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震天霹靂——紀念別林斯基逝世165周年

依據波利亞科夫所著《別林斯基傳》，5月26日是俄羅斯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辭世的日子——從1811年到1848年，這位天才的大師只活了短短的37年！草木長綠，光陰荏苒，他已離開我們165個年頭了。

在當下這個文學風尚不斷變換的時代，別林斯基似乎已然是一個黯淡的名字了；在那些趨新求異者的眼裡，他的文學批評也早就過期和失效了。但是在我看來，別林斯基是19世紀時代文學的引路人，是普希金等大師的知音，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偉大作品的助產士。他那些猶如霹靂般震撼天地的文學批評，不僅極大提高了俄羅斯民族的文學創作水準和文學鑒賞力，而且對世界文學的整體性提升，亦對中國發軔時期的現代文學，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順著活躍於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幾乎隨便哪一位俄羅斯大師的路徑，你都可以走近別林斯基的世界，都會在俄羅斯文學的遼闊原野上與他邂逅。記得剛上大學的時候，我喜歡上了那些讓人開心和發笑的作品，喜歡上了喜劇文學和諷刺小說。果戈理的小說和喜劇，更是讓我喜歡到了入迷的程度。果戈理絕妙的諷刺，總是令我忍俊不禁，甚至常常笑出聲來。

後來，我便很留意關於果戈理的評論和研究。我注意到，幾乎所有談到果戈理的文章，都會提到別林斯基的名字。於是，因為果戈理，我開始讀別林斯基的評論。他對果戈理的分析和評價，全都是我「意中所有」。別林斯基充滿熱情、詩意和洞見的評論，簡直令我五體投地。

通過閱讀波利亞科夫的《別林斯基傳》、屠格涅夫《回憶錄》中的《回憶別林斯基》、巴納耶夫的《群星燦爛的年代》和《巴納耶娃回憶錄》、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等，我對別林斯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認識。

他的名字是文學批評的代名詞

作為一個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別林斯基一開始就是一個不滿現實的批判者，一個同情底層人的民主主義者。在大學讀書期間，他因為思想的異端性被開除了，後來，有人據此造謠，從私生活方面污衊他的人格。他的內心深處，像屠格涅夫所說的那樣，總是「充滿否定精神」，始終保持著對生活的激烈的批判精神。他誠實而又坦率，愛真理勝過一切。

就學術水平來看，別林斯基並非第一流的學者，也並不總是正確的。在政治上，他曾經讚美過沙皇發動的波羅金諾戰爭；在美學理念上，他曾經宣揚過「純藝術」論；在文學上，曾經貶低甚至否定過喬治·桑和席勒，對聖博甫的「歷史批評」也曾做過不正確的評價；從認知方式來看，正像普列漢諾夫所批評的那樣，「一般來講，別林斯基在抱有妥協情緒的時期，往往濫用先驗論的邏輯體系，並且輕視事實」。然而，又如巴納耶夫所言，「他痛心而憤恨地回憶自己以往思想上的迷誤，並運用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力量來補償這些過失」。所以，在這樣的錯誤和轉變里，人們所看到的，不是見風使舵的搖擺，而是一以貫之的真誠態度與自我糾正的勇氣，正像以賽亞·伯林所指出的那樣：「他的一貫，是道德上的一貫，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貫。」

作為批評家，別林斯基遠不是一個人人都喜歡的人，反倒是一個招怨樹敵甚多的人。他是專制政府和斯拉夫主義者的眼中釘，也是文學界許多人的肉中刺。他之所以成為不少人集矢的怨府，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極為罕見的坦率和正直，按照伯林形象而誇張的描述：「他常像一隻肉食鳥，撲擊一位作家，酣暢盡言，將其人片片撕碎。」作為一個新型的知識分子，別林斯基熱愛真理和自由，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是一個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和高尚的利他主義者。他反抗權貴階級和社會不公，同情那些受奴役與受損害的底層人。對他來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隨波逐流，或者，因為恐懼而沉默或撒謊，簡直就是可恥的墮落。他將文學批評當做追求真理和正義的事業。別爾嘉耶夫說：「對他來說，文學批評只是體現完整世界觀的手段，只是為真理而鬥爭的手段。」正因為這樣，在表達意見的時候，他的態度就特別坦率和勇敢，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和畏懼。

在一些人的錯誤的觀念里，文學批評是一種低級的依附性的精神現象，是任何一個略有表達力的人都可以乾的事情。然而，在別林斯基看來，文學批評卻是一種極有難度、極為複雜的工作，需要具備多方面的能力和修養才行。他在《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批評及其文學意見》中說：「批評才能是一種稀有的、因而是受到崇高評價的才能……有人認為批評這一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大錯特錯：深刻的感覺，對藝術的熱烈的愛，嚴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觀性——這是公正無私的態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誘引的本領；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擔當的責任又是多麼崇高！人們對被告的錯誤習見不以為怪；法官的錯誤卻要受到雙重嘲笑的責罰。」別林斯基無疑就是一個具有這種「稀有」才能和「公正無私」態度的人，而他的文學批評，則因此有了近乎完美的典範意義。他的名字簡直就是文學批評的代名詞。

為了真理和善良而戰鬥

在人們的印象中，別林斯基像契訶夫一樣，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因為「極其粗野地謾罵基督」，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尖銳批評和猛烈攻訐：「他在罵基督的時候從來不對自己說：我又能以什麼來代替基督呢？……他極端地自滿，這已經是他本人的討厭並可恥的麻木了。」事實上，別林斯基有自己的「上帝」，他的上帝是這樣一個「理念」——「它不僅是智慧的，並且還是有愛心的！人啊，為你崇高的使命驕傲吧，驕傲吧」；在這偉大的「理念」里，正確的道路只有一個，那就是「摒棄利己主義，把自私的我踩在腳下，為別人的幸福而生存，為同胞、祖國的利益，為人類的利益犧牲一切，愛真理和善良，不是為了求得報酬，而是為了真理和善良本身，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受盡苦難，然後重見上帝獲得永生……」他將這稱作「永恆理念的道德生活」。由此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別林斯基的批評，是很不準確、很不公平的。

是的，別林斯基全部的文學批評，都植根於這個偉大的「理念」之中；他的批評不僅是一種求真的認知行為，而且是一種求善的倫理行為。他的文學在表達愛意和善念方面所達到的高度，一點也不比那些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低。他懷疑並排斥「基督」，但他用自己的「理念」和方式來行善。他特別關注政治和社會問題，關心人類的處境與幸福。所以，雖然別林斯基一度曾經宣揚過「純藝術」的主張，但是，進入文學上的成熟時期後，他便將自己的文學觀念放置在道德和倫理的基礎之上，將「善」置於「美」和「真」之上。在關於德羅慈陀夫的《道德哲學體系試論》的書評文章里，別林斯基用充滿激情和詩意的語言，體系性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倫理思想，闡釋了「道德法則」和「對人類的愛」，甚至談及「靈魂」的「永恆的秘密」等倫理學範疇的問題：「文學和藝術也是為最高的善服務的，而這最高的善同時也就是最高的真和美。」根據這樣的文學理念，別林斯基所理解的文學批評，就不再是一種狹隘的專業行為，而是近乎宗教信仰一樣莊嚴的偉大事業。

文學批評的直接客體對象是作品，直接主體對象則是作家。文學交流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文學批評則是主體之間經由作品展開的對話和對抗。以開放的態度承受他者的批評，以對話的姿態回應別人的質疑，是每一個參與公共生活的現代公民的社會義務。在作家面前，批評家必須保持不卑不亢的對話姿態，要把作家當做一個可以質疑的對話者，必須向他發問並陳述自己的真實判斷。與作家之間產生矛盾和衝突，難免會因此受到誤解甚至傷害，對此，批評家無須覺得委屈和不平，而應該將它看做自己必須承擔的壓力和考驗。

1834年，23歲的別林斯基寫出了天才的評論文章《文學的幻想》。在這篇文章中，他表達了對依然處於幼稚階段的俄國文學的不滿，甚至認為俄國「沒有文學」。他說：「文學是民族的自覺，凡是沒有這自覺的地方，文學如果不是早熟的果實，就是博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某一階層的人的手藝。」為了幫助自己時代的文學擺脫對歐洲人的「模仿者」角色，他試圖改變批評界的那種溜須拍馬、只說好話的風氣。別林斯基對那種低三下四地討好作家的勢利的批評家深惡痛絕：「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文學界仍舊流行著一種可憐的、幼稚的對作家的崇拜，在文學方面，我們也非常重視爵位表，不敢對地位高的人說真話。碰到一位名作家，我們總是只限於說些空話和溢美之辭；不顧情面地說真話，我們就認為是褻瀆神聖。」他反對「文學中的偶像崇拜」：「什麼東西曾是、現在是、我認為將來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將是極度妨礙在俄羅斯傳布文學的基本概念以及培養口味的主因？那便是文學中的偶像崇拜！……盲目的狂信常常總是社會幼稚的命運。……要冒犯幾個芝麻大的小權威，我們還得擁有對真理的公正無私的愛以及性格的力量才行呢，大些的權威就更不用說……」別林斯基知道冒犯這些「偶像」，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但是他無所畏懼：「跟社會輿論進行戰鬥，明目張胆地反對它的偶像，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我膽敢這樣做，與其說是因為有勇氣，毋寧說是為了對真理的無私的愛。」別林斯基受到了猛烈的攻擊。他被稱為「冷評家」和「酷評家」。有人則編造謠言侮辱他的人格，試圖從道德上擊垮他。他一如既往，毫不畏葸。

以平等而自由的姿態向作家說真話，一針見血而又有理有據地指出問題，是別林斯基文學批評的基本原則。在別林斯基心目中，沒有哪位作家是不可以批評的，也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可以談論的。他絕不討好任何作家，無論他社會地位有多高，無論他曾經享有多高的文學威望。他批評以「俄國的伏爾泰自居」的蘇瑪羅科夫：「他的全部藝術活動，不過是可憐亦復可笑的裝腔作勢而已。……然而，這個可憐的劣等文士卻坐享了怎樣的盛名啊！」他批評卡拉姆辛，認為其作品的主要缺點，「在於他那常常是幼稚的、至少是永遠沒有丈夫氣概的對事物和事件的看法；雄辯家的夸夸其談」；他批評歐仁蘇「聲名遠揚」的《巴黎的秘密》是「最可憐最平庸的作品」；他毫不客氣地否定傑爾查文的全部文學成就：「傑爾查文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僅僅在細節部分鑲嵌著珍貴發亮寶石的不成樣子的粗笨玩意兒。」他批評瑪爾林斯基「才能非常片面，他的作品沒有任何深度，任何哲學，任何戲劇性；結果，小說中所有一切的主人公們都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差別僅僅在姓名而已；他在每一部作品裡都重複著自己」。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半世紀，但是，別林斯基的這些判斷和評價，至今仍然被認為是正確而可靠的。

別林斯基與果戈理

別林斯基文學批評的典範性，他對文學真理無條件的熱愛與忠誠，近乎完美地體現於他對果戈理的肯定與否定兼而有之的批評。在世界文學史上，像果戈理與別林斯基這樣相得益彰的創作—評論共生現象，極為罕見。閱讀果戈理的作品，而不讀別林斯基的評論，就好比遊覽巴黎而漏掉了盧浮宮。

果戈理的幽默和諷刺，不同於拉伯雷和莫里哀，也不同於薩克雷和菲爾丁——他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充滿溫柔的憐憫，甚至深深地愛著他們，所以，他的諷刺就謔而不虐，有一種含著同情的詩意性的感傷，讓人在捧腹大笑之後，頓覺悲從中來，心裡別有一種酸楚而悵惘的感覺。對果戈理作品的這一特點，別林斯基的闡釋準確而深刻，令人拍案叫絕。尤其是1835年發表於《望遠鏡》的《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激情飽滿，酣暢淋漓，不僅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含淚的喜劇」等經典性的概念，而且還在開闊的比較視野中，揭示了果戈理作品的「顯著特徵」：「構思的樸素、十足的生活真實、民族性、獨創性」，以及「那總是被悲哀和憂鬱所壓倒的戲劇性的興奮」；揭示了果戈理「純粹俄國的幽默」的特點：「平靜的、淳樸的幽默，作者在這裡裝扮成傻子的模樣」，以及「詩歌的秘密」：「當你一直讀到那悲喜劇的結局的時候，為什麼會那麼悲痛地微笑，那麼憂鬱地嘆息呢？這便是詩歌的秘密！這便是藝術的魔力！你看見的是生活，看見了生活，就不得不嘆息！」；他認為果戈理的中篇小說的「純潔的道德性」，將「對世道人心發生強烈而有益的影響」——「啊！在這樣的道德性面前，我是隨時準備屈膝下跪的！」別林斯基的這篇評論文章，凡認真讀過的人，莫不擊節稱賞。正是通過別林斯基的引導，讀者才更深刻地認識到了果戈理的價值，才理解了他的喜劇性作品的意義。

然而，後來，果戈理卻出版了《與友人書簡選粹》。在這本書里，他自我作踐，貶低自己的創作成就，否定自己昔日的文學精神，並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獲得沙皇滿意的時候，您才會對這些作品感到滿意」；還讚美俄羅斯的官方宗教，讚美落後的沙皇制度和宗法制度。果戈理的這本「極為有害的書」，「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別林斯基。在他看來，果戈理誤解了俄羅斯民族的「天性」，因為「神秘的狂熱不是他們的天性」；這本書不僅降低了果戈理作為作家的身價，更降低了他作為人的身價。作為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別林斯基認為俄羅斯「最迫切的民族問題就是消滅農奴制，取消肉刑，儘可能嚴格地去實行至少已經有的法律」，然而，果戈理卻教導地主「向農民榨取更多的錢財，教導他們把農民罵得更凶」，別林斯基說：「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的憤慨嗎？……即使您有意要謀害我的性命，我也不會比為了這幾行可恥的文字更仇恨您。」在《給果戈理的信》的開頭部分，別林斯基說過這樣一段話：「自尊心受到侮辱還可以忍受，只要一切問題都局限在這裡，我在理智上還是能對這個問題沉默不語的，然而真理與人的尊嚴受到侮辱，這卻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護下和鞭子的防衛下把謊言和不道德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傳，這是難以沉默的。」別林斯基就是這樣一個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論戰家」，就是這樣一個高尚而偉大的文學批評家。

「俄國文學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

別林斯基生於1811年5月30日，死於1848年5月26日，死得實在太早、太可惜了。在1840年3月24日致鮑特金的信中，別林斯基說過這樣的話：「我將死在雜誌崗位上，吩咐在棺材裡，在頭旁放一本《祖國紀事》。我是文學家，我帶著病痛的、同時是愉快而驕傲的信念這樣說。俄國文學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為了俄國文學，他不知疲倦地閱讀和寫作，實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雖然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別林斯基卻完成了許多人活到老年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他留下13卷俄文本《別林斯基全集》；由滿濤和辛未艾先生翻譯的中文版《別林斯基選集》，也有皇皇6卷，總計290多萬字。書籍是作者的人格鏡像，是通向真理的林中小路。別林斯基的著作，就是他偉大人格的「客觀對應物」，就是他不朽的紀念碑。有這樣的著作留存下來，就意味著他的精神將薪火相傳。只要世人仍然熱愛文學，仍然熱愛真理，那麼，別林斯基就會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偉大典範，常常被人談起，並受到永遠的崇敬和懷念！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