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2009

　　摘要：2009－2010年的中國傳播學研究發展並不平衡。傳播理論研究繼續尋求新突破，並有所成就，但焦慮情緒也若隱若現，相信壓力會化為動力。媒介經濟與管理擴展了自己的「領地」，勢頭正旺。廣告和公共關係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廣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論根基。新媒體和網路傳播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全新的視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滿希望和挑戰。出版學與編輯學研究出現了多元發展的新趨勢，其學術影響力日益增長。2009－2010年的中國傳播學研究雖然亮點不少，其實問題也存在，並且多是老毛病。當下最需要大家堅持的是，要緊追國際前沿、紮根中國現實、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創新理論。

　　關鍵詞：2009－2010年度 中國傳播學 研究進展 年度報告 文獻綜述

　　我們對2009－2010年度的中國傳播學發展進行簡要梳理，粗略分為傳播理論、媒介經濟與管理、廣告與公共關係研究、新媒體和網路傳播研究、出版學與編輯學研究五個方向。希望能夠為傳播學研究者參考。

　　一、傳播理論研究的突圍與困惑

　　（一）溯源與經典再思

　　當前路茫茫時，人們做的一件事情是思古。劉海龍在《一篇存在爭議的傳播學奠基文獻》（2/2009/2）一文中重讀了拉斯韋爾的《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考察了其豐富的傳播觀念，希望改變人們對其傳播模式的簡單化理解，目的在於打開過於狹窄的傳播學理論視野。劉蒙之的《格雷格里·貝特森對傳播學研究的奠基性貢獻》（2/2010/1），回顧了貝特森對控制論、資訊理論和系統論的貢獻，以及其在元傳播、雙重束縛、關係傳播和學習的傳播機制等原創性貢獻。胡翼青的《美國傳播學傳統學派形成的學理探究》（9/2009/4）一文比較細緻地探究了美國傳播學傳統學派的形成過程，希望為中國傳播學借鑒。

　　一些早期的學者得到了中國學者的關注。屬於文化研究路數的雷蒙·威廉斯就吸引了不少的注意力。研究者主要關注其傳播思想的深遠影響（位迎蘇：《論雷蒙·威廉斯早期的傳播思想》，《新聞愛好者》/2010/7（下半月））。美國學術傳統中的威廉·詹姆斯也被列為傳播學的思想來源（王穎吉：《從哈佛思想到芝加哥學派——威廉·詹姆斯對美國早期芝加哥學派傳播學者的影響》，《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6）。後法蘭克福學派的霍耐特「承認理論」認為蔑視經驗是社會反抗的道德動機，社會衝突能夠追溯到對相互承認的否定與拒絕。其理論被研究者看作是傳播理論的重要視角（王華：《霍耐特「承認理論」：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9/5）。曾一果在文化研究的知識譜系中評述了凱爾納的媒介奇觀研究（《重建批判的媒介文化研究：道格拉斯·凱爾納的「媒介文化研究》，2/2010/3）。李明偉在《凡勃倫對伊尼斯傳播理論的影響研究》（《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中指出了凡勃倫對伊尼斯傳播理論三個方面的影響：「方法論的啟發，加深對技術重要性的認識，提供了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題。」

　　這些經典回顧並非原創性研究，沒有提出新的看法和觀點，卻為我們拓寬了理論視野，開放了一些新的思想資源。

　　（二）多元交叉處的學科探索

　　傳播學本身就是在交叉學科的十字路口出現的，那麼新的理論生長點也自然要到交叉口去尋找。洛文塔爾的文學傳播理論得到了較多的關注。甘鋒在《洛文塔爾文學傳播理論研究》（《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中認為，洛文塔爾「的文學傳播研究不僅揭開了西方文學研究的傳播學轉向的序幕，而且有效地把批判理論、文學理論和傳播理論綜合起來，建構了『理論力場』方法論和『理解力場』等獨特範疇，這使其文學傳播理論形成了鮮明的理論特色和更深層次的精神內涵」。鄭達威的《媒體考古學：傳播學研究的新思維》（《新聞知識》/2010/6），通過對福柯知識考古學思想和方法的借鑒，提出了一種媒體考古學，並認為這是一種傳播研究的新思維。牛靜在《紮根理論及其在新聞傳播學的運用》（14/2010/4）認為，紮根理論「致力於填平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鴻溝。將紮根理論應用於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有助於新聞傳播理論的創新，同時可以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邵鵬的《從金融危機看全球媒介雷達與預警功能的失靈》（9/2009/2）一文從失聲症的醫學視角，論述了媒介在重大問題上有意無意的障礙性、痙攣性、過用性和麻痹性失聲，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對媒介進行全面控制和引誘的產物，也是媒介自身工具性、過勞性和自保性的結果，其危害性不容低估。王晶的《傳播儀式觀研究的支點與路徑：基於我國傳播儀式觀研究現狀的探討》（9/2010/3），綜述了傳播儀式觀的研究狀況，看好這類研究的潛力，但是作者認為這樣的研究並未得到展開。這也是中國大多數可選擇的研究方向的通病。周岩的《中國大陸傳播學交叉研究的回顧與前瞻》（7/2010/2），對中國大陸傳播學交叉研究的特點與成就作了總結，並思考和描述了未來的發展路徑。

　　（三）夾縫中的自主創新

　　有些研究嘗試作出了原創性的理論貢獻，也許不成熟，但是非常可貴。李思屈的《傳播正義論：基於普適正義的傳播學理論建構》（7/2010/4）一文認為，正義論缺失是傳播界的一大理論缺陷，從而提出傳播正義論的理論構設。邵培仁在媒介地理學方面的系列論文中認為，空間、時間、地方、尺度、景觀是媒介地理學構成的基本概念，也是媒介地理學體系的重要組件。它反映了媒介世界正由情節轉向奇觀，由理性文化轉向快感文化，由線性文化轉向塊狀文化，由敘事文化轉向景觀文化，突出表現了媒介地理的性狀，反映出傳播學研究在媒介生態學之後，又呈現出新的地理轉向，媒介地理學即將脫穎而出。

　　何威在《網眾與網眾傳播：關於一種傳播理論新視角的探討》（1/2010/5）論文中希望用網眾傳播的概念和內涵來取代「網路傳播」的指稱。作者把積極上網的人群稱為「網眾」，而「網眾通過社會性媒體生產、發布和接受信息,發動並參與了『網眾傳播』。」這是傳播與媒介研究的新視角。崔林在《媒介進化：沉默的雙螺旋》（1/2009/3）中對「媒介進化歷程中的基本矛盾進行了探討與梳理，原創性地提出『自由度』與『保真度』的雙螺旋悖論，並分析了『傳播自由與時空束縛』、『時空成本與技術進步』、『信息損耗與符號補償』這三組大的對立統一體如何形成了媒介進化的主要推力」。楊霜在新舊媒體交織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互媒體性」概念：即每一種新媒體與舊媒體之間都存在密切的聯繫，而這種相互關係以具有強大衝擊力的新媒體的作用為中心。（《試論「互媒體性」》，1/2010/4）。卞冬磊則在《再論媒介時間：電子媒介時間觀之存在、影響與反思》（1/2010/1）中描述了一種電子媒介時間的特點和狀況，指出其對人的影響：人認知片段化、記憶短暫化與行動隨意化傾向。

　　（四）現象學之「現象」

　　前幾年就有學者關注現象學對傳播學的思想價值，這兩年關注的人更多了。姚曉鷗在《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反思——對傳播領域的實證主義觀念的現象學反思》（2/2010/6）中運用現象學方法揭示了傳播學主流研究通過方法來構造的傳播理論之本質。胡沈明、熊茵《論傳播理論的現象學傳統》（《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5）論文，通過回顧胡塞爾、馬丁·布伯、巴赫金、戴維·伯姆、海德格爾、伽德默爾、哈貝馬斯、R.T.克里格和斯蒂芬·李特約翰等人的理論，綜述了傳播理論的現象學譜系，並認為現象學資源可以使分散的傳播學科統一起來。胡沈明還討論了「現象還原」對傳播理論的整合可能（《「現象還原」之於傳播理論整合的意義》，《黑河學刊》/2010/5）。范龍、王瀟瀟也在《現象學方法在傳播學研究中的應用前景初探》（4/2010/1）中指出現象學對於現有的傳播學學派具有重要的補充價值。

　　現象學對於一些傳播研究者來說也許還有些隔膜，但是我們不應無視這樣優質的理論資源，希望現象學之「現象」最終能夠成為一種傳播學理論綜合和創新的原動力。

　　（五）跨文化傳播研究在路上

　　跨文化傳播研究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具有很大的理論拓展空間，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單波在《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新聞與傳播評論》/2009年度）論文中，通過「我能夠交流嗎？『我，我們與他們』的關係如何走向自由、平衡？文化的多樣性統一如何可能？如何面對媒介作為橋與溝的雙重文化角色？」四個問題闡釋了跨文化傳播如何可能的問題。姜飛在《對跨文化傳播理論兩類、四種理論研究分野的廓清嘗試》（1/2009/6）、黃廓在《美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形成發展的理論脈絡》（1/2010/3）中，為我們釐清了跨文化傳播種種概念、理論和內涵，打下了一個紮實的研究地基。萬小廣的《論跨文化傳播的研究路徑》（2/2009/5）認為，跨文化研究必須從實踐出發，借鑒各學科的知識，形成以問題研究為核心的中層理論。李霞在《一種跨文化傳播的視角：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2/2010/3）中，通過一種跨文化傳播的視角考察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啟發和不足。吳強的《從文化間到跨文化的電視傳播：一個比較視野》（2/2009/10）則研究了歐洲的跨文化的電視傳播，認為其對促進歐洲的政治和解、社會融合和一體化進程起到了積極作用。文章總結歐洲的跨文化電視傳播的理論和模式，比較其從文化間傳播向跨文化傳播的理論轉型，以為中國借鑒。孫英春和孫春霞的《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全球場域與本土追問》（《浙江學刊》/2010/4）認為，要在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中尋求全球視域與本土場景的「視域融合」，要立足中國社會、文化和歷史的語境，建立跨學科的整體性視野，堅持以本土議題為研究對象。

　　（六）國際傳播研究炙手可熱

　　國際傳播切合國家的緊迫需求，獲得了許多研究者的呼應。李希光、杜濤的《國際傳播中的宣傳模式與抵抗模式》（9/2009/4）一文，探討了宣傳模式在國際新聞傳播中的效用及相應的抵抗模式，認為中國國際新聞傳播抵抗模式正在經歷著從精英主導向人民抵抗的深刻變化，人民抵抗模式在未來將具有光明的前景。Monroe E. Price與龍耘的《關於全球傳播的對話：概念、語境及熱點議題》（3/2010/12），就全球傳播的相關領域和問題展開了有意思的對話。郜書鍇的《國際傳播理論的中國式建構》（《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09/6），綜述梳理了國際傳播的理論路數、中心議題和理論轉向，並在詳盡的資料基礎上想像國際傳播理論的中國建構。劉國強認為，國際傳播要向全球傳播轉化（《從國際傳播到全球傳播的範式轉換》，《新聞愛好者》/2010/5（下半月））。田智輝認為，新媒體語境將對國際傳播帶來重要的影響，包括傳播主體和內容都會出現新的變化（《論新媒體語境下的國際傳播》，3/2010/7)。朱振明在《國際傳播中的「全球化」與「世界化」——阿芒·馬特拉的國際傳播觀》（《法國研究》/2009/4）中指出，馬特拉的國際傳播觀使我們看到在追隨實證主義的傳播商業邏輯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選擇的可能性，一種尊重差別、爭取傳播民主權利和促進公共服務的可能性，這不僅有利於中國傳播理論研究的多元化，而且在我國走向世界大國的過程中具有建設性的指導意義。

　　有時在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對外傳播和全球傳播這些說法之間會有些許的疑惑，除了概念的糾纏之外，希望看到實在的研究為這些領域劃定邊界。

　　（七）本土化研究向縱深發展

　　本土化是能夠用來描述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的關鍵詞之一，本土化的艱難努力從未停止，並向縱深發展。吳景星、姜飛在《「傳—受」博弈過程的本土化詮釋》（1/2009/4）一文中討論了道家老莊思想中蘊含的「傳播不確定性原理」，並指出其為超越近代傳播學之局限性、構建現代傳播學實踐和研究新模式，提供獨特的中國視角。周偉業在《東方範式：華夏傳播理論的內涵、特徵與價值》（《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5）中，通過對漢語成語、諺語、俗語的分析，描述了華夏傳播理論的內涵、特徵與價值，並進一步指出，華夏傳播理論有別於西方傳播理論範式，「是華夏民族對人類傳播規律的深刻領悟，是漢語文化對世界傳播理論的獨特貢獻，是一種明顯區別於歐美傳播理論的東方範式」。陳龍在《論我國媒介批評理論體系的本土建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中指出，當前我國媒介批評的實踐與本國的媒介現實脫節，必須紮根於中國文化和現實的語境中，建構具有中國風格的媒介批評理論體系。

　　（八）媒介環境學方興未艾

　　媒介環境學作為一個二度綜合的領域正日益引起研究者的興趣。劉濤的《環境傳播的九大研究領域（1938-2007）：話語、權力與政治的解讀視角》（4/2009/4）一文，通過對1938-2007年西方1041篇關於環境傳播的研究文獻進行內容分析，認為環境傳播可以劃分為九大研究領域：環境傳播的話語與權力，環境傳播的修辭與敘述，媒介與環境新聞，環境政治與社會公平，社會動員與環境話語營銷，環境危機傳播與管理，流行文化中的環境表徵，環境與國際政治外交轉型，環境哲學與生態批評，這種分類有助於我們全面了解媒介環境學的研究範疇。劉建明的《媒介環境學理論範式：局限與突破》（《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9/3）一文指出，媒介環境學強調媒介形態結構性影響，忽視政治經濟因素對傳播效果的影響，但其突破了過去的研究範式，張揚了人文道德關懷。劉識萌在《論尼爾·波茲曼對麥克盧漢思想的傳承》（14/2010/5）中指出，理解波茲曼對麥克盧漢思想的繼承、發展和運用是理解媒介環境學的關鍵。於翠玲的研究則揭示了媒介環境學的多元可能性，認為「媒介環境學派從媒介史的視角，分析書籍的文字元號、物質載體和複製方式的特徵及其演變，並以此為基礎揭示書籍的文化取向及其對人的影響」，這種視角可用來綜合考察中國書籍史（《從媒介歷史看書籍的文化價值》，《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1）。袁靖華在《生態範式：走出中國傳播學自主性危機的一條路徑》（《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中指出，一種借自媒介環境學思想資源的媒介生態範式，具備原創性、本土性等獨有特色，為我們走出中國傳播學自主性危機提供了一條可選路徑。

　　（九）理論的貧困與焦慮

　　同時，2009－2010年度的中國傳播理論研究還處於困惑、徘徊和充滿糾結的過程中。一些專家學者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並不滿意，對理論創新的匱乏充滿了焦慮。吳飛的系列論文對中國傳播學研究進行了結構性分析，首先對傳播學的知識生產結構提出了一系列問題：「中國的傳播學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域、它位於什麼樣的社會時空里、有一批什麼樣的學者，他們通過什麼樣的渠道、以怎樣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了怎樣的問題、生產出了什麼樣的知識、並取得了怎樣的效果」（《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生產場域透視》，《當代傳播》/2009/4）。另一篇文章指出了傳播學的自主性危機，認為有必要「打破學科壁壘、重視概念再造、注重學科交叉、直面人類的困境與苦難，努力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去揭示和建構知識統一的理論體系。」（《傳播學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2）

　　邱戈在《中國傳播學研究三十年的困惑與思考》（《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2）中直言，中國傳播學研究存在歷史性匱乏，希望「轉換研究思路：暫時懸置歷史，打破簡單的時間界線，向過去提出問題，嘗試從多個角度、運用多元方法來重建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敘述。」胡翼青在《專業化的進路：中國傳播研究30年》（《淮海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一文中指出，傳播學科面臨一系列問題，期望研究能夠更「專業化」，並擴展自己的研究範疇。張健則認為，中國傳播學研究存在「路徑依賴」及其制度性障礙，並認為此難題沒有簡單的答案（《論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路徑依賴」現象》，2/2009/1）。段京肅認為，是中國傳播學當前基礎研究的缺乏，導致了學科生命力的萎縮（《傳播學基礎研究和學科生命力》，1/2009/1）。

　　還有人痛感於原創性、中心性傳播理論的匱乏。劉楓在《傳播研究中的「中心理論貧乏現象》（11/2010/2）一文中分析了傳播學理論研究的「中心理論貧乏現象」，值得深思。作者認為當下中心傳播理論缺失，傳播不知研究什麼？是形式大於內容的研究方法導致了思想貧乏，研究取向的實用化與理論關懷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

　　對中國傳播學理論匱乏的焦慮是近年來的研究焦點。這產生三個方面的效應：傳播學有了一種從外部來審視自己的充分的學科意識和理論自覺（流行的範式研究就是這種自覺的典型），這是一種學科或者知識走向成熟的標誌和必經之路；但也反應了大家不知道研究什麼，就是傳播理論研究本質上的匱乏和不知所向；最後，這種焦慮導致了多種傳播學的理論反應和突圍。

　　二、創新發展的媒介經濟與管理研究

　　（一）媒介經濟與管理理論研究

　　學者們聯繫社會現實，以自己的思考，豐富了媒介經濟與管理的理論內容。巴勝超在《媒介與體驗：媒介理論中的「體驗」闡釋》(7/2009/4)中提出了在體驗中打造媒介時空的「第三地」，使媒介「第三地」成為我們感受溫暖的精神加油站。王文武在《鏈與網：媒介競爭和媒介生產的視角切換》（2/2009/8）中概括了媒介生產行為的意義。宋培宜和王慧中的《基於價值驅動的數字媒體資產管理》（8/2009/12）闡述了數字媒體資產管理的必要性，認為數字媒體資產管理集中於對資產價值的認識、保護和發展的動態管理，其實質是對資產的增值管理。鄭麗永、鄭丹妮和趙純在《媒介影響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4/2010/1）中將媒介影響力解構，提出了具有較好信度和效度的四位評價指標體系。黃升民、宋紅梅、周再宇的《突圍與重建：區域媒體經營理論》（3/2010/1）一文，結合目前地方廣電媒介的經營困擾，並針對已出現的種種問題，在媒體區域化的層次上給予了詳盡且務實的解答。李蓉在《媒介趣味論：趣味傳播時代的媒介透視》(7/2010/2)一文中結合現實背景，給出了媒介趣味的界定，分析了其特有的屬性和生成機制。邵培仁、廖衛民的《橫店：中國影視文化產業集群發展的一個樣本——基於共享性資源觀理論的案例分析》（《浙江師範大學學報》/2009/5）一文從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對影視文化產業集群發展作了精闢剖析。李瞻在《世界媒介失敗之癥結及其創新之道》（7/2009/2）中講述了西方學者對媒介失敗原因的分析，主要是由於人性自私、傳播制度缺乏以及過分商業化，並指出如果中國能採取適當措施，將可解除當前報業困境而成為世界報業制度的典範。這些論文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由於學者們對現實以及國外思想的關注，還具有現實的指導價值。

　　（二）媒介機制和體制研究

　　對於這方面的研究，學者們在之前的基礎上又上了一個台階。喻國明、蘇林森在《中國媒介規制的發展問題與未來方向》(3/2010/1)一文中，梳理了中國媒介規制的演變路徑和特點，總結了現階段中國媒介規制存在的問題，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張濤甫在《期待轉企改制的化學反應》（5/2010/3）一文中提出當前的轉企改制，主要是物理反應，可以由外部動力推動，而不是化學反應，只能由內生動力維繫。學者們還注重通過研究其他國家的媒介機制與體制，來為我國的發展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陳素然在《挪威<媒體所有權法>及其監管方式特點初探》(7/2010/3)中介紹了挪威媒體法規及其監管機構，概述了挪威《媒體所有權法》的主要內容，對挪威《媒體所有權法》的監管方式作了初步分析，並提出了中國可以從其中借鑒的建議。劉舜發和錢踐在《論美國影視製作業的投融資機制》（2/2010/10）一文對美國影視製作業的融資方式進行梳理和剖析，針對我國影視製作業投融資體制創新的實際需要提出意見。劉建明、秦志希在《多維視野下英美廣播制度差異形成的根源》(1/2009/1)一文中，從經濟利益、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英雄人物、技術地理、社會傳統等方面來分析英美廣播制度差異形成的原因。張雷和王勇在《英國廣電業制播體制改革的最新進展及其啟示》（2/2010/7）中回顧了英國廣電業制播體制改革進程，為我國備受熱議的制播分離改革提供經驗和教訓。陳衛星和徐桂權在《權力衍續與媒介尋租：中國與俄羅斯的比較制度分析》（2/2010/7）一文中採用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媒介尋租問題進行考察，分析了兩國媒介尋租的不同制度根源，力圖提供經驗和建議。肖贊軍在《媒介融合時代傳媒規制的國際趨勢及其啟示》(1/2009/5)一文中指出，在媒介融合進程中，傳統傳媒的縱向分業規制遭遇根本性挑戰，世界各國紛紛探索新的規制模式，未來的全球產業競爭首先體現在近年的規制改革競爭。中國的傳媒規制改革時不我待，勢在必行。

　　除此之外，學者們還注重通過實際的案例來進行研究。江根源和季靖在《文化地理、黨報與城市形象》（4/2010/2）中以媒介建構主義對符號現實的建構機製為理論依據，研究分析中國城市媒介形象的建構機制，並認為我國新聞受制於強大的「政治-經濟-社會」的文化地理模式。潘祥輝在《中國傳媒業改制的邏輯與困境——從<中華新聞報>停刊說起》（9/2010/2）中提出改革的邏輯決定了改制的難度的觀點。制播分離改革是這兩年來的研究熱點。呂鵬在《制播分離與中國廣播電視發展》（5/2010/5）一文中界定了制播分離的內涵，分析了改革的背景，闡明了廣電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論述了制播分離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尹鴻在《「分離」或是「分制」——對廣電制播分離改革的思考》(3/2010/4)一文中指出，制播分離改革最主要的是怎樣在轉制上下功夫，而不是要把製作和播出拆開，制播分離作為改革突破口，其實分離不應該是關鍵詞，分制才是關鍵詞。任達清在《從<歡樂家庭>實踐看制播分離改革》(3/2009/1)一文中，以親歷者的身份，以《歡樂家庭》為典型個案，分析探討了當前中國電視經營環境下制播分離改革的經驗、問題與出路，認為制播分離是電視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強實力的有效途徑。李立功的《現代企業制度：制播分離改革成敗的關鍵》（8/2010/10）一文認為制播分離的最終目的是培育強大市場競爭力的節目製作市場主體，推動中國廣播電視的全面繁榮。王玉琦、何夢婷在《我國廣電媒體制播分離制度改革與政府規制》（3/2010/8）一文中，梳理了廣電媒體制播制度經歷的四個時期，並指出政府規制是制播制度調控的主導力量，放鬆規制是制播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但在推行制播改革中應充分考慮其潛在風險，以確保國家文化安全與廣電產業的健康發展。

　　（三）媒介產業化研究

　　王靖華在《媒介產業實現集約式發展的途徑》（3/2010/12）一文中提出媒介產業的集約式發展，應圍繞發展媒介規模經濟，合理利用媒介資源，提升媒介產業整體競爭實力。劉立豐、沈浩在《廣電媒介產業的發展方向是市場化》（3/2010/2）一文中，從廣電媒介產業的發展狀況、國家形象宣傳的需要、產業改革方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等方面，對延續十幾年的「廣電媒介產業化」的提法有所質疑，提出了「廣電媒介產業市場化」的改革目標，分析了廣電媒介產業市場化改革的可行性，並對改革路徑提出了建議。向志強、顏婷、黃盈在《中國傳媒產業區域非均衡發展的增長極分析》（3/2010/7）一文中，通過研究發現，我國傳媒產業區域非均衡發展增長極可分為成熟型、成長型、潛在型三種類型，絕大多數處於成長階段，對周邊地區的推動作用並未展現出來。張宏在《文化藝術產業的二元構造與國家經濟產業結構調整》（3/2010/5）一文中指出要利用產業轉型期的契機，把中國文化和藝術融入到國際產業鏈的分工合作中，藉此提升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和附加價值，保護中國經濟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肖贊軍的《產業融合進程中傳媒產業的市場結構——從縱向一體化向橫向一體化的演變》（5/2010/9）一文打開了傳統傳媒產業的縱向一體化裂變為橫向一體化的過程這一「黑箱」。王紅梅等在《數字創意產業生態環境研究：模型構建及應用》（3/2010/7）一文中，闡述了數字創意產業生態環境模型的構建思路與步驟，及影響數字創意產業的7大關鍵生態因子，並為培養和完善我國數字創意產業生態環境提供了政策建議。彭祝斌、陽美燕在《數字時代中國電視內容產業知識產權的保護與經營》(1/2009/5)中指出了在數字技術環境下電視業大規模內容集成生產的形成，給電視內容產業帶來的諸多新特點，並對如何應對電視內容產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提出了若干建議。王三煉在《傳播生態學視域中的中國動漫產業》（8/2009/6）一文中，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受眾等方面入手，分析了這些生態因子對中國動漫產業的影響，從而管窺中國動漫產業在經濟「寒冬」中的發展。何建平、彭倩在《以卡通頻道為核心構建中國動漫產業鏈》(3/2010/12)一文中，以卡通頻道為切入點，分析了為什麼要以卡通頻道為核心，以及如何以卡通頻道為核心向動漫產業的上下游延伸開發，構建中國自己的動漫產業鏈問題，以期能給國產動漫產業鏈的構建以及相關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四）新媒體的經營管理研究

　　高紅波在《數字化時代電視媒介營銷的重新定位》(7/2009/3)中分析了數字技術條件下電視媒介營銷的市場環境變化及受眾行為變化，構建了媒介營銷的空間定位模型，對電視媒介營銷進行了重新定位，並提出了電視媒介營銷發展的對策。楊伯漵的《新媒體的力量》(7/2009/3)一文提出的核心觀點是新媒體傳播使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成為互相嵌入或植入的一體是創意產業的核心，也是全球化與工業化和後工業化最根本的區別之一。

　　新媒介所帶來的新鮮事物，與其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也是學者們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朱虹的《中國數字電影的現狀與發展戰略》（3/2010/11）分析了全球數字電影的發展勢態，歸納了目前數字電影的市場特徵及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現有問題，給出了切實可行的對策。丁未、田阡的《流動的家園：新媒介技術與農民工社會關係個案研究》（1/2009/1）一文，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石廈村的湖南攸縣籍計程車司機的媒介技術使用（包括車載電話、手機、互聯網）為個案，從一個側面展現農民工群體社會關係的結構模式及其演變過程，並試圖從這一倚重於血緣、地緣的傳統關係網分析農民工身份轉型過程中所存在問題的社會根源。

　　（五）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經營動態研究

　　彭蘭在《如何從全媒體化走向媒介融合——對全媒體化業務四個關鍵問題的思考》（5/2009/10）中分析了媒介融合過程中的問題和策略。朱春陽在《媒介融合規制研究的反思：中國面向與核心議題》（2/2009/6）一文中認為媒介融合規制研究的中國面向是研究的重點，應適應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發展要求。徐沁著《媒介融合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一書明晰了媒介融合的內在驅動因素和傳統媒介的變革圖景，大量採用社會調查、數字對比和圖表分析方法，使結論奠基在案例剖析之上，更準確地描摹出媒介生態的演進路徑。蔡雯和陳卓在《媒介融合進程中新聞報道的突破與創新》（2/2009/2）中以新聞報道案例為基礎，總結了媒介融合進程中新聞報道在內容、管理層面的突破創新，闡述了新聞報道的發展方向、創新策略。陳卓在《試論媒介融合進程中媒體組織重構的路徑》（2/2010/4）中提出媒體組織的重構是一個權變、漸進的過程。陸瑩在《廣播媒介與新媒介的資源融合》（8/2009/1）中分析了媒介融合的必然性以及方式和途徑。媒介融合給整個傳媒業帶來巨大的變化，與此同時，也對各種媒介提出新的挑戰。肖贊軍的《產業融合進程中傳媒業市場結構的嬗變》(4/2009/3)一文，對在產業融合進程中，未來傳媒市場結構嬗變的原因以及最終形成的市場結構進行了推斷與細緻的分析。張兆利的《論媒介融合的突破口——以廣播、手機、網路為例》（5/2009/4）一文以廣播、手機和網路作為分析對象，尋找突破現實困境的方法。彭祝斌、梁媛在《媒介融合時代新聞生產經營管理的創新》（3/2010/1）一文中，從經營和管理兩方面闡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生產的轉變。梁智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傳媒集團新媒體戰略比較——以CCTV、SMG、鳳凰衛視與新華社為例的研究》(4/2009/1)一文中，以CCTV、SMG、鳳凰衛視和新華社為例，從產業鏈分析角度入手，解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國四大主流傳媒機構的新媒體戰略。廖艷君、李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電視網路購物分析》（3/2010/12）一文中簡述了媒介融合的發展背景，並以《快樂淘寶》為例，分析了電視、網路購物的現狀與發展前景，以及電視網路購物的特點。

　　三、廣告與公共關係研究綜述

　　根據中國知網相關資料庫搜索，以「廣告」為主題關鍵字搜索得到2009-2010年度的廣告研究論文26006篇，比2007-2008年度的15274篇增加了69.75%，比上一年度的增幅增加了一倍，可見學術界對於廣告研究的重視達到了一個更新的高度。經搜索我們得到2009-2010年度的公共關係研究論文3637篇（2007-2008年度 4358篇論文），是自本研究開展以來，增幅最小的一年，第一次出現負增長，甚至僅僅超過2005-2006年度的3606篇。

　　（一）廣告研究的熱點

　　2009-2010年度廣告研究的熱點是：網路廣告，1751（1459）篇（括弧內數字為2007-2008年度）；廣告文化，1718（1438）篇；廣告創意，1438（1233）篇。

　　1.三網融合時代網路廣告研究的突圍

　　何雲開的《動蕩中顯反叛、混亂中求生存——互聯網廣告突圍》（《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6）可以說為2009-2010年度的網路廣告研究定下了基調，當網路以挑戰傳統的非主流形象誕生的同時，網路廣告也在保持了傳統媒介廣告範圍廣、持續性強等優勢的基礎上，充分展示其革命性的互動、溝通的特質，顯示了開放型、動態感、個性化、跳躍性的生命體征。但同時也伴隨著一系列問題，在經濟危機浪潮尚未退盡的當口，想要獲得真正滿意的網路廣告效果，除了儘可能地規避不成熟的廣告觀之外，善於利用和引導網路最樸素的互動性這一本真特點，就顯得極為重要。

　　陳正輝在《新傳播時代的廣告變局》（3/2010/10）中指出，在新傳播時代，內容仍將是媒體競爭的核心，網路媒體的廣告優勢將不斷展現，三網融合將創新廣告理念，以精準定位的直郵傳媒將深受廣告主青睞。陳正輝認為，在三網融合的趨勢下，「廣告人關心的是受眾在看電視時可以不換台而觀看廣告，在可視電話連通的過程中可能會插播廣告；手機廣告不再僅為文字和圖片，而可能是一個更加靈活的電視廣告媒體。」左曉萌在《騰訊網的盈利模式及發展趨勢》中分析了騰訊在網路廣告方面存在的問題：「騰訊雖然擁有國內最大的用戶基數，但由於騰訊的用戶絕大多數居於30歲以下，其中有大量中學生網民，主體受眾的消費能力顯然不強，廣告客戶通常不會對這個結構感到滿意，自然也不會進行大量的廣告投入。網民的消費能力低，決定了騰訊的網路廣告收入不高，因而不能成為騰訊的主要收入來源。」受眾決定廣告主結構的傳統定律在網路廣告中繼續得到驗證。

　　張佰明在《中國網路營銷模式探索方向分析》（4/2010/1）中通過借鑒日本電通公司的消費者行為分析模式，發現目前主流網站在網路營銷服務上的核心理念及從網站自身推廣角度構建的營銷模式存在的不足。為適應網路營銷行業的快速發展，互聯網行業應該在行業組織的領導下，構建更具普遍適用性的營銷模式，從而帶動網路廣告行業佔有更大的市場份額。黃勇《虛擬環境中的廣告傳播探析》（3/2010/8）運用了接近批判的研究方法，指出虛擬環境中的廣告傳播會導致兩種消費情況，現實商品消費以及虛擬環境內的消費行為，並對這兩種消費情況進行了研究。

　　在網路廣告的技術方面，也不斷有新的研究問世。楊華髮表在《中國出版》的《探析動畫傳達網路廣告的優勢》（15/2010/12）認為，動畫手段運用在傳達網路廣告上使得人們產生新奇感，會在不自覺中對廣告的內容加以關注，在網路廣告的表現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因此要將動畫手段更好、更普遍地運用於網路廣告的創意中，創造出具有典型形象和具有獨特動態情節性的動畫視覺對象，從而達到吸引觀眾和實現有效廣告宣傳的目的。

　　2.創意、法律等傳統研究領域的新動態

　　羅奕在《網路時代廣告創意的變革——「病毒性網路廣告」的傳播機理解析》（11/2009/6）中論述了結合口碑傳播的「病毒性網路廣告」，給廣告創意帶來了變革，使創意更加需要具有戲劇性、熱點性和自由開放性，從而產生更加良好的受眾注意和廣告效果。

　　李明偉的《論搜索引擎競價排名的廣告屬性及其法律規範》(1/2009/6)著力通過分析競價排名的運作模式和辨析新媒體環境下的「廣告」概念，論證競價排名的廣告屬性，並提出當務之急是規範競價排名的主要法律措施。文章認為競價排名是一種網路廣告，「競價排名服務表面上是出售關鍵詞，背後其實是拍賣廣告位，類似於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招標。從客戶的角度來說，競價排名實際上就是典型的廣告位競價。」而規範這類廣告性質的競價排名，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搜索引擎服務商必須依法具有廣告發布資質。其次，搜索引擎服務商必須依法履行廣告審查責任。最後，必須遵守法律所要求的廣告與非廣告內容清晰區分的原則。我國《廣告法》第十三條規定，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能夠使消費者辨明其為廣告。這些建議具備學理和法理邏輯，切實可行，有很強的政策指向性和實踐可操作性。

　　在戶外廣告方面，《中國廣告》刊發了林建潮的《戶外廣告的未來》，指出了戶外廣告未來發展的三個方面：強效的展示、個性化的內容和與手機媒體的融合，介紹了運用電子晶元、LED虛實結合、手機GPS定位等新技術在戶外廣告中的應用，認為數字化和一體化是戶外廣告的最終出路。

　　3.對廣告研究的反思

　　丁俊傑、李杉和初廣志的《新聞傳播期刊中廣告學術研究成果再研究》（3/2009/6）成果，對廣告學術研究成果提出了深刻而中肯的批評。「可以看出當今熱點和難點的廣告問題，早在20多年以前就有研究人員提出了問題並開始著手研究，然而時至今日，理論界也未曾給出有分量的、代表性的、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同一角度的文章仍然層出不窮地提出問題，而解決問題時只是在研究的學科、視角、概念方面不斷地更新變化，結論卻又回到原點，止步不前。同類文章之間自成一體，幾乎沒有實質性的呼應關係，也未形成體系性的研究結論。」廣告學術研究存在著「這種理論上新瓶裝舊酒的方法，表面上開闢了廣告研究的新領域，實際上恰恰顯示廣告學科基礎理論的薄弱。廣告學術的創新更大程度上應該著力於研究方法的創新、理論獨立性的創新，而非新鮮辭彙、外來理論的標新立異。」最後該論文指出：「廣告傳播的方法論研究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大多數的研究是針對廣告現象、案例、調查、新問題的研究，而關注於廣告本體的基礎理論部分相對薄弱。一個學科的成熟與否，關鍵在於這個學科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基礎理論，這也是學科獨特屬性的表現，是這個學科之所以稱之為學科的重要評價指標。因此，怎樣建立、健全廣告學科的基礎理論部分，是值得每一個廣告研究人員反思和實踐的重要方向。而從世界範圍來看，中國特色的廣告學科體系遠未形成，目前鮮有中國廣告學者對廣告學科的創新性貢獻。」最近五年來，丁俊傑教授始終在關注廣告學學科建設、廣告教學研究、廣告學術規範與發展等領域，也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對學科發展非常有益，可謂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從各界反應來看，這些理論成果對國內廣告學產學研整體面貌改觀產生積極作用還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4.廣告話語研究正逐漸成為廣告學研究的新熱點

　　話語研究的方法正逐漸進入廣告研究領域，成為傳統廣告批判學派的新工具。楊先順、張山競《論敘事話語分析作為廣告批評路徑的背景、意義和問題》（《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6），運用話語研究方法進行廣告批評研究後發現：「後經典敘事學的興起將敘事研究的視野擴大到各種媒介和各種類型的敘事，當然也包括廣告敘事。在後經典敘事學的觀照下，以敘事話語分析作為廣告批評的路徑，可以使廣告批評從觀感式的批評轉向科學性、系統性的分析，並實現形式審美批評與意識形態批評、社會文化批評的結合。敘事話語分析作為廣告批評路徑將面臨對象身份確認問題和敘事碎片化問題。」

　　楊海軍把對廣告輿論的研究也納入話語研究的範圍，他通過《廣告輿論研究探析》（1/2010/5）認為在媒介融合和媒介社會化大環境下，廣告輿論和新聞輿論一樣成為信息傳播和話語表達的重要工具，廣告輿論的功能和社會影響力不斷增強，廣告輿論研究的社會意義凸顯。論文歸納了廣告輿論研究狀況，梳理了廣告輿論研究的不同語境，提出廣告輿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並在分析媒介融合、廣告傳播、輿論形成三者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形成了運用廣告話語研究探析廣告輿論的獨特視角。

　　馬中紅的《廣告女性形象與權力話語關係論》（《蘇州大學學報》/2009/4）一文認為，作為引人矚目的文化現象，廣告女性形象的建構和呈現方式不是單一權力的產物，而是貫穿在廣告女性形象生產、傳播、接受、監管過程中的種種權力話語合力使然的結果，它們包括資本話語、技術話語、慾望話語、媒介話語以 及權威話語等。這些權力話語構築起一個關係網路，一個「場」，相互宰制、協同、合謀，也彼此抵制、規避、逾越。與此同時，廣告女性形象在權力話語不斷互動和消長的關係之中呈現出某種強勢話語權力掌控下的特徵。從廣告話語研究可以預見，廣告研究的這條道路，終將到達「廣告哲學」的研究目標。

　　（二）公共關係研究熱點

　　2009年，著名的SSCI期刊《公共關係評論》出版了中國專輯，共有11篇研究中國公共關係的論文入選，這是這本歷史最悠久也是唯一入選SSCI的國際公共關係權威期刊對中國公共關係的高度重視。但令人遺憾的是，國內公共關係學界在2009-2010年度的學術成果卻不夠激動人心。

　　危機研究在公共關係中的地位依然不可動搖，661條的檢索結果已經佔了年度公共關係論文的六分之一，比2007-2008年度所佔十分之一的比例有了顯著增長。那麼對「公共關係研究領域正在變窄」的擔憂再一次得到了證實，說明這一現象並未得到有效減緩，公共關係研究急需新的學術興趣點與興奮點。

　　2009-2010年，網路輿情成為公共關係研究的最新熱詞之一。近20篇與公關相關的檢索結果，已經接近了傳統熱詞的「形象建設」。這說明網路輿論已經引起政府、學界等多方關注，也說明公共關係在網路輿情發現、網路輿論引導和網路危機應對方面的積極作用，正在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可。濮小金在《淺談網路輿情危機》（《經濟研究導刊》/2010/22）中認為，要正確有效地處置好網路與情危機，必須了解網路與情危機的特點，拿出正確有效的公關辦法，並在網路與情危機結束後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於今後更好地處置可能發生的其他網路與情危機。

　　蒙牛的公關醜聞也得到研究者們的高度關注，和「蒙牛」相關的公共關係論文達到43篇。蒙牛通過網路公關公司製造謠言、抹黑對手，引起了國內外公共關係業界與學界的高度重視。何鎮飈在《公共關係的黑暗與光明》（《東方精英》/2010/10）中認為，公共關係公司製造虛假的消費者、虛假的個人博客、虛假的新聞報道，通過製造公共衛生的恐慌事件，來抹黑和詆毀競爭對手，是非常惡劣的行為。文章提出「應該加強國內行業監管與自律，還公共關係一個健康的行業生態環境，才能抹去這遮蔽在中國公關頭上的一片陰霾，讓陽光繼續普照行業的未來。」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碩士和博士畢業論文中，用「公共關係」作為篇目、主題和關鍵詞的正越來越多，2009-2010年度公共關係論文雖然在總數上不如上一研究年度，但是在論文質量和層次高度上都有了提高。僅以近年來方興未艾的警察公關為例，就有西南政法大學劉小飛《警察與媒體關係研究》、上海交通大學李華《我國警察公共關係建設研究》、復旦大學范昀敉《淺析社區內警察公共關係的建設》、山東大學代瑜《論警察權與媒體的關係》等13篇優秀碩士論文。公共關係的研究正如其在西方的發展一樣，正從普遍性、大眾化的研究，走向集實踐與理論於一體的高端研究。

　　金苗的《公共關係框架下的美國軍樂傳播研究》（《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9/3）是為數不多的突破了傳統公共關係領域的清新之作，將美國軍樂的傳播納入公共關係的研究視野，提出了「由美國軍方主導的軍樂傳播的公共關係特質趨於制度化」的論點，為我軍的軍事外交、軍民關係和鼓舞士氣等都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相信隨著公共關係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其學科觸角必將伸向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從而為考察、解決伴隨社會發展而來的問題，提供獨特的理論工具與公關視角。

　　四、網路傳播與新媒體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國網路傳播與新媒體研究在文獻數量上呈現飛速增長態勢，在各個重要相關研究領域都取得進展與突破；這使得本領域內的研究綜述無論如何概括，都難免掛一漏萬，有遺珠之憾。

　　（一）網路傳播與新媒體研究備受重視、日益繁榮

　　中國互聯網產業、網路傳播事業及新興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促使網民數量和移動通訊媒體使用者在這兩年內又有了巨幅增加，至2010年12月底，我國網民達4.57億，手機網民3.03億，這一數據顯示網路在中國城鄉特別是在農村的加速普及。新媒體事件日益成為輿論關注焦點，網路傳播的影響力增強，網路傳播與新媒體研究備受重視，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課題指南與資助名錄顯示這一領域的研究受到極大支持。整體看，本領域學術生產（論文、專著、課題等）的數量突飛猛進，質量有所提升。比照前次報告，檢索中國知網在這兩年內收錄的期刊、博碩士論文，題名中含「互聯網」的就有4106篇，其中屬「新聞與傳媒」類的有398篇。與2007-2008年度相比，唯題名中含「博客」的文獻略微減少之外，其餘主題文獻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較為突出的新興研究點為「微博」（224篇）和「SNS（社交網站或社交網路）」（106篇）。

　　（二）網路輿論輿情的基礎理論及應對策略研究取得新進展

　　關於網路輿論引導與網路輿情預警、監測以及與網路相關的突發輿論事件應對策略研究等，一直是本領域研究中的核心問題。近兩年，關於網路輿論輿情的研討已顯現出新聞傳播業界和學術界對此均有深刻認識和深入進展。業界方面，至2010年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已連續4年發布的年度《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以紮實的數據分析，宏觀勾畫年度輿情演化的全景動態。學術界方面，喻國明研究團隊發布《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2010)》，南京大學谷尼網路輿情監測與分析實驗室發布《2009中國網路輿情報告》，復旦大學、上海交大的輿情研究實驗室發布的研究報告也涉及網路輿情監測和評估。這些報告的發布顯示，網路輿論輿情研究成果已經進入系統性呈現、數據化分析的狀態，成為一種公眾傳播的信息和知識；而其基礎理論研究的進展主要體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1.從宏觀上研究整個中國網路輿論演進歷程與輿情發展的總體規律。例如，鍾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網路輿論事件及其傳播特徵探析》，1/2010/4），通過對160起重大網路輿論事件的系統分析，發現我國網路輿論事件若干整體特徵，其擴散過程基本呈現出的葫蘆狀模型有助於把握中國網路輿論的整體發展脈絡。劉九洲、許玲（《論網路輿論傳播中的公民協商和公民行動》，《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6)在研究網路公共話語空間中發現公民協商的重要功能，「為後來在一定條件下所引發的、旨在發揮某種政治影響力的公民行動做好輿論準備，從而達到網路輿論傳播的最大效果。」

　　2.在微觀層面解釋和揭示輿論事件與輿情事態發展過程中的傳播機制與規律。例如，王國華、戴雨露（《網路傳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現象研究》，《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在研究中發現「沉默螺旋」理論在網路傳播中的局限性，指出「反沉默螺旋」模式，並分析其理性和非理性的兩種途徑。廖衛民、柯偉（《網路輿論波研究——基於波浪力學及杭州兩起輿論事件的理論思考》，10/2010/4）提出了網路輿論波的理論分析框架，並結合「5.7」飆車案和「8.4」醉駕案對比分析，發現不同類型輿論波有不同運動特徵和演化規律，需採取不同策略應對：「輿論風浪」發生後往往會引發「輿論涌浪」，應避免對坡岸的反覆「沖刷」；還要注意防範輿論波出現能級加強的「共振」現象，避免群體性事件。田大憲、賈舉（《網路集群行為的生成機理與調控方略》，9/2010/4）對網路集群行為進行了模型建構分析，指出其「多維的變數系統」特質，集群行為迎合了網民的選擇性期待，與事件的「引爆點」相伴而生，在網民的意見博弈中議題得以存活與擴散，產生網民熱議的「蝴蝶效應」，進而推動集群行為生成。白寅（《網路流言傳播的動力學機制分析》，1/2010/5）通過系列案例分析和調查實驗驗證了若干假設，揭示出網路流言傳播的微觀心理機制和行為動因。魏麗萍（《網路輿情形成機制的進化博弈論啟示》，1/2010/6）則對沉默的螺旋與蝴蝶效應進行了反思，用經濟學中的進化博弈論來模擬網路輿情的生成機制，有較強的新意，有助於理解輿論過程中的把關人和群體極化現象，研究發現「中堅分子」的存在對於博弈過程中輿情逆轉可能性的作用。

　　（三）新媒體與經典理論結合，豐富發展傳播學理論

　　新媒體與網路傳播研究的文獻中有相當一批是集中在傳播學的傳統研究範式之內，這一狀況依然存在，近兩年內出現了一些重要研究，對於傳播學理論本身發展有所突破，有所貢獻、助益。例如，浙江大學韋路的英文研究論文Filter Blogs vs. Personal Journals: Understanding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Gap on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532–558）基於實證數據，以博客內容生產為案例探討並深化了傳播學關於「知識溝」的認識，指出知識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上也存在「知識溝」，比之於知識佔有（Knowledge Possession）更清晰，也是更深層面的「知識溝」。韋路、李貞芳（《新舊媒體知識溝效果之比較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5）進一步比較了新媒介和傳統媒介知識溝效果的差異，通過美國全國性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不同社會經濟地位者之間的使用溝和知識溝在網際網路上比在傳統媒介上更明顯。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傳播學理論。例如：鍾智錦（《使用與滿足：網路遊戲動機及其對遊戲行為的影響》，2/2010/10）以樣本量為467的網路調查為基礎，發現玩家在參與網路遊戲時會同時受到追求個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和沉浸於虛擬世界並逃避現實麻煩這三種動機的刺激，均對遊戲時長和遊戲黏著度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沉浸型的動機比其他兩種動機對遊戲黏著度的影響更大，社交型動機對公會/團隊活動的次數和質量的影響最為強大；其發現客觀上豐富了使用與滿足理論的微觀機制。殷俊、孟育耀（《人肉搜索與「把關人」理論的調適》，2/2010/2）通過分析人肉搜索活動中的信息把關行為發現媒介組織把關人的形態已經改變，網民個體與微組織的多重把關行為交叉進行，形成「協同把關」機制，這一新媒體形式對傳統傳播學理論可以說是一個有力的顛覆，值得思考。總體看，這類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將傳播學理論和方法移植和擴展運用到對新媒體和網路傳播活動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規律，文獻數量較多，但有實質性的新發現的文獻還不夠多。

　　（四）新媒體與網路社會的關係研究成果豐富多彩

　　由於新媒體越來越滲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文獻從政治、社會、文化、心理、網民行為等諸多視角來考察傳播規律，比照2年前，這類論文涉及的深度和廣度都有較大進展，成果也非常豐富多彩。

　　《中國網路傳播研究》第3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刊載的文章中就有數篇紮實的研究。《生意人的神杖：手機的現代性意義》（吳玫、林海鋆）綜合運用技術的社會塑造理論（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賦予理論（affordance theory）和馴化理論（domestication theory），「通過對中國福建企業者的日常手機使用的採訪和質化分析，來探討中國企業者的手機使用與生意運作的關係，特別是他們手機使用中所展現出來的手機的社會功能與角色。」如果說該研究討論的是新媒體在經濟生活中賦予人以進取性的商業文化特徵，那麼，《BBS社群實名註冊制研究——以南京大學小百合BBS為例》（巢乃鵬、周玉黍）則觀察到高校BBS在採取網路實名制後，議題敏感度的陡然下降和逐漸恢復的變化過程，揭示了網路生存行為的數量變化特徵。《三種互聯網社會軟體對個人社會關係建立的作用比較》（范博陽）以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將社會關係劃分為強弱連接的理論為基礎，經過比較研究發現：IM適合建立小規模、較緊密的連帶關係；SNS有利於建立大規模的連帶關係，對弱聯繫的建立比較有幫助；BBS虛擬社區比較鬆散、遊離的狀態使得其中建立大規模的緊密連帶需要投入較大的精力和較長的時間。

　　除此之外，2009年第3期《中國傳媒報告》刊發了一組文章冠以《新媒體的力量》（楊伯漵），分別研究了手機報、BBS、簡訊的傳播特徵與規律。例如，《北京市居民手機報使用情況的定性考察——通過新媒體看「議題融合」理論之初探》（陳紅）藉助「議程融合」理論進行研究發現：手機報既為讀者設定個人議程，也幫助人們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話題社區(topic community)的群體議程，不論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rich），還是信息貧窮者（information poor）都通過它與話題社區進行融合。《政治網民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政治傾向——基於強國和貓眼的探索性分析》（唐芳）選擇網路論壇「強國」和「貓眼」作案例分析，抽樣調查發現政治網民群體不等於網民整體，引入「社會經濟地位」作為分層指標進行數據分析發現：政治網民的主體來自社會中層，其社會經濟地位和政治傾向無明顯的關聯。這些研究揭示了網路社會生態中的複雜關係與微妙互動，推進了整個網路傳播研究的學術成果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解釋力。

　　還有大量的文獻探討了此類問題，如：陳韻博（《新一代農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會網路分析》，2/2010/8）以新一代農民工為目標對象，通過深度訪談、線上民族志等質化方法探討他們如何利用QQ建立社會網路，研究表明通過使用新媒體，農民工可以實現某種程度的自我賦權（self-empower），為自己在城市中的謀生獲取來自官方及體制外的支持。丁未、田阡在《流動的家園：新媒介技術與農民工社會關係個案研究》(1/2009/1）中採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以居住在深圳市石廈村的湖南攸縣籍計程車司機的媒介技術使用為個案，從一個側面展現農民工群體社會關係的結構模式及其演變過程，研究中發現新媒介的使用為這一群體提供了拓展甚至突破社會關係邊界的可能性，但在現實中，他們首先想到的卻是如何利用現代媒介技術形成、維繫、加固他們認為可靠的社會關係圈，一旦遇挫反而更求助於傳統的血緣和地緣關係。

　　（五）關於微博、SNS、微視頻等近年走紅的新媒體研究進展

　　新媒體技術在2009-2010年的新發展，也直接引發了新媒體研究的新熱點，特別是微博成為近期研究大熱門，這基本上顯示了此類研究與技術發展應用的密切關係。

　　在題名含「微博」的224篇文獻中，多數為新聞學期刊的業務研究和引介性、描述性的理論分析，例如：《微博：從嵌套性機制到盈利模式——兼談Twitter最受歡迎的十大應用》（喻國明等，《青年記者》/2010/21），《微博以及報刊的若干「玩法」——當下傳統媒體轉型的一個視角》（陳娟，10/2010/3），《微博客的媒體特質與傳播能量》（閔大洪，《新聞戰線》/2010/9）。還有一些實證研究、理論探討和批評反思的文獻，例如，《微博互動的結構與機制——基於對新浪微博的實證研究》（夏雨禾，1/2010/4）通過對438個樣本的分析，對新浪微博互動的結構性要素和發生機制進行探究，發現「鏈狀」、「環狀」和「樹狀」對話結構同時並存，話題空間成長性明顯增強，在現實社會話語權力空間中處於弱勢的「草根」將有可能成為微博互動再建構的主導性力量。《微博時代的粉絲傳播》（蔡騏，14/2010/8）從「微信息」、「微距離」和「微革命」三個層次來展現粉絲們在微博中的新形態及其所展現的自我、人際與大眾傳播特徵，揭示出隱藏其後的社會生態變革。《微博的理想與現實——兼論社交媒體建構公共空間的三大困擾因素》（袁靖華，《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6）以反思批評的研究視角提出在微博這一自媒體進一步演化為社交媒體的時候，更需要警惕網路商業主義、集體無意識和注意力承載力這三方面因素的困擾，勢將影響微博對輿論公共空間的積極建構。

　　關於社交網站或社交網路的研究有《SNS網路空間中「意見領袖」特徵之分析——以豆瓣網為例》（丁漢青、王亞萍，1/2010/3)，通過觀察法和文獻綜述法，構建出一套甄別出意見領袖的指標體系，並採取內容分析法跟蹤不同類別話題，研究發現SNS網路空間中意見領袖之意見擴散與接受不同於創新擴散的倒U，而呈現長尾狀；意見領袖在對普通網民的影響層次與話題類型相關，時政類話題對態度層面影響較明顯，專業類話題對認知和行為層面的影響較大。且相對於傳統意見領袖而言，SNS意見領袖具有自我、網路使用活躍、樂於分享等特點。《微視頻的青年亞文化論析》（陳霖、邢強，2/2010/3）通過對微視頻製作和傳播的考察，從媒介的抵抗、身份的認同和創造的潛能三個方面分析寓於微視頻中的青年亞文化存在狀態，給人以啟發意義。

　　（六）新媒體與網路傳播研究的新視野和未來方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網路傳播與新媒體研究領域，有越來越多的自然科學家、管理學者、信息情報研究者等以各自的學科方法進行深入研究，得出了有啟發的成果，例如：《外場和慣性雙重影響下的無標度網路上輿論傳播動力學》（李小剛等，《武漢大學學報(理學版)》/2010/6）；《網路傳播技術控制的共軛控制模式研究》（劉耀，《情報理論與實踐》/2009/5）；《基於小世界理論的公共危機信息傳播網路調控研究》（陳曉劍等，《情報理論與實踐》/2010/5）等。此外，在本領域內還有一批專著、學術會議和課題都能展現網路傳播與新媒體研究成果，閔大洪的《2009年的中國新媒體研究》（《新聞前哨》/2010/2）梳理了2009年這方面的基本情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2月浙江大學舉辦了首屆「數字未來與媒介社會」國際學術論壇；2010中國新媒體傳播學年會在暨南大學召開，此次會議以「新媒體·新生活·新世界」為主題。這些學術會議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對本領域的學術前沿研究成果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提煉和檢閱，預示了本領域研究的前景與方向。

　　五、出版學與編輯學研究的新進展

　　2009-2010年的出版學與編輯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學和編輯學基礎理論研究、出版史研究、出版經濟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數字出版研究幾大領域，對其發展狀況進行梳理，可從中觀照該領域近兩年的研究重點、熱點與成績。

　　（一）出版學、編輯學基礎理論研究

　　2009-2010年，中國出版學、編輯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重點，在於學科基本範疇、基本原理探討和學術史總結回顧。

　　張志強闡述了英美兩國出版學學科歸屬，分析了中國出版學學科歸屬現狀、出版學學科特性，就出版學學科發展提出重要建議（《英美國家的出版學學科歸屬及對我國的啟示》，15/2009/9）。魏玉山等辨析了出版學的學科屬性（《出版學學科屬性之辨》，16/2010/2）。編輯學與出版學的學科關係、學科定位和學科名稱是編輯出版研究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吳贇、王和平對此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吳贇：《對編輯學與出版學關係的再思考》，15/2009/2；王和平：《從傳播看編輯出版學學科名稱的不合理性——兼論「大編輯」、「大出版」觀念的樹立》，16/2009/8）。李頻探討了出版學的研究核心和學科邊界問題（《論出版學的核心與邊界》，《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4）。李苓認為：「編輯出版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它的研究在目前或許將來一段時期內都可能是一種多稜鏡所反映的景象」，「惟有從學科建設的宏觀角度出發，釐清以往研究視野中的矛盾與問題，才能求證學科建設的科學依據並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論編輯出版學學科建設》，《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4）李武對英國八家高等院校出版課程主管人員進行了深度訪談，總結了英國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徵（《英國出版學研究生教育的特徵分析——一項基於深度訪談的實證研究》，2/2009/1）。在學界與業界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教育部批准設立出版專業碩士學位，這對促進出版學學科建設、加快出版人才培養具有重要意義。

　　在編輯學理論領域，中國編輯學會提出以「大文化、大媒體、大編輯」為主體的編輯學研究方略。姬建敏認為，在「大編輯」思想的指導下，近兩年來中國的編輯學研究取得了諸多成果（《近兩年來我國編輯學研究特點簡論》，《編輯之友》/2009/12）。吳平、黃星則認為「總體而言，近五年編輯學研究沒有整體上的突破，但在研究成果數量和研究內容上有一定提升、擴展，編輯思想史研究的出現是這一時期的亮點」（《編輯學研究五年》，17/2010/5）。一些學者深入探討了編輯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如郝捷以社會分工理論為起點，分析了編輯職能的演變（《從文化分工看編輯職能的增強與演變》，17/2009/1），吳平探討了數字出版時代編輯理念的建構（《數字出版時代的編輯理念》，15/2009/2）。編輯思想史研究正在成為編輯學理論研究的新興增長點（吳平：《關於中國編輯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21/2010/1），但目前研究者多偏重於考察個體出版物的編輯理念或單個編輯家的編輯思想、成就、藝術，對各個時代編輯思想的整體歷史研究罕見。

　　編輯學研究範式和研究方法論受到更多的關注和探討。如：王鵬飛認為當前編輯學研究難以深入的主要原因在於固有的編輯學研究範式出現了危機，亟需對現有範式進行反思與突破（《編輯學研究的範式危機——「出版思維」與「實踐思維」之批判》，《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1）。王偉認為中國編輯學的研究主要體現了三種範式，即社會科學研究範式、詮釋研究範式、批判研究範式，多元範式並存有助於中國編輯學的發展（《研究範式與我國編輯學的發展》，《編輯之友》/2009/7）。張國輝指出，數字世界摧毀了編輯學研究的傳統圍牆，編輯學研究的範式和方法將發生諸多變革（《編輯學研究的新趨向》，17/2010/5）。

　　從1949年李次民出版中國第一本名為《編輯學》的著作至今，中國編輯學研究已走過60年歷程。學者們對60年來中國編輯學研究進行了總結、反思，如：姬建敏的《我國編輯學研究60年回眸》（15/2010/5），王振鐸、劉大年的《編輯學研究60年的學術發現——編輯學的理論創新與學科發展》（《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1）。

　　（二）出版史研究

　　在新文化史研究範式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出版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關注出版物文本的閱讀、接受、社會影響等課題，努力拓展以往研究未涉及的內容，重新解讀舊材料，大量利用新文獻，取得不少新的學術成果。

　　學者們對中國出版史研究的發展進行了總結、反思和前瞻。張志強評述了海內外中國出版史研究名家的學術成就與貢獻（《錢存訓先生對中國出版史研究的貢獻》，17/2010/6；《一個致力中國出版史研究的日本人——樽本照雄和他的晚清小說及商務印書館史研究》，20/2010/5）。張文彥、肖東發、范軍分別總結分析了2000-2009年、2006-2010年中國出版史研究情況（張文彥、肖東發：《2000年以來中國出版史研究綜述及未來趨勢》，《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1；范軍：《中國出版史研究綜述》，17/2010/5）。

　　一些學者就出版史研究的視野、方法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認為：許多和文化傳播及文化交流有關的議題都與出版史有關，出版史研究應重視文化史研究範式（《從出版史到文化交流史》，《書城》/2009/2）。汪家熔就出版史研究方法提出了五點倡導（《談出版史研究方法》，《濟南大學學報》/2009/4）。林盼指出：出版史研究「應當進一步吸納國外出版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閱讀史研究路數，洋為中用，開拓視野，最終形成適合本土及本學科的研究範式」（《尋找出版史研究的「第二推動力」》，《出版史料》/2010/3）。劉蘭肖、劉宇新認為「未來的出版史研究，除了繼續加強史料建設和弘揚求真與經世的學術傳統外，迫切需要的是在保持學科本位的同時加強同其他學科的對話。」（《2008年出版史研究概述》，16/2009/2）

　　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國際化是出版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動向。2009年7月，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在杭州共同舉辦了「印刷與市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試圖為書史和經濟史搭起一座橋樑。2009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與上海新聞出版局出版博物館聯合舉辦了「出版的文化世界：香港與上海」國際研討會，會議圍繞「西學東漸與中國出版」、「出版與文化互動」、「出版與語言接觸」等方面，探討了出版業變遷與中西文化傳播的關係。

　　（三）出版經濟、出版產業研究

　　出版經濟與出版產業研究是中國出版研究的重要板塊。近兩年中國的出版經濟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版經濟學理論、出版產業、出版企業與出版市場、出版資本運營、出版贏利模式、出版產業「走出去」、新聞出版體制改革與出版機構轉企改制等論題上。

　　在出版經濟學理論研究方面，研究者提出，出版產品的經濟特質是出版經濟學需要研究的首要問題，是出版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點。在出版產業研究領域，研究者著重探討了出版產業鏈、產業競爭力、產業經濟政策與政府規制、產業組織結構、產業集聚與布局優化、產業評價等主題。出版企業與出版市場研究的成果主要分布在出版企業競爭力，出版企業組織建設與公司治理，出版市場壟斷與競爭，出版營銷、出版價格等市場行為，出版市場績效等方面。出版資本運營研究集中在出版業資本運營的基礎理論、現狀、困境、誤區、戰略等方面。出版贏利模式研究集中探討了媒介融合與數字出版環境下新興出版業態的贏利模式問題。出版產業「走出去」的研究，集中探討了中國出版業國際化發展及版權貿易的影響因素、方式、風險、困難、策略、政府和行業組織的角色等內容。2009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是關係到中國出版業全行業企業化的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新聞出版體制改革與轉企改制問題再度成為學界、業界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新聞出版制度變遷的特徵與模式，體制改革的深層邏輯與風險，轉企改制對出版機構與主辦單位、政府之間關係的影響，轉企轉制後出版企業的社會責任和治理結構等主題。

　　可喜的是，研究者在出版經濟研究過程中更加註重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理論視野與方法的引入，更加註重實證研究和個案分析。另一方面，由於政府相關部門加大了信息公開力度（如新聞出版總署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建國以來首次新聞出版產業調查，並發布全國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越來越多的出版企業上市融資使得一些出版機構定期公開運營狀況制度化，專業研究機構在研究資料整理、發布上也作出了積極努力，這都使得出版經濟研究所需的資料、數據更為豐富。由於研究思路、理論參照系、方法、資料諸方面的改進，使得出版經濟研究更加腳踏實地，其成果在理念創新的同時，更加具有科學性和可行性。

　　（四）出版文化研究

　　將出版置於文化的坐標上進行考察，是出版研究的重要出發點之一。作為一個從文化視角探索出版的領域，出版文化研究歷久彌新，成果頻出。

　　2009-2010年，研究者對出版文化研究的理論、範式和研究現狀，出版文化的社會功能，數字化轉型對出版文化的影響，出版文化與國家軟實力，出版文化理性，出版文化與現代文學，出版倫理，出版文化環境，具體出版物的社會文化影響等內容進行了分析。楊軍認為：出版文化研究，是文化理論運用於出版研究的成果；當前國內出版文化研究存在的問題非常突出，需要運用新的研究範式予以彌補、加強（《出版文化研究：理論、現狀與範式》，17/2009/4）。肖東發、楊琳評述了中國出版文化研究進展（《一門年輕學科的堅實足跡——近20年來我國出版文化研究綜述》，20/2009/6）。夏德元等探討了出版數字化轉型對出版文化的深層次影響（夏德元：《中國出版數字化轉型中的文化衝突》，《學術月刊》/2010/4；樑上啟、馮春英：《數字技術對出版文化的影響》，17/2009/6）。張文彥、肖東發基於中國出版業在世界格局中的競爭實力，對出版業如何促進國家軟實力提升進行探討（《從全球出版結構審視中國出版文化軟實力》，《江蘇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1）。李春雨認為，現代出版是現代文學的搖籃，現代出版不僅是現代文學的生存手段，而且對文學的發生、發展、轉型具有結構性的反作用（《「出版文化」與現代「文學場」的生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6）。范軍、胡敏分析了出版史上具有典範意義的「走向世界叢書」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影響（《「走向世界叢書」的出版文化價值》，16/2010/1）。編輯文化、期刊文化的研究是出版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編輯文化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編輯話語、編輯的文化自覺與社會責任、編輯創新、編輯與國家軟實力、網路編輯的文化定位等主題上；對期刊文化的研究則主要探討了雜誌中的文化生產與形象再現、時尚雜誌的社會認同與文化定位、雜誌圖文化現象等內容。

　　（五）數字出版研究

　　數字出版已成為中國傳媒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2009年中國數字出版產業總產值首度超越傳統書報刊出版物的生產總值，2010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公布了《關於加快我國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快數字出版產業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發展策略。在此宏觀背景下，學界、業界對數字出版研究的熱情遽增。數字出版研究集中在數字出版運作與贏利模式、版權保護、技術障礙、資源整合、管理規範、人才培養、數字化閱讀等方面。

　　最近兩年數字出版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論文有：王鵬濤的《基於流程再造視角的數字出版產業鏈創新研究》（《科技與出版》/2009/4），吳信訓、吳小坤的《我國數字出版產業鏈的衝刺關鍵——構建數字出版公共（交易）平台的構想》（10/2010/8），李紅強的《數字出版：基於現實的規律分析》（18/2010/11），陳潔的《數字出版贏利模式研究報告》（《求索》/2009/8），劉英、曾莉的《數字出版網路影響因子研究》（19/2010/5），王志剛的《數字時代版權保護與知識共享的衝突》（《中國圖書評論》/2010/4），李偉國的《金字塔知識結構數據組織——論數字出版的一種架構和編輯方式》（20/2010/2），李欣人、段婷婷的《權威的消解與受眾的轉化：數字出版時代傳播關係的重構》（16/2009/10）。

　　數字出版研究涵蓋了全媒體出版、手機出版等研究內容。研究者探討了全媒體出版的特徵與前景，分析了手機出版的運營模式、行業標準、產業競爭、受眾需求、傳播策略等問題，如：張大偉發表的《數字出版即全媒體出版論——對「數字出版」概念生成語境的一種分析》（4/2010/1），陳明子的《全媒體出版的SWOT分析——基於〈非誠勿擾〉全媒體出版的思考》（15/2010/3）等。

　　數字出版研究已開始扭轉偏重理論研究的局面，逐漸實現與行業發展對接，一些研究成果不僅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而且對於指導和改進實際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關於數字出版的學術交流研討活動也逐漸增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定期主辦了中國數字出版年會。2010年10月，美國佩斯大學、武漢大學、新聞出版總署高級出版研究中心（武漢）聯合主辦了第三屆「數字時代出版產業發展與人才培養國際學術研討會」。

　　六、結語

　　2009－2010年的傳播學研究發展並不平衡。傳播理論研究焦慮情緒若隱若現，埋頭研究尋求突破的人也大有人在，壓力將化為創新的動力。媒介經濟與管理擴展了自己的「領地」，勢頭正旺。廣告和公共關係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廣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論根基。新媒體和網路傳播研究向我們展示了全新的視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滿希望和挑戰。出版學與編輯學研究出現了多元發展的新趨勢，其學術影響力日益增長。

　　2009－2010年度的傳播學研究亮點多，問題也存在，而且多老毛病，大家都眼明心亮，無須我們多言。中國傳播學研究最需要的是要紮根現實、開放視野、心胸開闊、堅持不懈和言行一致。可喜的是許多傳播學人並未停滯，總是儘力的行動和苦苦的探索，也許學科真正自主的生命能量就蘊含在那些無論如何都要研究、都要探索的勁頭十足的人們中吧。

　　【本研究發展報告為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項目成果，負責人和統稿人為邵培仁教授，各主題研究報告的作者依次為邱戈、陳兵（浙江傳媒學院）、何鎮飈（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廖衛民（浙江理工大學）、吳贇。】

　　[參考文獻]

　　[1]新聞與傳播研究（文中1/2008/2指《新聞與傳播研究》2008年第2期，下同）.[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1/2008/2」, means the first journal listed is referred as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ublished in 2008, No.2.]

　　[2]國際新聞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3]現代傳播.[Modern Communication.]

　　[4]新聞大學.[Journalistic University.]

　　[5]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Replicated Journal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6]中國記者.[Chinese Journalist.]

　　[7]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

　　[8]中國廣播電視學刊.[China Radio & TV Academic Journal.]

　　[9]當代傳播.[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10]新聞記者.[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11]新聞界.[Press Circles.]

　　[12]中國廣告.[China Advertising.]

　　[13]廣告大觀（理論版）.[Journal of Advertising（Study）.]

　　[14]東南傳播.[Southeast Communication.]

　　[15]中國出版.[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16]出版發行研究.[Publishing Research.]

　　[17]出版科學.[Publishing Journal.]

　　[18]出版廣角.[Vast View on Publishing.]

　　[19]編輯學報.[Acta Editologica.]

　　[20]編輯學刊.[Editors Monthly.]

　　[21]中國編輯.[Chinese Editors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