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中國 | 黑格爾等歐洲「大腕兒」如何看18世紀中國

隨著中外交往的增多，到18世紀中後期，中國那些愚昧落後的東西被西方越來越多地認識。在西方近代化日益發展的前提下，到鴉片戰爭爆發前的幾十年中，西方人反而視中國為不文明的落後、野蠻的國度。

清代普通百姓吸食鴉片情景

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

較早批評中國社會的是1748年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的《環球航行記》。作者親身經歷了英國兵船「百夫長」號在航行中受損後，在廣州購買給養所遭遇的推宕、勒索、搶劫。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把中國描述成了一個極度貧困墮落、愚昧無知而又妄自尊大的國家。官員辦事效率低下，索賄受賄成風；商人狡詐貪婪，嗜財如命，全然不講信譽；普通百姓好逸惡勞，感覺遲鈍，麻木不仁。在書中，作者質問傳教士們何以把中國描繪成一個莊嚴恢宏、充滿財富與智慧的國度。實事求是地說，此書所言並非誇大其詞，當時的清朝腐敗確實已經到了從頭爛到腳的程度。此書一經刊行，以往那個政治清明、道德高尚、百姓富足的理想化的東方中國，頓時遭到人們的質疑，西方人心目中的美好中國開始留下暗黑的陰影。

清代街頭賭博場景

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

同年，孟德斯鳩出版了奠定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和法律基本原則的《論法的精神》一書。書中闡述了著名的「三權分立」政治思想，同時以中國為例，對封建專制制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孟德斯鳩認為：中國是一個由專制君主治理的野蠻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1]，「一個國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讓人民做些事情，還能有什麼榮譽可說呢?」[2]在孟德斯鳩看來，中國雖然有形式上的法律，但法律條文大多是為暴君服務的。如對皇帝不敬就要處以死刑的「大逆罪」，就是可以隨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暴政的典型表現。 「一種奴隸的思想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在那個地方的一切歷史裡，是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的。那裡，除了極端的奴役外，我們將永遠看不見任何其他東西。」[3]對中國的「仁義」和「禮教」，孟德斯鳩批判道：法律、風俗和禮儀是有嚴格區別的，但中國的立法者卻把它們混為一談，形成所謂的「禮教」，中國人的一生都用在學習和實踐這種「禮教」上，其結果就是人性被摧殘。

此後，包括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寫《魯賓遜漂流記》的英國作家笛福，英國哲學家貝克萊、休謨，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都不同程度地批評、指責以及嘲笑中國的各種落後愚昧現象。

啟蒙思想家盧梭

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

早期曾經讚揚過中國官民關係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到後期的1761年所寫的《新愛洛伊斯》一書評價中國說：

「我發現，世界上人數最多和最文化昌明的民族，卻被一小撮強盜所統治。我詳細地觀察了這個著名的民族，我吃驚地發現他們全是奴隸。他們屢遭進攻，屢次被人征服，他們歷來是捷足先登的人的獵獲物。這種情況，也許還要延續好多個世紀。我認為，他們活該如此，因為他們連哼一聲的勇氣都沒有。他們書卷氣十足，生活散漫，表裡不一，十分虛偽。他們的話說得很多，但沒有實際內容。他們的心眼很多，但沒有什麼天才。他們虛有其表，思想極為貧乏。他們對人有禮貌，也很殷勤。他們處世很圓滑、很奸詐，他們把做人的義務掛在口頭上，裝出一副很有道德的樣子。他們的所謂人情味，只不過是對人打個招呼，行個禮而已。」[4]

令人吃驚的是，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盧梭，對中國人的人性居然分析的那麼深刻，而且至今依然有效。

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

《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認為中國的強大只是給人的一種錯覺，實際上中國建築、製造、商業貿易都不行，軍隊更不行。

「他們那些建築同歐洲的建築和皇家的宮殿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們的商業活動與英國、荷蘭、法國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貿易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們的城市同我們的城市在財富、實力、服飾的艷麗、傢具的富麗堂皇以及城市本身的變化無窮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5]

對於中國的貧窮、怯弱而又愚昧自大，笛福說道，

「中國人的驕傲，簡直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窮困和驕傲合在一起，構成了我所謂的苦難。我不得不認為美洲那些赤身裸體的生番，要比他們過活得快樂多了，因為那些人既然什麼都沒有，也就不需要什麼了。至於中國人，則傲慢而無禮，但就大體而言，只不過是一些乞丐、一些苦力而已。他們還死要面子，那是不可以用言語形容的，主要表現在他們的衣飾和房屋上面，也表現在他們大群的僕役或奴隸上面。此外，還有極其可笑的事：據說，世界上除了他們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是他們鄙視的對象。」

「在知識上、學術上和科學技術上，他們也相當落後。」[6]對於中國的萬里長城，笛福鄙視地說:它只不過是一道大而無用的牆，並沒有抵擋住外族的任何入侵。他說：三千個德國或英國步兵和一萬個法國騎兵，可以把中國的軍隊打的無影無蹤。

1719年出版的《魯濱遜漂流記》

《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評價中國經濟說：

「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它似乎就處於停滯狀態了。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及人口稠密狀況的報告，與五百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許在馬可·波羅時代以前好久，中國的財富就已完全達到了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7]

亞當·斯密認為中國之所以長期停滯，根本原因是沒有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他說：中國人既沒有自己的船隊，也很少或完全沒有國際貿易，對於前來請求通商的外國人則將之視為乞食者。「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個港口的國家，其經濟是不可能獲得發展的。」

英國哲學家休謨

英國哲學家休謨

英國哲學家休謨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無疑具有平等競爭、公開考試、擇優錄取的優勢，但是考試內容的知識結構的單一死板，導致中國的科學水平極為落後。任何人都沒有足夠的勇氣敢於對祖宗制定、世代相傳、大家公認的成規提出異議。從休謨先生這些話可以看出，中國科舉制度下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是墨守陳規，不思改進，極易形成思維僵化和對權威經典的無理性的尊奉崇拜。

哲學家黑格爾

1831年的黑格爾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評價中國道：造成中國的落後的原因是中國人內在精神的黑暗，中國是一片還沒有被人類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裡，理性與自由的太陽還沒有升起，人還沒有擺脫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狀態。中國人沒有獨立人格，對內順從宗族長者，對外在官府面前逆來順受。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

現代化學之父拉瓦錫

法國貴族，著名化學家、生物學家，被後世尊稱為近代化學之父的拉瓦錫

1793年，現代化學之父、法國科學家拉瓦錫曾經向國民公會提交了一份《關於公共教育的思考》的報告，其中指出：我們應該把中國這個大國當作我們的教訓，在中國，藝術與兩千年前一樣，政府的專制束縛了科學的天才，給工業設置了無法跨越的障礙。

拉瓦錫的化學實驗室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

亞歷山大繪」農民和船夫擲骰子

導致中國形象在西方人心目中徹底逆轉的，是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從短短几個月的經歷中，給包括馬戛爾尼在內的所有使團人員留下了極為惡劣的印象：中國皇帝(乾隆皇帝)的專橫和專制，前所未有，任何人，即使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在皇帝面前，都沒有自己的尊嚴；對皇帝的宗教式的禮拜，官員向皇帝的三跪九叩，百姓向官員的跪拜叩頭，世界上任何其他屈辱的形式，都不能與之相比；官吏貪暴腐敗，世界罕有，負責接待馬戛爾尼的王大人和喬大人，聲稱上司所撥的接待款項不夠用，自己賠了錢，居然向馬戛爾尼索要500元；一命抵一命的野蠻法律，朝廷和官員視民如草芥；整個中華帝國，黃賭毒盛行，婦女的纏足，男人的長辮，愚昧地追求長生不老，迷信，貧窮百姓溺嬰，骯髒不講衛生，民眾生活環境髒亂差，等等。

清朝貴族婦女的三寸金蓮

纏足的X光照片

從18世紀後期開始，在歐洲人的心目中，中國與中國人已經與文明進步、道德理性脫離了關係，只剩下暴虐、愚昧、落後、骯髒、可笑、滑稽與不可思議，對以往對中國的仰慕敬佩被對中國的排斥詆毀所取代，中國在歐洲的聲望一落千丈。

實際上，到鴉片戰爭前幾十年，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已經發生位置互換。相對於近代化的西方，中國落後了，西方先進了。如果用清朝華夷觀念表述的話，中國成為落後的夷狄了。

注釋：

[1](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澤:《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28-129頁。

[2] (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澤:《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127頁。

[3] (法)孟德斯鳩著，張雁深澤:《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78—279頁。

[4] (法)盧梭著，李平漚、何三雅澤：《新愛洛伊斯》，上海譯林出版社，1993年，第426頁。

[5] (英)笛福著，黃杲炘譯：《魯濱遜歷險記》，上海澤文出版社，1997年，第387頁。

[6] (英)笛福著，黃杲炘譯：《魯濱遜歷險記》，上海澤文出版社，1997年，第387--403頁。

[7] (英)亞達·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65-66頁。

（本文內容摘自白雲濤著《天朝，失去的歷史機會》，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