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欽立先生對陶淵明研究的貢獻[轉]

逯欽立先生對陶淵明研究的貢獻[轉]

□歐陽梓菲

在陶淵明研究領域，逯欽立先生於考證、校勘、注釋和評論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後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一

1979年之前，陶淵明集還沒有特別好的校注本。逯欽立先生率先以元初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十卷本為底本對陶集進行整理。

1949至1978年，是古典文學研究學科統一時期。在本階段對陶學研究做出卓越成就的是逯欽立、王瑤兩位前輩，各自著成形成學術階梯的《陶淵明集》。王瑤先生的《陶淵明集》，是近百年來第一本將淵明作品按寫作年代的先後加以重新編排的著作，惜其底本、參校本等不詳。逯欽立本則非常明確，其底本是李公煥注本。李注本博採眾說，開集注之先河，明清兩代屢見重刻。參校本為曾集刻本、蘇寫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黃藝錫刻《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本。參校了湯漢注本、何校宣和本、吳瞻泰匯注本，對其他圖書類書等所引文字，也一一進行比勘，錄出異文。相應增補異文子注，以便訂正訛誤，保存作者原文，並不一律屈從本集。在正文與子注異文的選擇篩汰上，注重以當時習語為鑒，並不局限於今人通過藝術或邏輯分析認為哪個更加合適。此外，逯先生還將《五孝傳》、《四八目》、《八儒》、《三墨》等偽作，悉從刪去；仍依魯銓刻蘇寫大字本次序編詩文七卷，卷首列入蕭統序及目，保存舊集原貌。在註解上，逯欽立先生參酌諸家，不取過於附會之說。袁行霈先生稱其「注釋亦多有發明，是目前在中國大陸最多引用的一部陶集。」書後原附有逯先生《關於陶淵明》、《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兩篇文章。由於前者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環境下所寫，不能完全體現逯先生陶學成果，在重印時，已經抽掉。而《陶淵明事迹詩文系年》後所附跋文，是逯先生指明其陶淵明五十一歲說之誤。其嚴謹與誠懇可見一斑。可以說，逯欽立先生校注《陶淵明集》是個非常出色的本子。

二

關於陶淵明思想的論述，逯欽立先生結合當時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靈活對待陳寅恪「新自然主義」觀點。

逯先生自言《讀陶管見》具有「讀書筆記性質」、「涉及的問題又未必有關宏旨」。但其筆記出於多年讀陶集的體會，而所論恰是理解陶淵明及其詩文之難點所在，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陶淵明少年時期江州一帶各種社會思潮的鬥爭》提出「從陶淵明的詩文看，他是喜愛六經深受封建教養的。」認為他接受經學，除家庭教養之外，「更決定於當時當地熾盛一時的經學思想」。原因是：淵明十二至十五歲期間，經學一度在江州興盛，江州又是佛道兩種宗教相當泛濫的地方。在這種並存狀態中，產生了佛道和儒學之間，佛法和玄學之間的複雜矛盾鬥爭。那麼，青壯年時代在江州度過的淵明，他的生活思想、人生觀和創作思想便不能不受到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與考驗。逯欽立進一步表明，「陶淵明少年時代的主導思想來自當時的儒家經學，這決定了他的從政理想和事業心，乃至決定了他一生的倫理道德觀點。……陶淵明還是崇尚玄學思想的。他所以寫出《形影神》詩是由於他擁有玄學知識；此詩既有揭露道佛迷信的進步的一面，又有玄學本身局限性的一面；他所以口口聲聲講委天安命乃是在生活上實踐玄學教義；這種玄學教義使他的人生觀和創作思想受到很大的消極影響，自不待言。」

逯先生在這裡對陳寅恪先生的「新自然說」有所吸收。陳寅恪《陶淵明的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以《形影神》詩論證出淵明的哲學思想為「新自然說」；而「新自然說的要旨在委運任化」。作者特別指出：「此委運任化，混同自然之皆不可謂其非自然說，斯所以別稱之為新自然說也。」陳氏論陶之思想及考證，文甚辯給，只是結論稍顯冷僻。朱光潛先生在《陶淵明》一文中點出「冷僻」所在，即「只是把淵明看成有意建立或皈依一個系統井然壁壘森嚴底哲學或宗教思想，像一個僅守繩墨底教徒。」逯先生吸收了「委運任化」說的合理成分，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文化思潮，經學、佛、道、玄以及儒家思想在淵明成長過程中所發揮的滲透作用，使得「新自然說」進入到更為合理的社會範疇之內，而不是個人對某種家族沿襲下的思想傳統刻意地繼承與保衛。

三

逯欽立先生認為《形影神》詩是針對當時廬山釋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及《萬佛影銘》所寫的一組哲理詩，運用玄學自然之義來反對佛道迷信，此說為《形影神》提供了新解。

逯先生在解題中言「取形影神三物，總為一題，此可注意者一。以自然二字，揭出生之真諦，此可注意者二」，直接提出此組詩關鍵所在。故在論詩與當時佛教之關係前先充分論述了「形神對舉，以詮人生」的先例。認為「形神二字之用以辨理遣辭，魏、晉以來，雖益大行，惟以發為文章，視作一種教派之思想理據，而震撼一時風行數世者，則為釋慧遠之《形盡神不滅論》。……然如觀其內容，則此《形盡神不滅論》，實兼就佛門要義，即報應說，為之設一理論根據，而不限於沙門應敬王者一事也。」既然「慧遠以形神論，為罪福報應之理據」，那麼後世論者無論站在護法還是貶佛的立場上，都習慣以形神為言。陶淵明與慧遠比鄰，不可能對其形神論充耳不聞，「《形影神詩》之有設報應論，斷可知也。」另外，晉義熙九年慧遠立佛影，作《佛影銘》，銘中兼及形影神。並遣人邀請謝靈運撰作銘文，此事自然是聞於遠近。「影之與神形發生因緣，始於此事，淵明形影神之命題，必針對此事為之。」

與慧遠觀點的同異，關乎陶淵明之思想。故全文第二部分「釋義」旨在推闡「題中自然之一義及詩中教要之辭旨」，分為「論此詩之為反報應說」、「論此詩之為反形盡神不滅說」兩個專題。慧遠滅生以絕情、息神桎生之論，不順化之說，與淵明主稱情以得生、自然以遂生者之論，縱浪大化，不喜不懼之旨趣相反。逯先生經過嚴密考證推理，得出的結論是：「淵明之見解宗旨，與慧遠適得其反，《形影神》詩，實此反佛論之代表作品。」更加明確了詩人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待佛教迷信問題，陶淵明與當時門閥士族文人抱著完全相反的態度，他所服膺的就是當時玄學家的自然觀。逯欽立先生在肯定這種自然觀的唯物主義因素外，又指出其帶有形而上學性質，易使人「蔽於天而不知人」，這也是造成詩人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四

逯先生對陶淵明的隱居問題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陶淵明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心情實際上是複雜和矛盾的。他雖然出身庶族，但其祖陶侃畢竟是東晉新貴，在政治上曾取得過成功。故而歸隱並非淵明首選，是放棄政治理想之後，「不得已」而做出的選擇。

《宋書》本傳云：「（陶淵明）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逯先生考《宋書·百官志》，「知陶為祭酒，即別駕祭酒，職位較高。」又「陶淵明八歲，是年遭父喪」，即幼年失怙。「太元甲申（公元三八四），陶淵明二十歲。家庭衰落。」（《陶淵明事迹詩文昔年》）以「弱冠逢世阻」（《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為據。足見其出仕前的青少年時期生活是比較拮据的。那麼，這種「不堪吏職」之說，便顯得不易理解，很值得懷疑。逯先生進一步提出，他出任祭酒，主要是「以祿代耕」思想決定的，是因家貧而出仕，「談不到什麼忠君思想」。逯欽立又指出陶淵明以祖輩的榮寵為傲，是一個「深受封建教養懷有政治理想願意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人」。故當劉裕討伐桓玄，他東下附「義旗」，其「封建正統思想」又非常突出地表現了出來。所以，陶在最後決定終身隱居的時候，他的心情實際上是複雜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擺脫了封建統治羅網，感到極大慶幸與愉快」，「另一方面，歸隱就要終身放棄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饑寒痛苦」。故而，其歸隱是「不得已」而為之，「陶淵明所以成為一個隱士，決定於他的思想見解和道德品質，更是決定於他生活的歷史時代和社會風氣」。逯先生認為退隱躬耕，對詩人來說是件大事，但這「並不是使他成為偉大詩人的充分條件或因素。」更直言「研究陶淵明，不允許過分強調他的歸隱」，這會導致「把非主要的作品當作主要的」，使研究偏離了應有的方向。這對於今天的陶學發展仍然具有深刻的意義。但我們也應當對逯先生的觀點批判地繼承，對陶淵明「忠君」思想有更加充分的認識，畢竟其《命子詩》除了自矜祖上功業外，還有「在我中晉」、「天子疇我」、「慎終如始」這樣鮮明表達立場的詩句。故其仕隱，有更為深刻的原因與意義，並不止於在「以祿代耕」與「放棄政治理想」間徘徊，有待於後人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