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生命的浪費：沈從文的內心獨白

1949年，面對政治、社會的蒼黃巨變，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要做一種「何去何從」、非此即彼的選擇。名作家沈從文當然深知這種變化的時代意義，更明白這一巨變對他個人意味著什麼，於是毅然擱筆，在年近半百之際突然徹底改行，轉而從事遠離「意識形態」的文物研究。

沈從文

沈先生對文物雖向有興趣，但對真正的文物研究，卻可說是一無所知。然而此後的幾十年，他一直潛心悉心，從頭學起，孜孜矻矻，無論條件多麼艱苦甚至惡劣，都多少年如一日地埋首斑斑駁駁的文物之中，最終取得令人驚嘆的累累碩果，成為文物研究的專家。

從感情奔放激越的文學巨匠到冷靜理智的文物研究大家，人生轉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他似乎心甘情願，似乎幾十年「心如止水」，過去的一切似乎全都淡忘，否則，何以能在冷清寂寞的文物研究中取得那樣豐厚的成就？

然而，他在1961年所寫的一篇尚未完成、當時也未準備發表的草稿卻表明，他對自己後半生的轉變其實是「心有不甘」，深嘆這是「把生命浪費了」。這篇尚未完稿、文字也未經雕飾甚至還有些粗糙的文章實際是沈從文痛苦的內心獨白，使我們得以一窺沈先生那看似平淡、實卻充滿悲情的內心世界。

說來更令人感嘆，這篇名為「抽象的抒情」（文收外文出版社《花花朵朵　罈罈罐罐：沈從文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1994版第21－27頁）的文稿，是在被查抄數年後退還的材料中發現的，有些字句的下面還有專案人員用紅筆劃的道道，表示這些字句的問題更為嚴重。

面對新時代，沈從文先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新時代對藝術從內容、形式到手法都有全新的要求，結果必然是「藝術中千百年來的以個體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恆的某種創造熱情，某種創造基本動力，某種不大現實的狂妄理想（唯我為主的藝術家情感）被摧毀了。」

而且，「作品已無所謂真正偉大與否。適時即偉大。偉大意義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變。」對在舊時代已經「成熟」的藝術家來說，要他在政治行為、生活和工作中迅速轉變並非難事，但這種轉變「在寫作上，他有困難處。

因此不外兩種情形，他不寫，他胡寫。」沈先生無疑不願「胡寫」，只能選擇「不寫」。當然，他並不否認這種文藝觀念轉變的意義：「儘管還有許多人不大理解，難於適應，但是它的發展還無疑得承認是必然的，正常的。」

不過他的筆鋒一轉，認為「問題不在這裡」，在於對「如何創造作品」的簡單化，「以為只是個『思想改造』問題，也必然落空。即補充說出思想改造是個複雜長期的工作，還是簡化了這個問題。

不改造吧，鬥爭，還是會落空。因為許多有用力量反而從這個鬥爭中全浪費了。」在這幾十年間，「改造」「鬥爭」一直不斷，結果呢，茅盾、曹禺、老舍、巴金……這些當年的文壇巨匠，在政治、生活和行政工作中確已基本轉變，在文學上也力圖寫出符合新時代的作品，然而雖經十分努力，他們究竟寫出了幾篇超過自己當年的作品？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改造」、「鬥爭」確實已經「落空」。人的力量，或者說生命的力量，不僅沒有得到發揮，反而受到重壓，白白浪費。沈氏頗為痛心地寫道：

「正如同一個現代科學家懂得稀有元素一樣，明白它蘊蓄的力量，用不同方法，解放出那個力量，力量即出來為人類社會生活服務。不懂它，只希望元素自己解放或改造，或者責備他是『頑石不靈』，都只能形成一種結果：消耗、浪費、脫節。有些『鬥爭』是由此而來的。結果只是加強消耗和浪費。」

之所以如此，就在於生命、生命的意義不被理解，不被重視；強調共性，否定個性。「必須明白機器不同性能，才能發揮機器性能。必須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

文學創作有「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適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長』方法所能完成。」否定個性，就是否定生命，因為人不是機器（何況機器還有「不同性能」）。

他雖然「自覺」遠離文壇已有多年，但對文壇發生的一切卻是清楚的；或更準確些說，正是由於他在十餘年就已料到這一切，所以才決心遠離文壇。文學標準完全為政治標準所取代，文學已經完全成為政治的工具或簡單的「傳聲筒」，對此，他當然不滿，更加擔擾。

文學的困境在於受到「過度嚴肅的要求，有時甚至於在字裡行間要求一個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謹慎嚴肅……唯獨在文學作品中卻過分加重他的社會影響、教育責任，而忽略他的娛樂效果（特別是對於一個小說作家的這種要求）。過分加重他的道德觀念責任，而忽略產生創造一個文學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動力。

因之每一個作者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時還是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能懂愛聽』的阿諛效果。他樂意這麼做。他完了。他不樂意，也完了。」（「某種少數特權人物或多數人」幾個字下被專案人員划了紅線）。

雖然「樂意」，卻無法寫出「有獨創性獨創藝術風格的作品」來，最終還是「把生命消失於一般化」；如果「不樂意」，乾脆就無法寫任何東西，更是「消失了」……走筆至此，沈先生對自己的人生道路、當下處境，不能不更有一番感慨：

「這也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種工作上，表現得還不太壞，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真可謂『辜負明時盛世』。然而他無可奈何。不怪外在環境，只怪自己，因為內外種種制約，他只有完事。他掙扎，卻無濟於事。他著急，除了自己無可奈何，不會影響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從於一個大的存在，發展。」

雖然他已「全心全意」從事文物研究，但心靈深處真正熱愛的依然是文學，那才是「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對他來說，文物研究只是在盡自己應盡的責任。當他剛轉行時，常到展廳而不是在辦公室學習，結果受到「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的批評，而在取得一些成績後，又受到「白專」的批評。

在「文革」中所寫「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文收上書第28－38頁）的檢查稿中，他不無辯解地說：「總以為我學習是從個人興趣出發，一點不明白恰恰不是個人興趣。」現在看來，這不僅僅是他的自我辯解（「從個人興趣出發」當時是知識分子的主要「罪狀」之一），更是他的由衷之言。

在「抽象的抒情」中，他頗有些自嘲地寫道：「他明白個人的渺小，還比較對頭。」「如還妄想以為能用文字創造經典」是「妄自尊大」，因為「時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這個人類歷史變動最大的時代，而又恰恰生在這一個點上，是個需要信仰單純，行為一致的時代。」

對於這種時代的特徵，他一針見血地寫道：「在某一時歷史情況下，有個奇特現象：有權力的十分畏懼『不同於己』的思想。因為這種種不同於己的思想，都能影響到他的權力的繼續佔有，或用來得到權力的另一思想發展。有思想的卻必須服從於一定權力之下，或妥協於權力，或甚至於放棄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來屬於情感，可用種種不同方式吸收轉化的方法去盡，一例都歸納到政治意識上去，結果必然問題就相當麻煩，因為必不可免將人簡化成為敵與友。有時候甚至於會發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敵。這和社會事實是不符合的。人與人的關係簡單化了，必然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隔閡，猜忌，消耗。」

沈先生雖不是理論家，卻以文學家的敏感觸及到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本質特徵和癥結所在。正是這種把人簡單、嚴格地分為「敵」「我」，一切都歸結為「政治」的主導思想，導致了強求一律、萬馬齊喑的局面。他認為，對人「只要求為國家總的方向服務，不勉強要求為形式上的或名詞上的一律。

讓生命從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營養，也能從新的創造上豐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內容。讓一切創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發展和應用。」生命、創造、創造力，是沈先生一貫推崇、珍視的。生命一旦被壓抑，創造力就被摧毀；如果沒有創造，生命便如枯萎的花朵，失去了本來意義。

他理想的社會是「讓人不再用個人權力或集體權力壓迫其他不同情感觀念反映方法。這是必然的。」（這句話下被專案人員划了紅線）他堅信，「社會發展到到一定進步時，會有這種情形產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時候。」何時才能如此？

他回答道：「大致是政權完全穩定，社會生產又發展到多數人都覺得知識重於權力，追求知識比權力更迫切專註，支配整個國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識，不再是支配人的權力時。」

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支配人的權力」。所以他希望掌權者「如把知識分子見於文字、形於語言的一部分表現，當作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其實本質不過是一種抒情。

特別是對生產對鬥爭知識並不多的知識分子，說什麼寫什麼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為人既少權勢野心，又少榮譽野心的『書獃子』式知識分子，這種抒情氣氛，從生理學或心理學說來，也是一種自我調整，和夢囈差不多少，對外實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這本身，其實就是「書獃子」氣十足的書生之論。當時的掌權者認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文學藝術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和工具，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二者必居其一，意識形態方面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未解決、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要佔領，一定要「加強思想革命化」，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全面專政……二者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計」！

當然，沈從文先生明白在時代、社會面前個人的渺小與一己的無奈，自己所寫這些至多只能是私人「抽象的抒情」。然而由此我們終才明白，沈先生雖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欽佩不已的豐碩成果，但內心深處卻一直隱隱作痛，因為從他對生命本質的體認來看，無論自己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多麼輝煌的成就，「在他真正希望終身從事的業務上，他把生命浪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