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王佐爾格在中國的營救行動

(文章來源：文匯讀書周報)

理查德·佐爾格，德國人，「二戰」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諜報人物。1930年1月，他以德國記者、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來到上海。他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特工，在中國他以共產國際遠東局情報部的身份與中共合作，組建了自己的情報網。

本文摘自《縱橫》雜誌2011年第3期，陳印口述，葉德英整理。

為共產國際購買槍支

一天深夜，三聲清脆的敲門聲把剛剛入睡的父親驚醒，他打開燈，側著耳朵仔細聽一會兒，又是三聲清脆的、有節奏的敲門聲。父親知道，門外的人是佐爾格。半夜來敲門，父親感覺到可能有什麼重大的事情。佐爾格進來以後，神情很緊張，他把「牛蘭夫婦」被捕的事，告訴了父親。

「牛蘭」的真實姓名為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俄國十月革命時攻打冬宮的著名指揮官。牛蘭（Nougat）只是他多個化名中的一個。2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逆轉，共產國際駐中國的機構遭到破壞，1928年春，牛蘭被共產國際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護，秘密建立共產國際聯絡部中國聯絡站。

1930年3月牛蘭重返上海，領導聯絡站的工作，全面負責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及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策劃、安排這些組織駐華機構的人員往來、秘密活動及經費籌措等。

為便於開展活動，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在中國，他以「大都會貿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闆做掩護，登記八個信箱、七個電報號，租用十處住所。共產國際通過秘密渠道，將援助亞洲各國黨的資金匯入該公司。共產國際通過牛蘭的合法公司向亞洲各國左翼政黨劃撥經費。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國黨的資金平均每月達2.5萬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幾倍。

1931年6月，英國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產國際信使約瑟夫，並從他攜帶的文件中發現了牛蘭在上海的電報挂號和信箱號，牛蘭夫婦因此被租界的英國警察逮捕。

佐爾格嚴肅地對父親說：「過去的一年裡，我們是赤手空拳鑽進敵人的心臟，而今天，敵人逼到我們頭上了，我們急需防禦的武器，現在，我以共產國際的名義交給你任務，購買十支手槍，而且越快越好，必須完成！至於用途，你無需過問。」

武器必須通過軍火商才能買到，於是就考慮怎麼能夠跟軍火商搭上關係。突然，父親腦中閃現出一名姓蔡的老闆。蔡老闆名蔡叔厚，是一位老共產黨員，經商多年，人脈通達，也許他能幫助自己跟軍火商聯繫上，父親決定冒險一試。沒有想到，三天之後，蔡老闆即通知拿貨。怎樣才能安全地取回槍支，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近幾個月來，上海的氣氛很緊張，在馬路上，隨時可能發生搜查，外國巡捕經常突然出現在行人面前，攔截行人，搜查衣服。

決定動用上海灘的著名花旦執行這次任務。我大姨藍天當時是上海灘一名比較有名的話劇演員。她很快地就完成了任務。

不久，這批槍被佐爾格提走了。

偵察牛蘭夫婦下落

1932年初的一個深夜裡，佐爾格緊急約助手父親來到了位於霞飛路的一幢房子。這裡，是美國進步作家、著名記者史沫特萊的寓所。一度，史沫特萊的寓所，成了佐爾格情報小組會商工作的地點之一。

牛蘭夫婦系共產國際重要負責人，並且手中掌握大量各國共產黨的機密情報，因此，牛蘭夫婦的被捕，讓位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甚為恐慌，更令莫斯科擔憂的是，在牛蘭夫婦的秘密聯絡站里，依然存放著共產國際的大批絕密文件，這些文件一旦被搜出，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莫斯科果斷作出決定，不計成本和代價，營救牛蘭夫婦。

那麼，如何營救牛蘭夫婦？又由誰來實施營救呢？莫斯科總部想起一個人：佐爾格。佐爾格，這位堪稱世界諜報史上「紅色諜王」，在上個世紀30年代，曾經活躍在中國的上海。

牛蘭夫婦被捕後，並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藏在據點裡的秘密情報也始終沒有被敵人獲得。事實上，顧順章被捕叛變後，的確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個聯絡站，負責人是個德國人，綽號叫「牛軋糖」。但是，由於他不掌握「牛軋糖」的具體身份和聯絡地點，所以，國民黨特務根本無法查到他們的下落，直到一個多月後，牛蘭夫婦在租界被英國警察逮捕，國民黨才懷疑這對持有德國護照的夫婦，也許就是顧順章所供的「牛軋糖」。

莫斯科指示，營救活動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秘密鬥爭，由佐爾格情報小組偵察牛蘭夫婦的下落，拿到蔣介石秘密關押他們的證據，第二步是公開鬥爭，由史沫特萊號召國際上有影響的人士進行抗議。

如此說來，偵察牛蘭夫婦的下落，成了這次國際大營救的關鍵環節。那麼，如何偵察牛蘭夫婦的下落？怎樣抓住蔣介石政府的把柄、拿到他們秘密引渡牛蘭夫婦的證據呢？

一天，佐爾格又來找我父親。看到父親苦惱的樣子，佐爾格知道這個任務馬上完成比較困難，所以他也很著急。於是他倆開始一塊兒分析起來。既然牛蘭夫婦的被捕是因顧順章叛變引起的，所以應該能斷定他們被關押在南京。

按照佐爾格的指示，柳憶遙對張沖的情況取得了如下的材料：張沖，浙江樂清人，曾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畢業，後到北京進入北京交通大學，專攻俄文。不久官費到蘇聯留學，回國後在東北哈爾濱等地主持國民黨黨務，曾被軍閥張作霖逮捕。出獄後，到南京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實際上是中統局前身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重金收買國民黨高官

幾天過後，柳憶遙那邊就傳來消息：牛蘭夫婦確實被關押在南京，而且，這個案子正巧由張沖主管。父親十分高興，馬上向佐爾格報告了這個特大的喜訊。沒想到佐爾格卻說，消息雖好，但不能證明它是真的。他此時提出一個苛刻的要求：必須要讓張沖遞出一個牛蘭親筆寫的字條來，才能證明牛蘭確實在南京。有了這個確鑿的證據，共產國際才能發動反蔣抗議活動，如果沒有這個證明，蔣介石就可以不認賬，運動就沒有力量，也無法打擊蔣介石的要害。蔣介石還有可能把牛蘭夫婦秘密處死。這樣一來，不但不能營救出牛蘭夫婦，還會促使蔣介石果斷地下手殺人。

從營救工作的理論上，佐爾格說得十分有理。但是父親卻不敢苟同他的觀點。張沖拿到一張牛蘭的親筆字條是不難，可是，讓他把這樣一張字條交給共產黨，這不是等於讓他自己製造一張「暗通共產黨」的罪證嗎？遞出這樣一張字條，老蔣會放過他嗎？父親認為，張沖絕對不可能為了老鄉的情誼，冒著殺頭的危險，為共產黨遞出這樣一個憑證來。然而，佐爾格卻很自信，他認為：既然我們黨內出了顧順章，那麼國民黨內就不能夠出現張順章、李順章嗎？

最後，父親還是遵照佐爾格的指示，把任務布置給了柳憶遙。時間一天天過去，柳憶遙這邊卻一直沒有消息。正當佐爾格和助手打算籌劃另外途徑的時候，柳憶遙這邊卻突然傳來消息說，可以拿出文字，但是條件是要3萬美金。3萬美金是個天文數字。父親接到情報後趕快向佐爾格報告。佐爾格卻堅決認為這3萬美金應該付，但條件是要先交貨，後付錢。他很快與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第四情報部取得聯繫。上級肯定了佐爾格的做法，並積極籌備這筆錢，準備派兩名情報員分兩條線路把錢送到上海。

一天下午，柳憶遙突然來到交通站。他進門以後，把衣服掀了起來，從衣角里取出一個長三寸、寬一寸的紙條，父親打開一看，看不懂，是俄文寫的兩排字。他急忙電話通知佐爾格。佐爾格當時說，要進一步認定是不是牛蘭的字跡。過了不久，佐爾格傳來消息：確實是牛蘭的字跡。

隨後，經莫斯科發出進一步指令，營救牛蘭夫婦的任務已從秘密轉向公開。很快，在歐美進步報刊上，刊登了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了國際職工運動在上海的工作人員牛蘭夫婦以及他們三歲兒子的新聞。之後，在女作家史沫特萊的努力下，很快，世界上著名的學者如愛因斯坦、羅曼羅蘭、高爾基、宋慶齡等，紛紛在報紙上發表抗議，讓蔣介石公布逮捕人的證據。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牛蘭案件。

1932年5月，國民黨軍事當局迫於種種壓力，以江蘇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義開庭審理牛蘭案件。庭審在南京、蘇州兩地進行了多次，先後幾十名中外記者經特許到庭旁聽。法國路透社、德國新聞社、上海英文版《中國論壇》、《申報》等中外傳媒作了大量連續報道。聲援營救牛蘭夫婦，譴責國民黨的法西斯行徑的國際性運動也因此達到高潮。

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在內部分歧和世界輿論的雙重困擾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又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後來，他們被秘密遣送回國。

佐爾格離開中國

營救牛蘭夫婦是佐爾格小組在中國工作的高潮，也是導致他很快撤離回國的原因。3萬美元的政治交易，究竟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牛蘭案件是終結了，但這個交易的線索卻無法終結：張沖是何等人？為什麼他要冒這麼大的風險，為共產國際傳遞這樣一張字條？他是主動向共產黨示好，還是另有企圖？抑或他是不為人知的中共卧底人員？或者真如佐爾格估計的那樣，是國民黨里出現的張順章、馬順章？

無論如何，這筆交易，讓佐爾格情報小組暴露在了國民黨特務的視線範圍內，只要他們跟蹤搜索，很快就會被一網打盡。在與張沖的交易前，佐爾格的種種分析，不過是一種樂觀的估計，並不能排除發生危險的可能。因此，這條線索必須割斷，而割斷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佐爾格及所有參與營救的人，馬上撤離中國。

牛蘭案件後，佐爾格接到命令，匆匆離開中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