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因為「五四」(經濟觀察報 2009-4-27)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歷史、思想史的影響既深且遠，對新文化運動親歷者的影響，更不待言，胡適、聞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堅持「五四精神」、是否堅持新文化運動一些基本理念上曾與國民黨嚴重衝突。在這種觀念衝突中，國民黨對新文化運動的態度，胡、聞二人的觀點及最後不同的政治選擇，都引人深思。

上世紀20年代後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大力推行「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化教育」和「黨化統治」。對此，胡適公開激烈表示反對。1929年在他參與創辦的《新月》雜誌上，從4月到6月連續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等系列文章，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作了猛烈抨擊。這些文章認為，侵犯言論自由、公民財產的最大非法者是政府機關和國民黨黨部機關，中國的進步要民主、法治、憲政。他尖銳指出：「無論什麼人，只需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他舉例說，安徽大學的劉文典因為當面頂撞了蔣介石被拘禁了一些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拆，這是人治，不是法治。」他甚至批評孫中山後來只講軍政訓政，不講憲政，並從哲學上質疑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

胡適及 《新月》發表的其他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文章，使國民黨大為震怒，從8月上旬開始，發動一切宣傳機器進行反攻，對《新月》和胡適進行全面圍剿。在輿論攻擊、文化圍剿的同時，更有嚴厲的政治迫害。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8月24日做出決議，呈請中央執委會咨文國府，令教育部將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撤職懲辦，北平、天津、江蘇、青島、南京等省市黨部紛紛響應，要求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甚至要求逮捕「法辦」。10月4日，教育部發出「訓令」，警告胡適。北平的新月書店被查封，店員被抓，一千多份新出的《新月》雜誌被沒收……

面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胡適立即寫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篇長文在《新月》發表，力圖分析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思想原因。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認為「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來看，不能不說國民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因為，「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了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所以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他進一步說：「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國民黨至今還在那裡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還在那裡高談 『王道』和『精神文明』！還在那裡提倡『國術』和『打擂台』！祀孔廢止了，但兩個軍人（魯滌平、何鍵）的一道電報便可叫國民政府馬上恢復孔子紀念日。」「所以在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上，我們也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他的結論是：「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干燈草盡之時。」如果國民黨拒不接受批評，仍堅持與新文化運動相反的種種做法，「那麼，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謚號的。」

但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使胡適與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亡國之禍已迫在眉睫，中國迫切需要團結、需要政府的權威，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發生變化，從 「體制外」的尖銳批評者漸漸變為「體制內」的溫和批評者和「建言」者，以國民黨的「諍友」自居，政治立場開始有變。但胡適對國民黨仍時有批評，對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仍無變化。

1935年5月，他又寫了《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一文，強調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嘆：「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因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出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而國難當頭，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受到批判和抵制。但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而「健全的個人主義」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第二是要形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他從社會進步、革命成功的角度為新文化運動辯護：「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地努力的產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

但是，在當時中國，這種政治哲學的確勢單力薄，難成「氣候」。1937年抗戰爆發，胡適感到對國家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於1938年秋出任駐美大使，儘力促美對日作戰。就這樣，他雖然一直未入國民黨，且對國民黨深有不滿，但與國民黨的關係卻一步步加深。晚年，他對「新文化運動」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擾」頗有微辭，對「新文化運動」依然讚賞有加，並因堅持民主自由理念、反對蔣介石不尊重 「約法」一再地連任「總統」而與國民黨當局又起激烈衝突，國民黨發起了對他的批判運動。他曾在眾人之前反駁蔣介石認為忠信悌孝、禮義廉恥是中國特有的道德，強調 「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令蔣大為惱火。在逝世前不久，在其所作的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中，他仍堅持「五四」時的觀點，反對「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說法，強調西方近代科學新文明 「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這又在台灣引起了對他的新一輪批判，及至他身後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論戰……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 「老師輩」，聞一多則是受其浸淫的「學生輩」，但對新文化理念的堅守，則同樣堅決。

眾所周知，「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先生於1946年7月15日倒在國民黨特務的子彈下。但就在幾年之前，他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對共產黨抱敵視態度。由親蔣反共突轉為擁共反蔣，變化如此之大，自有種種複雜的社會和個人原因，但國民黨對五四精神、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也是他政治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華和外國留學讀書時，深受國家主義、漸進改良主義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它是只破壞不建設。西安事變爆發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譴責張學良，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言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中，他們憤怒譴責張學良說：「同仁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19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黨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

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發售，書中內容給聞一多強烈的刺激。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他不僅反對共產主義，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認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 「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了」，尤其是「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爭，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他認為，西方歷史上有皇權專制，而中國則相反，不僅歷史上從無皇權專制，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無論在戰時或在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今後立國的基礎。

一向信仰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民主自由的聞一多，確實無法接受這些觀點。他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第4頁）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對共產黨由反感而同情，由同情而支持。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徹底的。為了維護五四精神，爭自由、爭民主，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共產黨。最後，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種種因緣使胡適、聞一多二人最終的政治選擇完全不同，但他們對五四精神和新文化運動的基本觀點、理念的情感、堅守、維護卻相當一致，確耐人尋味。

http://view.news.qq.com/a/20090427/000019.htmhttp://view.news.qq.com/a/20090427/000019.htm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