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的走向

推薦閱讀

歷史學出現的百家爭鳴現狀引起了一些史家的擔憂。當今史學是否一如弗朗索瓦· 多斯所言，已經走向「碎片化」了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說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從肯定的一面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史學總趨勢便是挑戰近代史學的傳統，力圖走出其「宏大敘事」的架構，因而呈現出「碎片化」的現象。但這主要指的是西方史學的發展。荷蘭歷史思想家弗蘭克·安克斯密特在《歷史學與後現代主義》一文中，曾經就此趨勢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值得我們引用。他說近代以來的歷史就像是一顆大樹，有其「宏大敘事」作為軀幹，史家的工作以論證、充實大樹之軀幹為主體，因為他們認為這顆大樹代表了整個人類的歷史。但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人們已經從研究大樹的軀幹轉而研究其樹枝和樹葉，因為他們已經認識到，這顆植根於西方文化的大樹並不具有全球和普遍的意義。對此安克斯密特的解釋是，西方史學已經進入了秋天，秋風蕭瑟、落葉繽紛，讓史家看到這顆大樹背後的森林，也即西方歷史的局部性。安克斯密特的比喻和解釋，與後殖民主義理論家迪皮希·查克拉巴蒂的名著《讓歐洲區域化》的主旨相似，都指出了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必要。

由此，我們也可以對當今史學走向「碎片化」這一命題提出否定的意見，那就是所謂「史學的碎片化」，主要指的是西方史學獨霸天下的局面已經分崩離析，無法持續了。而這一局面的形成，正好為歷史研究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藩籬提供了絕佳的時機。最近幾十年全球史研究的興起，便是史家挑戰西方中心論，力圖從新的角度考察歷史變化的佳例。全球範圍內史家對全球史的興趣，自然與近年全球化的蓬勃開展有關。關於全球化的特徵及其發生的原因，有關論述相當之多，此處由於篇幅所限，不再贅述。有必要指出的是，全球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產物，但需要強調的是，史家從事宏觀的歷史考察，由來已久。在歷史研究的領域，全球史有其前身，那就是世界史 (world history) 和普世史 (universal history; ecumenical history)。前者又分兩種，一是以往史家對已知世界的描述，其歷史十分悠久。如古代中國的司馬遷、古希臘的希羅多德、西歐中世紀的奧托·弗萊辛和伊斯蘭世界的塔巴里 (al-Tabari)、伊本·卡爾頓，都是比較有名的例子。二是近世以來建立在地理大發現基礎上嘗試寫作的世界史，以18世紀英國史家集體寫作的普世史和德國哥廷根大學史家寫作的世界史為典型，雖然後者對前者多有批評。前者的寫作，基本上以史家自己生活的世界為中心，然後拓展出去描述周圍的世界，因此比較注意劃分自身與他者、文明與野蠻抑或「蠻夷」之分。而後者的眼界相對博大，希求用比較平等的態度展現世界各文明的進展，體現了一種「普世史」的立場。

19世紀中葉之後，蘭克學派的興起改變了前一個世紀的「普世史」傳統。蘭克強調民族—國家的興起勾勒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主線，因此國別史成了歷史著述的主要形式。蘭克本人在晚年也想寫作一部世界史，卻未能完成。但從其架構來看，蘭克的世界史是各個國別史的總合，與「普世史」的取徑頗為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果史家以民族—國家作為考察歷史的基本視角，那麼歷史研究就無法避免西方中心論，因為民族—國家首先在西歐興起，然後逐漸走向世界各地，成為現代世界政府構成的基本形式。

近代世界歷史的這一走向似乎印證了蘭克的觀察，也即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其相互之間的互動將指引歷史的前行。不過蘭克沒有預見到的是，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不但充滿競爭，而且常常劍拔弩張、衝突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便是一個顯例。當代世界史家、全球史的先驅威廉·麥克尼爾 (William McNeill) 曾如此形容：「一次大戰與自由主義歷史觀格格不入。19世紀史家頌揚的自由主義，變成了在敵對的戰壕里選擇生死的自由，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麥克尼爾所謂的「自由主義史觀」，指的是英國近代史家阿克頓勛爵主編的《劍橋近代史》中所抱持的觀點——阿克頓認為近代歷史是進步的，其標誌是自由在整個世界的不斷擴張。但阿克頓像蘭克一樣，沒能看到一次大戰的爆發及其對西方文明的顛覆性影響。而德國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似乎更貼切地揭櫫了當時歐洲人的心態。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稱為「絞肉機」的「凡爾登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因此演發成了一個近代歷史學的危機。這一危機形成的關鍵原因在於，如果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發展是近代歷史的主流，那麼為什麼這一趨向會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國家間相互殘殺以及如此沉重的災難呢？第一次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都在尋求國家間的合作以及建立國際調和組織，如國聯 (League of Nations) 和以後聯合國 (United Nations) 的成立等。這為世界史寫作的重振，創造了生機。不過這一重振，仍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以美國為例，美國在一次大戰以後，逐漸開設和強化歐洲史和西方文明史的研究和教學，而世界史的教學和研究，則要在1960年代以後才真正開始。1960年代席捲歐美世界的左翼思潮和學生運動，為史學界中世界史的興起創造了一個契機。在西歐各國本來已有的對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得到了強化和深化，而在美國許多高校，則逐漸建立了「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的部門和單位，對西方世界之外的文明和歷史進行深入的研究。1982年美國成立了「世界史學會」(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了。這一學會的建立，正反映了當時區域研究的成果以及美國中學和大學對於世界史教學的需要。學會的人員構成，既包括大學教授，也有中小學教師。學會的幾任會長中，也有不少是中學老師。可見對於世界史的興趣，存在於各個層面，在教育界有廣泛的需求，也反映出歷史觀的變遷廣泛而深遠。

1970和1980年代世界史的重振，為近年全球史的興起開闢了道路，後者是前者的延伸和發展。或許我們可以用麥克尼爾的一系列著作來加以說明。麥克尼爾的成名作是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從他的書名便可看出，該書的寫作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頗有關聯。如所周知，斯賓格勒的著作對英國歷史思想家阿諾德·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影響甚大。湯因比在戰後的西方學界，聲譽卓著，其名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卷帙浩繁、體大思精，是宏觀考察、比較和檢討文明興衰的重要著作。麥克尼爾一度崇拜湯因比，並與後者有過兩年的密切接觸。但慢慢地麥克尼爾逐漸看出了湯因比體系的缺陷，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他的《西方的興起》一書，雖然題目上似乎與斯賓格勒反其道而行之，但其實並不只是以頌揚西方文明為主旨。他在書中指出，自遠古至大約1500年，中東地區是歐亞大陸文明的核心，其他如印度、中國和希臘都屬於邊緣文明。但在1000年與1500年之間，歐亞的農業文明遭遇游牧民族的沉重打擊，以蒙古征服歐亞大陸為高峰。1500年之後，沒有受到蒙古人鐵蹄踐踏的「遠西」 (Far West，即西歐) 和日本等地區崛起，並以西歐為主力，形成了主宰世界的力量，重建了世界的秩序。麥克尼爾的這些觀察，有他自己的創見。他與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不同之處在於，他強調文明之間的互動和影響，不像後者那樣孤立地考察文明的興衰。而在冷戰期間出版這本題為《西方的興起》的著作，也有鼓舞西方人士氣的作用，因此好評如潮。1964年，該書贏得了美國全國圖書獎，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

威廉·麥克尼爾接受美國「國家人文勳章」

麥克尼爾於1976年出版的《瘟疫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s)，側重點不同，但似乎更重視人類之間的聯繫，雖然他選擇了以瘟疫的傳播這樣略顯負面的角度來進行觀察。不過，重視瘟疫的作用，必然會聯繫到人類生活的環境，因此此書也成為環境史的先驅作品。此後麥克尼爾繼續努力，突出人類文明之間的互動。他最新的一本世界史著作是與他的兒子約翰·麥克尼爾 (John R. McNeill) 合作的《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The Human Web: A Bird』s 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從其書名便可看出，這是一部注重描述、分析人類各群體之間交流、聯繫的歷史著作。更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父子在此書中，竭力跳出西方中心的框架，不但重視16世紀以前中國等文明的地位和影響，還試圖將西方興起之後的近代歷史，看作是與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的結果。

麥克尼爾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世界史、全球史寫作的兩個特點：一是強調文明之間的種種聯繫（衝突抑或互惠的交流等等）；二是走出西方中心的框架，淡化近現代歷史的重要性（西方的興起是近代之後的現象，因此要走出西方中心必須走出美化、重視現代性的做法），從更廣闊的視角考察人類歷史的總體演變及其與自然環境乃至整個宇宙之間的關係。這兩個特點的強化，也有助於促成從世界史到全球史的轉變；前者是民族國家歷史的總合，而後者則突破了民族國家的視角，突出了區域文明之間的交流和碰撞。在麥克尼爾之外，較早提倡全球史觀的是斯塔夫里阿諾斯 (L.S. Stavrianos)，其主編的《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初版於1962年，之後不斷更新修訂再版。斯塔夫里阿諾斯一直提倡一種全球史觀，就如同從月亮上看地球，突出西方與非西方並沒有差別，在文明發展上亦無分軒輊。近年來，傑里·本特利 (Jerry Bentley) 和赫伯特·齊格勒 (Herbert Ziegler) 所著的《新全球史》則更注重文明的多元傳統和相互之間的碰撞與互動。該書的原名為《傳統與碰撞》（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就直截了當地表達了這一主題，指出文明的多元性（因此用複數），是為了擺脫以西方文明、或某一個文明為中心的觀點，而「碰撞」一詞，則強調文明或地區之間的交流。以上兩本全球史，都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史學，從「文明」(civilization)、「區域」(region)等不同的角度來考察世界歷史的演化和走向。它們不但在美國暢銷，而且也被譯成各種文字（譬如中文），在世界各地都有反響。以「文明」為單位考察歷史的變化，也為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Huntingdon) 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採用，成為當今學界考察世界局勢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角度。

麥克尼爾父子《人類之網》中譯本，2017年版

就全球史如何突破西方中心論，弱化西方崛起的近代意義而言，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和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此書的考察角度，與1970年代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Modern World System)一書和1998年安德烈·貢德·弗蘭克 (André Gunder Frank, 1929—2005) 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有可比之處，但取徑和結論頗為不同。沃勒斯坦的論著，勾勒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後與全球其他地區的聯繫，以「中心」和「邊緣」的兩極分化為主要思路，認為非西方地區處於世界體系的邊緣，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的依附而存在。當然，沃勒斯坦對此現象持有批評的態度。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則淡化了西方興起的歷史意義，認為明清中國的商業經濟已經在當時建立了一個世界體系。可是不管怎樣，西方的興起及其在全球的主宰地位仍然是一個無法否認的現象。彭慕蘭的著作對此做了深入的探究，提出了一個新穎的看法。他認為在1750年以前，西歐和英國與中國江南相比，在經濟發展上並無特色，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膨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此受到了阻礙。但有幸的是，北美殖民地的開發使英國和西歐得以突破傳統商品經濟發展的瓶頸，繼續長足發展，進而逐步形成了一個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以中國江南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分道揚鑣。彭慕蘭的研究，不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新的解釋，而且他以江南而不是中國為單位與西歐做比較，也突破了民族國家視角的近代史學傳統。《大分流》出版之後，彭慕蘭聲名鵲起，2014年轉任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成為當今全球史領域首屈一指的學者。

《大分流》

總之，全球史的興起標誌了學界歷史觀、世界觀的重要變遷。它藉助全球化的動力（歐盟的成立及其歐洲各國邊境的開放，即為一例），從一個在戰後少人青睞的領域，一躍成為當今國際史學界的「顯學」之一。2000年在奧斯陸召開的、有歷史學界「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主題，就是研討全球化下的歷史學變化。這一主題在2005年悉尼召開的第20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再次得到重申和進一步的深化。上面提到的世界史學會，雖然成立於美國，但在近年卻選擇在世界各地召開年會（2011年的年會在北京召開，與首都師範大學協辦，便是一例），其參加的人數也逐年增多。除了該學會在1990年出版的《世界史雜誌》（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由傑里·本特利任主編直至他於2012年去世）以外，另一份《全球史雜誌》(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也在2006年問世，2007年又有《新全球研究》(New Global Studies)的出版。2009年在紐約召開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主題是「讓歷史著述全球化」(Globalizing Historiography)，由本特利等人擬定。時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蓋布瑞爾·斯皮格爾 (Gabrielle Spiegel) 做了相關的主題發言，號召史家重新檢視經過後現代主義洗禮的歷史陣地，讓歷史研究與社會現實產生更多的互動。

2014年美國當代著名史家林·亨特出版了《全球時代的歷史學》，認可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的走向，當代史家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寫作歷史。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劍橋世界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由梅里·威斯納漢克斯 (Merry Wiesner-Hanks) 任總主編，本特利、彭慕蘭等全球史的著名學者出任分卷主編。此書的編纂，其主要宗旨是取代阿克頓勛爵在19世紀末編寫的《劍橋近代史》(The Cambrdge Modern History)及二戰之後的《劍橋新近代史》(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後兩本書從書名和內容來看，突出的是近代以來的歷史，也即西方如何領先世界以及非西方地區如何效仿西方而走向近代的過程。而《劍橋世界史》則與之迥然不同，其意圖和架構都試圖突破西方中心觀和以民族國家為視角的傳統，以區域 (regional)、主題 (topical)和比較 (comparative)為取徑，參以部分個案研究，作為全書的主要內容。

傑里·本特利，赫伯特·齊格勒 ：《新全球史》

全球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史家逐漸對人類歷史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的確，如果歷史研究從注重民族國家等政治層面的內容轉向比較區域和文明之間的差異，那麼人類生活環境的不同及其影響便自然成了一個有益的視角。1972年美國學者阿爾弗雷德·克勞斯比 (Alfred Crosby)寫作了《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之後生物和文化的變化》(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一書，描述了歐洲人發現美洲之後，人與自然環境如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包括美洲植物如番薯、玉米和土豆等如何促進歐亞人口的巨幅增長，以及歐亞傳染病如何造成美洲人口的大幅減少等。1986年克勞斯比又出版了《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sim)一書，指出歐洲殖民主義之所以能夠遍布全球，與歐亞大陸的植被、動物和疾病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其他地區的人類（亞洲在某種程度上算個例外）無法適應這些生態環境的變化。克勞斯比的觀察角度，與傑瑞德·戴蒙德 (Jared Diamond) 於1997年出版的名著《槍炮、細菌和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十分類似。戴蒙德也指出，西方人主宰了現代世界，是因為歐亞大陸的環境相對「優越」，比如有比較容易馴服的馬和狗等動物以及相對容易培植的糧食作物等，同時由於歐亞人經歷了多次瘟疫產生了抗體，使得他們對疾病的抵抗力比其他地區的原住民強了不少。這些由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人類之間的差異影響了世界歷史的演變。

克勞斯比、戴蒙德等人的考察角度，顯然已經不為政治層面的因素所限，而是擴大到從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來考察世界歷史的演化。這種「大歷史」的取徑，使得全球史與環境史產生了緊密的聯繫。以上面提到的《劍橋世界史》而言，其架構和章節充分體現了史家希圖在環境中描述、解釋世界歷史變化的努力。該書的第一卷討論史前時代，自然環境與新石器時代人類遷徙之間的關係便自然成為一個重點。第二卷以農業的開展為中心，農業與環境的關係亦貫穿其中。第三卷以古代城市的興起為主要內容，不少作者也注意到了城市與地形之間的關係。第四卷描述國家、帝國的興起，環境的內容相對少了一些，但第五卷討論帝國、文明之間的擴張，環境的因素再度成為一個重要觀察視角。第六、七卷以近代以來世界的形成和演變為中心，其與環境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一句話，全球史的寫作與環境史研究的開展已經形成一種相輔相成、互惠互利的關係，其中原因在於兩者都突破了國別史的框架。

環境史和全球史關係如此緊密，近年也有不少學者結合兩者寫作了一些全球環境史的著作。安東尼·培納 (Anthony Penna) 的《人類的足跡：全球環境史》(The Human Footprint: 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就是一例。培納在書中開宗明義，指出全球史和環境史的興起，在兩個方面顛覆了近代以來的史學傳統，一是走出西方中心論，二是採用跨學科的方法。其他類似的作品還有羅伯特·馬克斯 (Robert B. Marks)的《近代世界的起源：15至21世紀的全球環境史》(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該作者還寫過《中國環境史》(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在環境史領域著述甚豐。在全球史的教科書中，也出現了從環境的視角勾勒人類歷史演化的嘗試，如羅伯特·布利艾特 (Robert Bulliet)、柯嬌燕 (Pamela Crossley)、丹尼爾·赫德里克 (Daniel Headrick)、斯蒂芬·荷西 (Steven Hirsh)、萊曼·約翰森 (Lyman Johnson) 一起編寫了多卷本的《地球與它的人類：一部全球史》(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 A Global History)，自1997年出版以後不斷再版。布利艾特是中東史專家，柯嬌燕專長中國史，赫德里克是科技史專家，而荷西專攻古典世界，約翰森則專治拉美史。這種多方專家通力合作的現象，在世界史、全球史教科書的寫作中比較普遍。更有必要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幾位作者除了荷西之外，都不是以研究歐美歷史出身，而荷西也不是歐美近代史的專家。如上所述，全球史的著述淡化了近代西方的歷史意義，此書作者的組合充分顯示了這一特點。

顯而易見，通力合作是寫作全球史的一個辦法，但也有像安東尼·培納那樣的學者，以一人之力寫作全球的，甚至宇宙的通史，還有大衛·克里斯蒂安 (David Christian)、弗雷德·斯皮爾 (Fred Spier) 和辛西婭·布朗 (Cynthia S. Brown) 等人。「大歷史」一詞，由克里斯蒂安提出。他於2004年出版了《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一書，用600頁的篇幅勾勒了自宇宙生成以來的歷史，其視角之博大，敘述之宏富，讓讀者印象深刻。此書由威廉·麥克尼爾作序，是當代全球史著述中頗有特色的一本。此書的寫作，吸收了上述全球史論著的成果，如強調人類之間的網路聯繫、歐亞大陸環境的「生物圈」 (biosphere) 優勢等等，而它尤其突出之處是宏觀的立場和將人類史與自然史綜合考察的取徑。克里斯蒂安指出，人類的起源和早期人類的歷史形成的是多個世界。而通過人類團體之間的不斷互動、交流，網路聯繫逐漸加強，因此多個世界變成幾個世界，最終在近現代形成了一個世界。

大衛·克里斯蒂安的觀點，顯然是一家之言，其新穎之處是他從人與宇宙的關係來指出人類歷史的這一走向。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書的最後一章還嘗試預測「多種未來」，即近期的未來（100年左右）、中期的未來（1000年上下）和遠期的未來（太陽系、銀河系和整個宇宙的演變）。弗雷德·斯皮爾和辛西婭·布朗的著作，也有類似的架構——前者著有《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後者寫有《大歷史：從宇宙大爆炸到當代》(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他們這種宏觀解釋人類歷史的企圖，顯現出當代全球史的突出特點，也體現了歷史觀念的轉向。我們可以如此概括，啟蒙時代以來的歷史觀，以普遍性為特徵，但這一普遍性其實是西方模式的擴大。因此自20世紀以來，不斷有人對之提出質疑。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討論更挑戰了近代史學賴以為基礎的「宏大敘事」，使之土崩瓦解、無復重建。新文化史、歷史記憶和情感史等學派的興起，都從各個方面證明了近代史學的終結。但全球史和環境史的興起則似乎又代表了一個新的趨向，那就是試圖在新的基礎上重寫「大寫歷史」，對人類歷史的總體走向再度提出宏觀的看法和解釋。這些宏觀歷史的嘗試，必須突破近代史學建立的規則，如僅僅採用原始的史料等，因為史家顯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文字和語言，更無法窮盡所有相關的史料。於是，當代史學似乎又回到了希羅多德、聖奧古斯丁的時代。 不過，這顯然不是古代的再現，而是更高層次上的回歸，因為當代史家治史的手段已經今非昔比了。而究其本質而言，史 是人類記憶的延伸和記錄，這些記錄的目的是總結過去、解釋現在和展望未來。古代是如此，今天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