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刊》| 日美同盟前景與日本戰略走向（吳懷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政治研究室主任吳懷中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2期發表《「特朗普衝擊」下的日本戰略因應與中日關係》（全文約3.4萬字）。

吳懷中在文章中指出，二戰後，由於美日特殊的同盟關係結構，日本多次遭遇因美國戰略調整需求帶來的外壓和衝擊。從縱向演進來看，日本對這種美國「特需」和外壓的應對取向，有從被動應對到主動利用、從消極應付到積極作為、從局部施策到全面經略的一個過程。特朗普的勝選與上台是國際政治的「黑天鵝事件」，一時間造成的對日影響不亞於「尼克松衝擊」。「特朗普衝擊」使日本起初在心理上受到衝擊、陷於被動，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但特朗普欲調亞太政策也面臨諸多制約，日美同盟的基本面並未質變，雙方經過磨合與適應，在有驚無險中逐步消化此次衝擊並穩固同盟，應是大概率事件。

實際上，大約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日經濟總量逆轉也即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首起，日本已逐漸為應對國際格局變化及同盟變調、增強自主自立行為能力而加快進行戰略籌謀、預留政策後手。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縱日」「用日」因子，被安倍內閣反手用作「借船出海」、謀日崛起的部分不在其少。全面斷言並勾勒美國新政府的對外戰略為時尚早，「特朗普衝擊」給日本帶來的影響起初主要體現在短期導致心理陰影陡增上，這已使得日本謀求自主自強的衝動瞬間值可能比二戰後任何歷史時期都要強烈。其後，從當前趨勢看，中長期內該衝擊將逐漸轉化並具象為美國對日政策作用力，而且可能是超過之前「亞太再平衡」涉日要求的高倍「量寬」壓力。此輪衝擊料將被安倍作為進一步促推國家戰略轉型、爭當政治軍事大國的機遇窗口——即便它仍面臨複雜的國內因素牽制和美方羈絆，日本因此也會在對外政治及安全事務中謀求擴大作用和影響力，中日「遭遇戰」「對抗賽」一幕或將更多地出現在地區敏感前沿和國際多邊舞台。衝擊給日本經濟及「安倍經濟學」帶來壓力，並因而可能給中日經貿關係帶來一些間接利好因素，例如在貿易相互出口、財金合作需求、多邊框架下維護自貿的政策協調等，但在可預見範圍內，此種機遇明顯掰不過兩國政治安全的結構性矛盾局面。

如無意外，特朗普和安倍將能執政到2020年前後，這也大致是中國實現全面小康和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時間節點。日本對「特朗普衝擊」的戰略因應以及日美同盟走向，將對中日關係及中國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產生複雜影響，如何趨利避害、維穩促好，需要及早研判並妥處。

從短期動態來看，特朗普上台給日美同盟關係帶來困擾和局部震蕩，雙方不免博弈與矛盾，但雙邊同盟的基礎及屬性未生異變，彼此借重成分日漸增大，相互利用價值仍在上升，兩者合謀亞太主導權的趨向不會轉改。短期磨合過後，同盟關係當得以穩定和強化，其中軍事安全關係的深化恐較之前更為突出。

同時，由於安倍在2017年3月初已開啟延長執政之門，同盟的變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權責要求將使日本面臨「軍事躍進」與「外交量寬」良機，這無疑更有助於安倍實現其政治抱負，即在加強同盟的同時做大做強自己，使日本加速擺脫戰後體制束縛與，加快自主自立步伐。戰略性利用同盟是安倍版的日本復興現實路線，日本「正常化」國家與日美同盟強化是對立統一的關係，兩者在安倍較長的任期內都將得到長足發展，但後者更能代表中長期日本發展的真正動因和矢量方向。

（一）同盟前景——可控的「利益矛盾」與可能的「戰略拓進」

特朗普的競選口號很難全部付諸實施，其政策受制於美國較為複雜的制衡體制與民情輿論，也受制於當今世界的秩序尤其是世界政治和國際關係現實。當前，特朗普的關注點和工作重心是國內問題，對亞洲安全及外交尚在學習和熟悉過程中，但無論是東北亞和中東地區熱點問題，還是中美和美俄大國關係，特朗普任性作為的空間都不大。特朗普政府的初期組閣情況，比如其外交安全政策團隊核心成員的政治哲學和政策傾向確實令人憂慮，但安全及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將部分倚重於國防部長馬蒂斯、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蒂勒森，三者總體上主張現實主義路線，扮演相對沉穩的角色。所以，特朗普外交與安全政策似正回調到一定可預期的傳統邏輯和運轉軌道上來，美國國防部長、國務卿和副總統在2017年早期即密集訪日，並非偶然。

近期來看，日美同盟的運轉和走勢取決於以下兩點:（1）特朗普政府對同盟的政策和態度；（2）日美雙方對矛盾與摩擦的處理成效。其中，第一點是戰略性結構因素，第二點是戰術性技術因素。矛盾集中在「錢財物」且引發關係劇烈震蕩的可能性不大，比較之下，戰略層面尤其是軍事安全領域有可能加速邁向深層發展方向。

顯然，在當前日本將對美同盟視為基本國策以及同盟制度化程度較高的情況下，日美同盟如果生變，那麼變數因素也應在於美國新政府大幅改變原有的政策方向，尤其改變奧巴馬政府強化同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現實中，這一幕並沒有發生，特朗普在內政事務處理上似亂象迭出，但在外交上表現得相對理性、具有政策連續性。特朗普的對外決策，包括對日及對華政策似正逐漸回落到大眾主義、保守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某種均衡點上。特朗普尚未以政府或本人名義發表對外政策文件，但是，其戰略顧問們的系統文章、其本人的外交表態、美日軍事繼續深入合作的現實，在相當程度上代表著「特朗普衝擊」不會改變同盟強化這種趨勢。同盟是當今美國維持其國際權勢、推行對外戰略的必需品，美國傳統的亞太政策包括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在拉住並依靠同盟這一點上已形成「路徑依賴」，特朗普上台也無法脫離此軌。美日雙方經過短暫的磨合與適應後，同盟已逐漸恢復常態和回歸既有軌道，美國新政府的初步對日方針已漸顯輪廓。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勝選前夕，其政策顧問彼得·納瓦羅、亞歷山大·格雷在美國《外交政策》網站上發表題為《特朗普「以實力求和平」的亞太觀》的文章，比較系統地闡述了特朗普即將推行的美國亞太政策概貌。該文批評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太過軟弱，斷言特朗普當選後會「以實力促和平」，著重加強美國軍力，特別是重建海軍軍力；在讓盟友負擔一定美國駐軍費用的同時，保證美國對其盟友和夥伴的安全承諾。納瓦羅、格雷的文章反映了特朗普本人和共和黨高層在未來美國亞太政策方向上的基本共識，這種方向不是推翻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而是要以特朗普的方式繼續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實力和存在。顯然，前後兩者都非常重視日本的作用，無法離開日本進行政策設計和操作。

2017年2月，特朗普在超規格接待安倍訪美時聲明，美國將加強在亞太的存在，繼續充當亞太地區的領袖和穩定基石，美日基於同盟的合作不可或缺，明確承諾將致力於使用包括常規武器和核武器在內的全部軍事實力保衛日本，《美日安全條約》適用於釣魚島。等於宣示美日同盟關係在其任內繼續重要並前景無虞。特朗普政府對其東亞同盟體系的重視還體現在新任國防部長馬蒂斯首訪即奔赴東亞盟國，馬蒂斯在訪日時重申《美日安全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這意味著，奧巴馬政府在推行再平衡戰略時給予日方的承諾基本都被承襲下來。特朗普對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持有懷疑和批評態度，可能棄其名而不用，但特朗普的批評其實並不是針對再平衡有無必要，而是反對再平衡的方式方法，其欲構建的是再平衡戰略的精華版或升級版。事實是，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美國在亞太的同盟承諾與軍事活動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進一步得以加強。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2016年11月15日對媒體表示，儘管美國政府面臨換屆，但美國將繼續維持對印度洋和亞太地區盟友的「堅定承諾」，美國不會離棄亞洲，如有必要會採取軍事行動並贏得戰爭。2017年2月4日，美日在夏威夷外海實施聯合反導試驗，SM3-BlockⅡA新型攔截導彈試射成功，這款導彈是美日兩國宙斯盾驅逐艦通用的。在南海，美軍「維護航行自由行動」繼續實施。美國航母戰鬥群、潛艇、戰機頻繁出沒於南海敏感海域，「斯坦尼斯」號核動力航母則於2月開赴南海巡航。日本對此局面採取某種跟進措施應是早晚之事。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在全球層面有一定的戰略收縮趨勢，但在其認為重要的地緣政治與軍事區域，應不會放棄前沿存在和同盟強化，不會放鬆對盟國的掌控和利用。在整個亞太和東亞地區，日本無疑是其重要同盟國，是支撐其亞太戰略實施的關鍵支點國家。

多種跡象表明，特朗普政府亞太戰略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方向」:中心是制約中國、對華競爭；基本方向一是將資源投放重點聚集於軍事領域，以海軍為重點擴充軍備，樹立硬實力優勢，二是繼續履行對盟友夥伴的安全承諾、加強同盟實力、深化同盟合作。其背後總的指導思想是「以實力促和平」。特朗普所指的實力，既是將更多更先進的軍艦、戰機、導彈、導彈防禦系統部署到亞太地區，也意味著將其盟國尤其是日本作為其在亞太遏制中國和支撐美軍重返亞太的主要著力點。短短一個多月的任職期，特朗普政府已在亞太與日本等盟國建立了有效聯繫和大致共識，兩國同盟關係應不會有實質性的變化。

日美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集中在以下兩個領域，基本都來自於特朗普對同盟的交易期待和施壓恫嚇。這正好也說明，在日本做出部分努力和讓步後，美方也有可能見好就收，相關問題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博弈或僵持後有望得到「軟著陸」式解決。

1.關於雙邊貿易摩擦和談判

此問題不外乎三種解決出路:（1）TPP起死回生，美國重回多邊自由貿易，日美雙方以皆大歡喜收場；（2）2017年4月開始的日美FTA談判，難免摩擦，但雙方互相妥協，尤其是日本做出讓步，在爭執及博弈一段時間後平息收場；（3）發生20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那樣的情況，但這次日本堅決不讓，談判陷入僵局並持久化，拖累雙邊整體關係的發展。很明顯，其中的第二種前景的可能性應該較大。特朗普決定退出TPP後，改為與簽署國進行雙邊貿易談判，可能會尋求與日本簽署對美更有利的FTA，要求日本在汽車及農產品領域大幅讓步，雙方在貿易政策、匯率問題等領域可能產生對立和摩擦。但目前看來，特朗普上台後在對外政策上顯然也開始慎重考慮與盟國的關係，部分照顧日本的利益，他在1月首次國會演講中未就對日貿易逆差和日元貶值點名批評日本，在2月日美首腦會談後基本停止了該種批評，改為同意雙邊談判。實際上，日方也以積極姿態，例如增加對美投資及創造就業機會、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等對「特朗普要價」做了部分回應。預計在4月舉行的日美「高層經濟對話」等場合，日本會在尋求延續TPP主要精神和基本規則的基礎上，繼續尋求對美合作與妥協。

2.關於分擔更多的安全義務和負擔

2017年1月，特朗普的國會講話在涉及安保問題時，依舊對同盟國的經費負擔提出了要求。雖然此前稻田防衛相已表示「日本負擔的已經夠多了」，但比起因毫不妥協而導致美軍撤走及日美關係僵化的前景，做出適當努力使美方大致認可還是會被認為符合當前日本的利益。比起直接交足「保護費」，日本將可能「以役代賦」——謀求發揮更多作用、承擔更大角色來滿足特朗普式「美國減負」的要求，具體操作辦法有以下幾種:（1）購買美國武器，包括考慮「薩德」入日，實現日美韓反導組網等。（2）繼續在東海加強軍事部署，增加自衛隊守島奪島能力，以日本自己站上一線而為美軍減負。（3）在南海周邊地區，助美巡航，或與美一起向東南亞有關國家提供資金及裝備援助，助其加強防衛能力。（4）在全球治理和非傳統安全領域，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例如在國際維和等事務上多做貢獻，減輕美國負擔。事實上，在以上領域，日美雙方很快找到了較多共識，2月安倍訪美對特朗普表示「日本將在同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責任」，後者同意並回應「美日一起投資繼續構築防務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還就日本承擔駐日美軍費用表達感謝，而此前馬蒂斯訪日之際已讚賞此種負擔是「值得（別國）學習的榜樣」。

（二）日本戰略走向——加速走向自主自立、政軍大國

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官體系決定其在短期內很難做齣劇烈的政策變動，尤其是牽涉到國家預算和中長期戰略規劃的問題。例如，不大幅修改《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日本就很難在安全防衛領域進行政策轉換和躍進。但是，正如分析人士所言，即便特朗普上台後採取了一系列的增信釋疑和安撫措施，其傳統盟友或跟班兄弟中真正放下心來的並沒有幾個，包括日本在內。所以，「特朗普衝擊」是在心理上影響日本中長期走向的一個重要節點，無疑會加速日本籌謀自保自立，甚至包括其在遠期行為上可能做出世人現在無法預料的舉措。二戰後，日本因為美國的戰略收縮、「越頂外交"以及強軍要求，受過多次衝擊和驚嚇，做出過不同的因應。

20世紀50年代初期，即冷戰時期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要求日本較大規模擴軍、加強軍備。吉田茂首相消極對待並「抵制」美國要求，進行了「最低限度」的建軍和擴軍。

20世紀60年代後期70年代初，美國戰略收縮，尼克松政府（主義）要求全球盟友分擔義務責任。日本部分響應，嘗試政策躍進，但最終仍採取「基礎防衛力量構想」，只應對「限定小規模侵略」，安全保障仍然靠美。

20世紀80年代，美蘇「新冷戰」，里根政府要求並支持日本作為西方一員積極發揮抗蘇的軍事作用。而以中曾根內閣為代表，日本政府做出了一定積極的回應——提出「千裏海防論」「不沉航空母艦論」，但受國內環境制約，主要仍限於政治姿態和政策宣示，並沒有發揮多少實際的軍事作用，增加軍費及自主防衛也是半途而廢。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要拴住日本、再定義並強化日美同盟，將同盟作為「亞太安全基石」，讓日本在亞太發揮一定的安全作用。日本配合美國，染指「周邊事態」，但也只是負責美國的「後方支援」，不能與美國一道行使集體自衛權，介入國際安全事務也不能發生「武力一體化」。

21世紀初，「9·11」事件後，美國小布希政府要求盟友和「志願聯合」提供全球反恐幫助。小泉政府態度積極（如罕見地以一個月時間通過「反恐法」），藉機將自衛隊開往中東印度洋；儘管如此，日本還是聲稱自己有負責後勤支援，沒有踏入戰爭之地、沒有與美國等發生「武力一體化」（聯合作戰）等。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尤其是進入第二個十年後），奧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要求日本等盟友發揮作用，分擔更大責任（部分是為應對中國崛起）。日本民主黨政府由消極轉向積極，直到野田內閣開始主動配合美方。安倍二次上台後，全方位積極主動利用此機，在其執政的四年多（2012年以來），日本利用此難得機遇，大力推動法制改革、政策突破、軍力建設、部署調整，打造軍事崛起格局，為日本「政治大國化」「國防正常化」創造條件。

2017年特朗普政府，讓盟國分擔更多的安全費用和防務責任。日本計劃在同盟中發揮更大作用、實質性地深化日美軍事合作的同時，進一步切實推動外交自主化、防衛自立化，增加防衛預算，提前修訂《防衛計劃大綱》，不排除在武器裝備上取得某些突破，在「後安保法」和「後集體自衛權」時代，更加主動積極介入地區熱點問題與國際安全事務等。

此次「特朗普衝擊」應算是其中很大的一次——因為安倍政府領導下的日本正跟中國處於抗衡爭鋒並倍感吃力之時，而過去受到「衝擊」時日本並沒有面臨如此全方位的地緣政治困境。

大約從2010年前後起，日本在戰略上的自主自立動向開始且行且濃。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快速強勢崛起，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要求日本等盟友發揮作用，分擔更大責任。對此，日本是先有自己的國家戰略考量，再有利用美國達成自己目標的隱性設計，即在自己的國家戰略與對外政策中，設法讓美國為己所用。這一現象在以前的日美同盟互動模式中很少發生。並且，從微觀來看，這種主動利用並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個漸次調整和遞進的過程。例如，在民主黨執政時期（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鳩山首相對美方的要求採取了消極、觀望甚至是抵制的態度，菅直人內閣在困窘中回調了鳩山的對美政策。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等事件促日開始向美靠攏，日美同盟藉機升溫。野田內閣對美的要求則是積極順應、有所作為，特別在防衛大臣森本敏和首相助理長島昭久等保守派國防族勢力集團的推動下，通過2012年日美「2+2」會議，主動開展對美協商，推動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時隔六年修訂《防衛計劃大綱》，大幅放寬武器出口限制。

奧巴馬上台後雖然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但其實在2009年就說過「美國不當世界警察」，其亞太政策舉措，包括對華總體「囿和」姿態、對中日爭端的立場和態度，在日本保守派和鷹派眼裡並不到位、給力，使人安心。日本的政治與戰略主流層都注意到了多極化的世界秩序變化以及「美降中升」的亞太地緣格局變動，也都注意到隨著中國發展、美國可能的戰略收縮，導致中美搞戰略交易、「越頂外交」而可能使日本「受害」的可能性。整個奧巴馬時代給日美關係帶來的變化之一是，日本幾乎開始相信美國並非萬能，自己必須採取行動來增加保衛國家利益的資本和選項。因而，日本政治精英層都開始強調日本要有主體性——要讓日美同盟為日本國家利益所用、把同盟納入到日本國家戰略所需及發展規劃中。長島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充分利用美國」戰略思路，代表了包括自民黨保守派和鷹派在內的某些共性同盟認知。

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後，面對國際格局變動、日中博弈加劇，更加難以做到徹底相信美國、把自己的國運全部託付給日美同盟，在長線戰略上（而不是中短期）對同盟可能鬆動的前景已有所考慮，也開始做準備、留後手，例如主動利用此機，全方位推動「戰略性外交」和「積極和平主義」等。日本在政治「大國化」、軍事「正常化」的進程中，也即在其國家戰略設計中，主動利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在安倍執政的四年多時間內，日本利用此難得機遇，大力推動法制改革、政策突破、軍力建設、部署調整，打造軍事崛起格局，為日本「政治大國化」、「國防正常化」鋪路，進而為「奪回強大日本」、為日本充當國際社會「主要玩家」創造條件。表面上看，美國是棋手，日本是同盟關係中的一枚棋子，實際上日本並不甘於當棋子，還努力爭當棋手，一直在設法調動美國，爭取自己的戰略利益最大化。

所以，日本對美國政治變動和戰略調整可能導致的對日衝擊，已有所預料並開始著手應對準備。安倍政府一直在推進外交自主和防衛自立的備案工作，只不過這肯定是一個長線操作，非朝夕所能完成，而特朗普出乎意料的上台以及其特立過激的言論，短期內確實讓安倍政府受到了衝擊和驚嚇，顯得有些措手不及。安倍政府的應對處方，也即日本主流政治精英和戰略派的基本共識是，適當改變國家發展方向和戰略，加速從內政外交及國防上「擺脫戰後」、謀求自主化並預留後手。除了歷史修正主義行為不太被認同外，安倍主導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大戰略）、推進的戰略性外交與積極和平主義——包括修憲強軍以及成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允許軍職人員參政等的機制體制改革以及放棄「武器出口三原則」、修訂《政府開發援助（ODA）大綱》以放寬軍事用途領域、開啟太空網路政策空間的軍用化等，基本上是主流派的公約數主張。當然，作為直接應對日美同盟可能遭受的變化，日本也積極推動時隔18年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解禁「集體自衛權」、通過「新安保法」等，這既是為了以積極行動配合美國重返從而拉住穩住同盟，更是為了增強自主安保和防衛能力的自覺舉措。

特朗普上台後，日本無疑將加速謀求戰略自主，擺脫戰後體制並成為「正常國家」。途徑有兩條:（1）借「特朗普東風」，加速「國家正常化」以及對外「出海」發揮更大作用。預計美國新政府將繼續支持日本修憲強軍，支持日本在亞太及全球事務中扮演更為活躍的角色，這也將是特朗普亞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倍政府不會錯失良機，將抓緊利用美方的鬆綁機遇，加快修憲進程及擺脫戰後體制束縛，同時以「在同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和義務」「根據2015年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繼續實施並擴大防衛合作」為名，以憑藉維護海洋秩序、反導、反恐等抓手，主動承擔或代理美國部分業務，積極介入海洋等地區和國際安全事務。（2）打獨自算盤、開獨立分店，推進升級版的「戰略性外交」和「積極和平主義」，以日本特色大國外交及強軍路線儘可能謀取戰略自主和自立。安倍政府在外交和安全上已顯諸多自主傾向。例如，首先，在外交上，其推動的日俄外交，屢次招惹美方不快，但仍一直在照常運轉甚至加速動作；對歐盟和北約加速開展「洲際外交」，抬升政治地位和戰略影響；在東南亞對菲、越等國的拉攏和穩定工作，一度比美國還要顯得急切和投入；推動印太戰略和對印「准結盟」明顯地具有地區大國自主聯合、抱團取暖的跡象。其次，在安全防衛領域，安倍政府持續增加防衛預算，謀劃提前修訂《防衛計劃大綱》，並意圖在武器裝備等硬實力建設上積攢更多資本——包括利用周邊危機事件，推動「矛」「盾」兼收——既獲得「攻擊敵基地能力」，又取得「薩德」入日可能。在後安保法時代，日本更加積極介入國際安全事務，謀取全球影響和地位，圍繞南蘇丹維和行動，2016年12月日本甚至一度在聯合國抵制美國制裁南蘇丹的禁運方案，引發美方公開批評，這也大致能反映出安倍政府的某種自主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