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的可行性，我們從這三個層面來聊聊

田吉順，丁香診所，私信前先看個人簡介

沒有比自認為正確更大的罪惡了。喜劇小說給我們的經驗是，我們道德上的狂熱讓我們變得頑固、膚淺、單調。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

關於是否可以開放代孕，在網上議論頗多。論戰雙方唇槍舌劍，言辭頗為激烈。

其實，很多情況我們都很難明確的判斷「對錯」。畢竟，不同人所處位置、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結論也就不同。在做這樣的價值判斷的時候，可能都不是簡單的利益關係，還有理念差異。

而思考本身，比判斷對錯的結果更重要。任何觀點，我們都可以去質疑，然後去尋找答案；任何觀念，當你根深蒂固的認為理所應當的時候，其實你就主動放棄了進一步思考的權利和能力了，而不管這種觀念是不是被冠以公平或者正義的名義。

代孕確實是一個爭議性很大的問題。但是，目前的很多討論，還是基於一種「個體經驗」的想當然。

比如有反對的人說，如果你自己或者你願意讓自己的家人去給別人代孕，你才有資格贊同代孕。這其實並不成立。我個人的不願意接受，不代表這個事情不能存在。比如我是一個異性戀者，我個人完全不能接受同性間的性愛，更不接受同性向我示愛；但是，這並不妨礙我支持同性戀存在的權利。

而如果贊同的人說，因為國外很多國家和地區其實都是開放代孕的，所以我們也可以，這同樣也站不住腳。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民俗、政策法規都各不相同。最簡單的例子，在國外，孕期做 B 超，都可以明確告知性別，而國內是明令禁止的，這就是各種國內外的差異造成的。說因為國外有這麼做，所以我們也這麼做，這是不成立的。

要說清楚是不是可以開放，至少要考慮醫學專業層面，倫理層面，以及法律和社會層面。籠統的為一個「對錯」而爭論，可能大家都不是在討論同一個層面的上問題，也就難以達成一致。

醫學層面

代孕其實分為兩種，傳統代孕（Traditional surrogacy）和妊娠代孕（Gestational surrogacy）。

傳統代孕，指的是把男性的精子，用人工授精的方法放入女性體內，和代孕者的卵子結合。這種情況出生的孩子，和代孕者其實是有遺傳學關係的，也就是「借宮 + 借卵」

而妊娠代孕，是有了試管嬰兒技術之後才開始出現的。這是指用夫妻雙方的精子和卵子，形成受精卵，然後將受精卵移植到代孕者子宮內。相當於只是「租用」代孕者的子宮，而代孕者和孩子沒有遺傳學的關係，即「借宮不借卵」。這時候，代孕者是孩子的法律上的母親，而提供卵子的，是孩子生物學上的母親。

既然是討論醫學層面的代孕，那麼就必須要討論這項醫療操作的適應症問題。

根據美國生殖醫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建議，只有當確實存在醫學問題，妨礙預定父母自行妊娠，或會給女性或胎兒帶來重大的死亡或損害風險時，才可使用代理孕母。

在這個前提條件下，明確了很多具體情形，比如：先天性或獲得性子宮缺如；重大的子宮異常，比如不可恢復的 Asherman 綜合征；反覆妊娠丟失的單角子宮；母體患有妊娠的醫學絕對禁忌證，比如如肺動脈高壓；存在未識別的子宮內膜因素，比如之前儘管移植了優質胚胎，仍出現多次不明原因的 IVF 失敗；等等。

所以，這裡的適應症，一定是要到了這個女性徹底失去生育能力的地步——要麼自己完全不能生，要麼如果生孩子就會沒命。而像《人民日報》提到的，因為高齡的原因，擔心生育風險，或者自然懷孕懷不上，但是並不存在明確的醫學指征的話，恐怕還達不到適用代孕的程度。

同時，代孕是通過醫學手段，解決不孕夫婦的醫學問題，但因為同時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個體，所以，對於代孕者的健康狀況，同樣也需要關注。在這方面，雖然還沒有一個通用的醫學指南，但還是有一些參考因素的。

比如，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代孕母親孕產期間的醫學風險，不少建議認為，代孕母親應該是比較年輕（不能是＞35 歲的高齡女性），並且經歷過一次完全健康順利的陰道分娩。因為，如果前次懷孕過程完全健康順利的話，那麼下次懷孕發生嚴重併發症的可能性會相對較低；而且經歷過陰道分娩，再次分娩時也會相對更加順利

另外，代孕母親應該接受相關傳染病檢查，以及心理學評估，在充分之情的情況下，提供代孕。

所以，如果可以嚴格把握適應症，對代孕母親進行嚴格挑選，僅從醫學角度，我是贊同開展代孕的。

倫理層面

一旦施行代孕，那麼就會遇到很多倫理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比如，如果是傳統代孕，孩子和代孕母親間是有遺傳學聯繫的，反倒是和法律上的母親沒有任何關係，這個法律上的母親，反倒更像是「後媽」。有代孕需求的家庭，他們真正的需求，可能不是簡單的想要一個孩子，而是想組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這種情況實現的解決生育問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真正滿足這種家庭所帶來的情感寄託，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所以，國外有些地方要求，如果是傳統代孕的話，需要選擇和法律母親有親緣關係的女性。

另外，不管是怎樣形式的代孕，從代孕母親的角度，她經歷了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變成了別人的孩子，這種感情上的障礙也需要克服。

而如果是代孕可以商業化，那麼女性的子宮，甚至包括這個孩子，都被商品化了，存在將人「物化」的問題。而且，從國外經驗來看，像俄羅斯、印度，以及美國一些開放商業化代孕的州，都會存在所謂「生育旅遊」（Fertility tourism）的現象，就是一些禁止代孕的國家地區的家庭，到這些地方去尋求代孕服務，甚至有的地方還形成產業化。這同樣也是存在倫理上的爭議。

不過，就像開頭所說，儘管存在這樣的倫理爭議，儘管我個人並不認可這樣的情形，但是，只要尋求代孕和提供代孕的雙方都是出於自願，他們都不認為這裡存在問題，或者是可以克服的，那麼，我也尊重他們選擇的權利。所以，僅從倫理角度，我也是贊同代孕存在的——畢竟，這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問題。

法律和社會層面

如果開放代孕，為了保證代孕雙方的利益都得到公平的保障，相關法律支持是必須的。

比如美國一些允許代孕的州，在尋求代孕，簽訂合同時，都有相關律師參與其中，這就需要有第三方生育方面專業知識的律師。這個要求是很高的，不知道目前國內是不是可以滿足。

當然，人的問題總是好解決，沒有這樣的專業律師的話，教育培訓就可以了。不過，法律方面的問題，更複雜的還在於各種法律條款間的完善和支持。

以目前國內法律框架，如果開放代孕，恐怕有很多法律條款需要做修改，從而減少法律條文之間的互相矛盾。

比如如果代孕雙方簽署合同，要求提供代孕的母親不得自行終止妊娠，否則要給予賠償。但是，目前國內法律，是允許早孕期女性自行決定是否保留胚胎的，那麼，提供代孕的母親以此為由，要求在早孕期做流產，而且拒絕賠償，那麼法律上是不是要對這個合同進行強制執行呢？或者說，如果提供代孕的母親可以像普通懷孕女性一樣，擁有對胚胎的處置權，那麼尋求代孕的夫妻，他們的權益如何保障呢？

類似的法律問題還有很多。當然，你可以說，法律條文問題，都是可以修改和完善的；那麼，在有一整套配套保障的法律條文出台之前，我反對開放代孕。

不僅如此，開放代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問題必須引起重視，那就是「脅迫」問題。

一旦代孕合法化，那麼就有可能在合法的外衣下，存在脅迫女性非自願代孕，從而獲得利益的現象。發生這種「脅迫」情況，是和社會分層有關的。一個社會的貧富分化越大，權力越集中，越容易出現這種脅迫的情況。

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很大，雖然 2013 年國家統計局發布了 10 年來國內基尼係數，都在 0.47-0.49 之間，但是，2014 年 7 月，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謝宇教授組織完成的《中國民生髮展報告 2014》顯示，「1995 年我國家庭凈財產基尼係數為 0.45，2002 年為 0.55，2012 年達到 0.73。」

報告認為，目前中國三成以上的社會財富被頂端 1% 的家庭所佔有，而底端 25% 的家庭僅擁有一成社會財富。

在貧富如此懸殊的情況下，如果開放代孕，那麼發生脅迫現象的可能性會很大。

因此，從法律和社會角度，我反對在目前的國內開展代孕。

總的來說，作為一種解決不孕夫婦醫學問題的醫療技術，代孕並非必然引發罪惡，在充分釐清概念、做好保障、出於自願的情況下，也並非絕對不能開展。只是在現階段的國內，我認為還不適合。

本文原發 「丁香園」（微信號：dingxiangwang）

題圖來源：Wikipedia，作者 Fobos92

查看知乎原文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