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壇的爭論

文壇警示的緣起今歲法國弗拉瑪里翁出版社特別推出的語言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教授的新著《文學的危殆》（La littérature en péril），被稱為西方新批評陣營內的「起義」。托多洛夫從法國文壇現時情勢出發，幾乎全盤否定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法國興起的西方「新文論」在文學創作、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等領域的實踐，給其貼上了「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主義」的三段式標籤，稱此文論將生動繁漫的文學研究縮微成純粹的概念探討和技術性求索，偏離了文學宗旨，給法國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人禍。夫唱婦隨，托氏之妻南茜·哈斯頓（Nancy Huston）曾以小說《斷裂線》（Lignes de faille）獲去年法國「女性文學獎」，今夏在接受《世界報·教育周刊》採訪時，積極唱和夫婿的論斷，坦言現代法國文學脫離生活，患了「精神分裂症」，是對文學天職的背叛。她特彆強調，純技術性的文學批評形成「偏航」，而這一偏離與當代法國小說的相對貧瘠不無關聯。法蘭西文學院院士、《從拉伯雷到保羅·梵樂希》一書作者馬克·弗瑪羅里（Marc Fumaroli）繼之「揭竿而起」。在接受《新觀察家》雜誌採訪時，他用更激烈的言辭指責新批評在法國文學教育領域故弄玄虛，釀出苦果。他指摘一幫自稱注重「科學性 」的語言學、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追隨者們佔據國家教育決策機構，為患公民教育，導致三代人的「民族慘況」。且看，所謂具有「超驗性」的語言學善於炮製莫名其妙的術語，在學校將優秀的文學詩文欣賞變成戒條式沉悶乏味的概念遊戲，使學生興趣索然，更失去了滋養思維、陶冶性情，抵禦消費社會傳媒種種弊病的重要職能。弗氏甚至嘲笑說，現行的文論研究枯燥得如同洗衣婦的賬目。同時，這位院士把矛頭指向阿蘭·羅伯·格里耶等人藉以出名的「新小說」，申斥彼類形式主義的作品蓄意抹殺小說故事情節和人物感情，陷入寫作者的自我膨脹，全失文學創作中啟智度眾的人文主義飛升。談及這種偏離的原因時，茨維坦·托多洛夫毫不猶豫地將之歸咎於結構主義，認為正是這種形式主義的專製造成當今法國文學極度缺乏活力，乃至在死胡同里徘徊。同弗瑪羅里院士一樣，他也抱怨前衛的年輕作家無視文學與世情的關係，放棄在敘事中描寫人生的傳統，將文學創作貶低為簡單的文字遊戲。這裡，他主要指新小說派作家，更牽扯到伴隨新小說、新戲劇和電影新浪潮存在的新批評。令人吃驚的是，茨維坦·托多洛夫先生曾經是一位新批評家，特別是結構主義的積極鼓吹者。曾幾何時，他自相違背，突然開始回首反思。托多洛夫的心路歷程托多洛夫原籍保加利亞，1939年生於書香門第，四五歲時就能閱讀《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一千零一夜》，乃至少年版的《悲慘世界》《霧都孤兒》《塔拉斯貢的達爾達蘭》和一些蘇聯小說。上中學後，他又接觸了托爾斯泰、契訶夫、果戈里、巴爾扎克、莫泊桑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幼小年紀的托多洛夫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樊籠中，他渴求自由天地里的「真實生活」。進入索菲亞大學後，校園內意識形態的禁忌使他更受壓抑，感到只有文學可以避開主流言語，不自覺地漸漸滑向對作品所含意義的棄置。他覺得一切都是先入為主的判斷，惟有形式主義的探索才是自由的。於是，他在歷史決定論的影響下勤力朝著文學形式理論家的方向發展。1963年，他去國到巴黎定居，學文早成，自然而然地對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產生濃厚興趣，進一步研究起文體結構和敘事樣態。他集次翻譯了1920年俄國形式主義流派的文獻，同時又結識了修辭學家錢拉·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倆人大論是弘，一道為締造「結構主義批評」的深層理論效力。自茲，他加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新批評行列，名聲鵲起，儼然成了一位權威，勢傾文壇殿堂。如今，凡研究此術者言必稱托氏。托氏著作等身，先後發表了《結構主義詩論》《散文詩學》《惡名與善誘》《批評之批評》《世界的新紊亂》《歐洲人的思考》等三十餘部學術專著，為文學修辭考究和結構主義批評參照要籍。其《語言科學百科辭典》更為人文學科研究者所必備，影響至今不衰。早在1968年，托多洛夫就在《詩論》中搬出20世紀初俄羅斯文論的形式主義派及 「莫斯科語言學社」創始人羅曼·雅各布森倚重技術術語，對詩歌進行語言學研究，探求其固有價值的一整套理論，為新批評運動造勢，拓展疆界。曾同托氏合作的亨利·麥紹尼柯當時批評他將詩歌研究局限於對一個作品進行重言式描述，認為那忽略了形式與涵義的統一，顯得荒誕不經。麥紹尼柯確信文學與生活密不可分，倡言文學分析要突出創作生命力，消除形式主義。亞里士多德《詩論》研究專家彼埃爾·奧本克也說不能讓詩歌的能動性萎縮成抽象的概念。然而，托多洛夫居守繼續求新的前衛，他在《幻想文學》緒言里聲稱一定要「道出作品沒有說到的境外之幽 」，跟羅蘭·巴特所謂「希求的不再是作品本身，而是它的話語」如出一轍。他給《危險關係》一書寫的導讀——重點在突出體裁、言語和解析等文學範圍里的結構概念，而不涉略作者思想在作品裡的反映——就是這種理論實踐的典型。上個世紀60年代，這種新形式主義在法國形成，托多洛夫可謂為之立下汗馬功勞。在回憶新形式主義文論形成的初期時，托氏難以忘情地慨嘆：「顯然，當時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是十分誘人的。否則，它們不可能使整整一代人著迷。倘若說那樣可以使人對社會和作品另開眼界，其惹人注目的辭體難免屏蔽文學的對象。」接著，他又說：「結構主義在學校里的傳承導致方法嬗變成了目的。原本用於更好理解文本和社會現實的工具，轉而成為一種終極目標，這並不符合我本人的求索。我自己在演化，現今對智性體驗與生活的隔絕產生質疑。因為，透過形式結構，文學讓我 感興趣的，依舊是人類的境遇 。」聽其言，似乎老邁的托氏已感覺出自身的不甚協調了。應該承認文學是思想托多洛夫斷言，現代文學正受到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主義的嚴重威脅，從中學到高等學府的文學教學已深陷純技術性的危險泥淖，不得自拔。其警世箴言正通過媒體，特別是由法國新當選總統尼古拉·薩科奇提議而設立的「人文科學教育思考委員會 」散播開來。在接受《世界報·教育周刊》雜誌採訪時，托多洛夫回答：「應該承認文學是思想。正因為如此，我們還在繼續閱讀古典作家的書，通過他們講述的故事看到生存 要旨。當代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卻常常顯示這種思想與我們的世界業已中斷了聯繫。當務之急，是要言明文學不是一個世外異域，而屬於我們共同的人類社會 。 」托多洛夫接著申明，他並非要譴責文學上的形式、虛無和唯我傾向，而是對這類理論統治社會的現象不敢苟同。所以，他寫了《文學的危殆》，聲言 「21世紀伊始，為數眾多的作者都在表現文學的形式主義觀念……他們的書中展示一種自滿的境遇，與外部世界無甚聯繫。這樣，人們很容易陷進虛無主義……瑣碎地描述那些個人微不足道的情緒和毫無意思的性慾體驗」，「讓文學萎縮到了荒唐的地步」。托多洛夫還說：「第三種傾向是唯我獨尊，原本始於惟有自己存在的 哲學假設。最新的現象為「自體杜撰」，意指作者不受任何拘牽，只顧表現自己的情緒，在隨意敘事中自我陶醉 。」作者的結論是：從20世紀到21世紀初，形式 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主義在法國形成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從而導致一場空前的文學危機 。南茜·哈斯頓屬而和之，頗有感觸地肯定現代文學有 「自戀癖」。她著重指出：「這種精神分裂症在我們中間蔓延開來，造成一種分化局面。一方面，輿論把虛無主義文學吹捧上天；另一方面，庶民的生活意願則遭冷落……我感到，這是放棄，幾乎背叛了文學的聖約。」她列舉了伯恩哈特、耶利內克、昂戈（Chiristine Angot）、烏埃爾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昆德拉等當今走紅的歐洲作家，表示無法贊同他們的創作傾向。因為，對他們來說，「惟一可能的認同，是讀者應贊同作家傲慢地否定一切，再加上對文學體裁和文體神聖意念的超值估價，讀者惟一合乎時宜的應和，就是賞識作家的風格和清醒的絕望，而後者則過細地肆意描繪，從而唾棄眼下這個不公平的世界。」針對這種現象，南茜·哈斯頓寫了《絕望嚮導》（Professeurs de désespoir ）一書，指斥虛無主義派作家，「面對著一些絕望嚮導，一些狂妄自大，而又絕頂孤僻之輩，一些憎恨兒童和生育，認為愛情愚蠢之至的人，怎麼還能來構思一種大體還過得去的日常生活呢？」最後，托多洛夫道出了他們夫婦的心聲：「這種虛無主義的思潮，不過是對世界前景極端的偏見 。」文學滋潤是文學教育的核心因素文學研究中形式主義泛濫，法國教育系統也深受其害。短短十幾年內，中學裡選擇文學方向的學生，從原先的33%驟降到10%。1994年至 2004年期間，托多洛夫曾在「法國國家教育規劃委員會」擔任要職，如今不得不承認自己應該對這種糟糕局面承擔責任。他悔恨說：「對於把符號學引進中學教育一事，我所參與的運動自然得負一部分責任……教師們因之感到失望和幻滅。因為，他們原是出於對文學的熱愛任教的，本不該來貫徹這一位或那一位文論家的抽象概念。」照托多洛夫看來，學校文學教育的惡果是形式主義文學批評之過。他揭示，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起，教學就墮入無視文學本身，而專門咬文嚼字的深淵。工具和方法取代了文學對象，表面形式掩蓋了實質內容。譬如，學生在讀波德萊爾的詩作時，必須弄清楚修辭學換喻與提喻的區別，對「惡之華」的美學內涵卻無動於衷。學校的目標不單純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人的精神，讓人真正學會處世。在這方面，文學滋潤是教育的核心因素，決不能將研究方法當成終極目的，那悖逆文學天職，現在該恢復文學教程的原本要旨了。南茜·哈斯頓堅信文學觸及事物的本質，深入人的靈魂深處。她也曾對羅蘭·巴特的暗碼結構解密法著迷，並緊隨其後。但如今大覺，頓悟彼翁的雕蟲之術空洞貧乏，只注重歷史結構分析戒條的內限，遠不及認真研究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那麼觸動人心。她特別批評《基本粒子》《平台》和《可能島》的作者米歇爾·烏埃爾貝克，指責此君的作品裡已無具有個性的人類，只剩下一群失去靈魂的烏合之眾，這當然無益於讓年輕學生睜眼看世界，體驗他們自身的生活。凡此種種，作家應當警戒不怠。至於馬克·弗瑪羅里院士，他受命主持「人文主義文化最低限度教育大綱思考委員會」，志在激揚文教，所持觀點同托多洛夫和南茜·哈斯頓略同，也為法國學校的教學狀況擔憂。他說：「我怕很少中學生能有機會接觸到尼采，或者托爾斯泰的作品……現有的教學大綱繁瑣得令人窒息，充斥著教師培訓學院炮製的術語……經典詩文名著都被所謂的超驗科學弄得全失其物象意趣，乏味不堪……我們的任務是恢復簡潔明晰的教學，同時又不忽視學生判斷能力的培養。」顯然，弗瑪羅里攻擊的也是新形式主義文論家，譏諷他們起先發了尋章摘句的文飾狂，今天突然跳起脫衣舞，轉身溜之大吉。這裡，托多洛夫不幸被言中。歷史無情，今朝被現實否定的，恰恰是昔日的「積極影響」。現今的法國文學何時有回天之力像一塊投入池塘的礫石，托多洛夫新著《文學的危殆》濺起了水花。《新觀察家》《方位》《瑪麗亞娜》《影視綜藝》《世界報·教育周刊》《十字架 報》和法廣文化台等媒體紛紛報道和發表評論，展開了一場關於法國文學現狀的討論，涉及到整個西方的新文論，尤其是文學批評與研究。《瑪麗亞娜》雜誌用「全盤否定」一詞來突出托多洛夫對當代法國小說的總評價。《新觀察家》則體認法國的知識與價值傳承出現危機，文學受到狹隘觀念的壓抑，偏離宗旨，需要深究根源。《世界報·教育周刊》尊信託多洛夫的分析，稱他和南茜·哈斯頓敢於挺身而出，努力捍衛法國文學，而它正受到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獨尊論及危險的純技術性教育大範圍的統治和嚴重威脅；後者無異于美人魚妖媚的歌聲，海上水手理當竭力抗拒。在《文學質疑》一文里，女評論家安娜·蘇菲談到一些人對《文學的危殆》的非難，認為不應壓制一位「前結構主義者」的反思。因為，他醒悟到自己引進教育界的「解構方法」會毀掉學校的教育。 她指出托多洛夫切中了法國當代文學的要害……坦率揭露了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 「虛無主義」和「戀己癖」。她追憶了朱利安·格拉克在1950年發表的文章《胃口文學》，說作者擯棄薩特和德·波伏娃夫婦的「存在主義」，實際上是對社會上盲從哲人傾向的否定；現今托多洛夫抵制一種文學逆流，完全是從全局觀出發的。她籲請作家切忌「以天主自居」，勿再自我欣賞，徹底擺脫形式和虛無主義的束縛。另一位文學評論家莫奈爾也通過電台發表看法，體味托多洛夫關於法國當代小說「蛻化」、「縮水」和「平庸」的高論。他確認，近年來法國文學界奉行納蕤思主義，熱衷於系統的「自體杜撰」，法國小說遭難，變得語言封閉，空無思想，惟余絕對的自我滿足，實讓人難以承受。他認定法國小說當今處於志亂神迷的蕭條滯境，依舊不見後來者能使之復甦。實際上，目前六角國國內追捧的作家，在其疆界外均引不起什麼反響，甚至備受冷落。核心問題在於，他們確實無話可說。最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龔古爾文學獎竟然頒給了弗朗索瓦·沃耶岡（Franchois Weyergans）的《拜母三日》。而其作者只不過是借小說形式填充自身想像力的缺失和虛空。像喬納森·利特爾那樣求助於折射寫實主義，實際上也無濟於事。法國文學正被一幫「先鋒頭目」窒息，復興尚待時日。既然如此，又有何理由拒絕反思，不來分擔托多洛夫的憂心呢？莫奈爾的結論是：「總體上說，現今的法國文學，尤其是小說創作，如同止水……不知靠誰，又到何時才能有回天之力。」反對派：當代文學如原上草，歲歲枯榮然而，評論界對托氏言行所執各殊。有一批樂觀派，尤其是靠「新文論」在學術上發跡的顯要們，害怕失去自己成業的既得地位，故切齒對《文學的危殆》一書作者群起而攻之。他們不厭其煩地引用羅蘭·巴特和馬爾泰·羅貝爾的經典，反駁托多洛夫對新批評的「詆毀」，稱其給法國當代文學「抹黑」。女記者納塔麗·柯羅姆在法國教育部為教師和相關人員規定的必讀刊物《影視綜藝》上發表文章，反擊托多洛夫的「起義」。柯羅姆一口咬定：法國小說處於極佳狀態，不存在任何問題，而且還會錦上添花。她援引埃德蒙·龔古爾關於小說已經衰頹殆盡、無語再發的名言來反證新文論出台的現實根據，為當前法國文壇的衰憊辯解。豈知，埃德蒙·龔古爾的話是有歷史背景的。而且，正是龔古爾兄弟在左拉之前提出了自然主義的系統文學理論，革新了19世紀後半葉的法蘭西文壇。柯羅姆女士搬出埃·龔古爾來掩護己說，似已遺忘了法國文學史。更有甚者，雅克-彼埃爾·阿邁特在《新觀察家》雜誌上撰文，狠批《文學的危殆》一書誕謾，稱作者是惟言可非之事以為說，對法國當代文學的武斷否定無所憑依，也根本不符合事實。依他看，從蒙田到萊奧托和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的自傳文學譜系是不可棄絕的。當代文學雖遭受達達流派和超現實主義的重創，讓超市商品化，任「捉刀人」敗壞和被令人難以置信的電視台糟蹋，但「小車不倒只管推，依然滿載前行」，甚至在魔法的庇佑下十分強健，似原上草一般，歲歲枯榮，湧現出塞利納、格拉克、勒·克萊西奧、尼娜·布拉維和奧利維埃·羅蘭等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作家，與托氏描繪的赤貧文藝圖景甚不相符。阿邁特尤其不能容忍托多洛夫對克麗斯蒂娜·昂戈的「自體杜撰」、烏埃爾貝克的「蒼白宇宙觀」和午夜出版社一群新小說家「空白寫作」的影射嚴責，貶其為「博學的鼓噪」、「結清商的陋姿」 和「殯儀館裝殮作態」。如此「妙喻」可謂嚴厲尖刻之至矣！阿邁特還批評《文學的危殆》一書作者在談及義大利文藝復興、歐洲18世紀突變及萊辛、康德、貢斯當，特別在對比喬治·桑與福樓拜的意識形態時，謬戾顯然，且其說教離奇怪誕，欲語又止，讓人不知所云。阿邁特揭其老底說：「茨維坦·托多洛夫系符號學家兼歷史學家，享有國家科研中心榮譽導師的頭銜，是一位學有經法，非同小可的人物……現在，他居然揭竿起義，宣告從蒙田到塞利納的文學傑作處於危境，法語教育因轉向符號學和詩學釀成一場災難。可是，他曾在上世紀70年代主辦《詩學》叢刊，恰是這方面一位顯赫的辯護士。而今，竟然是他來揭露人們在學堂用可怕的方法解構文學經典，驚呼優秀文本被人從它們的歷史時代切除下來，放上陳屍台，用所謂的『概念』手術刀解剖，簡直變成了製造死亡的行當。他還稱那是一套莫里哀式的巫醫胡謅，扼殺了閱讀者的眷慕,自己現在好像有些悔恨莫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正是托多洛夫本人對裝備這一套法醫工具做出了貢獻,而他自己今天反而見之毛骨悚然了。因為這種概念工具將文本里的黃金屋變成了鉛房,導致學生對文學經典失去興趣……確實，比起文學試場上的結構主義者們來，誰不更喜歡拉封丹寓言里歡叫的青蛙？比起塞里西學術討論會上那些符號學家的閱讀表格，誰不更喜歡聽左拉小說里的情愛絮語？比起錢拉·熱奈特的文體錯格，誰不更想一睹普魯斯特筆下巴勒貝克堤岸如花美姝的芳容？」依阿邁特所見，托多洛夫的指責遠遠超出了學校範圍，實際是針對一批他所謂的「塗炭生靈」的作家。他說：「托氏還鞭笞『自體杜撰』的文學類別，咬定此類作家導致了文學的沒落。」由此，他給托多洛夫扣上了「偽虔誠信徒」、「沒落學家」、「懷舊者」和「清算派」等一連串帽子，大有欲將托氏釘上恥辱柱之勢；只緣一個反叛者有意無意衝擊了法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既立秩序。域外旁觀者的思考異國之說，實難詳悉，筆者更無意介入托多洛夫近著《文學的危殆》當前在法國引起的激烈爭論，只覺得當今世態總有出人逆料之處。譬如，現今對全球化最強烈的批評竟來自起初全球新經濟理論的鼓吹者。在文學領域，像季諾維也夫等被蘇聯「革出教廷」的不同政見作家，在西方受寵幾十年後一反常態，聲稱那邊既無自由亦無民主，紛紛返回了自己的祖國。茨維坦·托多洛夫當不屬此類，但他原先也是不願在保加利亞受文化壓抑，24歲時到法國選擇了不那麼約束人的自由學術環境，興奮地投入歐洲文學研究的新形式主義熱潮，完成了學術上的「語言學轉折」。法廣文化台提醒聽眾說：「這個時期，像熱奈特或巴特一樣，托多洛夫是一位形式主義論者。他們都力圖從特殊的形式結構來闡釋文學作品……終了，托多洛夫經過反思，發現這種方法過於死板，乃舍虛就實，歸根返約。」試想，當年托多洛夫跟熱奈特一道推翻「作家-批評家」的傳統模式，代之以「作家-批評家-學者」三合匯，棄置文本充溢蘊涵的研究，只專註於呈現創作的結構規律。但是，文學作品的結構一般是離不開作者的思想與藝術觀的。天花散盡，起始托氏的「三合匯」，隨時移蛻變為形式主義、虛無主義和唯我獨尊的「三合一 」，在法國文學批評和教育界泛濫成災。托氏自己也難避偽學者，靠騙術欺世盜名之嫌。這一切，究竟是誰之過？在阿邁特和納塔麗·柯羅姆等人眼裡，若托多洛夫所言屬實，那麼他自己則無疑是個始作俑者。托多洛夫是否從一個極端跳至另一個極端？自然，他這樁「文學公案」應由法國人來公判，此是彼非，以正褒貶。西學東漸，於今我國有的高等學府里，人文科學的前沿研究也將歐美的形式主義大師們奉若聖明，這種局面造成研究者役人，往往比創造者更凸顯的現象，正應了美國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今世見證：創作藝術的實踐降格到了受學問奴役的地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當今求實之士盡沒為隸。高者流， 卑者止。上界鐘聲下界聞。歐陸衰翁茨維坦·托多洛夫將摘葉尋枝的虛境翻成靈性的悟境。為匡正流弊，他專門出書志懷，破崖岸而否定了自己在新文論上的無前赫 赫偉績，實催萬方眾人警醒體悟，聯想到英國浪漫派詩人華滋華斯聽厭盲風怪雨的詩句：「我們的喧嘩歲月，不過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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