的東西拿過來。我們改革是為了把西方制度拿過來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和實力，而不是拿來以後把我們的制度頂替掉，把我們的制度推倒。這一條是我們必須堅持的。這也就是總書記最近反覆強調的一句話，中國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一旦犯了顛覆性的錯誤，是不可以彌補和改正的，我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是不可動搖的。如果動搖了這點，說得再天花亂墜也不是改革。所以三中全會要改革，首先要把目標定明確，因為目標定明確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如果把目標定錯，走得越快乾得越多，問題會越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發展的著眼點是什麼？是通過制度體系的完善和發展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傳統社會社會結構相對單一，那種背景下一個高度統一的中央政府就可以把整個事情全部擺平，所以很多西方學者不理解當年的中國人民為什麼那麼聽中國共產黨的話。當年的中國在社會高度單一的狀況下，社會群體之間基本沒多大差別，獲得利益的方式是同樣的。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隨著國家形態從傳走向了現代，呈現出了很多的特點。第一，主體多元。社會結構從過去單一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變成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因此利益也分化了，不同群體利益之間有了衝突、矛盾。第二，社會狀態越來越活躍。過去的社會狀態從中央文件運行方式就能看出來，過去中國社會的治理很簡單，通過中央層層發文件，發到省軍級、地市級、縣處級，經過這麼序列就可以把黨的思路有序的傳遞下去，沒傳達到的就不知道。可是現在，會議還沒閉幕，新聞媒體、互聯網路、微信、微博都已經在報道討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讓社會有序、有活力，靠傳統管理是不行的。現代社會治理最重要的是通過制度來治理國家，所以說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著眼點就是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打下基礎。　　十八屆三中全會除提出總目標，還提出了總任務。到2020年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的成果，努力實現制度體系的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化。這個總任務落腳點是讓制度體系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化，這個任務不太好完成，這跟中國社會發展階段有關係。制度要想起作用，首先制度應該是確定的。讓大家知道這個制度三年五年，三十年五十年都不會變，這就叫制度的定型和成熟。中國目前有很多制度還做不到定型，第一，這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情，第二，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也是不太好完成的任務。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處於初級階段。什麼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鄧小平同志說了，我們處於社會主義門檻上的發展階段，我們既進入了社會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社會主義，還有其它社會形態的因素在裡邊，所以可以借用西方的東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定型的階段，它是個過渡的階段。既然這個社會發展階段沒有定型，我們的制度怎麼可能定型呢？制度定型又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這個社會也定型了。如果中國社會真的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定在了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上，中國還怎麼邁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乃至共產主義階段呢？從這個角度來說，制度成熟和定型只能是逐步漸進的。所以儘管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落腳點落在成熟和定型上，但重點放在了努力在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決定性的成果。什麼是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　　第一，要更加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也可以說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裡面最大的理論熱點和創新之處。這些年來中國改革開放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除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還有很重要的原因是社會各界充分發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積極投身經濟建設，推動改革。各級地方政府紛紛成為競爭主體，在相互你追我趕，中國社會出現極大的活力。我們用三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社會兩百、三百年的路，我們用三十年的時間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就，這與各級政府和廣大黨員幹部努力投身改革、投身經濟建設的熱情是分不開的。政府推動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巨大熱情背後是什麼？是政府不自覺的幹了一些不該乾的事情。按道理來講，政府應該為市場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而現在政府自己上陣搞經濟。現在有很多市長把自己稱之為城市CEO，市委書記是董事長，把城市完全按照公司形式來管理。前段時間有句話叫經營城市，經營城市就是用經濟運行的方式來管理一個市場，管理一個社會，可以說是越俎代庖。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政府出馬搞經濟建設，想調動什麼資源就可以調動什麼資源。假設本來這個資源值一百萬，政府說這是一個政府工程，只能值一萬元，那麼就只能值一萬元。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市場價格被政府扭曲了，政府跟市場關係也越發扭曲了。這些年經常說要減少審批環節、下放審批設限、取消審批項目，結果卻是越下放越多，越取消越多。既然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應該大大方方讓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起它應該起的作用。十五大的時候，提出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到十六大，又加了一句話，在更大程度上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到十七大，又加了一句話，努力在制度層面上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到十八大，制度層面都感到不夠用，又加一句話，在更大程度上在更大範圍內從制度層面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從基礎性作用改成決定作用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解決市場說了算的問題。在資源配置方面誰是老大？不再是政府，是市場。最終拍板權、決定權在誰手裡？在市場手裡。所以第一個重點領域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要努力從過去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走向發揮決定性作用。　　第二，要讓中國的改革在公平正義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什麼叫公平正義？是要努力讓人民群眾獲得更大的改善，讓他們今天的日子過得比昨天好，明天日子比今天好。可是這些年來在改革過程中間，我們不自覺的讓一部分群體為另外一部分群體付出代價，讓一部分地區為另一部分地區改革支付成本。中國社會這些年來城市發展很快，現在中國的二線城市現代化程度、發達程度都不見得比美國紐約、曼哈頓差。可是這快速發展的背後是什麼？是廣大的農村和農民為中國改革發展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在一個國家走向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間確實不可避免需要農村農民為工業化、城市化付出代價，這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在中國社會，並不是說想把這個規律完全忽略掉，至少可以做的比西方走向城市化、現代化相對文明、公正一些。可是現在，農村大量資源被城市擠占，甚至大城市周邊也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河北省，守著北京和天津兩大城市，可謂大樹底下好乘涼，可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公布的一份《中國經濟發展報告》指出，環京津周邊形成巨大的貧困帶，京津這兩大城市像巨大的資源抽水機，把周邊資源全汲取到自己這邊來，把周邊農村的人才資源、金融資源包括土地資源都吸走了。一個國家的發展與改革通過其中一部分地區為另外一部分地區支付成本，這樣的改革既不公平也不正義，更不可持續。這次明確提出努力建設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機制，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為了實現這種體制的建設，要讓更多的公共財政、更多的資源走向農村、走向現代農業。首先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北京有三甲醫院，農村也應該有一個相對現代化的醫院，這樣就不至於那麼多的農村人看病往北京跑。中國社會發展是一個整體，必須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看成一個整體，必須把十三億人看成一個整體。不解決這個問題，任何改革都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第三，要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產權明晰的問題。過去我們只意識到普通人私有產權或者企業產權不能受到侵害，這次三中全會中央發現國家跟中央作為產權所有人面臨的侵害一點也不少。這就是在生態文明體制機制建設里提到的一條，要建立國家自然資源的產權所有人制度管理體制和監管體制。這些年來，城市土地尤其商品房建築用地價格是越來越高。為什麼房價高？因為地價高。為什麼地價高？地方政府把地價炒高。為什麼炒高？地方政府缺錢。為什麼缺錢？財稅體制有一系列問題。當地方政府把建築用地的地價炒得這麼高的時候，中央政府說你們炒得那麼高，我沒拿到錢就算了，但自己的土地賣了都不知情。為什麼？一方面在城市商品房的建築用地上炒出天價，另一方面，大量工業建設用地用於搞工業發展，地方政府拉動經濟搞項目吸引投資，經常把工業用地價格壓得極低，甚至有些是零地價出讓。目的是什麼？先把這個企業吸引過來，企業投產了，那麼只要有生產就能收稅。這麼珍貴的資源以零地價出讓、轉讓去搞企業，反過來又讓那個項目本身無償低廉拿到這個土地價格的時候，企業成本就扭曲了。所以企業就可以在不應該生產那麼多產品的情況下生產。由於把地價成本抵消了，所以這些年來出現很多地方明明已經產能過剩，很多地方明明企業上馬之後是沒有市場效益，但是企業仍舊樂此不疲。土地沒有成本之後，企業會發現再有多大成本都可以消化。這次中央要求明晰產權，公有產權要明晰，私有產權要明晰，國有產權要明晰。要行使作為國有資源的所有人的權益，所以以後地方政府要想在工業建設用地上招商引資引項目，這塊土地的出讓得符合監管要求，不能把地價壓得太低，壓得太低是違法的。　　通過這樣的制度安排解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權力博弈的關係，所以這些方面叫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要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決定性突破就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問題。這次改革要實現三個解放，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前兩個解放我們聽得比較多，這次重點在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上。現在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管得太死了，動不動就搞審批。想開個夫妻店要蓋七八個章；大學生畢業想自己創業，設立一個公司還要求註冊資本達到十萬以上，社會活力被抑制。現在流動人口越來越多，有很多農民工外出務工，到了當地想生孩子還得報批，得拿到准生證，這過程要6個半月，據說要到12個部門蓋章。社會的創造力和活力就在這一系列跟政府部門打交道、踢皮球的過程中給消磨了。中國改革開放35年為什麼能取得這麼大成就？就是激發了社會活力。當年小崗村18個農民手印按下去說明什麼？把土地給農民，農民想種什麼就種什麼，農民自己說了算。結果僅僅改革第二年，明顯發現比過去好多了，能夠吃飽穿暖了，這靠的是釋放社會發展的活力。今天是不是也應該在社會活力方面下大工夫呢？第二，解決改革出發點和落腳點的問題。出發點、落腳點解決什麼呢？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們的福祉為改革的出發點。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當利益調整的時候，大家認為不公平正義，改革還能持續下去嗎？今天中國社會在物質方面相對豐富，跟35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就算是最邊遠地區最貧窮老百姓的日子跟35年前也是有天壤之別。可是今天人民群眾對黨委政府的信任感、支持感，對黨員幹部擁護感不如改革開放前。是老百姓沒良心嗎？恐怕不能這樣講，是因為他們的要求不一樣了。在沒吃飽穿暖之前，吃飽穿暖是第一需要，當吃飽穿暖之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會有怨氣。為什麼現在群體性事件多了？其實這些群體性事件中，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餓得不行了要上街，而是他們要爭取權利，因為他們感覺到很多方面存在不公平。　　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戰略重點　　明白了改革所處的歷史方位，又知道了改革的目標和任務，下一階段該如何改革？改革的重點是什麼？改革的路線是什麼？這就是全會所說的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什麼叫全面？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的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一馬當先，這種改革模式是有道理的，因為改革不可能齊步走，就像當年小平同志所說的，我們改革是碰到問題逼得我們沒辦法的情況下往前走。當年碰到什麼問題？當年需要迫切加快經濟發展，所以就開始進行經濟體制領域的改革。這些年來經濟體制領域的改革的成就很大，進展也不少，可是現在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難以深入進行下去。因為整個社會是個大系統，整個社會的制度是相互關聯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甚至黨的制度機制之間都是相互聯繫的。在過去計劃經濟時期，整個中國社會的財富都是以實物狀態呈現。打一個比方，有一個黨員幹部看到辦公室有一張桌子很好，他想把這張桌子搬回家裡去，但是又不好意思，最後趁一個月黑伸手不見十指的晚上搬回家去。搬回家之後，他也不踏實，因為那張桌子腿上還寫著組織部宣傳科。搬到家裡去還是屬於公共財物，不能落袋為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很多資產可以變現。前些年就出現過國有資產流失的情況，導致民營企業大賺其財。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是在國有資產的流失背後恐怕不僅僅是這些。有次我到廣東跟民營企業家聊天，我就問他們參沒參加這次國有企業改革中「國退民進」進來買企業？他們說當然參加了。我問他們有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一個企業本來價值一個億，可是賬麵價格一千萬就買到手了？他們說基本也就在這麼一個比例。我說你們為收購這一個億的企業所支付的錢果真就是賬麵價格一千萬嗎？結果他們都笑了，有個民營企業家說一般來說價值一個億的企業，如果它標價一千萬，他們買到手上大概花個兩千萬到三千萬。我問為什麼明明標價是一千萬，卻要多花一兩千萬去買？我想是因為如果不把這一兩千萬多花出去，就不可能以賬麵價格一千萬把一個億的企業拿到手。那麼問題是錢花到哪去了，我沒有搞過調查研究不敢亂說，可是我相信財富在特定階段終究是固定的不會平白無故的沒有了。之所以企業價值一個億能賣一千萬是因為有人願意賣。哪些人願意賣？代表國家管理這些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不同政府部門、黨的部門。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沒有跟得上，權力沒有裝到制度的籠子裡面去，什麼該做什麼可做的邊界是不清晰的。　　經濟領域市場化，各種勞動力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動，所以今天貴州的農民工也可以到北京，甘肅的農民工也可以到北京，北京不會問你是哪的人，你只要到這來幹活就可以。通過經濟改革解決勞動力要素市場化的方面已經解決得很好。但是勞動力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僅只是幹活的工具，勞動力背後是勞動者，勞動者的主體是人，人到這個地方來就有一系列需要要跟上的配套的保障，比如說社會保障、醫療保障，這些社會體制還沒有跟上。所以現在農民工到北京來建設高樓大廈之後還是要回去，因為這個城市接納不了他。但是在建設中間能不能讓農民工的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事實上很難。由於政治體制安排不到位，北京有戶籍制度管理。在過去戶籍制度管理主要用於人口管理，可是現在我們發現戶籍制度管理背後是一系列的福利待遇和社會保障。固然讓中國13億老百姓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障是理想化的說法，但也應該大體公平正義。可是現在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險接續不上。貴州到了廣東，廣東不肯接，甘肅到北京，北京不肯接。這個表面不公平背後掩蓋更大的問題，經濟體制都允許人口在全國各地到處流動，而且這些人在全國各地都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了，可是為什麼不能自己選擇地方養老呢？為什麼不能在這個地方享受社會保障呢？這都是社會體制要相應跟進的。儘管我們承認一線大城市完全放開不現實，但是中小城市把戶口放開是可以的。就算農民享受不了大城市的現代文明，讓他們在中小城市享受現代文明也是應該做的工作，而且事實上這樣做也才能真正實現工業化、城鎮化的目標和道路。　　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隨著一系列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入下去，大家已經習慣的一些辭彙可能會慢慢進入歷史的記憶中，比如說異地高考、失地農民。農民是擁有自己土地的人，可是後來搞工業化、城鎮化，農民土地被征走。但是由於社會制度不配套，又沒有財力物力的支持，失去土地的農民還是變不成城裡人。據說現在在中等城市把農民變成城裡人大概需要20萬，政府掏不起這筆錢，所以這些土地被征走的農民就叫失地農民。這次體制改革裡邊特別提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這些年一直在提倡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但由於制度跟環境保護機制體制不相適應，幹部考核評價指標體系跟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也不配套。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個環境比較優美的地方當市長，後來他到北京找項目。當時我跟他講你那地方多好，山清水綠，你就守著山清水綠，給後代留一個美好的環境多好，適當搞一點保護性的開發不就可以了嗎？他說不行啊，我雖然不是壞良心的幹部，但也不是缺心眼的幹部。他說我們不能完全不搞發展，如果不發展，不僅政府沒錢花，老百姓沒錢花，年終考核都過不了關，GDP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這個問題過去一直存在，北京前些年由於風沙鬧得厲害，就去找源頭治理，最後確定北京的風沙來自於內蒙。內蒙為什麼有風沙呢？本來內蒙大草原上青草綠，結果內蒙老百姓養山羊，山羊不僅把草吃了，把草根也吃了，所以養山羊導致草原沙漠化。為了北京的藍天白雲，告訴內蒙老百姓不能再養山羊，這個在過去好像還顯得天經地義，全國各地都要保北京。但是事實上在現代社會，這樣的觀念不能被接受，北京風沙充其量導致沒有藍天白雲，而內蒙老百姓養山羊是養家糊口。後來想到了解決辦法，內蒙養山羊掙的那些錢由北京來補償，我拿錢來買藍天白雲，你來負責保護好草地，養護藍天白雲，這樣可以各自分工，不就皆大歡喜了。但是這樣的環境資源交易機制沒有建立之前，北京市不願意給這筆錢，也不敢給這筆錢。通過這樣一套生態體制機制的建設，把生態資源按照市場資源價格定價，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這次全面改革體現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還包括黨的制度建設的，這六大方面要協同推進，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但是推進全面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改革領導小組。過去改革的時候，一個部門一個、一個領域的改，只要把自己那點事情干好就可以，但現在全面改革，方方面面利益要協調、規章規矩要制定，沒有權威部門統籌考慮問題是進展不下去的。之前提到為什麼很多部門搞改革舉措相互抵消，就是因為部門和部門之間不通氣，但是現在有了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只有這樣，中國的社會改革才納入到整體規劃。這就是改革的重點，第一是權利，第二是改革要深化。中國這些年來有很多改革，好改的都改了，碰到不好改的繞過去。結果繞來繞去深水區、雷區太多了，再繞繞不過去，怎麼辦？我們要深化改革，深化什麼？就是要把制約改革的一些重大體制機制性障礙問題找到。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形成一種既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框架，這種格局大家都已經適應，在這個格局裡面的人就不想改。這個格局裡面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現在有很多同志一談到中國改革面臨制約和障礙的時候往往說一句話：主要是中國社會既得利益群體太多了，這些人都在阻礙中國的改革。說完這話之後往往要給加一句，當然我肯定不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在喊中國有既得利益群體，但自己不是，那麼這個既得利益群體在哪裡？中國社會確實存在既得利益，就是中國共產黨幹部。很多人肯定會不贊同我這種說法，尤其基層幹部很累、很辛苦，經常加班加點，而且掙那點微薄的收入，都不好意思回家上交。黨員幹部掙的錢是不多，是能所見的，可是黨員幹部所擁有的、所消費的、所支配的和所享受的跟收入之間究竟有多大的差別。經濟學上最核心的價值觀是一個人他的支出要遠遠小於他的收入，沒掙那麼多錢怎麼能把那些錢花出去。機關裡邊確實是加班加點，但是加班加點之後一般情況下會有工作餐，開會一般都會有會議餐。但是那些民營企業打工仔打工妹，加班加點之後能不能拿到加班工資還兩說，誰給過工作餐。現在社會上老百姓對政府三公消費意見很大，說是有天文數字。事實上真沒有那麼多，但是百姓認為再少三公消費也是黨員幹部消費，不是群眾消費的。　　深化改革就要在觸動不應該獲得的利益，觸動不科學不公平正義的利益方面下功夫。有很多同志說這次三中全會好像沒說什麼新東西，而且是歷屆全會文件裡邊文采最差的一個報告。我想說沒有文采就是它最大的成功之處，因為真正的改革，尤其是越來越深化的改革、越來越深度的改革，需要的不是豪言壯語，而是實實在在抓住要害抓住關鍵。以政治領域改革為例，這些年來政治領域改革壓力比較大，我們習慣了幹什麼事情都要跟權力看齊，想方設法跟權力掛鉤。企業都已市場經濟了，但是企業老總還得享受副部級待遇。大學是正廳級的大學，甚至部分大學為了以示重視，還是副部級大學。在這樣背景下，大學越來越行政化，很多大學裡邊的教授琢磨的不是把課上好，而是琢磨如何當處長，這樣就有了行政權力。這次全會提出大學、醫院、事業單位、科研院取消行政級別。另外，中國這些年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背景下出台了院士制度，這個制度本來很好，後來卻變味了。我們的院士現在竟然成為比當官還要好的制度，鐵道部總工程師張曙光為什麼花兩千萬來買個院士？當共產黨的幹部，當到副部級幹部60歲退休，當到正部，65歲也退了，然而當了院士可以終身不退。現在有好多院士70、80歲了還被各個地方請過來請過去。這種現象會導致什麼？院士背後是什麼？是特權觀念的標準。所以這次中央下決心要研究院士的退休制度，為的就是打掉特權。不僅共產黨有八項規定，包括院士、學者也要按照公平的社會規則來解決問題。將來紀檢監察部門的書記要由中紀檢委來直接管理和任命。這些年來在反腐敗方面，有很多幹部感覺到其實心裏面並不太害怕。因為他們認為大家都在一個鍋里吃飯，就算我犯錯誤了，紀委書記跟我在一塊，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所以意思意思，過去就過去了。所以經常發現好多該查的問題查不了。怎麼辦？這次改革，紀檢監察的權力獨立出來，對於黨員幹部依法行使權力方面更具有壓力。這次全會還提出以後新提任領導幹部要採取公開基本信息和情況。這個環節沒有明確說公開家庭財產，但事實上公開信息裡邊家庭財產不可避免要公布。為什麼新提拔的幹部要公示，過去提拔的幹部就不公示了嗎？中國共產黨幹部體制是幹部五年之內，一旦提拔就得公布。那麼這意味著什麼？如果這個制度真正實行下去，五年之內，領導幹部的財產自然被公布。這次深化改革好像沒有驚天動地大制度大安排，但是所有這一切背後要解決的是一個如何讓中國社會的制度改革更有針對性。這個針對性更加抓住關鍵，而不是去說官話，改革就是在這種水滴石穿中間逐步顯現。所以深化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要想把全面深化真正做到位，就必須在創新上做文章。　　全面深化改革，有些同志說把過去的做法全部給否定了，就叫改革。或者把西方的東西搬過來，這叫改革。這些都叫改革，但都不是真正的改革。必須是把過去做過的否定之後再拿出新的辦法，把外國的東西搬過來之後變成自己的東西，這個過程中間要解決什麼問題？就要解決創新的問題，沒有創新是解決不了難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了20年，依然存在要創新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建立的時候，有人就提出，既然搞市場經濟，為什麼要加社會主義？當時江澤民主席就說了，在市場經濟前面加社會主義這四個字是畫龍點睛，不是畫蛇添足。我們要通過社會主義既把資本主義市場好東西搬過來，又通過社會主義把資本主義市場中不好的東西剔除。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來不迴避政治權力和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這次全會指出要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但是總書記在三中全會的《決定》裡面說了一句話：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但絕不是全部作用。這句話很值得推敲，發揮決定性作用不假，如何發揮決定性作用？怎麼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還是應該起到應盡的職責，既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又要把政府作用充分發揮好，這個度如何把握，沒有創新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過去中國社會改革通過採取特區的辦法。在改革初期是可以的，但是這樣的做法沒有可持續性。所以這次上海搞自貿區的時候，中央再三強調上海自貿區不能要特殊政策，而必須進行制度創新。什麼是特殊政策，什麼是制度創新？需要我們認認真真研究。不拿出一套新東西，全面深化改革是搞不下去的，所以改革的重點在全面深化上做文章，最後還要在創新上做文章。　　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實踐要求　　最後一點，改革的實踐要求。三中全會為中國社會改革描繪了一個很好的藍圖，把路線和時間表都列出來了，如何真正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真正讓三中全會的《決定》的每一句話都變成中國社會改革的實踐？要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第一，要夯實改革的基礎。改革不能喊豪言壯語，那是空談，要讓改革真正行動起來，必須具備社會基礎。列寧同志當年說過一句話，當一個社會不僅僅是下邊老百姓認為活不下去的時候就會產生革命，應該是下邊老百姓過不下去，上邊人也過不下去的時候才會產生革命。一個社會要改革，不僅頂層要改革，各個層面都感覺到不行，這個改革才有堅實的基礎。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改革的基礎首先是人民群眾。 現在很多地方會越來越不敢暴力拆遷和征地，因為老百姓為了維護權益不惜拿自己生命抗爭，這時候誰還敢再延續過去暴力拆遷。當越來越多的人把寶馬汽車看成是一個財富罪惡現象的時候，你說那樣一種財富積累誰還敢維持下去？所以中國社會不要怕危機，不要怕社會動蕩，改革固然要維持社會穩定，但是社會危機的爆發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了讓我們看到問題的存在，也就為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次三中全會總書記講了很重要的一句話：其實中國社會這幾年來改革都是靠問題逼出來的，問題逼迫我們往前走，在問題中間我們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2003年孫志剛事件促使我們把《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給廢止了；2009年一場金融危機，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上了快車道。危機有時候對一個社會來說是改革的最佳時期，我們如何在中國社會中間找到這樣的社會基礎和社會壓力來推動中國改革，這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要問題。　　第二，要為改革支付成本、承擔代價。大家都知道干任何事情都要有成本和代價，不可能有免費的午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設一個新中國，付出了370萬的優秀共產黨人的鮮血和生命，370萬優秀共產黨人倒在勝利的黎明之前。這些年共產黨的幹部以改革自居，改革成功了可以陞官，甚至還可以先富起來。當改革帶來只是收益的時候，改革的代價誰在支付？改革的成本和代價不會憑空消失，為什麼這些年來很多中國社會普通老百姓一聽改革，大家就不敢鬧，甚至是有點害怕？我們得不得承認，這些年來確實有很多的改革舉措讓廣大普通群眾害怕，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長期下去，改革能有動力嗎？改革能贏得百姓的擁戴嗎？共產黨既然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為人們的利益可以犧牲一切，那麼在改革方面為什麼不能做出應當的貢獻來，為中國社會改革支付成本，承受代價？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中國必將贏得一場新的高潮，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只有這樣，十八屆三中全會才會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現實的改革，讓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得到應該得到的實惠。　　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彙報的關於學習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個人心得，因為是個人的心得和體會會，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指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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