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宗教：無神論體系出現裂痕譯者： 煙花寂寥

沿海城市溫州有時被稱作中國的耶路撒冷。溫州三面環山，遠離首都北京，這裡早已成為基督教的天堂，中共領導人對基督教深感不安。溫州人口900萬，在此等規模的中國城市，比較顯眼的基督教堂最多不超過十幾座。溫州的教堂屋頂直到最近才裝飾了上百座十字架。

今年，中國有超過230座教堂被列為「非法建築」後遭到拆除。有網路視頻顯示，大批教區居民試圖在教堂周圍組成人肉盾牌，衝突導致數十人受傷。還有視頻顯示，當教堂屋頂上的紅十字架被吊起時，哭泣的信徒反抗的唱起讚美詩。今年四月，溫州一座最大的教堂被徹底拆除。面對溫州出了名的資本主義無拘無束與共產黨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官員對此並不擔憂，仍把基督教及其標誌看作是對共產黨無神論的冒犯。

中國基督徒長期以來遭受著迫害。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信仰自由被莊嚴載入新的共產黨憲法（主要為了迎合穆斯林和中國西部的西藏佛教徒）。但可能有將近50萬基督教徒被折磨致死，另有上萬基督教徒被關進勞教所。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共逐漸允許更多的宗教自由。溫州多數教堂被稱為「三自教堂」，全國約有57000座這種教堂。用官方術語來說就是「自治、自養、自傳」（不受外國勢力的影響和干預）。教徒公開宣稱忠於祖國，並在政府登記註冊。但溫州的許多基督教徒顯然一直令政府感到不悅；在毛澤東迫害中活下來的基督徒和許多初信者拒絕加入三自教堂，繼續參加未註冊過的「家庭教會」，共產黨長期以來都設法鎮壓這些教會。

基督教在中國很難管制，而且難度越來越大。基督教的傳播速度很快，而且正在滲透共產黨自己的隊伍。家庭教會與官方教會之間的界線正變得模糊，基督徒開始不再東躲西藏，而是在社會中越來越積極的發揮作用，中共不得不尋找新的方式來應對這一局面。甚至有傳言說中共作為全球最大的公開無神論組織，可能效仿越南和古巴的共產黨允許黨員信仰馬克思理論之外，甚至高於馬克思理論的教義。

政府在宗教上的任何思想轉變都有可能對中國應對國內挑戰的方式產生重大影響，包括西藏佛教徒和西部穆斯林維吾爾族發起的分裂騷亂活動，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以及時常帶有宗教色彩的「公民社會」草根組織，共產黨對這些組織心存疑慮，但是擴大速度很快。

人多勢眾

宗教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尤其是佔中國人口90%的漢族人群中，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乘坐席捲中國農村地區的子彈頭列車，乘客能看到拔地而起的新教堂和寺廟無處不在。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歷史比基督教更為悠久，這一民間宗教也正在迅速發展。許多漢人前往佛教聖地朝拜，以尋求精神慰藉。許多中國官員對此感到憂慮，在他們看來宗教不僅是馬克思眼中的「人民鴉片」，而且相信宗教會破壞人民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尤其是基督教與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有所關聯，所以從共產黨對待基督徒的方式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對基督教態度的轉變。

中國基督教徒的人數很難確定。官方調查傾向於淡化數字，沒有統計參加家庭教會的龐大數量。相比較而言，海外的基督教組織經常吹捧人數。1949年共產黨掌權時，約有300萬天主教徒和100萬新教徒。根據目前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總共為2300-4000萬。2010年，美國民調組織「皮尤研究中心」估算，中國約有5800萬新教徒和900萬天主教徒。許多中外專家承認，基督教徒的人數可能超過了8700萬共產黨員人數，其中多數是福音派新教徒。

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速度更難預測。美國普渡大學的楊方剛手，1980年以來中國基督教堂的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0%。他估計按現有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中國基督徒數量將達到2億5000萬，屆時中國將成為全球基督徒數量最多的國家。楊先生說，這樣的增長速度類似於4世紀康斯坦丁大帝皈依前的羅馬，為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鋪平了道路。

20世紀80年代，基督教在中國農村發展的最為迅速。這是因為當時農村醫療體系崩潰，人民相信基督能治癒他們的疾病。近些年來，基督教在中國城市也開始興盛起來，湧現出一批受過教育的城鎮基督教徒。威斯敏斯特大學的格爾達·維蘭德在她所著的《共產主義中國的基督教價值觀》一書中寫道，許多中國人被基督教所吸引，原因是馬克思主義信仰正在衰落，基督教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具有超驗性質的道德體系。她補充道，在翻天覆地的變革年代，這種確定性對人們來說很有吸引力。

有些中國人從基督教中看出了西方強大的根源。他們發現基督教是社會正義，公民社會，法治背後的重要推動力量，這些正是他們希望在中國看到的。許多新的非政府組織都是由基督徒或佛教徒創立的，信仰基督教的醫生和大學教師也越來越多。目前，中國擁有超過2000所基督教學校，許多學校的規模很小，而且全部是非法的。

一位民權活動人士說，在中國50位最資深的民權律師中，可能有一半都信仰基督教。有些民權律師為中國基督徒創辦了「人權律師協會」，城市裡收入豐厚，信仰基督教的律師在法庭聯合為基督徒和其他民眾辯護。中國的傳教士開始走出中國，前往發展中國家傳教。

意想不到的好處

面對這樣的局面，中國當局採取了多種應對方式。在溫州這樣的城市，政府採取鎮壓手段。宗教政策一般由地方官員加以實施，有些官員把強硬看作是對中央領導層盡忠的一種表現。美國普渡大學的楊先生說，溫州有傳言稱鎮壓基督徒的一個原因是當地領導想博得習近平主席的歡心。

據美國教會組織「對華援助協會」（China Aid）透露，去年有超過7400名基督徒在中國遭到迫害，對基督徒隱蔽的歧視現象在中國仍然存在。但7400人還不到中國基督徒總數的0.01%，即便實際數字更高，「迫害也不再是本世紀的常態」，香港基督組織「華源協作」（ChinaSource）的布倫特·富爾頓這樣說道。

這主要是因為許多官員看到基督教的發展給中國帶來的益處。溫州有些商人已經成為基督徒，他們有一個綽號叫「老闆基督徒」，他們在溫州建造了許多教堂。有一名商人經常舉辦夜間聚會，商人和女士在聚會上講解賺錢的「聖經」方法。有些商人建立團體，相互鼓勵誠信經營，依法納稅，幫助窮人。任何地方的官員都不會希望本地投資者被嚇跑。

在中國其它地區，當地領導人不是提供支持，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發現基督徒都是好公民。基督徒熱心於社區福利事業，有助於加強難能可貴的穩定。在一些中國大城市，政府本身也支持建造新的「三自教堂」：杭州的崇一堂可容納5000名教徒。三自教堂的牧師們開始與家庭教會的領袖們展開對話；反過來，家庭教會的領袖（一般都是對的）也不再認為官方教堂里全是共產黨的走狗。

近些年來，中共憂慮的重心已經從人民信仰轉向了維穩和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假如與教堂合作有助於實現這些目標，那麼共產黨願意這麼做，雖然仍在抱怨這是在鼓勵另一個權力來源。2000年，曾為佛寺廟題字的黨主席江澤民在一次正式講話中說，即便有一天階級和國家概念不存在了，宗教也依然可能存在下去。

中共越來越需要宗教信徒的幫助。政府在高效提供社會服務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基督徒和佛教徒有意願，有能力提供幫助。2003年以來，香港宗教團體收到過來自大陸政府官員的請求，幫助他們建立非政府組織和慈善組織。在腐敗和享樂主義橫生的年代，無私的積極行動精神提高了教會的名聲。至少，他們已經使當局確信基督徒沒有推翻政權的企圖。然而天主教會的情況比較麻煩，有些官員仍把信徒對羅馬的忠誠視為叛國的信號。

維蘭德女士說，他不相信中國基督徒的人數將以每年10%的速度連續增長，但他承認共產黨更加關注中國民眾越來越信仰宗教的趨勢。因此，有些地方政府正在改變態度和官方言論（同時繼續對西藏佛教徒和穆斯林維吾爾族保持高壓態勢，共產黨認為他們的宗教信仰對國家領土完整形成了威脅）。去年5月，習近平在北京接見了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大牧首，這是中國黨主席首次接見外國教會領袖。

現在是好人...的時候了

2001年，中共開始允許企業家入黨，有人建議也應該允許宗教信徒入黨。改革派官員潘岳曾發表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的文章，一個有影響力的事件是越南共產黨在1990年允許宗教信徒入黨。該政策推行的很順利，甚至可能幫助越南在前不久陷入動亂時恢復了穩定。可是在中國，潘岳先生的想法依然受到忽視。

2004年，一篇中國文章稱信仰基督教的中共黨員已經達到300-400萬。儘管如此，共產黨對於正式承認該事實仍心存疑慮。最近發生在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可能加深了這樣的擔憂：有些抗議組織者就是基督徒。中共當局擔心家庭教會的發展可能為類似基督教的邪教提供更多空間，有可能像被禁止的法淪功運動那樣走向政治化和反共化。共產黨對邪教的擔憂是有歷史根源的，19世紀中期台北發生了叛亂，其領導者聲稱自己是耶穌的兄弟，最終導致2000萬人死亡。

有些官員在對基督徒的鎮壓中表現出更好的判斷力。這一點在北京尤為明顯，2005年，兩大家庭教會開始租用辦公場所來舉辦主日崇拜。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的金天明曾是最大的家庭教會「守望教會」的領導者，該教會吸引了來自大學校區的大批知識分子參加。每逢周日，來這裡參加主日崇拜的人數有時多達上千人，教區信徒可以從教會網站上下載講道內容。金天明先生悄無聲息的主張更多的宗教自由，他曾試圖將守望教會註冊為合法獨立，不受官方教會約束的教堂會眾，結果遭到官方拒絕。2009年，恰逢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訪問北京之前，北京政府強迫辦公樓業主終止與該教會的租賃合同。金天明先生遂將教堂會眾轉移到附近一所公園裡，信徒在大雪裡舉辦主日崇拜。他和教會年長者遭到軟禁，許多信徒遭到拘捕，他們已經越過了政治紅線。

北京還有另一番景象，在北京三環以外的一座辦公樓里，另一個未註冊的教堂會眾是熙雍教會，基督徒在類似的場地聚集，這裡的牧師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金明日。與守望教會一樣，熙雍教會佔據整個樓層，包括書店，咖啡廳，還為來這裡喝咖啡的顧客提供忠誠卡。大廳可容納400人，給人的感覺就像置身於美國郊區的教堂里。熙雍教會的牧師所宣講的同樣是局部妥協的福音派教義，但教會至今仍對外開放，這時因為該教會對敏感問題顯得更為謹慎。

兩家教會的牧師以及上海最大家庭教會的領袖（該教會與守望教會一樣在2010年被政府關閉）都屬於在中國有230萬之多的朝鮮族，他們把信奉基督教的韓國看作中國應當效仿的楷模。兩位牧師都曾參加過1989年天安門抗議活動，並在此期間長大成人，政府鎮壓使他們對共產黨失去了希望，精神探索使他們皈依了基督教。然而目前，北京官員至少覺得他們可以和其中一家教會共存。

不是紅寶書，而是聖經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平先生正在努力推動這一進程，他建議採取溫和路線來緩解政府與守望教會之間的僵局。他辦公室里擺放的一張證書證實了中國前任主席胡錦濤曾採納過他的建議。按照中國對異見人士鎮壓的標準，守望教會遭到的鎮壓還算是溫和的。

劉平先生本人也是一名基督徒，他正在按照自己的倡議起草一份文件，他希望這份文件將成為中國第一部宗教法。目前，中國的宗教由行政法規來管理，宗教法可能使官員肆意鎮壓教徒變得更為困難。劉平先生說，共產黨應該允許黨員信仰基督教，因為寬容的時代對共產黨和教會來說都有利，中國應該擁有「宗教自由市場」。但他也承認，像宗教法這類事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變得更加勇敢

與此同時，違抗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多。最近一位大城市中層官員透露，辦公室里的同事都知道她信仰基督教，但這與她的黨員身份不相容，所以他不得不放棄信仰。她曾禮貌的對上司說不像放棄信仰，她的信仰自由受到中國憲法的保護。她沒有被解僱，而是被送往黨校參加補習課程。現在她已經回到了原來的崗位，她說同事們經常來找她幫忙做禱告。

基督徒也在更積極的參與社會（有時也參與政治）。王怡曾是一名法律教授和多產的博客作家，他在2005年開始信奉基督教。翌年，王怡先生與其他兩名家庭教會基督徒前往白宮與美國總統佐治W·布希會面。王怡先生現擔任中國西南城市成都的「秋雨之福歸正教會」的牧師。在今年國際六一兒童節這天，王怡和他的教堂會眾遭到拘捕，原因是向公眾散發傳單反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及其導致的強制引產。

2013年，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在英國牛津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首次聚集了新左派思想家，他們希望保留毛主義中一些人人平等的思想；新儒學派思想家，他們希望中國大力推動傳統哲學思想；以及新自由派，古典經濟派，政治自由派的思想家，基督徒知識分子也被首次接納進來。會議產生了《牛津共識》，該文件強調人民才是中華民族的核心，而非國家；文化應當多元化發展；中國必須和平對待其他國家。這並不是明顯的基督徒會議，但重要的是基督徒知識分子被接納進來。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南方人》報紙刊登了這次會議的紀要，多數與會者繼續在中國謹慎而自由的生活著。

他們都知道宗教自由是矛盾之所在，如果宗教自由被確立下來，有可能使基督教會從兩方面受到損害。首先，教會可能走向制度化，財富化，及其導致的腐敗化，類似於中世紀鼎盛時期的羅馬，目前溫州商人教會中就已經有點顯現出這樣的趨勢。其次，教堂長期以來在鎮壓中變強，在寬容環境中有可能變成社會中更為脆弱的一部分。一家北京家庭教會的長老贊同基督信仰在西歐被削弱的說法，正如他所言：「假如我們全面實行宗教自由化，那麼教堂也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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