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由來，以及未來 | 界面 · J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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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評圖書：
書名：《世界秩序》
作者：（美）亨利·基辛格

譯者：胡利平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年8月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是美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國務卿，也被公認為20世紀最著名的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他沒有因為輔佐的總統尼克松捲入醜聞，而讓自己的影響力受到絲毫影響。這位而今已91歲高齡，擔任哈佛大學教授的老人推出新著《世界秩序》，向人們描繪了近400年前世界秩序的形成，這套秩序起到過的作用，秩序內生的缺陷以及因此引發的區域衝突乃至世界大戰，並就當今國際關係背景下現有秩序面臨的不穩定因素，世界秩序的走向給予了深刻解讀。

這本書出版後，受到美國媒體及美國政界跨政黨權威人士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把當前世界面對的問題，以及在這個聯繫越來越密切、卻越來越分裂的世界中美國所扮演的角色，放到了有益——經常是令人啟發——的背景下來討論」（《紐約時報》）。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締結，由此合約締造出一整套國際法律和組織結構，俗稱為「國際社會」。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了國家、地區以及其他政治集團間交流的規則，要求規則受到破壞時各方仍應採取克制，恢復均勢，延伸出國家主權平等、內政不容干涉等規則。歐洲國家締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形成以上規則，是歐洲中世紀及近代早期的紛亂政局持續，各國君主和貴族階層為消弭戰亂、避免教廷干涉的制度發明。在近代，長達幾個時期內，歐洲國家在全球掀起殖民擴張，很顯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只適用於承認這個和約的「文明國家」範圍之內。當然，這套體系因其簡潔實用，實質性的減少了基於宗教信仰、領土紛爭的衝突，特別是到了現代，大國侵略擴張開始變得罕見，小國、弱國只要接受國際法基本準則，一般情況下可以避免受到侵略。《世界秩序》一書的第一章令人信服的介紹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由來。

法國大革命發生後，歐洲國家迅速組建起反法同盟。在基辛格看來，這並非是以反革命鎮壓革命，而是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提出了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格格不入的革命型的意識形態，兩個世紀後，伊朗也提出了類似的輸出革命主張，這也成為後者受到國際孤立的根本原因。當拿破崙兵敗，多國部隊佔領巴黎，卻沒有出現多國瓜分法國領土的狀況，相反，維也納和會結束後，法國還收回了大革命爆發前的邊界領土，這說明，當時的歐洲國家，包括帶有一貫擴張性特點的沙皇俄國，都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規則。但俄國並非始終遵從於上述規則，在之後的兩個世紀內，只要它受到歐洲主流社會的冷落，就會以報復性的姿態恢復擴張。

書中在提及19世紀初期的奧匈帝國首相、歐洲著名政治家梅特涅時，通過與19世紀晚期的德國首相俾斯麥的對比指出，兩個人對國際秩序性質的認識不同，前者希望藉助秩序保障國家利益，而後者的主張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希望通過更強有力的國家行動，在國際秩序中贏得更為主動的地位。統一後的德國挑戰歐洲秩序，突破均勢，並最終在半個世紀後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一戰結束後，法國決意懲罰德國，懲罰的嚴厲程度超出了一個世紀前歐洲大國對法國的處置，卻也沒有讓德國失去復仇能力，這就讓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再度面臨衝擊。直到冷戰結束後，二戰後被分拆的德國統一，歐盟發揮其憲章所稱的全球作用，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再得以重新穩固。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從歐洲走向全球，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得到確立。在中東、中亞、北非、東南歐、東南亞、南亞等地區，人們信奉的是與歐洲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世界觀。宗教信仰分歧再加上地緣政治分歧，在這些地區反覆激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地區的人們重新勃發建立世界秩序夢想，先是因為歐洲殖民者建立起全球殖民體系，加深了不同地區同一信仰群體的交流；而後美國在這些地區又著力扶持西方形態的民族國家建立；西方允許猶太復國群體在中東建立以色列國，並在中東國家與以色列的對峙中明顯偏向後者，因而分化出更多的有意挑戰現行世界秩序、國家形態的極端主義者。

基辛格在談到伊朗、沙特時，道出了這兩個國家的獨特性所在，即一方面藉助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正常國家的形態，跟其他國家交往，與宗教極端勢力劃清界限，但另一方面，又無法徹底拋開宗教立國，以及基於宗教確立的世界觀（輸出革命）。這方面的獨特性使得伊朗和沙特在很多情況下能夠藉助兩類不同的發展機遇，提高在世界秩序中的影響力，但也埋下了引發衝突的隱患。

基辛格認為，亞洲國家除了日本，遲至20世紀才接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但很快就成為這個體系最為堅定的捍衛者。印度獨立後，奉行不結盟和維持國際關係間均勢的原則，對強權政治持中立超然態度，這使得印度成為不結盟國家集團中的領袖。但印度因為國內人口種族、宗教信仰的複雜性，也存在重新引發、捲入危及現行秩序的內在隱患。《世界秩序》書中談到，亞洲國家之所以熱衷建立各種多邊集團和雙邊機制，而不具備建立歐盟、北約、歐安組織等範圍更大的區域組織的可能性，就是因為奉行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外，亞洲國家之間仍存在大量懸而未決的矛盾，難以消弭分歧而建立穩固、統一的共識。

《世界秩序》第七章分析了「代表全人類行事」的美國的一套獨特而帶有內在矛盾性的秩序觀。美國的獨立，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它以天定命運之名在整個美洲大陸擴張，不僅違反了這套體系的規則，而且還否認自己的擴張意圖，拒絕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帝國行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認為，承認體系規則的國家具備合法性，但美國的標準是，是否接受美國的開放文化和民主原則——當然，當美國意識到利益需要的時候，又會重新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借口，比如跟君主國家沙特建立盟友關係並提供全方位支持。一戰結束前，剛剛宣布美國參戰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希望在短期內能將美國原則擴散到歐洲，儘管美國沒有加入國聯，卻成功的讓美國推動的民族自決原則和民主政體納入了一戰後歐洲重建的議程，使得奧匈帝國崩潰後原疆域湧現出一大批民族國家——各國之間不成熟的民主迅速轉化為排斥少數民族的壓力來源，在二戰期間和戰後甚至引發了大屠殺。21世紀初，美國也用同樣的方式，向阿富汗和伊拉克輸出了自己想要的政體形式，也引發了兩個被佔領國家的持續內亂。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核心，在於維持均勢。但不同國家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基辛格特彆強調了核大國和核擴散國家之間就威懾能力與威脅的不同理解，指出各個國家紛繁複雜的利益關係和結盟聯繫會有效束縛衝突驅動，但協調機制總體上仍是僵化的，不排除出現國家間甚至大國間的常規對抗、核對抗的危險。當今網路技術的進步，加劇了國家間權力的非對稱性，特別是互聯網一代出現了淡忘歷史記憶、漠視歷史教訓的危險傾向，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潮流涌動，這為國家間關係協調帶來新的壓力。基辛格疾呼，「對國際秩序的思考必須顧及靠大眾共識驅動的社會中存在的內部危險……社會需要調整教育政策，使其適應國家長遠目標和培養價值觀的終極目標」，讓年輕一代「發揮人道主義精神，拋棄偏見，提高道德評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