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心法師：論佛教的師資法

　　論佛教的師資法　　·以《行事鈔》為中心·　　釋勝心　　緣起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維、法隨法行，這是佛法的正常修學步驟，佛法的教學也是在師弟相攝中得以傳承。《行事鈔》之《師資相攝篇》的意義正是為此提供了一種標準。　　自從藏傳佛教典籍《菩提道次第廣論》等翻譯並受到重視以來，依止善知識被許多學佛者所推崇，尤其是密宗漸熱的情況下。由於長期以來，基於佛法常道的修學體系的中斷，這個本不是問題的問題變得含糊起來。同時，在新的時代背景中，佛法的教學面臨著現代社會前所未有的挑戰。　　道宣律師所處的歷史時代，正值玄奘法師新譯完成不久，印度佛教被系統完整介紹到時中國，中國佛教處於輝煌時期。在此背景下，道宣律師所作的《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以其廣引經論，采諸家之長而成，具有極高的借鑒價值，值得我們學習。　　一、師資相攝法簡介　　師在佛法中有五種，與一般所說的善知識不同，這裡說的是得戒和尚與依止阿闍梨，在得戒和尚無法教導弟子時，負責教導弟子的老師稱為阿闍梨。對二師的條件，除注重德行外，還以受戒年限為標準，《行事鈔》中說「一簡年十歲已上；二須具智慧；三能勤教授弟子」。　　而弟子，指的是受具足戒後五年以內，一般情況下，依律，受戒後五年內的比丘都需要進行依止。對於五年後戒律的學習仍不合格者需繼續依止乃至盡壽。《行事鈔》中引《十誦》說：「受戒多歲，不知五法，盡形依止。一不知犯；二不知不犯；三不知輕；四不知重；五不誦廣戒通利。」　　比丘在五年之後，仍需善知識的指導，只是此時師弟間在佛法中沒有了嚴格的法定約束。《行事鈔》中說：「然五歲失依止，約教相而言，據其自行，終須師誨」。　　而在此範圍內的師弟關係，在佛法中具有類似法律式的效應，只要關係存在，雙方都有相應的權利和責任。依止師負責對弟子佛法上的教導、行為上的監護和生活上的關愛與供給。弟子則需依教奉行並在日常生活中承事依止師，不僅如此，弟子日常生活的主要行為，均要稟白依止師，由依止師決定應行與否。《行事鈔》中引《律》中說：「唯除大小便，用楊枝，不白」，「 一切所作皆須白師。唯除禮佛法僧」。這種嚴格的監護是師資相攝的核心。　　由此，可以看出師資相攝的教學範圍雖總括三學，如《行事鈔》中說「日別三時，教三藏教法。」但其教學核心是戒學。在三學中，戒學是基礎，作為比丘，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有相應的戒律作為依據。一方面，戒律的持犯與否不是馬上可以知道的，依止師有至少十年的持戒經驗，可以通過言傳身教與潛移默化給弟子以正確地指導；另一方面戒律的養成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人往往是按照自已的習氣來做事，為了養成良好的戒行，也需要依止師的監護。而在正常的佛教教學中(指依教下由聞思修而趣入佛法，別於禪宗等特殊方法)，當戒學的修習有了一定的基礎之後，定慧就可以順勢而正確地開展(詳見南傳《清凈道論》)。對此《行事鈔》中談到依止之意時說：　　新受戒者創入佛法，萬事無知動便違教，若不假師示導進誘心神，法身慧命將何所託？故律中制：未滿五歲；及滿五夏愚痴者，令依止有德，使咨承法訓匠成己益。　　二、師資相攝法的特點　　1．關係的民主性　　師弟之間關係是確定在雙方互相選擇的基礎上的，具有自願、民主的特點。弟子請依止師前需經過觀察，對此，《行事鈔》中引了許多律和經作為依據，如「《摩得伽》云：凡欲依止人者，當好量宜，能長善法者。」同樣，師對弟子也需進行觀察，如：「若疑應語小住。六宿觀之合意為受。」　　當弟子覺得師不合適時或師命其所作不合法合律時，可以呈白師放棄這種關係，對於依止師而言，也是如此。如《行事鈔》中說：　　《十誦》云：比丘沙彌得和尚知不能增長善法者，應白師言：「持我付囑某甲比丘。」師應籌量，彼比丘教化弟子何似，其眾僧復何似。好者應付之，知不具足更付余師。若和尚不好當捨去。　　弟子若欲出外參學時，《行事鈔》中說：　　若欲遊方者，和尚應送。若老病應囑人，當教云：汝可遊方，多有功德，禮諸塔廟，見好徒眾，多所見聞，我不老者，亦復欲去等。　　但師弟關係的民主作風，並不意味著隨意，縱使師有不如法之處，但若能悔，不可捨去。對此《行事鈔》中有這樣的語句：「若和尚能除貪等三毒，此名醍醐最上最勝，不得離之。」一般而言，可以用下面的四料簡進行判別：　　和尚有四種：與法不與食應住，與食不與法不應住，法食俱與應住，法食俱不與不應住。不問若晝若夜應捨去，阿闍梨亦爾。　　2．相攝的雙向性　　師資相攝是面向師弟雙方的，其內容包括佛法和生活兩個方面：

　　(1)佛法上的互相增益：

　　在佛法的教學上，不但依止師對弟子有指導的作用，弟子對師父也有督促作用。如《行事鈔》中說：　　眾僧與師作治罰，弟子於中當如法料理，令和尚順從於僧。設作，令如法不違逆，求除罪。令僧疾與解罪。　　若和尚犯僧殘，弟子當如法勸化令其發露，己為集僧，作覆藏六夜出罪等……　　和尚有疑事，弟子當以法以律如法教除……　　若惡見生，弟子教令舍惡見住見……　　但師弟關係的民主作風，並不意味著隨意，縱使師有不如法之處，但若能悔，不可捨去。一般而言，可以用下面的四料簡進行判別：　　應軟語諫師，應作是不應作是，若和尚不受語者，應舍遠去。若依止，師當持衣缽出界一宿還。若和尚能除貪等三毒，此名醍醐最上最勝，不得離之。

　　(2)生活上的互助

　　師弟之間的關係除了佛法之外，還有著類似世間父子般的倫理關係。師對弟子應慈護、關愛，並提供衣食之便；弟子則對師以敬愛順從，照料其生活起居，如洗足、摩背、倒小便等。　　3．方法的人性化　　師資相攝法中，依止師的主要責任之一，就是對弟子負有行為上的監護責任。當弟子所做不如法如律時，依止師應對其進行訶責。在實施訶責之前，依止師應充分考慮到弟子的根性，是本來就缺少慚愧，還是一直都比較謹慎，偶爾誤犯；自己的內心是出於慈悲，還是嫌恨；所犯的罪是輕還是重，進行訶責若與否。如《行事鈔》中說：　　雖犯小罪，情無慚恥理合訶責。若心恆謹攝，脫誤而犯，情過可通，量時而用，不必訶止。　　凡欲責他，先自量己內心喜怒。若有嫌恨但自抑忍，火從內發先自焚身，若懷慈濟又量過輕重。　　在具體實施訶責時，先要告訴他錯在何處，然後再根據具體的錯誤進行不同程度的訶責。如《行事鈔》中說：　　又依訶辭進退，前出其過，使知非法。依過順訶，心伏從順。若過淺重訶，罪深輕責。或隨憤怒，任縱醜辭。此乃隨心處斷，未准聖旨。本非相利，師訓不成。宜停俗鄙懷，依出道清過，內懷慈育，外現威嚴，苦言切勒，令其改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宣律師依律指出了正確的訶責方法，如《行事鈔》中說：　　一我今訶責汝，汝去(由過極重遣遠出去)；二莫入我房(得在寺住在外供給)；三莫為我作使(容得參承入房)；四莫至我所(外事經營不得來師左右；依止師訶改雲汝莫依止我)；五不與汝語(過最輕小隨得侍奉)。　　並注意到當時教界的一些流弊，廣引經論，極力反對體罰杖責；對妄引經論，指出其錯解之處，可謂用心良苦。如《行事鈔》中說：　　自三世佛教，每諸治罰，但有折伏訶責，本無杖打人法。比見大德眾主，內無道分可承，不思無德攝他，專行考楚。或對大眾，或復房中，縛束懸首，非分治打。便引《涅槃》三子之喻。此未達聖教，然彼經由住一子地悲，故心無差降，得行此罰。即《涅槃》云：勿殺勿行杖等。此言何指。不知通解，輒妄引文。縱引嚴師，此乃引喻，不關正文。　　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之上的，充分的體現了對人的尊重。　　4．形式的靈活性　　在正常情況下，依律，比丘在受戒後五年內的都需要進行依止，對依止之事的要求也很嚴格，如《行事鈔》中引說：　　《十誦》，無好師聽五六夜，有好師乃至一夜不依止得罪。《摩得伽》：至他所不相諳委。聽二三日選擇。此律亦爾。　　《五百問》云：若不依止飲水食飯坐卧床席，日日犯盜。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況，可以靈活運用，開許不依止。對此，《行事鈔》中提到幾種情況：　　(1) 「守護住處」、「有病」、「看病」、「自有智行，住處無勝己者」時，可以暫時不依止。　　(2)「樂靜」(即住在阿蘭若處)、「飢儉世無食」時，「若恐餓死，當於日日見和尚處住，恐不得者，若五日十五日若二由旬半若至自恣時，一一隨緣如上來見和尚」。也就是定期接受教導檢查，平時並未在身邊依止。　　(3)「行道稱意所，《五分》：諸比丘各勤修道無人與依止。當於眾中上座大德心生依止敬如師法而住」。也就是沒有具體依止某人，而是隨大家一起接受某人的教導，前提應是可以做到「行道稱意」，即能夠起到實際的效果。　　5．教學的實效性　　針對當時依止與教學中的誤區，指出師資相攝要注重實際效果，為師的條件之一就是「能勤教授弟子」。　　對於教誡繁重，無法落實之弊，《行事鈔》中說：　　今聽講禪齋，初學者並令依止。每日教誡，過成繁重。不行不誦，徒設何益。　　對於攝徒過多的情況則指出這樣做，根本無法成立真正師資相攝，有名無實，如：　　比有大德多人望重，每歲春末受戒者多。一坐之間，人來投請為和尚者，或十、二十，及至下座，獨己肅然。此則元無兩攝，成師之義略同野馬，極而言之，受同陽焰。　　三、現實的啟發意義　　師資相攝是佛法教學得以展開的最直接的環節，它意味著通過人與人的直接交流來實現佛法在現實中的傳遞。自釋文希於公元1906在揚州天寧寺開辦「普通僧學堂」，隨後楊仁山在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舍」，中國的僧教育就開始走向以佛學院為中心的模式。雖然，近年來，教界對佛學院式的教學提出了一些反思，但比對中國台灣、日本、東南亞等地佛教發展的現狀，再看一看藏傳佛教近五百年來的歷史。顯然，佛學院式的教學有其成功之處。應該說，在未來佛學院仍將是僧教育的核心，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辦好佛學院，而不是否定其作用。在佛學院中教學得以開展的基本環節仍在師生之間，師資相攝法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1)正常教學系統中的善知識　　由前可知，《行事鈔》中的《師資相攝》是以一個出家人在具備了正式的身份(具足戒)之後到完成獨立的僧格(可以在戒律的行持上離開師父)為中心的，重在培養戒律的行持。與之相應的依止師則是在正常教學系統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善知識，而不一定是有名的大德。在佛法的修學中能夠得到名師的指點，是每一人都夢寐以求的理想。希望能夠通過明眼人的指點，少走一些彎路，雖是人之常情，卻多少含投機取巧的意圖。在正常的教學系統中佛法是由聞思修、戒定慧漸次而成。超越了次第，也就缺乏相應的基礎。如沒有完成戒學的基礎，想要進一步達到定學乃至慧學的圓滿是不可能的。如果按一定的次第而入，其中並沒有什麼玄機之處，而高人之指點，也還是建立在完成了相應的基礎之後的點睛之筆。　　正常教學系統中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善知識的價值，就在於幫助學人完成佛法修學中的基礎構建，相對漢傳佛教而言，藏傳和南傳佛教由於保留了由聞思修、戒定慧而構成的正常的教學系統，故而能夠在今天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　　正是由於這種普遍意義上的善知識的存在，才使得在佛法的教學中師弟之間可以進行經常性的交流，從而保證了教學通過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和督促反饋的方式得以進行，使得教學起到了真正的效果。反之，縱使依止了名師，如果師父很忙，沒有時間；或者弟子太多，無暇顧及，師弟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依止也就失去了意義。　　漢傳佛教佛學院式的教學，雖有一些不如意之處，但在總體上是朝著建立由聞思修、戒定慧而構成的正常的教學系統而努力，其中的任課老師和學生之間也可以建立起合於今天時代的相攝關係，現代教育中的導師與輔導員制度與師資相攝有類似之處，可供借鑒。　　(2)注重佛教的師範教育　　無論是佛法還是世間法，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共同之處。就世間而言，教育是一門單獨的學科，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佛法的教學與之有著相通的一面。從前面的介紹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在師資相攝法中存在著的一些基本特點，如民主性、雙向性、人性化、靈活性、實效性，這些恰恰都是現代學院式教育所主張的。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也不應該否定學院式的教育，而是應該思考如何在學院式教育的優點中去貫徹佛法的教學。　　當今的時代，是一個多樣化、信息化的現代社會，人們見聞覺知的對象都空前地發達，有著各種各樣的想法，很難被某種單一的模式所束縛。出家人也是一樣，面對著複雜的環境，要保證教學的有效，研究和實踐中的靈活多變的教學技巧必不可少。許多佛學院的老師都有著一定的佛學基礎，但僅此還不夠。如果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師範教育，借鑒現代教育學的成果，豈不能更好地成就所謂的「說法善巧」。　　佛法是不共世間的，一部分學佛者以此為由，高舉著衛教的旗幟，反對佛法對世間善法的善用，以為那樣便是對佛法的玷污。殊不知，佛法從來不否認世俗諦的相對緣起，而流傳於世間行之有效的規律，必是從某種程度上符合了正確的緣起法。這是應該為我們所用的，世上本無絕對的緣起，緣起就意味著沒有絕對。不可以以此為藉口，否定在現實環境中對客觀規律的尊重。　　事實上，對佛法認識上的錯誤認知是當前漢傳佛教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缺乏對傳統的有效繼承，使得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都很茫然，要麼不知所措，要麼抓住一些一知半解的東西當作救命稻草。不能夠從全部佛法的角度出發，深入問題的本質去正確認識問題、解決問題。　　《行事鈔》所表現出來的教學特點，多有《律》及《經》為證，佛陀昔日制戒的一大原則，就是依緣起而制戒。戒律的制定往往會因具體的情況而有初制、再制和定製，這其中的變化是因具體的緣起而有，體現的是對當時緣起的的尊重。這些教學特點，今天如果不能把握其實質內涵，僅是簡單照抄，或許僅僅會成為一種形式而無法起到相應的作用。所以在現實的緣起中，依照教育本身的規律去探尋更為具體、有效的教學方式才是活水之源。因此，正規的師範教育對師才的培養決非可有可無。　　(3)以僧團為中心的教學相長　　佛法的住持離不開僧團的正常運轉，僧團的正常運轉所依靠的是戒律。世尊制戒的原因如《摩訶僧祇律》卷1云：「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完整的戒律，尤其羯磨製度的執行，只有在僧團中才易完成的。在僧團之中由於有互相督促和互相勸諫的作用，戒律的清凈也易於完成。《師資相攝》比較好地體現了這一原則，而且其重點也在戒學方面。　　如前所說，不僅師父對弟子有監督指導的作用，弟子對師父也可有所促進。雙方體現的是一種教學相長的良性發展，其結果是促進了師弟雙方，使得整體而不僅是個人，都有所增上。通常，談到依止善知識時，都只注重單方面的遵從，更多的是強調「視師如佛」般的膜拜，而忽視了其中的雙向性和民主性。古人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忽視了雙向性和民主性，其結果，從好的方面說，僅僅有利於弟子的培養，況且還不一定；而對師父而言則缺少了一些發現自己不足，從而進一步提高的機緣。對僧團而言，久而久之，易形成集權和一言堂的傾向，不利於僧團正常健康的發展。　　中國的教育思想在近代有一變化，就是認為教育的目的由培養出色的個人，轉向注重對社會的改良。僧團也是一個社會群體，從《阿含經》及《律》來看，我們會發現其中早已具備重視僧團的理念，只是在長期的流變中逐漸失去其本色而已。　　《師資相攝》的正常開展離不開僧團的健康運轉，只有在僧團的正常運轉中，才能形成良好的道風，師弟間的教學才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在戒律、教學和僧團三者之間存在著相互支持的關係。健康的僧團如《行事鈔》所言：　　界中行者安神進業，若斯御眾何事不行，既行正法，何人不奉，豈止僧徒清肅息俗歸真，方能扶疏道樹，光揚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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