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美）陳世驤著，張暉編。

陳世驤是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重要學者。他與資料堆積派有大的區別，他的考據為文學留有感情，他的論著里，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思想與智慧，他是真正有學有問的大家，如陳國球所言，「陳世驤則筆端常帶感情，解讀文獻時表現出敏銳的文學觸覺」，更為難得的是，陳世驤的學問，不是厚古薄今、借古「殺」今，他講究古今之間的「通」。這種學問之道，對今日通行之保守主義學風，尤其有啟示。《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陳世驤先生的古典文學論集，收入《尋繹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中國文學的文化要義》、《中國詩歌及其民間本源》等重要論文。在歐洲的史詩與戲劇傳統外，陳世驤最早提出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論，此論早已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範式之一，影響至今。（胡傳吉）

《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王風著。

此書為作者近20年在近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首部論文集。最後一組文章「新時代的舊人物」，談重要文化人物的自我認同與外界影響，可視為附論；其他部分雖寫作先後不一，卻甚成系統，等於是從學案和文學史事件的兩個層次討論語體、文體在清末民初階段的變革，多從語言史、翻譯史的問題上生髮新意。位於篇首的《「近代文學」「新文學」「現代文學」諸問題》實為此書之首腦，篇幅不長，也沒有特別醒目的命題，細讀卻大有可觀之處。掩卷細思，此書頗可成為新一世代學人在相關領域前進的綱領式著作，全面的迴響尚有待來日。而不久前歷史學新銳人物談「文史互濟」之話題，亦可說明「世運」與「文運」的交互影響必將改變舊的文學研究格局。（張治）

《木心談木心：「文學回憶錄」補遺》，木心著。

個人的文學史往往比集體的編撰更引人入勝，這也是木心《文學回憶錄》為何大受歡迎的原因。這本《補遺》比前者更為散淡，隨意，卻也處處機鋒，譬如：「文化一旦成為商品，必然變質。古典、經典之作也會被弄得面目不清。次文化大量上市，把次一等的作為陪襯，『次文化』就正名為『文化』，至此『文化』名存實亡，至多作為裝飾。」對照當下的許多以文學藝術名之的東西，豈能不振聾發聵？（南翔）

《東鳴西應記》，王鼎鈞編著。

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散文大師王鼎鈞，在文學生命鼎盛期寫出的回憶錄四部曲，審視了百年中國的精神演進。這部集史、詩、思為一體的巨作，刻錄了兩岸讀者的集體記憶，得到大眾和小眾的共同認可。本書先後在台灣和大陸出版之後，世界各地的十幾位學人、記者，對作家進行書面採訪，於是有了這本《東鳴西應記》。

多數藝術大師，只奉獻作品而不出示「工藝」。《東鳴西應記》在讀者了解「寫了什麼」的基礎上，回答「怎樣寫」和「為什麼這樣寫」的問題，道出自己的歷史觀和審美觀，反哺創作後的獨家心得，為構建新的文學理論提供了筋骨。《東鳴西應記》不是回憶錄的摘要或衍生，而是理念和工藝，回答的是小眾問題，卻因睿智而走向大眾，成為新世紀的文學啟示錄。（劉荒田）

《幽僻處可有人行？》，張志揚著。

三卷本的《幽僻處可有人行？》從三個面向上展現出張志揚思想者的本色。書里的文章是從張志揚的文字中抽取出來的非學術的閱讀經驗部分，因為擺脫了學術文章形式的桎梏，這三本書里的文字有一種既緊張又鬆弛的思之自由，更彰顯出作者「不馴的野氣」的秉性。他寫作的立足點顯然不在於對作品做被動的鑒賞，而是試圖將閱讀對象鍛造成自己思想的材料或者說階梯，他和它們交流，更是搏鬥和征服，最終，他所希望的是他的思之形象能夠藉助小說和電影的顯影液在天光下顯形。在中國當代少數傑出的思想者中，張志揚的經歷非常特殊，反過來和命運持久的不屈的較量又賦予他思想者凝重又莊嚴的面目，如此沉甸甸的文字將滴穿形式的薄冰，存在那黑暗又溫暖的土壤深處駐紮，並生根發芽。（凌越）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伊沙的文學課》，伊沙著。

最妙的是詩人的毒舌，不妨照抄幾句。「我很奇怪，我的課上怎麼竟然有人講話，你以為我這種課在中國的高校中隨便可以聽到嗎？你們就說一群未老先衰的小老頭和小老太，讓我這樣有新思想創新性的老師教上四年，畢業時臉上才會有點青春的光彩！考慮到中國讀者的文化水平，我粗暴地認為，越暢銷的書質量越爛。」「如果一個作家引起你的共鳴，說出你心中想要說的，他的水平就和你差不多，所以說，共鳴是狗屎！」看樣子伊沙像是一個相聲演員，但他最厭惡的便是這種老師。伊沙貌似極端或搞笑的說法，其實都有很深的意思在裡面。毒舌之所以有用，在於它的毒也能治病救人。（祝新宇）

《序跋集》，（美）W.H.奧登著，黃星燁譯。

這又是一位可以為詩人恢復學養與智性聲譽的詩人批評家。這本書是他在中文世界裡的第一部文論集。在《丁尼生》一文中，奧登說，「抒情詩人總是面臨一個問題，即在為數不多的靈感時刻之餘該做什麼的問題……我們都了解過其他一些抒情詩人的生平，他們要麼潛心創作枯燥的長詩，要麼就是失了無邪天真，整日沉湎酒色，尋歡作樂，完全稱不上度過豐富充實的人生」。對此，奧登提供了一種現代抒情詩人能做出的典範回答，即，去為報刊撰寫評論文章，進而，把這樣的評論文章也變成「廣泛的詩」。奧登談到有兩種值得贏取的文學榮譽，其一是「成為別人眼中獻身文學事業的榜樣」，他說瓦雷里就是他的榜樣，而他自身，也一定已經成為很多人的榜樣。（張定浩）

《俄羅斯文學講稿》，（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著，丁駿等譯。

納博科夫的《俄羅斯文學講稿》對中國人來說太重要了。他告訴我們，俄羅斯文學總的來說數量上不行，質量還可以。大師並不多，值得說的也不少。

在中國人的血液里，俄羅斯文學以極其渾濁的形式流淌著，不妨說，這些文學的沉澱很多也都是我們自己反對的。我們也許喜歡或不喜歡高爾基，但對《海燕》模糊的愛妨礙我們下判斷。

在這本書里，納博科夫講清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何不是大師，但為何又吸引人。高爾基有他的名劇《底層》，曾經家喻戶曉不是沒有原因。但《在木筏上》經不起細緻分析，比如說開場與老式劇本有驚人相似。

在1941年秋天，納博科夫在講稿里就提出了「菲利士主義」這個詞，我懷疑後來風靡起來的「刻奇」可能就脫胎於這個詞，當然後者更為精巧。但兩者都嘲笑了廣告、布爾喬亞的自鳴得意、既成思想……（曾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