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風格的法律社會學（學科走向）

謝鴻飛《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13日 ）法律社會學多興盛於社會轉型期，因為新的社會現象與社會行為亟須理論闡釋，而且社會轉型發生的諸多變化也激發了法律社會學家的想像力。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比較快速的社會轉型，同樣促進了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湧現出一批優秀成果。「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又為我國法律社會學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尚未充分發揮作用，還沒有形成本土理論體系，缺乏對當前具體問題的理論提煉。如何建構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的法律社會學，即如何發掘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總結中國經驗，解釋立法、執法、司法與守法諸環節的問題，進而建構和發展本土法律社會學理論體系？這需要解決好以下幾方面問題。尋求契合本國國情的法律規則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存在規律。人們需要發現社會結構與社會行為的規律，並依據規律進行治理。但是法律社會學並不研究抽象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則。它的出發點是：法律是地方性的、語境化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組織形式，是長期檢驗過的理性規則和生活經驗。法律受人文和自然的雙重影響，隱含了民族性、社會生活與文化觀念的基因，這就決定了不同時空的法律都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特徵。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副標題是「或論法律與各類政體、風俗、氣候、宗教、商業等等之間應有的關係」，形象地說明了法律與社會其他領域的互動。馬克思也深刻地指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因此，我國法律社會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深入社會，尋求法律領域內契合中國國情的法律規則，而不是片面強調法律的普適性與中立性。如果法律社會學連自己本土的法律問題都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何談建構中國法律社會學，何談對世界法學理論作貢獻？當然，法律的一部分是技術性、智能性規範，尤其交易領域，它們接近於定理和規則。同時，西方法律社會學理論也有一些成熟的學理與方法可為我所用。但是，如何判斷哪些規範是技術性規範，哪些是本土性規範，恰好是法律社會學的強項。關注法律的實際運作法律社會學最重要的任務是研究法律的實際運作，即「行動中的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治是一個由各種能動主體參與的動態活動和過程。傳統法學認為法律是一個固定的、穩定的靜態體系，立法是核心環節，執行與司法過程好比向自動售貨機投幣，自然會產出規格化、標準化的法律產品。這種簡單的因果關係鏈條完全忽視了人的能動性，而法律社會學的核心貢獻恰恰就在於它通過大量經驗研究，呈現了法律與法律運行之間的複雜關係。「活法」是法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它重點研究社會生活中實際支配人們生活的外在規則和內在秩序，主要是民間法與習慣法。在這方面，我國法律社會學研究還存在許多不足。主要在於：一是多限於原生態的農村，而忽視了城市化、工業化之後深受商品觀念影響的農村。二是強調民間法與國家法的差異，忽視了彼此的滲透與促進。三是基本忽視了商事習慣的研究。目前，我國正在制定民法典，商事習慣可能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規則創新。加強對「活法」研究，也是科學立法的要求。立法的科學性要求法律規範具有厚實的法理學基礎，更要求它契合中國經驗和改革方向。法律社會學對交易習慣的研究，可以甄別哪些規則應為法律確認，哪些應予控制。這就要求法律社會學大膽歸納，而不止於解釋；不流於對生活常識的簡單重複，而是真正發掘法律空白。增加研究的歷史維度中國法律社會學研究比較缺乏歷史意識，其根源在於認為法律都以特定時空問題為對象。我國法律社會學對歷史的忽視，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它的解釋力和貢獻。事實上，歷史是現實法律規則的制約力量與生成力量。歷史意識並不違反法律社會學的出發點。法律是人文世界的產物，它承載了人生、人心、心志、價值、倫理等主觀意義。歷史維度不僅可以為立法者提供傳統制度借鑒，還可以闡釋中國人特有的觀念，如天理、孝、孽、報應、和、同等，尤其是在蘊含了豐富民族習俗與文化心理的婚姻家庭領域，立法者若忽視了這些觀念，就可能影響立法質量。隨著中國社會轉型與改革深入，法律社會學應承擔更多生產專業知識的功能。法律社會學也應說明法律存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背景以及這些背景是否發生了改變；揭示現行法律的制約因素與路徑依賴，作出契合社會需求與文化觀念的立法與裁判，或為法律變革提供理論支持。法律要發揮作用，需要全社會信仰。法律社會學必須結合價值法學，以確保法律不僅有效，而且與人類基本價值熨帖，與改革方向一致。法律社會學應致力於解釋法律存在及其變遷的緣由，察知法律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實效，適時立改廢，或通過解釋、引入交易習慣等方式實現個案中的正義。對社會實踐中各種偏離良法的做法，法律社會學應提出建設性建議。（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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